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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和谐型跨越发展思想是从其早、中年冲突型跨越思想发展而来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同约的本质界限，将两者等同缺乏足够的资格依据、文本依据、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推进是马克思晚年和谐跨越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的经典范本，是马克思和谐跨越精神的彻底贯穿，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晚年跨越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关键词：跨越；和谐；对抗；创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052-06
       收稿日期：2008-06-16
       基金项目：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思东方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0601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聚芹(1970～)，女，河北石家庄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赵家祥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一文(以下简称“赵文”)，在关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到底产生于何时问题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孕育或包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在东方社会主义跨越实践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有无内在关联问题上，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证实，而且与他们当时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笔者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和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于这两大问题关系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的澄清，关系到当今人们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关系到学界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方向定位，关系到中国当下跨越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因此笔者著此文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求教于方家。
       一、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澄清
       同是谈论东方社会的“跨越”发展问题，但是，早、中年的马克思明显为东方社会筹划了一条从“半野蛮半文明”状态直接提升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即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跨越路向，在此姑且称之为东方跨越“第一套图式”；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和东方社会自身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晚年提出让刚刚陷入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与西方一起共谋革命，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筹划不仅接续了马克思早、中年的跨越思想，甚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在东方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姑且称之为东方跨越“第二套图式”。只有澄清这两套图式中的“跨越”的差异，才能理解马克思对东方发展道路的认识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理论的自我超越。
       这两种图式中的“跨越”除了趋向的目的地不同之外，还存在着两大本质差别：其一，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含根本不同。在“第一套图式”中，东方社会只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模仿性的再建构，这种趋同性发展道路只有向未来敞开的唯一向度，而东方自身历史传统只能成为侥幸残存的碎片附着于历史必然性之中。这种跨越发展虽然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却是以丧失东方传统为代价，因此，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涵是单薄的、贫乏的。而“第二套图式”蕴涵着东方社会可以把自身的历史优势、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时代发展的精华有机融合到发展中去，在保持东方历史的前提下探索如何融入世界的特殊性发展道路，因此，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内涵是充实的、丰富的。其二，由跨越而实现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由于“第一套图式”大多是在外在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强制作用之下进行，因此，它不能主动地协调理想目标与现实、时代理论与本土理论、民族当下必然性和世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对立而走上了冲突之路。而“第二套图式”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制度公正大背景下开展，东方社会就有了通过借助国际正义力量协调上述矛盾、走和谐转型之路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第二套图式”已经超越了“第一套图式”的冲突性框架阈限，也标志着跨越发展从模仿时代进入到创新时代，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同约的界限。
       并且，包含着和谐意蕴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完善只能产生于马克思的晚年，而绝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早、中年时代，否则，我们将在以下问题上陷入无法自我圆融的理论困境：
       (一)马克思早年、中年时代，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有什么样的资格限定?
       马克思作为执著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也绝对不是无条件的反资本主义者，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永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坚持，“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的必然腐朽与灭亡是以承认其“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为前提的，这一思想在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拥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格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要说《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9世纪40年代，就算到了60年代，资产阶级的影响虽已波及世界各个角落，但它毕竟只是处于初始阶段，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仍然亟须资产阶级来提升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西方世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蔓延。因此，内部条件是否齐备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前提，这是马克思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格明确限定给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或者“至少是各文明国家”，即英、法、德、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创造出极多的物质财富，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而东方则被马克思明确限定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财富远没有达到涌溢的程度，不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中的一员，甚至被排除在文明国家之外，根本不具备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资产阶级在东方就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相反，倒是东方新生的最直接、最现实武器。这样就不难理解，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一直都承认资产阶级对东方的革命作用，甚至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东方也给予极为客观的评判，因为它要“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这样看来，早、中年的马克思确实存在着两个“思路”，即资产阶级“腐朽性”、“必亡性”的思路与资产阶级“革命性”、“历史合理性”的思路，但它是针对不同国家
       的不同情况而言的：资产阶级“腐朽性”和“必亡性”的思路直接针对陷入全面危机的几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需要“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东方依然是需要“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思路，它在为东方进入社会主义积淀根基。这两条思路是异地同时展开，双方可以相互影响、促进，但不具备交叉、汇合的现实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早年、中年就有了东方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何以解释马克思在这一段时间内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历史积极性的肯定态度?何以解释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所必备的资格要求?
