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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应铨
       吴先生有几次谈到他的同班同学程应铨。他和吴先生一样，同受中国建筑界泰斗、与梁思成教授齐名的杨廷宝、刘敦桢、童诸教授的教诲，同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
       程应铨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也属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结束后，战时为盟军翻译官的程应铨由缅甸回到昆明，一九四八年受梁思成先生之聘到清华建筑系任教，深受梁先生、林徽因先生赏识。程先生曾跟我说到，他当时到清华来，主要原因是想留美，结果却倒了大霉。按当年清华惯例，清华的年轻教员都有机会赴美深造。新中国成立后，美帝侵朝，中美交恶，程先生也就没有了留学美国的机会。但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程先生仍获得信任和器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被派为中国建筑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进行考察。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学术机遇，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和光荣。后来陷入逆境的程先生，对这段经历，仍然十分怀念。他说，代表团有个规定，一个人不能单独出街，他却擅自离队跑到莫斯科街头，为的是跟市民学俄语。那时，刚刚自学俄文的程应铨，即从俄文翻译出版了《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上、下册,《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等书，还从英文翻译出版了《城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雅典宪章》的译者署清华大学建筑系。这一次我就此问吴先生，吴先生告诉我：“是程应铨译的。”
       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短短几年内推出的上述译作，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有关城市规划学术文献。那时候，吴良镛先生有许多行政事务，花在学术上的时间和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他这位同班老同学多。这是实话。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个人出书被当作追求“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行径。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已极少人“成名成家”，也没有人敢于“成名成家”，但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仍没有停止在教师、学生中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吴良镛先生在学术方面，早已建树多多，但他直至一九八八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文论著，不能不说是对“成名成家”的批判，曾心有余悸。
       一九五七年，程应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对彭真”，也即在北京旧城保护和城市规划问题上，与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观点不合。实际上，他也只是支持梁先生的观点。但梁先生受到保护，没有成为右派。据说他的另一个罪行是在教学中鼓吹伦敦哈罗新城所采用的“邻里单位”的理论和模式这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货色。西方城市规划和居住区建设中的“邻里单位”理论，一九二九年由美国建筑师帕里（A.Perry）首先提出，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等第一次实践了这一理论和模式。“二战”结束后，五十年代初期，伦敦哈罗新城正是这一理论和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其具体做法是：每一“邻里单位”以交通干道为界，界外车辆不得进入；每一“邻里单位”设一所小学，小学生均不必穿行干道到别的“邻里单位”去上学；每一“邻里单位”按人口规模安排托儿所、幼儿园、公共绿地和设有商业、服务机构的“公共中心”。
