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冠名《新史学通讯》期间共出刊62期。其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配合和服务于当时的新史学教学和研究。最初只是以赠阅方式流通，通讯作用明显。至一卷三期改为公开发行，一卷五期定为月刊，定期出版，确立了史学类月刊的定位，并由此引发了整体编排格式向现代期刊的转型，至1955年四月号转型最终完成。
关键词：《新史学通讯》；期刊史；编排格式；版权标识；《史学月刊》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183－06
一、引言
《新史学通讯》系《史学月刊》前身，1951年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分会成立于1950年5月25日，27日经理事会推举，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先生任主席，史地系主任黄元起教授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分会成立后，“在总会(即当时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领导下，即积极进行马列主义新史学的研究工作”。同时还注意把“研究工作与当前大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连[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以此为基础，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为便于工作开展，该会设立了历史教学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两个部门，并决定出版《新史学通讯》“作为具体推进工作的报刊”。经过多方努力和准备，1951年1月31日《新史学通讯》诞生。
《新史学通讯》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刊名本身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任务，当时“许多人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为新史学，以区别于解放前各式各样的旧史学”。据胡思庸先生1991年回忆，刊物主要创办人嵇文甫先生在谈到创办《新史学通讯》时曾有过这样的说明：“所谓‘新史学’，就是区别于封建资产阶级旧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创办的宗旨，“就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要宣扬唯物史观和爱国主义”。
《新史学通讯》(简称《通讯》)主要活跃于中国新史学迅猛发展的1951～1956年间，至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在此期间，《通讯》确如编创者所期盼的那样，“在新史学研究方面成为一支生力军”。它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学习新史学的引路人，还是他们发表新史学成果的重要阵地。1985年江地先生在创刊35周年的纪念笔谈中深情地回忆说，“建国之初，史学刊物较少，《新史学通讯》是其中之一”。“我要学习，要教学，要写论文，就必须经常(反)复仔细地阅读它，从中得到借鉴，受到启发，这个刊物在五十年代几乎成为我经常置之案头的必读物之一”。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与该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他说，“我觉得我和《史学月刊》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它既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导师，我在年青时代成长的过程中，它曾经培养了我，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历史专业工作者，并终生以历史科学为职业，这是与《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培养分不开的，像今。日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均在六十岁左右的一些已经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恐怕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史学月刊》的提拔与栽培的”。