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关键词：知人论世；词学批评；词体本色；推尊词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123-05
收稿日期：2007-11-08
作者简介：陈丽丽(1972～)，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文论史上最常见、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后，人们在观照文学时，往往把作品、社会、人作为密切相关的三个要素，这一模式遂成为中国古代诗文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就词学理论而言，宋人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现存最早的词话，其中收录林逋、范仲淹、欧阳修和苏轼4位词人的本事，尽管该词话并没有对词人、词作进行过多品评，但是在宋代大量词人中仅选取这4家，并以“时贤”来命名，足见杨氏对“人”的看重，由此也可以看出词学理论其实在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被打上了“知人论世”的烙印。此后，各种词论、词评中或隐或显地可以看到“知人论世”的相关论述。由于词在初始时期的娱乐性质以及“男子作闺音”的创作面貌明显与“知人论世”的理论相悖离，因此“知人论世”在早期的词论中存在许多矛盾甚至荒谬的论断。然而伴随着词体功能的扩大以及地位的提高，词逐渐成为文人抒发情感、表达心志的工具，“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方法在词论中也逐渐明确起来。到了词学中兴的清代，词论家们在推尊词体的同时也把“知人论世”说推上了词论的最高峰。从词学发展历程来看，“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范畴一直贯穿在词体的演变中，并且与“词体诗化”以及“推尊词体”等理论思想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
一、词体当行本色阶段：“知人论世”在早期词论中的局限性
词是伴随燕乐而产生的以娱乐遣兴为主要功能的新诗体。中晚唐时期，词由民间进入文人手中，逐渐成熟定型。这一时期，随着闺阁情怀在文人生活中的增加，文人们把视野转向绮罗脂粉，对女性的姿色情状，尤其是闺中女子的日常生活、情感意绪十分关注，男性词人不仅用词来传达自己的幽婉情怀，甚至模拟女子的声腔口吻进行创作，以供歌妓在歌筵酒席、花间樽前演唱。作为早期文人词的典型代表，《花间词》中的女性色彩十分突出。正因为此，也确立起词体婉媚柔丽、绮罗香艳的当行本色。此后，词一直以其浓郁的娱乐色彩和言情功能被视为末道小技，被排斥在正统诗道之外。北宋真宗、仁宗年间，晏殊、欧阳修、张先、宋祁等一批达官文人也对填词作曲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在晏、欧等人的理念中，词仍是以“感陈薄伎，聊佐清欢”(《采桑子·西湖念语》)的面貌出现的。这些官宦文人往往端起面孔作诗，卸下面具填词，他们用诗来抒发雅正的人生志趣，以词来传达幽隐的私人情怀，比如欧阳修思想观念中诗、词畛域就极为分明。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诗文风格端正雅沽，然而词中却有不少诸如“玉肌花脸柳腰肢”(《阮郎归》)，“增之太长，减之太短”(《盐角儿》)之类的浅近俚俗的香艳之作。这些词作与其诗文中展现出来的刚峻温厚的人格形象相差甚远，以至于有些论者在“知人论世”观念的影响下否认香艳之作是欧阳修本人所为。如罗泌：“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
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咏之馀，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煇伪作，故削之……则此三卷或甚浮艳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传疑可也。”“吴师道也公然认为欧阳修那些鄙亵之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从词体本色来看，这些词作承袭晚唐词风正属当行，放在《花间集》或柳永词中并不显得过分，然而由于它的作者是一代文宗欧阳修，因此不能被一些人接纳。其实自词体确立至北宋，词多是在社交娱乐活动中文人为歌妓所作的应歌之作，罗忼先生曾说：“这种应歌之词，不少糊涂人认为是‘夫子自道’，常常把词品和人品混为一谈。因此对某些‘道德文章巨公’，为了维持他们的崇高形象，就有卫道之士挺身辩护，如晏几道替父亲辩护，罗泌等为欧阳修辩护，姜明叔为司马光辩护。如果辩护者明白‘作妇人语’、写男欢女爱、诉相思怨别是应歌词的例行公事，不是‘夫子自道’，传统的诗文才是他们‘言志’之作，分清界线，就不致喋喋不休，越描越黑了。”透过雅士们为欧阳修等人的艳词辩护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当词仅只作为遣兴、娱乐工：具的时候，它与人、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在词学发展早期以“知人论世”来论词，把词风与人格等同起来，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知人论世”说是儒家文学观念的阐释与发扬，其中的“人”带有深刻的儒家烙印。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儒家为主的封建正统思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就“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人”的关注多集中在人格人品等内在方面，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更是品评人物的标尺。