       但是，英国哈罗“邻里单位”的理论和实践，在苏联却遭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一种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反动的城市规划理论，至少也是一种鼓吹阶级调和、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反动伎俩。斯大林逝世后，“邻里单位”的理论和模式在苏联城市新住宅区规划建设中被普遍应用和照搬照抄，但苏联人不叫它“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而叫做“小区”（Микрораuон)。此时，我国仍继续学苏，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邻里单位”，一方面引入苏联的“小区”。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我国城市住宅区规划建设中才名正言顺地采用了“小区”的理论和模式，并学着苏联人把新建的住宅区称作“小区”，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莫斯科走访了建于五十年代的、被我国建筑界引为样板的几个著名“小区”，只见小区内的小学显得十分宁静，学生不多，而许多托儿所幼儿园都已关门大吉。“公共中心”的商店里空无一物，一般都由一两位售货员在门口摆一张桌子出售公价的面包、牛奶和鲜果汁。商店无货，几近关门，是政权易帜之后的暂时现象，而人口老化导致托幼机构歇业，却是一种必然，都怪不得规划师和建筑师。我国城市“小区”中的托幼机构和小学校的规模和命运，于今已有人关注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术思想禁锢的情况稍有松弛，我们教研组在讨论城市住宅区规划理论时，终于鼓起了勇气，按照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苏联的“小区”理论，是从英国学来的，它跟英美的“邻里单位”本是同一种事物，并为强加在“邻里单位”上的罪名“平反”，从而认真总结了首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小区”建设的经验。这一次讨论和总结，吴先生和程先生都参加了。
       在上述讨论过程中，有一篇关于“邻里单位”的英文文献，会上决定由程先生译出。我中学时学了六年英语（高中时的英语教师是清代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的孙子黄延赞先生。他教得好，我也自以为学得不错），大学时改学俄语，也不敢公然去图书馆阅读帝国主义的英文书刊，英语差不多忘光了。那篇程先生要翻译的资料，我也偷偷拿回宿舍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了出来，又偷偷跟程先生的译文对照，自惭形秽，赶快撕掉，不敢吱声，只是很佩服程先生的译笔。当时，建筑系图书馆有一本厚厚的意大利文城市规划杂志，全系无人看懂，只看图，不识字。正值政治气氛稍有松动，有一天，程先生公开表示，为了看懂这本城市规划杂志，他打算开始自学意大利文。不久，阶级斗争一紧，估计程先生是无心于此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每月供应二两芝麻酱。程先生没有家，也就没有这二两麻酱，有钱也买不着。我和妻子都不吃麻酱，就把它送给了程先生。当时，政府放宽了海关限制，特准海外华侨往国内寄包裹，主要是食物，每一邮件只收取五角钱的手续费。我在南洋的父亲、姐姐和小学时的校长，我妻子的母亲和兄嫂，都争着给我们寄面粉、布料和食品。他们知道我是搞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特给我寄来一个英国制的望远镜，说我考察城市或参观高楼时有用。程先生来给我们的女儿照相，知道我从未用过这个望远镜。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有一个侄女过生日，他要送一件礼物，“你的望远镜不用，……”我说那你就拿去吧。过几天，他说那架望远镜已送给侄女了，并专门买了一架旧照相机回赠我，那是可照十六张的照相机，德国名牌。
       “文革”中，早已妻离子散、仍戴着“右冠”的程应铨先生一度被隔离审查。在清华大学充满“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惊惧、绝望，自沉于校园内之西湖游泳池。在此之前，由于怕被揪斗，他不敢回宿舍睡觉，不止一次躺在校内西南区的干河沟里过夜。“丧家之犬”，莫过于此。事实上，无论是造反派还是工宣队，都认为他是“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都不曾揪斗过他。当时，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查，白天就跟程先生编在同一个“学习班”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两位工人和一位解放军战士，经常找我们这些正被隔离审查的人个别谈话，攻心。三个人谈话、攻心的方式多具特色。一个工人叫大老郭，是全系负责人，个别谈话时，他会突然变脸，大吼，拍桌子，“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经受不了这种恫吓的人，就会自杀。那位解放军战士，话不多，也不急，但最后总会甩出这么一句：“我们的枪子不是吃素的。”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也有可能把人吓个半死。另一位老工人，是个老实人，个别谈话时总是那么几句:“要看到自己的前途，要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要自绝于人民。”程先生自沉是在晚上。当天，记不得是上午或下午，那位老工人找程先生谈话，还是老一套：“你要为自己的家庭着想，为老婆、孩子着想……”我坐在一旁，一面听见老工人对程先生的劝说，一面却瞥见程先生满脸惊异、愕然、痛苦的表情。我估计，正是这位老实巴交、不择对象、尚不知程先生身世的工人师傅的这一次个别谈话，成为对程先生生命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程先生是否还听到工人大老郭的咆哮或解放军战士的警告，我则不得而知。照当时惯例，工宣队员对被审查者的一次个别谈话，就是要对他开批斗会的预警。程先生平时就十分惧怕批斗会。但最“攻心”、最致命的恐怕是，听到那位老工人关于“老婆孩子”的谈话，早已妻离子散的他，必然是伤心已极，遂于当晚弃世。平时，程先生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仪表。他嫌校园内理发店水平低，经常专程进城理发。当晚，他在自沉之前，还特别换了访问莫斯科时所着的那套崭新的西装。那时候，“阶级敌人”自杀之后，都要开一个对死者的批斗会，但不知何故，对程先生的这个批斗会没有开。随后，清华大学给了一个结论，说程应铨“畏罪自杀”。