由此不难感受到《通讯》在老一代史学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和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史学月刊》创刊35周年、40周年、50周年之时，其他老一代史学家在纪念笔谈和回忆中莫不表达了这种感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讯》是活跃于那个时代并为那个时代的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史学刊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讯》本身已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如1995年孙心一先生的《嵇文甫与〈史学月刊〉》、1998年张越先生的《〈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文章都是围绕《新史学通讯》而产生的研究成果。2001年朱绍侯先生《回忆〈新史学通讯〉》一文还为我们讲述了办刊伊始编辑部成员团结奉献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上述文章为我们认识和了解《通讯》提供了某些侧面和更多视角，然而《通讯》在创刊之初，主要用于河南分会会员内部交流，在编排格式上具有浓郁的通讯色彩。它是如何实现从通讯到现代期刊的转变的?其间经历了哪些具体的变化?这些期刊史方面的问题至今尚无人探讨，笔者拟依据作为现代学术期刊编排标准的《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从《通讯》主要页面的编排格式及版权标识的内容演变等方面切入，考察并回答这些问题。
《通讯》自1951年1月创刊，至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其间累计出刊62期，详情见表1。
总体而言，《通讯》自创办之日起，其编排格式就一直在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但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是在1955年4月。在数年的发展中，主要有三次变化：一是《通讯》自一卷三期(1951年5月)起改为公开发行。二是一卷五期(1951年8月)始定为月刊，定期出版。通过这两次变化，确立了《通讯》作为公开发行的史学类月刊的期刊定位，相伴而生的便是编排格式的变化，这在1951年8月出版的一卷五期上有充分体现，可以说该期在《通讯》发展史上具有界标意义。三是1955年四月号以合乎现代期刊要求的编排格式面世，标志着《通讯》实现了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期刊的转变。鉴于此，本文以具有分界意义的一卷五期为界限，将此前的创刊号至一卷四期(1951年1月至7月)视为《通讯》创刊初期，此期至更名为《史学月刊》的这一阶段作为《通讯》的发展成熟期。整体编排格式所及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将循着这一分期进行。
二、创刊初期的《新史学通讯》
《通讯》创刊号于1951年1月31日面世，共16个页面，采用的是老式竖排本格式。就其整体编排格式言，既无专门封面、封底，也无目次表。首页左侧为《发刊词》，右侧自上而下依次是刊名、期号、出刊时间、出版经营注册号等，再下方是“发行者”、代表人、经售处。就这些内容看，似今日期刊的版权标识，然其中又缺少如定价、出刊周期等内容。页码编排上，从头至尾连续编码，且皆有显示。正文编排上，虽然题名用较大字号排出，但篇篇相接，密麻挨挤。此后的一卷二期(4月)、三期(5月)和四期(7月)也都承沿了这一风格。《通讯》的这种编排格式，与其前后创办的《历史教学》及《文史哲》存在着较大差异，现以创刊号为例略做比较。
《历史教学》创刊号出版于1951年1月1日，共36页，有封面、封底。封一上除左侧有刊名、卷号、出版者、出版时间这些现代期刊编排标准《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简称《格式》)所要求的内容外，右侧还载有7篇主要论文的题名和作者。封二上方为该期的目次表；下方右侧为该刊的版权标识，囊括了《格式》要求登载的刊名、出刊周期、卷号、期号、出版时间、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印刷者等所有项目，下方左侧为《〈历史教学〉订阅办法》。末页下方为《稿约》，
敬告稿件要求和付酬等相关事宜。