       (二)是否只要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势，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得出东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结论?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之所以赋予东方革命以社会主义“共谋者”的资格，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的：它不单单是马克思要在西方革命情势已经减弱的情况下极力促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在于东方遭受殖民统治和阶级压迫双重苦难，民穷财尽，苦难深重，革命情势高涨，更重要的是东方已经具备了进入社会主义的初步条件。例如，它已经从自然经济社会进入半商品经济社会，产生了较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有了试图用唯物史观改造东方的革命群体，这使东方社会具备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平等对话的初步资格；而恰在此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必然灭亡的问题。这四个条件的特殊辏集才使马克思去思考原先忽略的东方社会的历史优势，全面思考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这是马克思提出东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观点的特定条件。但是，在马克思的早、中年时代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首先，缺乏东、西方共谋的社会环境。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西方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它仅凭借自身完全可以发动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依赖东方革命的激点。其次，以往跨越范例尚没有提供出“共谋性”跨越发展的语境。历史上的跨越例子基本上是通过先进文明国家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侵略实现的，在敌对性的发展语境中，弱小民族根本不可能获得与先进民族平等对话资格。因此，跨越发展范例所提供的信息，与其说是落后民族如何保存自身历史、寻求多样化发展道路，毋宁说更多地揭示了在世界交往大潮中，弱势的落后文明被强势的先进文明同化的真相，旨在说明人类在从不同的起点、通过不同的方式趋达共同的终点这一事实。再次，在这一时期，俄国弥漫的是主张在村社基础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直接建立“村社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马克思对这种观点恰恰持反对态度，并明确表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由此可见，得出马克思此时已经有了东方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跨越的思想是没有充分的情境根据的。
       (三)认为马克思早、中年即有东方可以向社会主义跨越的论点缺乏文本依据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思想，侧重点放在东方如何避免重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苦难的问题，这种跨越思路的重要特征就是对东方自身仍然具有历史意义的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及时的拯救和重铸，因此，它不是只向未来敞开的单向度的传统跨越范式，还有另一向度，即向东方社会自身敞开，接纳东方自身特有的历史优势。因此，要得出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结论，首先应该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或历史优势作比较充分的研究，哪怕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也好。
       但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在《选举。——财政困难。一一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这是他在正式文本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东方”社会概念，但没有展开。马克思论及经常卷入欧洲战争中的土耳其时(如土埃战争)，也将之列入“东方问题”之列。因此，在这一时期，“东方”社会只是泛指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极端落后、封闭、愚昧的亚洲国家，还没有把中国、俄国等东方国度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独特之一种。马克思从研究东方社会初始到其生命的中期，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却是断断续续的，或穿插于西方社会研究之中，或在书信中私下交流观点。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著作看，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他浩繁卷帙的西方社会研究成果相比，东方社会在马克思研究中所占的分量以及所受关注程度，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马克思是在70年代之后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并结合俄国时局变化才开始高度关注东方问题的。即使到了1881年，严谨的马克思追溯说明将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时候，依然没有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或东方型独特发展道路的任何明确表述。甚至马克思还坦言，对于“各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或者对东方农村公社“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但是，马克思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剖析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对东方社会历史优势有所洞察，并有了一定深度的了解，只是没来得及充分展开，所以，他对东方社会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跨越结论的语气显得不十分肯定。语气的不果断并不影响这一结论所揭示出的东方社会向社会主义跨越可能性存在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在马克思视野中的和谐跨越范式需要彰显并利用东方社会自身优势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晚年发生的。
       试问，我们何以能在马克思压根儿就没有关注东方历史优势的早、中年时期推断出他有了发挥东方优势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和谐跨越论断?
