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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
作者:刘黎明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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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亚里士多德从灵魂学说出发,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特征,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他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教育的年龄分期理论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之中,不仅推动了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并使之达到了顶峰,奠定了近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念,而且也为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教育效法自然;自然教育思想;教育的年龄分期;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142-09
       19世纪术,我国一些学者在论述西方教育史时就已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但对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作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是自20世纪至现在,在这一研究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比较深入的探讨。遗憾的是,已有的成果虽然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但只是片纸只字,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和课题进行系统的探讨。笔者拟从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思想背景、理论基础、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教育效法自然原理在教育中的运用等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指出了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他不仅对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有精深的造诣,而且对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也有较深的研究。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黑格尔称他为“人类的导师”;更有人称:“在两方历史中,再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给后世在思想界影响更深远了……没有一个人能忽视他,在许多年代里,人们发现总是与他密切相联系,充满着不可抵抗的感情。”渊博的知识为他对自然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政治学和伦理学影响他的自然教育的价值取向,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影响他对自然“本性”的认识。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家,他以“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的信念,创立了不同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育学说,其创新在于首次建构了自然教育思想,从而把古希腊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他的逻辑顶点,为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
       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思想背景
       (一)政治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是产生于希腊城分崩离析日益走向衰落,马其顿正在兴起的时代。为了实现城邦的中兴使之重新辉煌,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政治正义的当务之急,城邦应该通过教育统一起来并转变成为一个共同体,也“唯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结而达成统一”,教育是导向理想城邦的根本途径,“城邦如果忽视教育,其政体必将毁损”。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的城邦应该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城邦。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实现理想的城邦培养具有“至善”(德性)和良好教养的公民。要理解他的教育目的,首先必须理解城邦的本质和公民的本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如果要阐明城邦是什么,还得先行研究‘公民’的本质,因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公民是指,有权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的“人”。这里的“人”是指希腊奴隶主,奴隶和劳动人民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既然参与城邦政治事务的“人”就是公民的本质,那么“人是城邦的动物”其本质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人是城邦的动物”意味着“人”如果脱离了城邦,就没有了保障,就会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人”的“至善”的品德和优点的必要条件,就是城邦。城邦不仅能在物质上满足人们生活的多样化需求,更主要的是,只有通过城邦的政治生活,参与公共事物的辩论与决策,才能不断地训练和培养一个人的理性和美德。而个人实现美德与城邦实现正义是相通的。“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城邦之所以成为善邦,“人”之所以成为善人,则是要依赖教育去实现的。
       但是,为城邦培养有德性和良好教养的公民,虽然是他的教育目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也不是最高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中,教育的个人发展是第一位的,他“把人看成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植物和动物生活——人很多冲动和魄力的来源——进入高级的理智生活,神的生活”。因此,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公民的道德训练和幸福生活的获得要依据人的理性和理智来安排。这样国家的目的与个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一致,两者都在追求幸福、都能获得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教育还应促使人的天性的发展,为青年们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使人们正确享受闲暇并进行思辨,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教育为城邦政治服务,但并没有忽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应该讲,亚里士多德力图在理论上协调教育为社会服务与教育为个人服务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二)早期自然哲学背景