然而，与诗、文比较起来，词是极具特质的文学体裁，自晚唐五代词体确立以来便被视为艳科，青楼酒宴的场合，娱宾遣兴的功能，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软艳丽的娱乐色彩。“男子作闺音”，咏儿女缠绵悱恻之情，使得词“别是一家”，从而与“言志”之诗和“载道”之文既对立又互补。“诗言志”、“文以载道”是儒家的传统文学观，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知人论世”说在诗文批评中影响深远，然而词学批评中，尤其在早期词作大多未脱当行本色的时候，“人”、“世”与“词”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错位与矛盾，不考虑词体的特性及词体的发展背景，仅以儒家的观点来衡量词人、词作，往往有失公正。比如柳永是词史上一位影响巨大的专业词人，他以文人的情思才赋与浪迹民间歌妓的生活经历把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柳永词最能体现当时的创作风貌，因而传播极为广泛，“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是柳词却屡遭非议，从李清照到王灼，胡仔，魏庆之，沈义父……宋代词论者几乎无一不对其加以指责鄙夷，例如胡仔引《艺苑雌黄》云：
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猥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胡仔，《苕溪渔隐词话》)
张舜民《画墁录》中记录晏殊讽刺柳永“彩线慵
拈伴伊坐”的一段公案，同样可以看出柳永词尽管流传很广，但却受到当时上层社会的排斥。宋人对柳词的贬斥与其“薄于操行”不无关系，汪东曾总结道：“当时名卿大夫颇有屏抑其词，不屑称道者，此本由薄其人故。”从词史的角度看，柳永精通音律，其词风格多样，雅俗并举，是民间词和文人词最恰当的交汇点，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当时乃至很长一段时间柳词一直处在一种矛盾、尴尬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柳永的思想行为和艺术倾向不被当时文化主流所包容。词论家们从儒家正统的“知人”角度出发，对柳永“日与猥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放荡行为大加摒斥。另外，柳永的这种生活经历使得其词作中有大量内容是以社会中下层妓女、市井少妇为描写对象的，甚至用第一人称替这些下层女性代言，把这些女子泼辣大胆、直白追求爱情的声态语气描摹得极为逼真。放浪的日常生活和俚俗的创作倾向使得柳永在历代词论家的评判中一直处于被批判被贬损的地位，与他在词史中的真正价值并不相符。
如果说柳永的词学地位因他的放浪生活而受到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关于李清照的一些评价则更显出有些封建词论家在运用“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模式’上的偏差。李清照是词史上成就卓然的女词人，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都不让须眉，然而王灼在评论李清照时言道：
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王灼认为李清照“才力华赡”，不可多得，但认为其词作是“间巷荒淫之语”。就作品本身客观而言，易安词清新委婉，感情真挚细腻，与众多男词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根本说不上“荒淫”二字。王灼对她的严厉批判，主要是因为清照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大展才华，真实抒写自己的婚恋情感，这让许多男性论者不能接受，此外“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也是王灼对这位女词人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李清照再嫁问题，后来的词论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一个女子人生经历中的再嫁与否同她的作品并不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不少词论家对此关注备至，以王灼为代表的一批词论家从“知人”的角度纠缠于此，显然有失公允。
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词人的正统社会形象与词体当行本色风格之间时常发生错位，因此“知人论世”在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许多词论者(尤其是早期的词论者)在评论词的时候，往往坚定地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去“知人论世”，把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添加其中，把对词人思想态度及生活方式的褒贬投射到对词的评价中，导致对一些词人词作的分析常有失客观。由此可知，“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模式在词学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局限性与矛盾性，这种状况在词学批评的前期尤为突出。