       (四)认为马克思早、中年就有了东方向共产主义跨越发展的思想缺乏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支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着眼于宏大历史叙述，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经济社会形态，从理论上直接破解了西、东方跨越发展之谜：西方曾经的跨越实例，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到封建社会，或从奴隶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跨越起点和跨越阶段不同，但都是在同一经济社会形态内部或前后相接的两个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前进，却从未有过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跨越的实例或相关论述。在整个西方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东方要从“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直接挺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不仅在西方没有发生，也直接违背了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中的商品经济阶段不可跨越的根本原则。因此，认为马克思早、中年时代的东方社会跨越发展就是直接向社会主义挺进，缺乏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支持。
       
       所以，在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问题上，实际情况并不像赵家祥教授所言的那样，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只是将早年跨越思想中的“抽象化的原则具体化”那样简单，而是真正澄清了何谓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种思想质变；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也不能从西方跨越事例中推导出来，也根本不是将西方跨越思想在东方的简单推广，因为，从这种案例中推演开来的东方跨越只能是从原始社会向资本主义跨越，是从自然经济的某一个阶段向普遍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跨越。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甚至中期著作中不可能包含着“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更不会出现当时“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具有这种跨越可能的情况。
       承认马克思晚年与早、中年跨越思想存在差异，并不表明我们认可国际上一些学者所言的是“晚年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或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自相矛盾”的表现，而是马克思发展、完善乃至实现理论新突破的表现，恰恰表现出了马克思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探索东方发展途径，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曾经进行的理论研究，包含着他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创新理论的科学精神。
       二、对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跨越问题的廓清
       赵文认为，要断定十月革命胜利给俄国带来的是否是跨越发展，“在于正确说明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如果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了，当然就不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但是，笔者认为：
       (一)“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并不是俄国跨越发展的障碍
       历史上的跨越实例确实是以一个民族或国家跳过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几个阶段为特征，但是，这些都属于传统跨越的“第一套图式”，这种表述只揭示了跨越发展的经验层面的含义。透过跨越发展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跨越都具有以下更深的哲学意蕴：(1)某一社会之所以是跨越发展，主要在于它没有把自我生成的下一个阶段当作目的地，而是把异域的超前于自身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当作目标。因此，把超前性目标变为当下现实目标成为跨越发展的特征之一。(2)某一社会之所以是跨越发展，主要由于它从民族发展的当下必然性一端跳到了世界历史必然性的一端，从性质上来说已成为世界历史中新时代民族中的一员。因此，与世界同步成为跨越发展的结果之一。(3)一般而言，跨越发展都不是将本土的而是将域外的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指导思想成为跨越发展的显著特征。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跨越”是一个哲学称谓，其实质是落后民族如何与世界历史总趋势合拍、如何将时代精神植根于落后民族的过程。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跨越发展，是要以这一社会是否实现了上述三种根本转变为总标准。
       赵家祥教授之所以拒绝承认俄国发展的跨越性，症结之一就在于他把俄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不否认这一论断的西方适用性，因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确实不是跨越发展。但对于只具有初步资本主义的俄国却不适用。因为东方渐进发展的下一个目标应当是资本主义的较高级阶段，而后再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就不是当时俄国自发发展的下一个目标。更何况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已在西方被推至不可预计的将来，谁也不能预言到底何时西方资本主义才能抵达它的终结时限。而十月革命不但没有让俄国消极等待，继续滑入资本主义，反而把西方社会试图实现的理想当作现实目标，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它把诞生于异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它是资本时代困境的成功解答，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领航者。以跨越发展的三大哲学标准综合衡量，十月革命所完成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
       赵家祥教授之所以拒绝承认俄国是跨越发展，症结之二在于，他认为俄国进入社会主义，无非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几个阶段，但从整体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这种思想仍旧局限在跨越“第一套图式”的圈子中，而没有看到与“第一套图式”相比较，十月革命实现了跨越范式的根本转变：(1)它实现了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跨越范式的根本转变。传统跨越更多的是对先进社会这一蓝本的模仿，而东方跨越则更多的是在创新性的语境中探索多样化发展道路，是更自主、自觉地、全面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2)它实现了从滞后型向超前型跨越范式的根本转变。传统跨越只能达到同时代的水平，而不可能领先于时代。东方社会实践中的跨越则以超越当时时代困境为主旨，甚至担当了本应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开辟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从根本性质上领先于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具有历史超前性。(3)它实现了从断裂型向接续型跨越的根本转变。传统跨越是在现代和传统、目标和现实的断裂中运转，而东方社会实践中的跨越没有割断与自身传统、与资本主义关系，并且时刻与传统、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着全方位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沟通，是对断裂性、对抗性传统跨越框架的反拨。(4)它实现了从冲突型向和谐型跨越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一点前文已经叙述。(5)它实现了从确定型向不确定型跨越的根本转变。虽然传统跨越选择的是冲突和对抗之路，但由于它有世界历史必然性的强力保护，即便社会转型中会出现挫折和反复，但转型却是确定的。而东方现实中的跨越虽然采取了和谐的方式，但主要是靠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并没有受到任何强力的庇护，相反，经常遭受自身自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当时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干扰，甚至，还有来自主体能动性发挥失常的影响，中断、甚至倒退就成为这种跨越时刻面临的危险。因此，对于十月革命带给俄国的是否是跨越发展，不能用传统跨越，即“第一套图式”来衡量，而只能从更深层次的哲学本质来判断。“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根本构不成俄国跨越发展的障碍。
       这里必然遭遇到一个问题，既然认为以十月革命所首创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是跨越发展，又不同于马克思的“第一套图式”，那么它与“第二二套图式”有什么关联?毕竟马克思所预言的东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发展的特殊环境已经不再。这就不能不涉及下一个问题：