       被人们公认的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是早期西方自然哲学产生、发展和活动的时期。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泰利士、阿那克西曼、赫拉克利特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体、宇宙等方面,热衷于从各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形态中寻找宇宙第一性的根据——始基。因而,他们主要是探索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寻找万事万物的生灭、运动的根本原因。自然哲学家探究万事万物所蕴涵的赋予认识结果以普遍性的理论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思考和研究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即从人的“本原”(人性)和国家的“本源”(正义)出发考察教育问题,探究教育现象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逻各斯”。这一思维方式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在自然教育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价值取向,这使他超越教育现象以及时间、空间的限制,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生命力的教育命题: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而发展;教育应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教育;教育应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等。
       (三)雅典学校教育实践经验背景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源自雅典学校教育的实践经验,是对雅典学校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古典时期的雅典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读、写、算、音乐、体育、德育等。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追求身体美和心灵美的结合,以此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体育关注的是儿童的耐力、好习惯和健康;道德教育是养成儿童守纪律、讲礼貌的习惯,培养儿童具有勇敢的精神和善于节制、善于抑制情绪的能力。在所有学科中,雅典人最为重视的是音乐,因为音乐不仅可以发展儿童的欣赏力和想像力,还有助于改变和塑造人的性格。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里
       描绘的雅典的音乐教育就印证了这一点。他说:“音乐教师所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年轻的学生能养成自制和摒除一切过失的习惯。他们教学生奏竖琴,跟他一起研究抒情诗人的作品,并且把这些作品谱入曲乐,使孩子们跟和声和节奏相应,服从于和谐和节奏,习惯于温顺和柔和,从而进一步跟言语和行动相适应,因为人的生活在整个的表现上都是需要和谐和节奏的。”总之,注重儿童多学科的教育与各学科间的相互配合,注重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是雅典学校教育的特征。雅典的这种学校教育实践经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思想源泉。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发展教育理论,基本上是雅典学校的教育实际在他思想上的提炼、概括、深化和再现,是他自然教育思想的现实根基。
       二、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自然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这一概念特指自然物,是指“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动物的繁衍和行动,植物的生长都是自身内在的固有的运动本性所致,是自然物运动有其内在源泉的证据。因此,自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自然物的形式和形态。他“把自然界看做一个自我运动着的事物的世界。它是一个活的世界:一个不是由惯性(像17世纪的物质世界那样)而是由自发运动为其特征的世界。这样的自然是过程、生长和变化”。他的自然学就是要探究自然的本性,探求自然物之所以为自然物的原则,这构成了他的内容丰富的自然学体系。这种自然观为他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本性论”基础。
       在自然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导致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后三种原因可以合称为形式因,与质料因相对应。质料和形式是事物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形式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的存在,质料因只是一种潜在的东西,只有形式因才能使之成为现实;形式因是主动的、积极的,质料因是被动的、消极的。
       他进一步用潜能与现实这一对范畴考察了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他认为,质料只是潜能,只有形式才能使它成为现实的存在。质料形式化的过程就是潜能现实化的过程。“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化意味着质料获得发展的形式,意味着走向发展的目的。潜能即是‘事物由所形成的原料’,它为人的发展与教育提供了可能性,教育赋予无规定性的人的潜能与自然天性以现实性、以社会文化属性。潜能不是一无所有,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也不是无中生有。一株植物的潜能无论怎样发展,也培养不出理性,因此,人的发展的形式因或者说目的因潜在于质料之中,而教育则构成了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因”。自然教育的发展过程就是促进质料形式化的过程,也是人的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四因说、“潜能与现实”观为他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思路、内容提供了思想资源,奠定了深厚的自然哲学基础。
       (二)灵魂说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灵魂问题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就知识精确性而言,或就知识对象的崇高和精美而言,有的知识更富有价值。就这两方面来说,我们有理由把研究灵魂的学问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这门研究似乎对全部真理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的研究大有裨益,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灵魂就是生命的本原”。他的灵魂说有别于以前哲学家的灵魂论。他所指的灵魂既不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精细原子,也不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目和谐,更不是柏拉图的独立于躯体之外的永恒不朽的东西,而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形式”。他把灵魂分为三种,即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植物灵魂具有营养和生殖的机能,是最低级的灵魂;动物灵魂具有感情、欲望和位置移动的功能;最高形式的灵魂是理智灵魂,它独具推理和思维的功能。与这三种灵魂相适应,学校教育要实施体育、德育和智育。儿童本性的自然发展也就是由低级灵魂(植物灵魂)到中级灵魂(动物灵魂)再到高级灵魂(理性灵魂)的发展过程。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三部分自然发展的学说,奠定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基础。其教育意义在于,它阐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独具理性;同时也为教育的年龄分期理论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理论的提出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