二、推尊词体过程中：“知人论世”的积极作用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词体的成熟与发展，词的内容和境界也愈加深化。元事占时期，苏东坡作为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宗主，“指出向上一路”(王灼《
碧鸡漫志》卷二)对词境的开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陈洵《海绡说词》有云：“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在苏轼等人的大力提倡下，词由俗人雅，逐渐向诗靠拢，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载体，词风与人的气质风格逐渐统一起来，“知人论世”的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例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鲁直见之，称其韵力高胜，不类食烟火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尘俗气，安能若是哉。”(魏庆之《魏庆之词话》)黄庭坚对苏轼这首词的评价，把词的境界与苏轼的高洁人品相联系，使得“知人论世”在词论中逐渐明晰起来。《山谷题跋》卷九评王琪《定风波》，把伤春主题解说成对朝政的批评，也是从词人的遭际来推测词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来断定词的深层含义。客观地说，当词向诗靠近，成为抒情言志工具的时候，“知人论世”对于解读分析具体的词作有一定积极意义。比如，北宋末期，有过南渡经历的词人，其作品内容风格在南渡前后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人们在进行批评分析时，通常无法回避这段独特的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对作品的影响。众所周知，岳飞、赵鼎、胡铨、张元干等人的词作大多充溢一种慷慨悲壮、抑塞不平之气，这与他们抗金将领的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在品评岳飞《满江红》、《小重山》等词作时，不能抛开“靖康之耻”的时代背景和他们的家国之情、功名之心。
南渡之后，词从娱乐为主的窠臼中走出来，境界大为开阔，几乎无事无意不可以人词，词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诗余末道。伴随着以诗人词、以文人词的深化，人们在解读批评南宋词人、词作时，更多地运用“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模式。尤其是后人在论及南宋中兴词人、遗民词人时，通常会考虑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人的风度气质，因而多从“人”和“世”的角度来论之。比如后人论辛弃疾词日：“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卷四引周梨庄语)。辛弃疾稍后的姜夔作为南宋词坛的重要人物，尽管只是一介布衣，但其清空骚雅的词风独树一帜，人们在赏析其作品时对他高洁的人格多有关注。如陆友仁《
砚北杂志》有论：“近世以笔墨为事者，无如姜尧章、赵子固，二公人品高，故所录绝俗。”陈郁《藏一话腴》曰：“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由此可见，随着词体的雅化，在南宋词学批评中，“知人论世”这种模式已经更多地呈现出正面、积极的作用来。
元、明之际曲代词兴成为新的娱乐主导样式，词学渐趋衰微，然而“知人论世”说在词论中却毫无退减，甚至更加突显。“知人论世”在明代词论中的表现十分鲜明，比如叶蕃为刘基词集作序云：
《写情集》者，诚意伯括苍刘先生六引三调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采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日《写情集》，厘为四卷。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圣主，君臣同心，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垂宪于万世也。先生当是之时，深知天命之有在，其盖世
之姿，雄伟之志，用天下国家之心，得不发为千汇万象之奇，而龙翔虎跃也?(叶蕃《写情集序》)
叶蕃这篇词序，把刘基词中所寄寓的慷慨愤郁之情与其盖世之姿、雄伟之志以及“拨乱世，反之治”的时代风貌融会一体，“人”、“世”、词三者并见。作为明代词论的先导之作，陈霆《渚山堂词话》在论词时首先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性和民族意识，“知人论世”色彩十分浓重。陈霆论词特别重视英雄豪杰之士的伤时吊古之作，尤以南宋及元末明初的词家居多，因为这些时期的作品中多含有深挚的家国之感。陈霆极为强调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人品与词品，如评文天祥词：“其于兴复，未尝不耿耿也”；评徐一初词：“则又有感于天翻地覆之事，盖谷音之间悲者也”；评刘伯温词：“风雨潇潇，不知昏晓，则有感于时代之昏浊”；评李好义词：“岂非当时擅国者宴乐江湖，而不恤边功故耶?然则宋之沦亡，非一日之故矣”；谈及乡人吴履斋及其《满江红》时云：“吴履斋潜，字毅夫，宋状元及第……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一)在“刘改之沁园春”条中通过刘过与康伯可的对比，直接把词作与词人的人格联系起来：
改之与康伯可俱渡江后诗人，康以词受知秦橹，致位通显。而改之竞流落布衣以死。人之幸不幸又何也。然改之词意虽媚，其“收拾用儒”、“收敛若无”，与“芝香枣熟”等句，犹有劝饨胄谦冲下贤，及功成身退之意。若康之寿榆云：“愿岁岁，见柳梢青浅，梅英红小。”则迎导其怙宠固位，志则陋矣。(陈霆《渚山堂词话》卷
