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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必须依照个人及其关系和行为的无意识结果来阐释。他企图以这种方法论去取代、吞噬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但是，个人主义方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论证模式，在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抗中已经出现逻辑上的混乱，因而使自身置于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波普尔方法论个人主义陷入困境的全部症结在于其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哲学根基，原子式个人主义暴露了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弊病和根本缺陷。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宣告了波普尔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终结。
       关键词：波普尔；政治哲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现代形而上学；困境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028-07
       收稿日期：2008-06-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07JC720015)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罗秋立(1970～)，男，广东饶平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当代政治哲学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立场，即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立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张关于政治系统及其机构和实践的陈述可以简化为个人及其互动的陈述，这种理念认为人的动机和行为特征在社会性和历史性上都是不变的；而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运行必须依照“集体”(如国家、民族和种族等)作出解释，同时认为人的动机和特征是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一致的。这两种方法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已经出现相互妥协甚至结合的趋势，但是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却企图以其建立于批判理性主义之上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去取代、吞噬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立场，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总体观”方法论立场的批判上。我们认为，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贫困的方法，即一种不会结出果实的方法，他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误置了对象，他在实践上提出“零星社会工程”的社会改造方案与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波普尔方法论陷入困境的全部症结在于它建立在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哲学根基之上，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凸现了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弊病与根本缺陷。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完成了对“整个哲学的批判”，从而也构成了对波普尔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现代形而上学性批判。
       一、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贫困论》等著作中，从批判历史主义(或译为历史决定论)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就是肯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肯定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他断言历史主义对自由社会和人道主义造成极大的危害与威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免受攻击，往往把它的方法论作为最后的庇护，所以，为了反对这一理论，必须从方法论的立场上来批判它。于是，他提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反对马克思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者。……与此相反，我认为各种制度(和传统)应该在个人主义条件下获得分析——也即是说，依照个人在一定情境中行动的关系和他们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来分析。”波普尔承认我们社会环境的结构、制度和传统不是上帝或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行动和决策的结果，并且是能够由人的行为和决策改变的，但是这种制度和传统并不能由“集体”得到解释，而只能是从个人的行为和无意识活动来理解。波普尔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立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的无意识活动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的过程。波普尔社会理论的批判理性主义并不认同心理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假定各种社会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规则或社会学规律都根源于“人性”的心理学，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看法，而且，由于心理主义存在一种倾向历史主义危险的错误前提，因而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又认为心理主义明智地反对集体主义和整体观值得赞扬，他说：“心理主义通过提倡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反对方法的集体主义，已经获得巨大的优点；因为它导致支持一种重要理论：即主张一切社会现象，尤其是一切社会制度的运行，应该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
       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他的自然科学方法的直接运用。他直言不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同样的，它们都是在假说一演绎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模型的建构，这一点哈耶克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哈耶克认为，物理学家在提出原子假说时，他对原子内部的直接观察对该理论的建构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实验的困难，他不可能观察到即使是数量很少的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可以根据对各种不同原子的知识建造起各种不同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原子可以结合成更大的单位，并使这些模型越来越精密地重现那些作为实例的原子的全部特征，使他可以从中观察更复杂的现象。这样，物理学家就可以从对个别原子的认识演绎出宏观世界的规律。波普尔认为这一理论方法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去，从而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等的词句在进行的——这种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他看来，这一方法贯彻到历史学的领域，就是要强调历史学的特征并不是对普遍规律或概括化的兴趣，而是应该对实际的、单一的或特定的事件的兴趣。