《文史哲》创刊号于1951年5月1日面世，有封面、封底。就页码编排形式言，封一、封二、封四都未标注页码，正文从第1页始；封三因排有正文，编入正文总页码，为第47页。这一做法和《格式》对现代期刊页码编排的要求完全一致。封一上方标有刊名、卷号、期号，同时还安排有本期刊载的11篇文章的题名和作者；下方登载了出版者与出版时间。封二《编者的话》先介绍刊物的创办情况及办刊宗旨，然后是本期所载11篇文章的点评与导读。封底上方是《稿约》，第一条揭明“本刊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第二条敬告“暂定两月出版一次”的出刊周期；下方是版权标识，和《历史教学》一样，也是一应俱全。
通过比较，可以明显发现《通讯》与同期创办的《历史教学》、《文史哲》在编排格式上的巨大差异。笔者以为，这一差异并非《通讯》创办人期刊知识储备缺乏所致。因为自清末以来报刊兴办风潮迭起；就史学类刊物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大量涌现，对于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来说，创办报刊已非鲜事，《历史教学》与《文史哲》自创刊之始即呈现的成熟期刊形式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通讯》创办初期所呈现出的异于他刊的上述特征应是囿于最初定位的结果。
《通讯》是河南分会为“具体推进”分会工作而创办的，故其最初的考虑是“供本会会员参考及交流经验与心得”。受此影响，在编排格式等方面都体现出其只是作为分会“通讯工具”的角色特征，这在创办初期的内容和出刊时间上也有体现。
创办初期所载内容，多与河南分会的相关活动有关。为便于说明，兹依创刊号内容制成下表：
从表2可清楚地看出，创刊号真正体现了《通讯》为河南新史学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宗旨，或为河南历史科的老师提供新书信息，或为读者解答问题，或为大家介绍河南史学研究与考古学方面的进展。“会务报告”更凸显了《通讯》作为推进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工作的工具性质。
关于《通讯》的出刊周期，最初考虑是“每月出刊一期”，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并未付诸实施。创办之初头四期的出刊日期是：创刊号，1951年1月31日；一卷二期，1951年4月20日；一卷三期，1951年5月31日；一卷四期，1951年7月10日；创刊号与一卷二期间隔近3个月，一卷二期与三期之间是每月一刊的连续出版，一卷三期与四期又间隔了一个多月。不仅每两期之间的间隔不相一致，4期之间也无规律可循。
此外，创刊号上不仅没有定价，获得方式也未明确交代。据当年的参与者回忆，最初《通讯》是以赠阅和交换方式流通的。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及历史文化学院所存《通讯》创刊号及一卷二期首页右侧都有2枚“请批评”、“请交换”的长方阳文蓝印，显系寄出时所钤。另外，1951年4月20日出版的一卷二期第12页上的一则《编辑部启》也能提供证明，其内容如下：
会员注意：本刊以后不再赠阅，凡欲购阅订阅者请向开封三联书店接洽。
此启虽然短小，但清楚表明：一卷二期以前各期系赠阅，自一卷三期起开始订购，进入市场化运作。一卷二期在发布此启的同时，在末页下方左侧版心外又标出定价，每册一千元，向读者预告《通讯》将正式售卖的消息。然和此相关的出刊周期却迟至一卷五期才行登出，其因不得而知。
随着一卷五期的出版，《通讯》实现了由内部交换到公开发行、由不定期出版到定期出版的转变。这不仅决定了《通讯》公开发行的月刊性质，同时也引发了《通讯》编排格式的变革。
三、发展成熟期的《新史学通讯》
1951年8月～1956年12月，是《通讯》向真正意义上刊物转变的重要阶段。依照现代期刊编排格式的相关要素考察可知，此期出版的一卷五期是《通讯》向现代期刊转变的重要起点；1952年七月号是其转变中的又一重要环节；1954年四月号则完全实现了向现代期刊编排格式的转变。下面围绕这三次变动加以论述。
1、一卷五期(1951年8月出版)
自1951年5月一卷三期起，随着获得方式由赠阅到购阅或订阅的改变，《通讯》实现了由内部交换到公开发行的转变。刊物公开发行后，由不定期到定期出版则是其内在要求，因此《通讯》公开发行两期后，1951年8月的一卷五期始改为月刊，定期出版发行。该期《编者的话》对此有详细交代：
本刊自发行以来，承全国各地史学先进与读者的关怀爱护，纷纷来信，给我们不小鼓励，并要求改为定期刊物。为了答谢这种好意，本刊决定自本期起改为月刊，每月十五日定期出版。
从此后《通讯》的实际出版情况看，每月出版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但除却停刊的特殊情况外，每月出版一期的出刊周期已经固定下来。
1951年8月15日，《通讯》一卷五期如期面世。此期在正文编排方面仍沿用创办初期的接排方式，没有专门的封面与目录页，但在目次与版权标识方面却有了很大变化。
其一，第1页右侧原有刊名、卷号、期号及出版日期下增加了本期论文“要目”，刊列了除“问题解答”栏目外所有论文的题名与作者，类似于简明目录。
