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存环境的恶化产生了世人关注的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的哲学关注引发了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或者说天人关系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作为价值主体，而将自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观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判断；非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作为价值主体，而将人类社会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有用性判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价值观的讨论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二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观的核心，二者的争论是关于自然观的讨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任何事物的生态价值都是在生态系统中主体对客体的有用性判断。只要承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就不难回答为什么客观事物的生态价值是围绕人而进行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环境问题的解读。要全面理解生态文明，必须把握它的自然观基础。
一、历史上文明的自然观基础
人类文明是沿着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路线前进的。工业文明带来了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尽管这种恶化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但它也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于是便产生了生态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文明，每一种形式的文明都产生于代表自然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哲学，都有其自然观基础。
在原始文化的自然观里，人们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每一种自然存在物都有自己的神灵，吹的风，流的水，都有自己的灵魂。这种自然观的形成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的愚昧无知有关，它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一种超自然的解释。古代的原始宗教和神话认为自然界和人都是神创造的，神先创造了自然，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模式创造了人类。一切神的模样(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以人的模样为基础由人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最初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使宗教发展到今天，现代宗教所信仰的神仍然是把人神化的结果。原始宗教和神话对自然作出的是超自然的解释，这种自然观在哲学派别上尽管属于唯心主义，但却表明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这种以最初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和神话自然观相对应形成了渔猎文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原始宗教的自然观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古代东西方文化及美洲人民都把地球看作一位活的、对人类行为有反应的母亲。他们把宇宙设想为一个活的机体，把地球设想成为一个有着呼吸、循环、生殖和排泄系统的滋养万物的母亲。”。古希腊就存在这种有机论自然观，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可以给予说明。在亚氏看来，所有事物都有四方面的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把自然看成是有活性的，有内在目的的。西方古代的有机论自然观认为宇宙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连最低等的石头也不例外。自然(地球)是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的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更是有机论的，古代谚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麻虾吃泥巴”形象地表明了这种自然观。20世纪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有机论的唯物主义”，“所有存在物的和谐协调并非出于它们之外的某一更高权威的命令，而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它们都是等级分明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整体等级构成一副(幅)广大无限、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支配。”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是因为东西方都存在这种有机论自然观。中国的有机论自然观和西方相比，或许更为发达一些，20世纪许多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可以表明这一点。对此，1979年产生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指出，中国古代的有机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古代的有机论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产生了有生命的，有智慧的存在物。但是，这种有机论却是朴素的、缺乏严密科学依据的，同时，它又和宗教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有机世界的最高主宰者是神，而神又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这种有机论自然观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佛教提出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道教的“太极图”等表明的都是这种有机论自然观。古代有机论自然观是现代科学有机论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之所以漫长，也可能与中国古代有机论思想更为发达有关。古代的有机论思想是农业文明的自然观基础。不要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带来环境问题，农业文明时代也同样有环境问题，只不过这种环境问题是局部的、区域性的。恩格斯在研究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段关于维系生态环境的论述，对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将自然“不再被视为有机论哲学里的有着生命的东西，也不再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目的和潜能的东西，而是被视为一种由原子构成的，可由数学定量化的，具有广延的物质体系”。在这种自然观的体系中符合力学原理的有规律的运动构成了世界。“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王国，时间被等同于数学的连续性。”“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坚硬、冷漠、无色、无声的死寂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按照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运动的世界。”通过近代科学革命而形成的自然观以机器的模型去理解物质世界和整个宇宙，它把物质世界看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之所以会发生运动是外力的相互作用引起，而它们的运动又服从力学运动定律。整个世界(包括人在内)被看成是一部机器，原子的运动则是构成这部机器的零部件。随着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对自然解释的巨大成功，全面确定的物质世界图景耸立在人们面前。机械论、还原论和分析思潮盛行，特别是人们获得了一定的技术手段之后，把自然进行肢解的欲望愈来愈强，以前被认为是光彩夺目、鸟语花香的物质世界，现在被弄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这种以机械论、还原论和分析思潮为特征的自然观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机械论自然观的目的是为了对自然加以控制，表现出了人的极大占有欲，并在对自然进行征服、借以满足人的欲望的过程中，形成了近代早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
二、整体论对机械论的取代
面对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人们对运用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肆虐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在对机械论自然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以控制自然为目的的近代科学和以机器模型去理解世界的自然观必然导致自然的“死亡”，从而
使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了由“强式”向“弱式”的转变，产生了弱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由强式到弱式的转变，是人对自然具有‘主人’地位到‘普通一员’地位的转变，是人由‘超越’自然向‘融合’自然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自然观的转变，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转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们已经对机械论、分析思潮和还原方法发生了怀疑，与此相对应，产生了整体论、综合思想和系统方法。1925年，怀特海出版《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机械论，阐述了整体论思想。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指出：“科学的进展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形成一种既非纯物理学，又非纯生物学的新面貌。它变成对有机体的研究，生物学是对较大有机体的研究，而物理学则是对较小有机体的研究。”科学家怀特海提出的世界是有机整体的思想是对机械论的有力批判。20世纪人们对机械论的批判，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为所欲为，必然导致“自然死亡”。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路林·麦茜特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在其《自然之死》一书中提出了“自然之死”和“人类之死”的概念，她从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了科学革命和它所支持的机械论自然观，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自然观来延缓自然和人类死亡的重要思想。