       波普尔坚持历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以它们的特殊性或独一性来描述令人感兴趣的事件，因此，它反对社会理论的历史主义和“总体论”。在他看来，总体论即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既违背逻辑，也与事实相悖，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认为，历史主义者错误地相信有一个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它代表着整个社会有机体或者一个时代全部的社会历史事件，这种总体论的基本立场就是“把人类历史当作是一条巨大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河流”；但是，这种历史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样写出来的历史“都是这个‘总体’发展中的某个狭隘方面的历史”。在他看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所能探讨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总体论者企图“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的社会生活”的做法，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或误解。
       由此看来，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具有取代、吞并方法论整体主义之势，他以在社会实践上提出的“零星社会工程”来对抗“乌托邦社会工程”也呈现出他的这种咄咄逼人之势。波普尔的理论冒险与抱
       负是不会成功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对抗中已经凸现其自身逻辑的混乱与矛盾，而且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方法论在哲学根基上已经陷入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之中。
       二、波普尔对抗马克思总体论的困境
       波普尔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时，把矛头直接对准马克思的总体论。他直接表明了自己在方法论立场上与马克思的对立，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制度和结构是一种“可以依照‘生产资料’来解释、但却不能依照个人及其关系和行动来分析的制度体系”；与这种立场相反，“我认为各种制度(和传统)应该在个人主义条件下获得分析”。
       在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立场上，马克思确实是持整体主义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割裂开来的做法，他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整体主义或总体论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卢卡奇、萨特、阿多诺、阿尔都塞等都强调了总体论在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中的地位。卢卡奇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一种“关于总体的矛盾多元决定论”，马克思的“总体”是一个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是一个现实的复杂社会结构，它是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原则下形成的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大部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但波普尔却对它持全盘否定与敌视的态度。
       首先，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歪曲，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是通过他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历史观表现出来的。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即我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是解释一切社会制度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根据这种方法论，人们被纳入到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任何一种特殊的社会体系都是与某个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相适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都可以由其社会的阶级体系来表现。波普尔认为，在这种整体主义论中，个人的行为方式受到社会体系的决定，个人在这架庞大的社会体系中的行为是盲目的，其行为对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进行了无端的指责。首先，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或经济主义在理论渊源上来自于黑格尔哲学。他的意思就是，由于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中倾向于“实在”与物质世界的同一，把一切思想观念都还原为基础的本质实在，还原为经济条件，从而使自己也陷入本质主义。其次，他指责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这种方法论的经济主义主张“一切社会发展都依赖于经济条件的发展，尤其依赖于生产的物质手段的发展”，这种理论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经济条件与观念的互动中，“观念”对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比经济条件所起的作用更基本、更重要。最后，波普尔完全否认马克思方法论的理论价值，他说，经济条件对历史发展的意义并不存在，最多是对诸如数学之类的抽象科学的历史发展有影响。他甚至用极其讽刺的口吻说，即使某些经济条件的知识可以对数学问题的历史有帮助，但是，人们甚至根本无需涉及到数学问题的“经济背景”就能写出一部优秀的数学问题史。可见，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持敌对态度的。
       我们认为，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责难是贫乏的，他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可谓是误置了对象，而且，它的个人主义方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论证模式在逻辑上也出现混乱，从而使自身置于纠缠不清的困境中。
       首先，波普尔把马克思的方法论归结为经济主义，其实就是把它与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方法论混为一谈，不理解马克思整体主义方法的独特性，这本身是错误的。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总体观是他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从而在社会研究方法论方面产生的根本变革。在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中，理念被表述为系统的总体，每一范畴只有从前后联系中、并作为系统的总体的有机环节才显示其意义；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的神秘形式，从而把自己的总体观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方法论所处理的整体是现实社会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悉尼·胡克对两者的区别作出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总体性是社会的和受其他的总体性限制的，而黑格尔的总体性则是形而上学的和不受限制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阿尔都塞指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经济主义源自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的误解，这句话就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这使人们误认为，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用意识的辩证法来说明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历史，马克思则相反，他用人的物质生活来解释人的历史；还有，在黑格尔那里，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经济因素的本质，而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因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部本质。这两种对立集中了有关颠倒的全部假象，阿尔都塞指出，“这种想法最终必定把历史的辩证法彻底地降低为产生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辩证法”，也即马克思明确反对的经济主义。波普尔正是这样理解的。但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既没有‘颠倒’又没有保留黑格尔关于社会模式的术语。”他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是表现的总体，是一种观念逻辑的总体，而马克思的总体是一个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是一个现实的复杂社会结构，从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总体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在当代的异化形式是社群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方法论和批判的对象与社群主义完全是异质性的。所以，波普尔对马克思总体论的批判可以说是误置了对象。
