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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编辑出版学在历史渊源上，具有绵长的研究源流与强烈的学术化、体系化倾向。在研究的现实路径上，编辑出版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鲜明。编辑出版学的“科学共同体”具有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特点。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学术史；历史渊源；现实路径；科学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184-05
       收稿日期：2008-04-11
       作者简介：吴赟(1980～)，男，湖北京山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传播学博士后。
       一、引言
       在中国，编辑出版学的诞生与发展具有不同于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特点。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大多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即发展初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移植、借鉴，如社会学、传播学等。而中国的编辑出版学在其初创时期就具有以本土原创为主的特点。因此，中国编辑出版学在创立时期可以不受国外(尤指两方)的强势学术话语支配，有着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目前，编辑出版学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科学在研究、教育等诸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发轫以来，发展迅猛。如今编辑出版学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目录中的重要一员；70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一些高校更是增设了编辑出版学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2006年12月，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出版学科建设论证会”上，专家、学者们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出版学能否在最新一次的学科目录调整中被列为一级学科。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专业，编辑出版学的理论渊源、学术资源和发展脉络值得我们探究。在一种学术史的研究维度中，对编辑出版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路径进行整体观照，总结编辑出版学的多维视角和研究特色，不仅对于编辑出版学研究、教育的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出版实践的良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绵长的研究源流与强烈的学术化、体系化倾向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出版学的历史是从20世纪开始的，“出版学”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中国具有崇尚典籍、重视出版文化的传统，目录学、书志学、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治书之学”在中国较早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模式：原始科学(前科学)——常规科学(形成模式)——反常——危机——科学革命(出现新模式)——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正是遵循着这一模式：编辑出版学的产生、发展源于人类编辑实践、出版实践中的矛盾，而现实中永恒的矛盾推动着编辑出版学的观点理念、研究力法不断前进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1　编辑出版学的“前科学”阶段
       中国不仅是文化典籍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文化典籍最丰富的国家。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学术土壤之上，中国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传统“治书之学”很早就得以诞生、兴旺。著名文献学家程千帆、徐有富合著的《校雠广义》一书囊括了版本、目录、校勘、典藏等4个方面的内容，这大致是传统“治书之学”的范围。传统“治书之学”主要是围绕文献的整理、校正、检索来开展研究的。除了以上学术领域外，文献学(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将图书学、版本学、校勘学列入“文献学”大类之下)和图书馆学也从不同角度对出版物、编辑出版活动进行研究。这些学术领域不仅历来就有许多编辑出版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现今中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当然，编辑出版学与上述学科的研究范围和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治书之学”主要是围绕文献的整理、校正、检索、利用来开展研究，而现今中国的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编辑出版活动、编辑出版规律的现代社会科学。
       尽管中国古代相关学术领域中很早就有编辑出版研究的成分，但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学研究萌生于民国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出版学”、“编辑学”概念。1933年，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年鉴》中第一次提出了“出版学”概念，阐明了其建立出版学的设想。就现有资料来看，杨家骆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出版学”的人。1949年3月，李次民在广州出版的《编辑学》一书是我国最早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民国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以“出版学”命名的专著，但出版了一批出版史、印刷史、图书史、报刊史研究著作和对出版工作进行记录与初步探讨的著作，如孙毓修著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叶德辉著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1911年印行)，姚公鹤著的《上海报纸小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出版)，戈公振著的《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陈彬和、查猛济著的《中国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杨寿清著的《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出版)。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出版专业杂志，如出版于1932～1936年的《中国出版月刊》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曾有少量的编辑出版研究，这主要表现存：其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出版实践问题进行探讨或总结、介绍出版业务知识的著述；其二，一些专家对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史料进行了系统整理，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例如，这一时期出版了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辑录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丛书(包括初编、二编、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1953年至1959年间陆续出版)，这套史料辑录著作对今天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尤其是近现代编辑出版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3年将此书重印出版，堪称学界、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其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曾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出版类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书籍事业的组织与管理》、《为书籍的一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等著作。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没有出现由我国研究者撰写的、系统研究编辑出版规律的专业理论著作。