       三、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认识到儿童的生活是含动植物与人类生活而成的,必然要依据其自然的发达以为教育,则可更明显地提倡一种教育上的自然主义运动了”。因而他首次提出了教育应“效法自然”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他提出并要求教育要顺应人本身的自然发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所谓自然就是一种本性,即一种使得物体按照其习惯方式运行的属性。例如,一粒橡子之所以能成为一棵橡树,是因为这是他的本性;狗吠、岩石下落、大理石受雕刻家的锤子和凿子摆布,这些都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本性使然。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间的所有事物的变化和运动都可以追溯到事物的本性。人也是如此,人的发展变化源自于他的本性。“一个人生来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种特性”。当儿童出生时,他既不好也不坏,是中性的并有潜在的能力,被环境的需要所塑造。亚里士多德指出,幼儿很像动物,他被欲望和情绪所支配。但儿童胜于动物,因为他有动物没有的潜在力,即羞耻心、模仿的、竞赛的、优秀的、节奏的、正直的和惊奇的潜在力,有其特殊性。这种本性为人的发展和教育提供了可能,教育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适应儿童本性的发展是有顺序的,这种顺序是建立在他对灵魂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如前所述,他把灵魂分为三个部分:(1)植物灵魂,其功能是营养、发育和生长等,这是灵魂的低级部分;(2)动物灵魂,其功能是感觉、欲望和位置移动,这是灵魂的中级部分;(3)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和判断,这是灵魂的高级部分,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也是教育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人的发展就是灵魂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先是身体的发展,而后是非理性部分的发展,感情处于屁著地位,最后是理智的发展,表现出理性占支配地位,它使整个发展过程的意义表现明显。据此,亚里士多德强调,合理的教育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首先是身体训练,使其有健康的体魄;其次是品格教育,以情欲的训练为主,养成其良好的习惯;最后是理智教育,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则,灵魂的本性在于运动,这不仅是人的潜能变成现实的过程,而且也是把形式赋予质料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正是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人的本性正如人的本身一样依赖于这一事实:只有当他充分发展时,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用亚里士多德
       的话来说,理性是人的决定性的形式或思想。正是理性最终在人身上揭示出来,并且从一开始就在起作用,推动和指导人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教育看成是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是自我的展开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人类提供的解决人的自然发展与教育关系的最早的研究视野。它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区分动植物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及其运作方式,但他的教育效法自然原理的立足点是人的本性。可以说,教育效法自然的理论前提是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和把握,其实质是遵循儿童灵魂或心灵发展的自然秩序。这一理论奠定了亚里士多德整个自然教育思想的基础和决定了它发展的基本倾向。其二,教育适应儿童本质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灵魂潜能变为现实的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由此奠定了“内发论”的基础。
       四、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效法自然原理在教育中的运用
       (一)教育的年龄分期理论
       根据对青少年身心自然发展特点的观察研究,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首次提出,教育应适应人的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要求教师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对他们进行教育。
       1、第一个时期:学龄前教育期(1-7岁) 这时的儿童处在植物灵魂或营养灵魂阶段。“营养灵魂寓于一切其他能力之中,它是灵魂最初的、最为共同所有的能力,一切生物靠了它而具有生命”。它的主要功能是营养、消化、繁殖、发育、生长等。因此,教育的任务是顺应自然,促进儿童身体正常的发育和生长。在妇女怀孕时期,亚里士多德要求孕妇多吃富于营养的食物,多参加步行、运动,还要保持安静,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子息的天性多得之于其母,有如植物得之于土壤”。
       婴儿出生后,应让他们吃含乳分最多的食物,多对他们进行忍受寒冷等各种锻炼,多提供适合儿童幼年运动的机会,但其过程应当是渐进的。需要关注的是抚育方式,因为这对儿童体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儿童5岁以前,教育的主要措施就是让儿童做游戏、听故事和神话,“儿童游戏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含萎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猥亵的语言,也不能让他们讲猥亵的语言,更不要让他们接近奴隶。这个时期不可以教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儿童身体的发育。
       2、第二个时期:初级学校教育期(7-14岁) 这个阶段是儿童非理性灵魂发展的阶段。根据非理性的特征,即感觉、欲望和行动,教育的任务是通过读写、体育、绘画、音乐四门基础科目实施情感道德教育,以净化非理性灵魂,进而达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在这四门基础科目中,读写、体育、绘画属于实用学科,音乐属于文雅学科。也就是说,前者不高尚、不文雅注重实用,服务于“忙碌的人”。阅读、书写服务于人们的谋生、处理家务、增进知识和参与政治的生活;绘画能对艺术家之作品作出准确的评价;体育则能鼓舞人们的勇气,使人“健康和有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学科虽然是必须学习的,但应避免狭隘的实用主义,因为“对于具有高尚灵魂的人和自由民,只知寻求效用和功利是最不相宜的”。而对于后者——音乐是最应重视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贵的”,它能使人形成“高尚自由之心灵”,它服务于闲暇者和自由民,使他们能从中获得理智的享受。不仅如此,音乐还有利于人们善德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三种东西能使人善良而有德行,那就是天性、习惯和理性……人类除天性与习惯外,尚有理性。由于天性、习惯和理性不能经常统一,这就必须使它们互相调和”,而要达到这一点,除立法外,主要依靠教育,特别是音乐教育。因为音乐是一门“培养德性的功课”,它可以使人获得“最高尚的快乐”,有助于人的良好情感和道德的塑造。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亚里士多德论及的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时期,音乐教育是其核心部分。
