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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布哈林的三本狱中遗著:理论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和《哲学短篇集》、自传体小说《时代》，手稿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狱中写就，在铁柜子里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得见天日。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生于一八八八年。在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的一九○六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敢于“反”列宁，即同列宁争论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在国家问题上、在革命的阶段问题上，他同列宁有过分歧，革命胜利后，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工会问题上也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一旦通过争论达成共识，他们又齐心协力地投身于革命的共同事业之中。在十月革命的风云激荡年代，布哈林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建国后的十几年，布哈林是理论宣传工作的掌门人，主持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他没有担任政府部门的工作，其身份是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他写出了得到列宁好评的《共产主义ABC》和总体上得到列宁肯定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善于总结吸取教训，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新经济政策宣传、论证和发展的重担，不惜为此同斯大林闹翻，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一个为信念而奋斗终生的人，甚至在他向斯大林求情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事业”，还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去劳改营再干二十五年，在那里建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或者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办集中营杂志、报纸等等，“为进行一项拓荒者的奠基性的文化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一九三七年二月底，布哈林在参加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时候，被直接投入监狱，一直关押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经公审后被枪毙。
       布哈林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问题的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但苦于没有时间，只写了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被捕前，他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忆说，布哈林被捕后，她根据布哈林所开的书目，往卢比扬卡监狱送去一九三六年在柏林购买的德文书籍，供布哈林在狱中写作《法西斯主义下文化的蜕化》一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第二卷。布哈林在被捕后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动笔，在四月七日以后完成。德国已经根据手稿的打字稿译成德文出版，书名为：《布哈林：狱中著作之一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一九三七年六月布哈林在起诉书上签了字，签字后布哈林获得纸张和书籍，开始写作《哲学短篇集》。此书完成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至八日。
       接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布哈林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时代》。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转交的手稿中有小说的头七章。他以为以后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在第七章末尾写了“完”字。实际上，在这以后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继续写作。
       布哈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他对理论问题极感兴趣，在世纪之初他对当时出现的经验批判主义就有着“某种异端的偏爱”，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他利用流亡国外的机会，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他爱好艺术，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是被当作“年轻的画家”接待的。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政论、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由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文献。布哈林拥有严谨的理论思维，也具备丰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写像《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深奥的理论著作，也能写像《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样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浅显易懂的通俗著作，还能写现在我们看到的《时代》这样的生动描绘世纪之交的俄国外省和莫斯科风情的文学作品。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个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最后竟被关进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在监狱里利用这个“闲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给我们留下这三部弥足珍贵的著作。
       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什么是悲剧？这就是悲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苏联社会存在的这种不仅布哈林一人遭遇的悲剧，布哈林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作专门的评述，他显然并不想在狱中同斯大林争论。但是在《时代》中我们看到布哈林对沙皇镇压的猛烈抨击。
       在小说《时代》里有伊万·安东内奇（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父亲）同斯拉维扬斯卡娅的一段对话，谈到了沙皇当局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
       关于布哈林的著作，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陆续出版了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一九八一），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布哈林多卷本文集，在八十年代初是空前的，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恐怕还可以说是绝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布哈林热已经过去，布哈林故乡也已对他失去兴趣。
       我们编译《布哈林文选》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秘密档案库里还保存着布哈林处在“生与死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写下的三本著作。一九九二年我去莫斯科访问，曾专门去“俄国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查阅布哈林档案，但在“布哈林卷宗”里几乎一无所有。唯一一份有分量的文件还是拉林娜—布哈林娜凭记忆写下送赠的布哈林的《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信》的打字稿。
       苏联时期的档案资料几经浩劫：斯大林镇压高潮期间，曾大量销毁手稿文件；后来，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期间，内务部也销毁了大量文件；据说斯大林逝世时在混乱中曾大量销毁档案资料，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期间还销毁了一批档案文件。但幸好斯大林时期还是保留了不少文件，原因之一是这些文件上盖有图章：“永远保存”在内务部和斯大林档案库。布哈林的三本遗著即属此类。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哈林被捕，在狱中度过十二个月，在卢比扬卡监狱写了这三本书和一札抒情诗。手稿立即被当作“绝密”文件送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藏之于斯大林的绝密档案库，也许斯大林是其唯一的一名读者。遗稿得见天日，是布哈林的亲属和美国的布哈林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多方努力的结果。
       斯蒂芬·科恩是布哈林政治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作者，从一九七五年起同布哈林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续写布哈林传的时候，他发现布哈林有可能在狱中写下什么东西，但直到同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谈话时才得知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以布哈林的亲属——妻子拉林娜和儿子尤里的名义搜寻手稿。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因为他卷入了党内争取对“党的档案”的控制权的斗争。不久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失去总统职务，也失去对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的控制权。一九九二年拉林娜已年近八十。她委托科恩为其代理人，以自己是布哈林所有文字材料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有权查阅一切与其案件有关的档案的名义，授权科恩查阅所有与布哈林有关的档案。原内务部档案库迅速给予肯定的回应，但科恩仍然无法进入藏有布哈林以及其他重要人物档案的总统档案库。一九九二年在公开审讯苏共的时候，科恩找到叶利钦的一个亲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惨命运的要求所打动。经他的联系，数周后四份手稿的复印件送达布哈林亲人手里。小说《时代》于一九九四年由进步出版社出版。其余手稿，包括哲学和文化的著作随后以俄文和德文出版。据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说，诗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编辑，暂时不能发表。另外一些重要文件遗失或被销毁，其中就有布哈林论述文化的第一卷手稿，这是在被捕前夕完成，在搜查住宅时被没收的。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把它找出来，说“如果丢失了，那太可惜了”。
       著名的狱中著作在中国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在德国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在意大利有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他们在战场上拼搏之后，利用狱中的“余暇”，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但是在“自己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争分夺秒地写下三本巨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
       （布哈林的三本狱中遗著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