       以，卜迹象和成果标志着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学研究的萌芽已经产生。但就总体而言，1978年以前的中国编辑出版研究比较零散，未成气候。
       2　编辑出版学的“常规科学”阶段
       应该说，中国编辑出版学的“常规科学”阶段肇始于20世纪末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编辑学、出版学才在中国真正起步。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出版研究，这为编辑出版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经过政府、出版业界和高校等多方面的努力，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热潮在中国迅速兴
       起：中国一些知名大学先后设立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国家级的编辑出版研究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一些省市也成立了编辑学会、编辑出版研究机构；《中国出版》、《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等一批专业研究期刊相继创刊。近30年来，中国出版的各类编辑出版研究著作不下数百种。仅以编辑学研究为例，1981～2003年，中国出版编辑学专著、译著和论文集254种，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此类著作总数(263种)的96.5％。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已被正式列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还在管理学或文学学科大类(具体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立了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博士点和硕士点。编辑出版学作为新兴学科，已经跨入了中国的学术殿堂。
       中国台、港、澳地区的编辑出版研究总体上起步较晚，但零星的、局部的编辑出版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开始。台、港、澳地区已出版的有关编辑出版研究的书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编辑出版史研究、出版统计与分析、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编辑出版研究成果刊登在当地的报纸、杂志及有关年鉴上。
       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Cleveland Daily Banner)以题为《中国有组织地从事编辑研究》的文章报道了中国编辑学的研究情况。可见，中国系统的编辑出版学理论研究已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在中国，除了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自身的研究外，另有一些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文学史、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编辑出版活动与现象，如中国有研究者对鲁迅、叶圣陶、茅盾等文学家的编辑思想进行研究，对出版机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等研究专著)。这些研究成为编辑出版研究领域的一种可贵探索。
       总体而言，在中国，编辑出版学的产生是出版实践发展的需要，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如胡乔木等领导人)和出版业界、学界的有力推动。目前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界正在为更好地实现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化、体系化的目标而努力。与其他学科领域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特点，较少受到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影响、支配。
       三、鲜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
       世界各国编辑出版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用人文主义的视野对人类社会编辑出版活动和编辑出版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编辑出版活动和编辑出版现象，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占主流；另一种是在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下进行编辑出版技术和出版经济、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为加速出版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而构筑更精细的实用知识体系，这一路径在欧美国家编辑出版研究中居上风。当前各国编辑出版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很可以说明编辑出版研究的现实路径和发展模式。
       与欧美编辑出版研究界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界比较重视理论构建、定性分析，在研究中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重视保护文化传统，重视出版物的教化功能。中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明显。
       1　编辑出版学在内容层面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末，编辑出版研究在中国正式兴起之时，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就已提出要建立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国情的“现代编辑学”、“现代出版学”的目标。目前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的是从人文视角进行的编辑学、编辑出版史研究，其次是出版物发行、出版营销和出版技术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出版了一大批编辑出版研究著作，其中书名含有“编辑学”、“出版学”或“编辑出版学”概念的著作即有数十部。这些著作大多理论起点较高，着力于学科理论构建和探讨，研究者用较多篇幅阐述了各自对编辑学、出版学研究对象和内容、学科性质以及学科体系等学理问题的观点。在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内部，编辑学研究成果要多于出版学研究成果。而总体来说，编辑学研究所选择的正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路径和视角，迄今为止编辑学研究的几大流派(“文化缔构”学派、“信息传播”学派、“编辑本体”学派、“中介服务”学派等)多是遵循人文研究的路径。目前，一些编辑出版业界、学界人士正在为构建涵盖纸质媒介编辑、影视编辑、网络编辑的“普通编辑学”而努力。以上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当前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
       2　编辑出版学在方法层面的现实取径
