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吗？
作者：郑慧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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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从相关的文献看，有两种观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一是从每个物种的存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意义上寻求支持；另一是从人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独特性上寻求支持。然而，这两种观点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的基础之上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的只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达尔文；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同一性；独特性；道德物种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5-0023-05
收稿日期：2008-04-08
作者简介：郑慧子(1959～)，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
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依然是我们用来认识和理解地球生命起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在对人的起源和演化的认识和理解问题上显得更加重要。离开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就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自然史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我们涉及到人的问题，或涉及到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等问题时，我们思想的内容以及我们所作的论证就不可能真正绕开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倡导环境伦理的还是反对环境伦理的观点，它们在思想的逻辑上都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存在着一个紧密的锁链关系。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寻求对人的本质理解的自然史的支持，是今天的环境伦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和显著的科学特征。
人类中心主义问题自怀特(Lynn White)发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以来，就成为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讨论最持久，同时也是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已成为那些主张把人类道德扩展到自然界中去的环境伦理学家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因为，在环境伦理学家们看来，直到当代的正统的道德体系已无法承担起这一革命性的使命。正如美国哲学家科利考特(J.Baird Callicott)认为的那样，整个西方的道德哲学的传统一直都足以人类为中心的，而且常常是好战的。环境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先驱者之一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把人类道德扩展到自然中，这是道德在进化上的第三个阶段。然而，一些重要的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者，也同样试图从进化的意义上来为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合理性的辩护，确切地说，就是以达尔义的进化论作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根据。
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_r合理性支持的这种观点是从两个途径来论证的。一个途径是根据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同一性，即从达尔文所说的每一物种的存在都足以自身为目的的角度来论证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主要以生物学家默迪(w.H.Murdy)为代表；另一个途径则是根据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差异性，即从达尔文所说的人作为一个物种相对于其他物种所具有的各种独特性的角度来论证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究竟是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持呢?本文的考察试图表明，那些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为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合理性论证的做法，事实上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的基础上的。因为，根据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理解，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给出的有关人类在自身的进化中所逐渐获得的类属性的结论来看，从人作为一个物种与非人类生命之间无论是从同一性还是从差异性来看，它都不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相反，却能够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提供科学的合理性支持。
二
通过进化来为人类道德边界的扩大提供科学上的支持，是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环境伦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甚至可以说，从思想的逻辑上看，进化毫无疑问是环境伦理的一个最直接的思想源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利奥波德的作品中看到。利奥波德在他的《土地伦理》中告诉我们，我们迄今还没有一种用来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与土地上的动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而人类把伦理延伸到土地，已成为进化上的一种可能性。他明确指出了土地伦理观是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土地伦理的进化既是一个意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情感发展的过程。发展这样一种土地伦理观，就是要把人类(智人)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形象，改变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很清楚，利奥波德是基于人的进化看到了人类的道德从最初的人与人之间到人与社会之间，再到人与自然之间渐进扩大的这种可能性。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对进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利奥波德就不可能或很难得出人的道德逐渐向自然扩展的结论来。
虽然，利奥波德在他的《土地伦理》中关于人的道德进化这一重要问题的论述不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化再清楚不过地构成了他的土地伦理思想的重要背景和基础。通过人的道德进化来为人的道德关怀向非人类生命扩展提供科学支持，可以看成是环境伦理赖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科学基础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生态科学)。然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反对环境伦理的研究者在对环境伦理的这种道德扩展的主张进行严厉的批评时，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环境伦理不存在科学上的根据。因为，这种论证方式毫无疑问犯了试图从“是”中推出“应当”的逻辑错误，或是“自然主义谬误”。可是，当环境伦理学家在科学的基础上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论证环境伦理的合理性这种努力遭到批判时，一些反对者采取的却也是被批判者的论证方式，以证明人类中心主义的所谓合理性。
在当代，从科学的角度为人类中心主义所作的辩护大致有两种具体的方式，而且都是直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关的。首先，一种为国内的环境伦理学家最为熟知的辩护，是由生物学家默迪提出的。他在他的《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现代观》一文中，以一种所谓的“达尔文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来为他所主张的价值论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辩护。虽然，在默迪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中，并不要求只有人类才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也不拒绝承认每一物种均有其内在价值，人既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也不是地球进化的终点；但是，默迪在肯定这一切后，仍然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人所必须坚持的一种思想。在默迪看来，人之所以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也即坚持人把自己评价为比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具有更高的价值的观点，在科学上的根据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这一著作中多次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选择只是根据每一物种的利益而工作，而不可能使一个物种为了另外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发生