陈霆论词，往往从词家所处的时代、生活遭遇、思想性格、人品，尤其以家国之感和民族意识来考察词人、评论词作，别具慧眼。“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明词创作衰落时期仍然在不断发展。
三、清词中兴：“知人论世”的高扬
清代是词学的高峰。清代词学普遍提倡尊体理论，为了把词的地位抬到与诗相齐的高度，词论家把“风骨”、“兴寄”等各种诗学标准运用到词论中，“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模式伴随着推尊词体风潮的高涨被广泛用来评论词人词作。例如陈廷焯论词日：“张安国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黄思宪知稼翁词，气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卷一)“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卷二)在清人的词学观念中，词与诗是同等重要的，“知人论世”成为他们分析作品优劣的重要手段之一。
浙西派词论家王昶(1725～1806)是推尊词体的干将，力图以词来比附诗歌，他在《江宾谷梅鹤词序》中公然提出“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
余常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与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不免于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
王昶在评论两宋词人时，将词人的品位、胸次，同其作品的精神、价值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他最为看重的是那些“不为富贵所熏灼”、“耿介峭冷”的高人雅士。他认为姜、史不可同日而语，主要是因为史达祖曾经下心降志，委身权门。尽管王昶的取径标准过于仄狭，其“论词必论其人”之说在理论把握和理论实践上过于浮泛片面，但是足可见“知人论世”说在清代词论中的重要地位。
常州词派是清代词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推尊词体是其重要主张。谭献在论词时更是把“忧生念乱”作为考察当代和历代词作思想内容的一个总视点。他评价爱国将领邓廷桢的词作：“然而三事大夫，忧生念乱，竟似新亭之泪，可以觇世变也。”(《箧中词》)可见谭献注重的是词中反映的时代变乱、“世变之亟”，甚至力图凭藉作品来观察时代风貌、审视社会政治。刘熙载《艺概》是清代文论的重要著作，其《词概》的核心是词品说，其中论词“三品”即以“知人论世”的道德批评为基础，对温、韦、冯、柳、周、史、高(竹屋)、刘(改之)等不乏讥弹，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为人有“绮怨”、“自怜”、“旨荡”、“意贪”等劣迹，因此其词也难称上品。刘熙载不仅从人品的角度论词，而且还把人品、词品与时势、事功结合起来，《词概》云：
词莫要于有关系。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
刘熙载提倡词的儒雅风流、兴观群怨，并认为词的社会意义绝不亚于诗的地位。他在论文天祥词时，认为其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能从词人所处的具体境遇来考虑词的风格内涵，堪称论词、论世的精辟之言。
清人不仅用“知人论世”批评模式来评论各家词人词作，而且对词体发展初期的词人也能客观看待。比如彭孙通《金粟词话》云：“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如韩魏公、寇莱公、赵忠简，非不冰心铁骨，勋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词，有‘人远波空翠’，‘柔情不断如春水’，‘梦回鸳帐余香嫩’等语，皆极有情致，尽态穷妍。乃知广平梅花，政自无碍。竖儒辄以为怪事耳。司马温公亦有‘宝髻松’一阕，姜明叔力辨其非，此岂足以诬温公，真赝要不可论也。”彭孙通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词之本色艳丽是因为体制使然，并举韩琦、寇准、赵鼎等三位宋代宰相为例，他们虽位高权重，但小词皆“极有情致，尽态穷妍”，正是符合词之本色，并借姜明叔为司马光艳情词辩诬一事来阐明自己观点。随着清代词论家对词体认识的提高及对词体的推重，“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的正面、积极意义愈加明显。
总体来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诗、文等正体文学样式中一直承担着重要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词为艳科，娱乐性是其主要功能，词这种以软艳娱情为当行本色的文学样式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是相悖逆的，早期文人在词中展现出来的香艳与风情被摒弃在正统人品风格之外。但是随着词境的扩大，“知人论世”在词学研究中大量出现并起到重要作用。随着词体雅化、推尊词体的进程以及词学理论的发展，“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词论中越来越突出，可以说“知人论世”词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与词体诗化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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