       今日中国建筑界、城市规划界已很少有人会记得或提起程应铨这个名字了。近年来，吴先生在自己的论著中，至少有三次提到程先生，还专门写了追忆的文章，肯定他在陷入逆境之前短短几年中所做的努力与贡献。一九五○年听过程先生讲城市规划原理的一位土木系学生，专门写了怀念程先生的文章，说程先生精彩生动的讲课，使他屡想转行搞城市规划，并于晚年真的转到城市规划这一行。另外，我们可以在叙述水利、水文学家，清华教授黄万里先生生平事迹的《长河孤旅》一书中，在《沈从文全集》中，见到程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拍摄的人物照片。
       二○○四年，是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林洙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和我》一书，一时畅销。该书于六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海《书城》杂志即刊出程先生的一位侄女——程怡先生的一篇长文，指出该书作者“在‘回忆’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一次让我的叔叔受辱”。为此，林洙及其著作被《信息时报》认定为二○○四年出版物中著作者失却应有诚信的三个事例之一，并以为这是“文人的沦落和悲哀”。
       听建筑系老人说，程应铨与林洙结婚时，梁先生是主婚人。张奚若先生得知老友梁思成要与林洙结婚的消息，曾警告说:“你若……我就跟你绝交。”后来，这位老古板果真与梁先生断了往来。
       梁思成先生和林洙先生结婚后，原来在梁家客厅中悬挂的，程家亲戚、被徐悲鸿称为“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李宗津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清华建筑系教美术课）所作的一幅林徽因油画像被取下。为此，梁先生、林先生的女儿梁再冰非常愤怒。
       梁先生病体十分虚弱，“文革”中挨斗时，须由一同陪斗的建筑系的教师踩着平板三轮，把躺在三轮上的梁先生送至批斗现场……要是没有林洙先生的细心照料，梁先生的脆弱的生命，绝不可能延续到一九七二年。二○○一年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纪念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梁再冰先生在提及林洙先生的名字时，很有礼貌地称为“林洙妈妈”。梁先生早已安息。前嫌尽释，也是人间之常情吧。
       一九五○年，吴先生自海外归来，曾经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城市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避免。几十年过去了。“现实所发生的一切远非如此。……人口问题，住宅缺乏，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投机，建筑混乱，私人汽车猛增……已经在我国发生，且有一发难以收拾之虞。”这使他清醒，使他焦虑，更使他深感责任重大。
       二○○二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曾以“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文化自新的努力”与同道和学生共勉，表现了一种不知倦、不服老的心态。
       作为一位学界泰斗，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他力求自己的思考、学说与社会主流保持一致。但是当他的思考与学说一旦跟社会风尚或决策者的一时认识或愿望相悖时，就会立刻化为泡影。他可以登上许多讲台，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央到地方，长篇大论，新见迭出；报告会讲谈会的高规格，听讲者的毕恭毕敬，热情可嘉，似乎听之恨晚。实际上，他所拥有的空间并不大。他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他的声音和文字，只能出现在讲台上、讨论会中，出现在杂志里或姗姗来迟的著作中；而被当作耳边风或被束之高阁，原就是必然的命运。待到读先生的文章，惊悟于他的批评和警告时，早已时过境迁，只成了历史纪录，令人感叹。这似乎不能说是悲剧，然也充满着悲情与无奈。