       研究方法是制约编辑出版学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路径和结论，完善研究方法是深化和规范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必由之路。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征还可以体现在其方法层面。目前，中国的编辑学、出版学研究者较一致地认为，中国编辑学、出版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编辑学、出版学研究可以采用的具体方法有：调查研究法，这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提出的一种重要方法；历史主义方法，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分析综合法。此外，还有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也可以作为研究编辑出版学的工具和方法，例如，文化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和方法，也可应用于编辑出版研究领域，为构建更加合理、完善的编辑学、出版学服务。目前已经涌现了一些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应用于编辑出版研究的成果，其中一些专著很具代表性，如《编辑社会学》(张如法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编辑思维学》(陶同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3)、《编辑哲学》(陈建国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编辑伦理学概论》(徐前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编辑心理论》(姬建敏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编辑优化论》(徐柏容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编辑批评学概论》(郭平安著，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出版产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仓理新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编辑出版研究和欧美编辑出版研究在研究路径上存在着趋同的倾向。在研究内容层面，欧美国家的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已经起步，而中、日、韩等国家的编辑出版研究者也更加重视研究出版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如韩国学者李钟国指出，在未来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发展方向：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环境中，出版
       学研究重点应放在对阅读、感受、思考手段的创新与应用、变化方面；现在编辑出版研究面临着媒体环境的急剧变化，研究核心不应放在出版命运问题上，而应放在以丰富多彩的图书为基础不断变化发展的出版现象方面。18’在研究方法层面，各国编辑出版研究者都已认识到需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各国编辑出版研究正在加强不同层面方法的互补：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互补，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互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互补。
       四、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科学共同体”
       在科学生态圈中，一个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状况是这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在共同的研究范式之下从事积累性工作、推动学科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中国编辑出版学的“科学共同体”——各类编辑出版研究组织——在推动编辑出版学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整体而言，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组织具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特点，而且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组织大都具有国有性质、事业性质，这点与国外存在一定差异，国外的出版科研机构多属于私人性质和社团性质。
       中国的专门出版研究机构在出版研究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这类研究机构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当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为推动编辑出版学理论发展和服务行业实践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外出版业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组织制订出版业的相关标准；承担政府与业界委托的相关科研项目；组织编撰、出版有关出版科学方面的学术性书刊和教材性读物，为政府和业界提供全方位的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该所目前下设基础理论研究室、应用理论研究室、国际出版研究室、出版经济研究室等科研部门，以及DigiBook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一家出版社、三家专业期刊杂志社和一个出版信息网站等多个专业部门。我们从中国出版科研所的机构建制上就可以看出其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特点。
       中国的部分高校以各自的科研、教学资源为依托，在业界的支持下成立了编辑出版研究机构。这类研究组织对于推动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发展，扩大编辑出版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类编辑出版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研究所、河南大学新闻与编辑出版研究所以及台湾地区的南华大学出版学研究所等。这类编辑出版学“共同体”尤以编辑出版学的学理研究见长。
       出版行业组织在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9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此后，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编辑学会等国家级行业组织先后成立，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省市一级出版行业组织。这些组织中，有些本身就是学术性团体，有些则下设了学术委员会、研究分委员会等分支机构。这些组织经常举办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的发展。中国编辑学会是其中最典型的学术研究团体之一，它在推动编辑理论和业务研究，探索编辑工作规律和科学原理，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促进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还有一些民间的具有企业性质的出版研究机构，这类机构面向市场，经营灵活，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是这类出版研究机构的代表。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基于对中国出版业多年的持续追踪研究以及深厚的上下游资源，致力于为中国出版界提供全面的、专业的综合信息服务。其核心业务是书业调查研究、专项咨询等业务。目前，该所已与国际知名的尼尔森调查公司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并与国内的《出版商务周报》、CCTV、新浪网等知名业内外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此外，中国的一些出版机构也设立了自己的研究组织，对出版物、出版市场进行研究，如商务印书馆设立了辞书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也下设了研究中心。
       韩国出版学者金才允曾指出，在韩国出版研究团体的发展过程中，“出版业界与出版产业、出版学术之间的合作不到位，必须完善出版业界与出版协会、研究所等有关部门之间的协同体制”。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问题也应引起中国编辑出版研究界和业界的高度注意，切实予以改善。
       在急速变革的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环境中，编辑出版学研究、教育面临着双重的机遇与挑战，编辑出版学正处于由“常规科学”向一个新的学科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编辑出版研究、教育界应该革新现有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建构科学的、理性的现代编辑出版学理论，以适应新环境下出版业、传媒业发展的新要求。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