       其次，波普尔的个人主义方法实质上是一种伪装成方法论证模式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波普尔站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场上，认为为了维护和捍卫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必须反对乌托邦社会和极权主义，因为它们构成了对开放社会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的解除，可以寄望于用“零星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社会改造方案。但是，波普尔认为只要通过方法论的论证模式在逻辑上证明“乌托邦社会工程”的不可能，他就可以大功告成。他认为乌托邦社会工程在方法论上是行不通的，乌托邦主义者是企图“用一种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因为乌托邦
       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预言家才能说出来，但是，“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在他看来，马克思想从观察当代经济的趋势出发，推出预言式的结论已经宣告失败。波普尔认为乌托邦主义的方法论模式的必然结果是极权主义，即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国家计划，但是国家计划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计划得太多，如果我们赋予国家太多的权力，那么自由就会丧失，那将是计划的终结。”这种对国家计划进行认识论上的批判，在西方政治哲学界也有一定的追捧者，诺夫(AlecNove)就认为，中央计划即使撇开其专制一官僚的性质(如苏联的计划经济)而赋予它以民主化进程，也会产生认识论上的障碍。在他看来，由于中央无法及时知道基层的无数种需求和生产能力，理性的计划不能由命令来首足倒置地决定，它要求来自基层的未计划的、自发的主动性以不断地纠正中央计划者，因此“经济计划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无法克服的认识论的困境之中”。但是，波普尔、诺夫等人的这一观点立即受到了埃雅尔(Eyal)等人的抨击，埃雅尔认为，诺夫所谓的计划意味着国家必须微观管理经济的每个细节，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理智的、掌握信息的全体公民能够投票决定范围广泛的各种优先性选择，中央由此做计划，然后把具体细节留给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在实践上是完全行得通的，资本家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中央计划并不会产生任何认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波普尔以方法论的论证模式这一逻辑来代替历史，违背了最基本的思维原则，这正是马克思所鄙视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历史的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历史观点“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波普尔的方法论作为一种伪装了的意识形态自身已经不能摆脱思维上的困境，因而它不能构成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现代形而上学根基及其困境
       现代科学哲学和逻辑实证论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它们大都“拒斥形而上学”，排斥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把本体论问题作为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加以抛弃。有学者指出它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回到休谟，是对康德的现象界的重建与复活，而波普尔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也响着回到康德的呼喊。从表面上看，波普尔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其思想与逻辑实证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也非常重视经验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中的作用，这似乎表明波普尔也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其实不然，波普尔不仅肯定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非常重视本体问题的研究。他明确指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代表一种强制的独断论，它非但没有排除形而上学，反而把形而上学上升到侵入科学的领地并与科学相混淆的地步。他公开声明，“我并不认为，有太多的正当理由可以用来反对一般形而上学……许多形而上学的体系曾经导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结果”。
       波普尔认为，大多数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通过表述而变成科学方法的问题，而方法论的问题一经转变成形而上学问题就能很快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坚持方法论上的唯名主义，而不是唯质主义。方法论上的唯质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意义，但这种做法只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它的主要任务；方法论上的唯名主义主张科学的任务仅仅是描述事物的活动，而不拘泥于事物名称的意义或本质。在波普尔看来，方法论唯名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明显处于劣势，未来科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唯名主义方法取代唯质主义方法。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就是方法论上的唯名主义，它与形而上学的唯名论密切相关。我们认为，唯名论这种在中世纪强势出场的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已经获得了它的具体内涵和特定形式，它已转变成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托马斯(Geof-frey Thomas)说，“方法论个人主义经常与‘抽象个人主义’相联系”。这是对波普尔的方法论立场的真实写照。
       现代形而上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肇始于笛卡尔哲学。黑格尔断言，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真正创始人，笛卡尔哲学的出现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现代形而上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体的实体性和本体地位，也就是说，部分、原子或个人具有根本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因而它们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首先在笛卡尔的“实体”定义中得到体现，他把实体界定为无需凭借任何事物，而只需依靠自身就成为自己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有关个体的意义，他所构想的单子是一个个独立的、互不依存的实体，甚至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有关市民社会的理论中也对这种个人主义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是真正的实体，“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种把个体看作是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实体观点为人们在认识方法上提供了哲学根基。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逐渐成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化约的或分析的原子论形式，这种分析的具体步骤就是：首先把整体分解成假设的基本的构成性部分，然后再试图仅仅根据那些只具有原子性质的和只具有外部关系的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这些整体提供一种理论的重构。G.B.Madison就认为，现代机械物理学乃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范。