其二，首次刊列版权标识于末页即第16页下方，所列内容基本齐全。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在刊名之下标出了“月刊”字样，首次亮明刊物的出刊周期。二是在“订阅处”后首次标出半年及全年的定价，并注明“外埠平邮不加邮费”。同时出现的还有包括四条内容的《稿约》。
此期首页简明目次及尾页版权标识已显示出《通讯》公开发行的月刊性质，是《通讯》走向现代期刊的重要一步。1952年七月号之前各期基本都遵循了这一格式。
2、1952年七月号(一卷十一期)
在]952年元月号出版以后，因负责编辑诸同志“于本月内将全体下乡参加土改复查工作，不能照常出版”，决定“自二月份起，暂停刊三期，五月份复刊”。后因各负责同志完成土改复查工作后又“参加了‘二反’‘五反’运动”，又延期了2个月，至7月才行复刊。
复刊后的第一期即1952年七月号在形式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页改为暗码，虽然下方仍排有论文，但上方的编排格式已初具封一的形式：刊名由以前的右侧竖排改放于上方且居中横排，刊名上下方皆用彩色图案装饰，刊名下方图案之下为本期刊号“一九五二年七月号”，此行字上又叠印着与装饰图案同一色彩的《通讯》总期号“11”。就此来看，显具封一的意味。然需注意的是：自1953年四月号起，首页只标注年度期号，不再标注总期号。
末页(第16页)下方版权标识的内容及编排形式皆有调整，在形式上首次改为横排，内容也较此前为详。此处共分为三个区间：左区和中区共同承担了《通讯》版权标识的登载。左侧是刊名、出刊周期、期号、出刊时间；中间是编辑者及其地址、代表人姓名、出版者及其地址、发行者及其地址。右侧是《预定办
法》，内容更为详细：一是将一卷二期以来标注在刊物末叶下方左侧版心外的单册定价移至此处；二是对不同邮寄方式的资费做了说明，“平寄邮费不计，挂号邮费另加”。
此期由于对首页和末页的编排内容和格式做了变动，原自一卷五期以来放置于首页的论文要目不得不进行调整。七月号的目次表被安排在第2页左侧，后来几期目次表的位置也不固定，如八月号放在第6页、九月号放在第11页、十月号放在第9页、十一月号放在第7页、十二月号放在第8页，皆因具体页面而定，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直到1955年四月号才固定于封二。
复刊后的编排格式，除1952年八月号没有版权标识、1953年四月号因斯大林逝世页面临时增为20页的个别情况外，基本沿用到了1955年4月。不过，在遵循这一整体格局的同时，也有一些小的变动。
首先，以栏目意识为主的期刊编排理念突出。早在创刊号《发刊词》中，《通讯》拟办论著、新史学问题解答、新史学文摘、会员动态及会务报告、参考资料介绍、苏联史学研究论文介绍、史学教学经验介绍等7个栏目。后有调整，如在1952年七月号中强调为论著、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教学经验、书刊评介、问题解答与讨论、文物报道等6个栏目。在正文中显示栏目的做法，在创刊号上即已有之，当时标有“专论”、“新书介绍”、“问题讨论”等专栏，但这一做法在后来的出版过程中贯穿得并不彻底，时断时续，时强时弱。
在目次表中显示文章归属栏目的做法始于1952年八月号。在该期目次中，史苏苑先生《我怎样在中世世界史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文题后加有“教学总结”字样，到九月号和十月号又回归老样。但十一月号的目次表中大多数论文都标注了栏目或类型，有“纪念文”、“论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教学经验”和“教案”等。虽然此后各期目次表中所示栏目的多寡不一，但呈现出日渐增强的栏目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4年元月号重申了1952年七月号所提出的6个栏目的构想。
其次，自1953年十二月号起，版权标识中开始登载印发册数。这一变化使我们可以获知1953年十二月号至1956年十二月号之间各期的印发数量(见表3)，这为研究该阶段《通讯》的发行情况提供了重要数据。
《通讯》最初的发行情况因缺载而难窥其详。据胡思庸先生回忆，最初每期只印500份。这应是指内部交换时期的情况。自一卷三期(1951年7月)公开发行后，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至1953年12月印发数量即攀升到9000余册，一月后又跃至1.2万余册，最多时接近1.6万册。这种增长速度和发行数量对一份学术刊物来说应是相当辉煌的，其间的经验值得探求与借鉴。
到1954年八月号，版权标识中又增加了印刷者和地址。至此，版权标识内容全部齐全。
3、1955年四月号
经过前期的充分积累和准备，1955年4月1日出刊的四月号以崭新面貌出现，具体表现为：
其一，封面和目次表的变化。《通讯》首次拥有独立封面。封一上的刊名系郭沫若先生题写，刊名下是作为装饰物的新出土的商代铜壶照片(封二上有说明)，铜壶下方是出版年和期号。封二上方是目次表，下方是版权标识。目次表的格式也有变化：此前是将栏目置于论文题名之后，以加圆括号的方式与题名隔开；该期采用以栏目作纲领、题名放置其下的编排方式，每篇文章在期刊中的起始页码也行标出，置于圆括弧内，位于作者名之后，与今日一些期刊的做法相同。