任何变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墨迪认为，物种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它们不会为了任何其他物种的利益而存在，一个物种的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
关于默迪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我曾在我的《对两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一文中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我的结论是，墨迪所以会以“达尔文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支持他的价值论的“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根据，这是建立在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从《物种起源》到《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达尔文通过审慎的自然史考察，一方面由共同由来理论揭示出来的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同一性，拒斥了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由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的独特性，把人从一般动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方式中提升了出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目的论的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由人的自然史所呈现出来的人作为一个“道德的生物”的独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达尔文关于人的自然史的研究，从根本上拒斥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科学上能够成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无论达尔文所得出的人作为一个“道德的生物”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都不包含墨迪所说的能够支持他的“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根据。
然而，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观点，恰恰是从人作为一个物种相对于其他物种所具有的独特性这一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根据的。例如，哲学家格瑞(William Grey)在为他所支持的一种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做辩护时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我们人类在道德世界里确实占据着一个特权的位置。这就是说，以达尔文所说的那种新的独特性作为批评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根据，在这里却成为支持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根据了。被誉为“20世纪的达尔文”的最杰出的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在他的《达尔文对现代思想的影响》一文中曾谈到过这种由人的独特性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迈尔1999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接受皇家瑞典科学院颁发的克拉夫德奖时所作的一个演讲。在这篇文章中，迈尔在概述“达尔文的时代精神”时就特别说到了这种似乎意想不到的情况，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但却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迈尔指出，在达尔文的所有主张中，最难以让他的同时代人接受的就是应用于人类的共同由来的理论，但是，这一观点在经过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和恩斯特·海克尔严格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表明人类和现存的猿类有着清晰的共同的祖先之后，它在科学上从未再受到过真正的怀疑，应用于人类的共同由来的理论剥夺了人类早先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然而，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而言，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到此结束。迈尔告诉我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事件并没有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对人的研究表明，尽管存在着共同由来的事实，但是人在所有的生物中确实是独特的。人类的智能是任何其他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人类是拥有真正的语言(包括语法和句型)的唯一的动物。正如达尔文所强调的那样，只有人类发展出了真正的伦理体系。此外，通过高度的智能、语言和双亲的长期照料，人类是唯一能够创造出丰富文化的动物。不论好坏，人类正是通过这些途径获得了对整个地球的空前的统治地位。”
我们如何理解迈尔说到的这种情况呢?有一点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由于达尔文的共同由来的理论所揭示出的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存在的同一性，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科学上遭到拒斥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同时，根据这种同一性为人类中心主义所作的任何辩护，在科学上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就像墨迪所作的辩护那样)。除此之外，根据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根据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这一事实，它能够成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合理性的新的科学根据吗?
三
的确如此，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是独特的。非人类生命走上的是一条体质进化的道路，而人类走上的是一条脑进化的道路。人通过脑进化所发展出的高度的智能，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人依赖于文化而进化。人类在地球自然界中获得的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使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环境，而且还成功地引导了环境。可以说，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文化进化获得了对整个地球自然界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带来的结果。然而，在进化的意义上，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的这种独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仅仅由于人有了这种独特性，就可以使我们宣称人类中心主义是具有合理性的吗?这种独特性与人类中心主义有必然的联系吗?
事实上，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无论具有怎样的进化上的独特性，它都与人类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根据人的独特性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就如同从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具有的同一性的角度来为人类中心主义寻求合理性一样，在科学上同样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所谓独特性是一个生物种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种的特征，或者说，是一个生物种所独有的而其他生物种所没有的特征。其实，这种独特性也就是一个生物种与其他生物种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性。例如，通过物种间的比较，我们知道人自己作为一个生物种，具有这样一些其他生物种所不具有的特征，即在地球自然界中，我们是：一种依赖于文化而进化的动物；一种拥有真正语言的动物；一种理性的动物；一种政治的动物；一种有道德的动物，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依据生物分类学，最一般地把我们自己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从而在我们和其他的生物种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来。事实上，当我们说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是如此的不同于其他的生物种，是地球自然界中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物种的时候，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说法也就等于说，所有那些非人类生命同样是完全迥异于我们人类这个生物种的，它们所具有的那些特征，恰恰是我们人所不具有的，它们每一个也同样都是地球自然界中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物种。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确信，说人作为一个生物种是独一无二的，与说那些非人类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生物种是独一无：二的，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这样一个判断，我认为在科学上是没有疑问的。