       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研究领域出现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霍布斯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穆勒的功利主义理论中。它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优先权，对一个社会的解释必须归结为关于个体的事实或特征，就如陆克斯(Steven Lukes)所说：“个人被抽象地勾划(画)为已经被给予的一个项目，它们已拥有一些兴趣、要求、目的及需要等。而社会及国家则被视为一组实际的或可能的社会机制，它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需要做出回应。”波普尔认为，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立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论证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穆勒已作了大胆的尝试。波普尔反对穆勒社会科学研究的心理主义立场，但是他认为穆勒的心理主义提倡了一种方法论立场，其意义非常重大。穆勒把社会制度归结为人性的心理结构，但他评论说，社会现象的规律只不过是个体人性的规律，当被集合在一起时，人并不变成另一种实体。波普尔认为，穆勒这句评论坚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展示r心理主义的最值得赞扬的方面之一”。在他看来，穆勒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伽利略，因为，“自穆勒以来，则反复谋略根据大体类似的路线来改造社会科学的方法”。波普尔认为，只要我们剔除穆勒社会学的心理主义成分，社会理论完全可能成功地执行这种原
       子式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并取代社会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
       实际上，波普尔方法论赖以立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主义，这种幼稚的个人主义由于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大缺陷已被一些西方学者抛弃。托克维尔就指出，这种个人主义其实就是利己主义的新名词，它会威胁社会公共秩序，“使公德的源泉干涸”。哈耶克非常赞同托克维尔的这一看法，他认为托克维尔所痛恨和坚决反对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伪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或把其观点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之上)”。波普尔认为这种个人主义能够反对整体主义，但是哈耶克却认为，这种“伪个人主义，也会导致实际集体主义”。哈耶克认为，真的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而这种社会理论其实就是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极力主张的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与进化的理论。这也就构成了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和波普尔个人主义的主要区别，按照邓正来先生的理解，哈耶克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个人主义。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区别只是表面上的，其实，哈耶克与波普尔都具有社会发展的非理性态度这一现代形而上学情结，因而他们的方法论立场根本上是一致的。
       波普尔认为社会制度、社会规则或社会学的规律，虽然是人们的行动和决策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是可以依照需求、希望或动机来解释的，相反，它们大都是一种“非理性”的结果。他说：“只有很少一部分社会制度是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而大部分制度，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已作为人类行动的无需设计的结果‘生成了’；我们还可以补充，甚至这少数几种被有意识地和成功地设计出来的制度……大部分也不是按计划建成的——还是由于其有意识的创造引起无意识的社会反应。”波普尔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规则或制度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如出一辙。哈耶克曾借用斯密等苏格兰思想家的话来表达他的观点：“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波普尔主张的“非理性”的社会规则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一样，都必然陷入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的困境之中。他们都认为社会秩序不是任何一个秩序中的成员所刻意造成的，而是各成员的行动与互动之间所造成的一个非有意的结果。但是，从秩序的内涵所具有的特性看，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无意的规则或自发的秩序之所以可能，乃是建立于普遍的规则这个概念之上，而这就回避不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说”可以说是对自发秩序作出形而上学假设的表率，在他看来，组成世界的全部单子的变化发展能够自然而然地和谐一致，可能通过上帝这一形而上学的假设来阐释。波普尔的自生自发的社会规则虽然回避了神学的观点，但是没有回避形而上学的立场，只不过是把“上帝”变换成一种无法凭借人的理智把握的“规则”而已。他直言不讳道：“那些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出现的东西，作为一条规则，也都是这种行为的间接的、无意识的和经常是不必要的副产品。”
       波普尔建立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规则，不论被理解为“无意识的社会反应”，还是被设定为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秩序、“理性不及因素的原则”，实质上都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一种表达。波普尔的方法论原则是与现实的历史性原则完全疏离的，它作为现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态，和反思哲学一样把作为给定的事物纳入在一般的原则之下，因而只能停留在作为主观幻想的抽象层面上。海德格尔曾经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把握为“意识的内在性”，认为它把“我思”、“纯粹活动”、“自我活动”的意识内在性贯穿到一切领域中，以其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从而把真理和本质性领会在一个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世界中。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波普尔的理论也跳不出这个窠臼，而对这一点的批判贯彻得最彻底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理论。马克思指出现代形而上学主要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种意识形态作了深刻的描述：它颠倒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把观念、思想、概念看成是独立性、实体性的东西，这些“纯粹的”意识不但成为统治着现存世界，而且成为一切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甚至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马克思哲学从哲学根基上揭示了社会的现实历史性，从而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现代形而上学肇始于笛卡尔哲学，它通过“自我意识”在存在论上的主体性获得了其基本的建制，并且通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实现而得到最后的完成。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等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完成了对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颠覆与瓦解。由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形而上学性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从哲学根基上抽空了波普尔赖以建构的基础，从而使方法论个人主义真正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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