其二，正文编排形式的革新。首先，更多栏目名称进入正文，该期除“教材资料”栏目外，其余均有显示。其次，此期所有内容包括封面均改为横排，除第1篇通栏(跨栏)排印外，其余各篇均采用双栏编排格式，从此《通讯》由老式竖排本改为新式横排本。
其三，页面的扩充。《通讯》创刊时为16个页面，仅及同年创刊的《文史哲》的1/3，较《历史教学》也少了20个页码，在此后四年多的发展中，虽然版权标识、封一、目次表等的编排格式都在变化，但页码一直未增。就此问题，笔者请教了当年的编辑部成员魏千志先生。他解释说：是因为《通讯》主要创办人嵇文甫先生认为，论文要有质量保证，宁缺毋滥。此次由过去的16个页面扩充为28个页面(包括封一、二、三、四)，在同期的史学类刊物中仍是较少的，或许还有质量保证上的考虑。
1955年四月号的出版，标志着《通讯》实现了向真正意义上学术期刊的跨越，以崭新的面貌活跃于学术界。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去掉了“新”和“通讯”等字样，使其内容和形式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了一致。
四、余论
《新史学通讯》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自身的变化也从诸多方面记录或反映了那个时代。如《通讯》的创刊及所发表的论文真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思想和倾向等，这是期刊应有的价值，自可省去不说，此外一些附件内容也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动紧密相关。
中国新史学会，全名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建于1949年7月1日。1951年7月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定名为中国史学会。这一变化在《通讯》中即有反映。如创刊号(1951年1月)上的“发行者”(后改为“编辑者”)为“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自一卷五期(1951年8月)起改为“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编辑者名称的变化与中国史学会名称的变动是相吻合的。
版权标识中编辑者地址的变动也反映了此期河南大学校名的变化。从创刊号到1953年八月号，皆写为“开封河南大学”，自1953年九月号改为“河南开封河南师范学院”，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时又改为“河南开封开封师范学院”。其实《通讯》编辑部从未搬出校园，其不同时期的写法正印证了河南大学此间3次更名的经历。
《通讯》在1952年和1955年先后2次停刊，停刊之因皆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有关。1952年2～6月，编辑部全体成员下乡参加土改复查和“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9～10月又参加了“肃反”运动，因此编辑、发行工作暂时中断。这一运动同样也影响了当时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期刊、资料的订阅，表3所示1955年停刊前后《通讯》印发数量的走低，即是这一影响所致。
《通讯》定价前期是每册一千元，“半年六期六千元，全年十二月一万二千元”。至1955年三月号改为“半年六期六角，全年十二期壹元二角……每册定价壹角”。单从定价上看，前后反差甚大。其实它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货币体系所经历的调整过程。调整后，原先的1万元相当于1元，1千元相当于一角。1951年何鹏毓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说：“教育厅每月补助我们六百斤小麦，今后‘史讯’的印刷经费不成问题。”补助印刷费何以用小麦计算?据编辑部老人回忆，因建国初期通货膨胀厉害，故采用粮食本位的核算方式。
此外，如《通讯》是如何定位、采取了哪些办法使发行数量在短短二年多的时间内迅速攀升到一万册以上，从期刊出版发行的角度尚无人探究。而其“问题解答”类栏目记录了部分提问者的姓名和地址，据此也可考察分析其受众和发行空间范围的变化。这些方面皆可为今日学术期刊的运营、出版发行提供有益的借鉴。
总之，《通讯》本身包含内容非常丰富，堪称是研究建国初期史学与社会的一份重要材料。本文仅从期刊史的角度勾勒了其成长为现代期刊的发展轨迹，容有挂漏，冀望识者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