       吴先生选择的是致用之学，打从六十年前开始，坚持至今。面对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议题，却往往南其辕而北其辙：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和开发商；一个要保护环境，一个要政绩要牟利；一个要往东，一个却要往西。多少个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最最羡慕医院里的外科大夫，说一不二，谁也不敢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官员们说，台阶应该九级，柱子应该涂红，雕塑的火炬不该向右向左应该直冲云天；地产商说，河流应该填掉，容积率应该加大，古树名木应该让位给高级别墅。规划师建筑师只能一一照办。多少年中，城建界规划界流传着口头禅:“规划规划，鬼话鬼话”（被认为是无人理睬的鬼话），“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何日变为现实？），“规划规划，不如首长一句话”。首长一句话，或换了届，新来的首长的另一句话，都可以使规划师建筑师精心编制且已获上级批准备案的规划设计和正在实施的计划霍然中止，另起炉灶。这当不是悲剧，反而是一种喜剧了。
       作为一个技师，吴先生乐于把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尤其希望得到那些成了“长”字辈的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多少学生的名字，留存在老师的记忆与文章中。理想与现实，顺利与挫折，过去与未来，忧喜参半，悲欢交集，仍燃烧着不灭的希望。
       吴先生同时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六十一年前，他的水彩画就参加了全国第三届美展，以后又多次在国内国外举办过个人画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教书的吴冠中先生，就闻说中央大学建筑系有一个学生叫吴良镛善画水彩画，也见过他的画。五十年代，两位吴先生在清华建筑系共事。三年前，二○○二年，吴先生八十大寿，三联书店出了先生的画集，一本水彩，一本速写。吴冠中先生认为，吴良镛先生的画作“着眼于致广大而尽细微，就是说在整体统一的主调中刻画局部的完美”，“缘于感情的驱使，是陶醉，忘我，因而抓紧一切间隙而不知疲倦”。不少水彩画家的作品，难以望其背项。建筑学界泰斗，吴先生的先生童说过，“时间往往是匆忙紧迫的，但如果对某处文化历史环境特感兴趣，触目兴怀，流连光景，又有充裕时间，水彩画最合适不过了”。多少城市，在吴先生脚下匆匆流去。他在匆忙中写下的速写，与他的水彩画一样，有许多精品。街道，建筑，风景，人物，急就的画面，有时配上一行两行行云流水的行草，透露着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别具一格。
       吴先生的书法，常见者都是行草。十几年前吴先生挽倪天增的横幅，就是一件行书精品。一九九二年，《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出版，收录了四十多位教授的“墨迹”，其中就有一些书法精品。而在如今的清华，是无论如何也搜求不到这么多“墨迹”了。
       整整一百年前，严复任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校长时，自行起草、书写学校布告，文辞老到，书法精绝，布告一出即被偷偷揭走，成为复旦人的珍藏。思之令人神往。
       梁先生的老同事老学生，就爱谈梁先生林先生客厅里悬挂的梁启超先生留下的一幅书法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几十年来，书法曾被看作遗老遗少们的闲情逸致。但在清华建筑系（“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清华大学的“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仍留下几位业余书法家的雪泥鸿爪：
       毕树棠先生。建筑系图书馆图书管理员，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之一。已逝。
       戴志昂教授。他是戴季陶的侄子。已逝。
       黄报青教授。是梁先生最得意最怜爱的学生。因为“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至死。
       朱畅中教授。也以篆刻知名，是梁先生助手。梁、林两先生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他是参加者并代表两先生出席有关会议。已逝。
       汪国瑜教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参加者。一九九一年落成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里大幅隶书石刻伟人语录，就是他的作品，但未让他署名。今年八十七岁。
       王乃壮教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有现代书法作品问世。已经退休。
       我跟吴先生建议，老先生们的书法篆刻作品，应该及时搜集、出版。吴先生很赞成。然而，曾声称要培养千万富翁的清华大学，真会出这种集子吗？
       吴先生本可以著名画家著名书法家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国外，画画，写字，卖钱，过优哉游哉的生活。但他却一开始就选择了建设中国城市、构建中国城市科学的艰辛之路，一直视绘画、书法为业余。拜访快结束时，我跟吴先生说:“你的行书精品也应该尽快出一个集子。”并建议他多“休息”，从繁忙的设计、研究、著书立说和各种会议中匀出点时间，多出一些中堂之类的大幅作品。吴先生点点头，很高兴。我乘机求吴先生为我替一位青年朋友——吴先生的学生的学生所编的一本书《岭南建筑新语》题写书名。先生欣然应允。时在公元二○○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