在对西方机械论自然观进行审视和批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它把自然还原(分解)而忽略其整体性的“生态”缺陷，要克服这种缺陷，必须寻找一种符合生态学原则的新的自然观来取代它。这种新的自然观把人和其他自然存在物都看成属于同一个有机的自然系统，不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尽管是地球上的万物之灵，但它也是自然有机体中普通的一员，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同样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种取代性的新自然观，是一种整体论的自然观，它不是对前科学时期有机论的简单回复，而是被概括在后现代主义名义下的20世纪诸多思想领域发展的结晶。它的产生不但和生态学密切相关，而且还从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论和混沌理论等当代科学中受到启发。怀特海提出的物理学是对较小有机体研究的思想就是这种启发的依据。
整体论自然观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生态学提供的。“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和logos，前者意指“住所”，后者意指“栖息地”。据生态学家考证，生态思想在古希腊已经萌芽。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呵佛史塔斯曾撰写《论植物的群落》一书，并在该书中分析了水生植物群落、陆地植物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被尊为生态科学之父。“生态学”一词由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最先使用，并认为这是一门研究关于生物与其环境的科学。但是，生态学形成一门严密的科学体系是20世纪的事情。20世纪，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使人类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环境污染的加剧，使生态学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而使生态学真正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任何生物都不能脱离环境而生存，都要和其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学者康芒纳所提出的生态学第一定律，为整体论自然观奠定了生态学基础。在整体论自然观的指导下，循环的观念，平衡的观念，多样性的观念成为生态学的三大观念。
整体论自然观兴起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量子论、相对论、系统论和混沌理论等现代科学。量子论和相对论在20世纪曾经发生过激烈争执，但两大理论的整合是其发展趋向。量子论说明了量子之间的关联性，在微观领域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整体性特征。系统论的整体性特点更为突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是整体论思想的突出表现。混沌理论是研究“混沌”现象，即服从确定性规则的非周期性随机现象的科学，它的混沌局部的不稳定性与整体的稳定性相适应的思想显现的就是世界的整体性特征。相对论、系统论和混沌理论在宏观领域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整体性特征。20世纪的物理学和系统科学成就揭示了从微观到宏观，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整体的重要思想。
如果说生态学是在生物领域为整体论自然观奠定了基础，那么，量子论、相对论、系统论和混沌理论则是在非生物领域为整体论自然观提供了科学依据。取代机械论的整体论自然观和19世纪产生的唯物辩证自然观是一脉相承的，是吸收了20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产生的。因为这些成果不仅构通了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联系，而且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依据。机械论对自然采取的手段是“分而治之”，整体论对自然采用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把握。整体论自然观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现代形式。
二、唯物辨证自然观的现代形式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崛起的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它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自然观基础。生态文明可以从生态和文明两层含义或两个概念上去理解。生态是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文明一词出自对《
周易》的注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关于文明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的建立和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标志着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英国学者丹尼尔认为，文字、城市和礼仪性建筑是文明产生的三大要素，并说一个社会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就可以判定为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
尚书》时释文明为“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要和自然生态，或者说和世界整体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发展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破坏。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八大公害”，还是20世纪社会主义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乃至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这些事件的发生和科学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绿色运动。根据其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绿色运动可以分为浅绿色(shallow green)和深绿色(deep green)。浅绿色运动认为：“自然界潜在的能源和资源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限的，科学技术在原则上都可以把这些潜在的能源和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能源和资源。”浅绿色实质上是一种强人类中心主义，它的自然观基础仍然是机械论和还原论。深绿色运动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而把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彻底改革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方面。深绿色实质上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看似善意的为保护环境而产生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它最终只能使人返回到以神秘的自然为中心的原始世界观”。它的自然观基础是古代(原始)的有机论和宗教中
的生态思想。针对环境问题产生的绿色运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但也给片面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人们提供了要善待自然的清醒剂。
随着环境问题进一步凸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对环境问题从观念、理论和制度方面进行反思，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胡伯提出了现代化与自然环境互利耦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为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对可持续发展逐步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为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也有其自然观基础。指导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产生于19世纪的唯物辩证自然观。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唯物辩证自然观在吸收现代生态学、物理学和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具有了现代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就是现代整体论自然观，现代整体论是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基础。
现代整体论自然观之所以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现代形式，是因为它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又运用了辩证法思想。它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由自然发展而来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而它是唯物主义的。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它没有将人和自然机械地分割为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认为人和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因而它又是符合辩证法的。现代整体论自然观既坚持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又强调自然界为客体对象，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它成为唯物辩证自然观现代形式的根本表现。在这种自然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批判继承工业文明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文明终归是人的文明，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既不能因为倡导生态文明就全盘否定工业文明，因为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又不能因为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否定人的主体地位，因为自然客体是人的改造对象。全盘否定工业文明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形而上学的行为，发展到今天的现代人不可能再返回到原始的纯天然的自然环境中去。在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只有将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推广到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生存环境问题，对此，克雷伯斯在1996年出版的《生态伦理学之一：基础和基本概念》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以所有拥有一种主观上好的生活的、今天及未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福祉为准则来对待自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生态文明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环境问题的解读，它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