       (二)东方社会主义跨越实践与马克思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跨越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十月革命所实现的“独闯型”跨越发展(姑且称之为跨越发展“第一套图式”)与马克思“协助型”跨越的“第二套图式”之问，虽然跨越的方法、手段、表现方式不同，但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两者本质却是相同的：双方都以实现从模仿型向创新型、从滞后型向超前型、从冲突型向和谐型、从断裂型向接续型跨越的根本转变为特征。最有核心价值的
       就是双方在东方跨越问题上都坚持“和谐”这一根本原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充足的证据。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他的晚年反思，无不围绕如何有效协调东方社会“跨越后”所面临的二元性困境展开：他通过积极培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并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找到了解决主导生产力与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之间矛盾的出路；以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启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找到了解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矛盾的出路；通过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找到l『解决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的出路，极大推动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以俄为师”也走上了和谐跨越的道路。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坚守与东方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解决社会主义经典表述与中国特色之路的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南；提出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为解决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与我国现实根基之间的矛盾指明了路径选择。我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无不围绕和谐解决“跨越后”的二元性困境而展开。
       所有这些东方社会主义实践都贯穿着共同的原则：从发展的过程而言，它们不是通过消灭东方社会理想与现实、时代理论与民族传统、世界性和民族性诸矛盾中的一方来加剧发展的冲突，而是尽量控制、协调，并利用矛盾双方各自优势，实现发展与稳定的统一；从发展内容而言，它们都是让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因素全部参与到发展中来，消除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实现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跨越的态度上，它们不为自己先行设定一个取舍的政治边界，以此裁定对何种社会实行大拒绝，对何种社会实行全盘接受，而是向所有社会制度开放，向着自己和他国的历史、现实、未来敞开，从而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是过渡性与超前性、坚守性与开放性、兼容性与批判性并存，并以当代性原则为主旋律的大协奏；都将马克思的和谐跨越精神贯彻到发展中，为东方社会和谐转型伟大实践的开辟、坚持、完善做了积极的探索。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动到“科学发展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围绕如何在变化了的环境下，重新寻找东方和谐跨越发展的基点，一步步使马克思晚年的和谐跨越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薄走向丰富，从而把和谐跨越真正扶上东方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王座。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推进是马克思晚年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即和谐跨越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的经典范本，是马克思的和谐跨越精神的彻底贯穿。
       三、简短的结论
       对马克思跨越思想两大疑点的辨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争论，也不是在做“考古学”式的研究，这一辨析对当今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如何看待东方现实有着重要意义。
       (一)实事求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首要原则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马克思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但是，“捍卫”并非只凭主观愿望，它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只有在解蔽、澄清、发展、创新的情况下，这种捍卫才是成功的，因此，实事求是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主要范畴、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心路历程放置在具体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而不能以意志任意裁剪历史。
       (二)社会理论研究中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西方社会理论确实夹带着浓浓的意识形态偏见，但如果对之进行批判、借鉴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看东方社会主义，其中也包含着对社会认识的科学的见解，西方学者特殊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拓展我们理解社会的视野，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这要求我们在对待国外社会理论时，不能动辄把意识形态当成唯一标准，而应当在心理更成熟、思想更解放中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守。这要求我们必须对国外社会理论做理性的分辨，将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进行科学剥离，以便对其错误的立场、态度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对其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大胆研究和借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因为意识形态批判而妨碍了正常的理论研究。
       (三)洞晓“跨越”实情可以让我们明察当下潜在的危险
       当下我国社会主义跨越实践虽然朝气蓬勃，博得世界喝彩，但实际上，无论从范围还是实力而言，资本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的主流，当代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获得存在的确定不移的必然性。要想彻底杜绝资本主义在东方的泛滥，我们依然任重道远。如果把东方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当然后果，这不仅是理论的误读，更潜伏着以下危险：第一，容易使我们遗忘东方社会主义存在前提的不充分，陷入超阶段发展狂想之中；第二，容易使我们遗忘东方社会当下的不完善，陷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绝对优势的迷误之中；第三，容易使我们遗忘东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潜在的中断危险，漠视资本主义在东方复辟的可能。因此，澄清我国跨越发展实情，有助于我们头脑清醒地认识东方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劣势。
       (四)必须全面探索和谐跨越途径
       自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伊始，东方就已经行进在和谐跨越发展的道路上，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意味着这种跨越任务的全面完成。我们现在依然存在着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经典表述与我国现实发展之间距离的任务；存在着进一步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元叙事与我国的民族叙事之问距离的任务；存在着进一步解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我国现实国情之间距离的任务；存在着进一步解决既有前提与最终目标之间距离的任务；存在着进一步解决区域、城乡、脑体之间发展不均衡的任务。这说明，从思考问题的切入点、理论的建构、实践的推展等各方面全面启动和谐跨越工程才是我们当下的唯一出路。进一步澄清当下我国和谐跨越实情，激发人们对和谐跨越新途径的积极探索，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跨越工程的全面铺展，这是此文的真正意图之所在。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