进一步讲，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种，他们相互之间之所以会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特性，这乃是他们在长期的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过程中造成的结果。一般而言，这种独特性总是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对应，特定的生存环境导致特定的适应性变化或产生特定的适应机制，正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适者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生存环境将会塑造出不同的生物的独特性，而每一种生物的独特性则又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意义。每一种生物的独特性，既反映了该生物种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种的适应环境的特殊的身体构造、功能和机制，同
时，这种独特性又是对这一特定生物种究竟能够在怎样的环境中才能良好生存和繁衍的一种最基本的限定。这种独特性使每一种生物都与其生存其中的环境构成了一种紧密程度不同的锁钥关系。例如，水生生物只能生活在水中，而不能生活在陆地，陆生生物则不能生活在水中；浅海生物只能生活在浅海，不能生活在深海中，而深海生物只能生活在深海，不能生活在浅海中，等等。这是因为它们那种特殊的身体构造总是同它们生存其中的那个特殊的环境相适应的。同样，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的独特性，是人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它也只对人在环境中的生存有特别的意义。
最后，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每一生物种的独特性而言，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可比性，也即不存在生物种之间的独特性孰优孰劣的问题。当然，在此有一个使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达尔文在他的博物学著作中常常使用“低等动物”(Lower animals)和“高等动物”(Higher animals)这样的评价性术语。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两部极其重要的博物学著作中，比较容易地发现。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这两个评价性术语的使用，与自然选择理论是相矛盾的。因为，如前所述，任何一个生物种的独特性都是在其生存的特殊环境当中形成的，因此，它也只在它那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有适应的意义，而一旦离开了它那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一个生物种所具有的那个独特性就很可能成为限制其生存的原因。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不同的生物种进行物种间的比较，那么，对于这种比较的结果，我们毫无疑问不能使用“好”、“坏”，或“高等”、“低等”这样的评价性术语，而只能使用“有”或“无”这样的有关事实的判断语词。因为，不同的生物种的独特性，当且仅当在其特定的生境中才有适应意义；而离开了那个特殊的生境，去抽象地说一个生物种的独特性是“好”还是“坏”，“高等”还是“低等”，这种说法在科学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一种时空关系根本错置的评价。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在同一种生物这个确定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用诸如“好”、“坏”，或“高等”、“低等”这样的评价性术语，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所给出的评价，在科学上才真正具有了合理性，才能够显示出其实际的评价意义。对于人而言，或许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种的独特性是地球自然界中的所有其他生物种的独特性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我们所具有的独特性，使我们在自然环境中获得了日益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愈发强大的适应力，而其他生物种却没有达到人所能达到的地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物种，我曾把我们人类比喻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的生物种，但是，无论怎样说，人的独特性，从根本上讲，仅仅表明了它是人在自己的进化道路上，在与特定的环境长期的互相作用过程中所获得的某种特殊的生存方式或适应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在地球自然界中，每一个生物种相对于所有其他的生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作为一个生物种与非人类生命的生物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人作为一个生物种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只是这种同一性叫做独特性。如果说由于人有了独特性，就可以因此成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合理性的理由，那么，根据这个逻辑，所有其他的生物种，由于它们各自拥有的独特性，也都毫无疑问地可以成为支持它们是某种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根据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接受这种论证的逻辑，但是，我们立刻会由此看到这种逻辑并没有任何的新颖之处。因为，这种论证的逻辑与前面所谈到的墨迪论证人类中心主义合理性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墨迪那里，他是以每一生物种的存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作为论证的根据的；而在这里，论证的根据只不过是由生物种存在以自身为目的转换成了生物种的独特性而已。
其实，即使根据这样的论证，也不能表明人的这个“独特性”能够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这个论证甚至较墨迪的那个论证的可信性还要弱。因为，从进化的观点看，墨迪所依据的是每一个生物种的生存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这个根据(尽管这是建立在墨迪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基础上的，但是，论证的逻辑过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直接支持他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而人的独特性，在进化上仅仅表明了人在作为一个生物种时与其他生物种之间所存在的诸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总是与那种特定的生物所适应的特定的生存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差异性丝毫不表明生物种之间存在着优劣或高低的差别。因此，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出来的人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
四
在上述讨论中，如果我给出的关于根据人的独特性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是不能成立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达尔文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给出一个最后的结论，这就是：人们无论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存在的同一性角度，还是从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的独特性角度来试图为人类中心主义寻找合理性的根据，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做法乃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两部重要的著作联系起来看，我们一定会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不存在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任何可能性；相反，我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却是从根本上彻底摧毁现存的一切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最关键的科学根据。可以说，由于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同一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拒斥了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而，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人相对于非人类生命的独特性问题上，把人表述为一个“道德的生物”时，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这种独特性，堵死了从同一性的角度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使得任何一种试图以人的独特性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都是与达尔文所给出的人作为一个“道德的生物”这个独特性相冲突的。因为，人作为一个“道德的生物”的这种独特性，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的非中心性，因此，达尔文所说的人的这种独特性，同样从根本上拒斥了试图从人的独特性来为所谓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寻求支持的可能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是，在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上为其充当了一个掘墓者的角色。
[责任编辑 王华生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