       3、第三个时期:高级教育期(14-21岁)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灵魂可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前者表现为对政治与伦理的搜索,是低级的;后者表现为对纯粹科学与哲学的探索,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级的部分。他对教育目的的终极追求是理论理性,这可以通过沉思的活动得以实现,这沿袭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追求理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阶段的教育任务是发展人们理性灵魂,以智力教育为主。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最高追求。因此,理性教育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中占有崇高的地位。遗憾的是他的《政治学》没有涉及到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术界普遍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智慧教育的许多著作被遗失了。“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把人类本性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丢掉。因为理智是人的特性,它区别于其他动物,它一定受到他的注意,并设想在他的教学中曾有主要地位”。据英国史学家博伊德和金两人的推测:“亚里士多德教育的最后阶段可能与柏拉图的计划大致相同。他同样会把青年引至形而上学,使他们的思想转向宇宙唯一的神圣起因”。我认为,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据此,他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还有文法、文学、诗歌、修辞学、伦理学、宇宙学和哲学。吕克昂学院的教育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灵魂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与他提出的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相适应,他提出了体育、德育、智育、美育和谐发展的思想。
       1、体育 亚里士多德要求儿童从7岁起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目的在于,不仅要增进学生的健康和战斗力,还要注重学生内在精神的塑造和理智的享受。他认为,对14岁以前的儿童应教给他们轻便的体操,反对早期进行过度的锻炼和剧烈的运动。到了,18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的运动。他对斯巴达式的体育运动持反对态度,因为这种体育只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的训练,培养头脑愚笨的运动员,这有损于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姿态的培养。他赞成雅典式的体育运动,因为这种体育通过体操训练能使儿童形成健美的体格、勇敢的精神和良好的习惯。在他看来,在教育中起首要作用的应该是健美的体格而不是野蛮的兽性的体格。他要求体育教学应考虑“理想的教练方法”,即“适宜于具有最良好的体质而又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们的最好教练方法”。
       2、德育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包括心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前者以知识、智慧表现出来,它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教育和训练,主要依赖于理性的沉思。通过理性的沉思,人们可以达到最高的美德,即完美圆满的幸福。“幸福和思辨是并行相随的;思辨的能力越大,那么享受的幸福就越多,幸福并不是偶然地相随于思辨,而是内在于思辨,因为思辨本身
       是可贵的,所以说幸福二字是某种思辨”。理性是神圣的,“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生活,因为理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使人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所以,“心智上的美德是沉思生活”。
       道德的德性则是能对情感和欲望起制约作用的习惯的结果。自然赋予人“适于接纳美德”的潜在能力,而这种能力“由于习惯而达于完善”。例如,人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人,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人,由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人”。因此,他很重视在生活实践中行为、习惯的养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心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是相结合的,美德既是一种道德知识,更是一种道德行为,所以“知”与“行”要结合。这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只重视理性的道德价值,忽视情感、行为习惯的道德价值。与他们相比,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要遵循中庸原则。因为,道德上的美德涉及到激情和行动,人的激情和行动有过多、不足和中间三种情况。人的激情和行动体现出过多或不足,这两种情况都是失败的形式,都是恶行的特性;而“中间状态则受称赞并且是一种成功的形式。受称赞和成功,都是美德的特性”。中庸使人成为善人。
       3、智育 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智育实际上是理性教育,它以思想本身为目的,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理论旨趣。智育的方式是理性的沉思,理性的沉思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也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束缚而独立的自由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能够通过思辨充分领悟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能够满足这种理性沉思的学科是自由学科,主要包括阅读、书写、音乐、哲学、自然科学等。
       在自由学科中,亚里士多德最为推崇的是哲学。哲学是以最高的“善”、“神”、“理性”为对象,它致力于探究万物的终极目的。“哲学就是为了真理的知识”,“热爱真理的人没有危险时爱着真理,在危险时更爱真理”,“哲理知识的追求,是在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使人舒适安乐的东西都有了以后才开始的,所以显然我们寻求它不是为了任何别的利益,而只是因为人是自由的,他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什么而存在,所以我们把哲学作为唯一自由的学术加以探求,因为唯有它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学术”。在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中,作为唯一自由的学问——哲学,同时也是最神圣最高贵的学问。
       亚里士多德指出,充分实现人的理性发展和对哲学的纯粹的理性思辨,依赖于两个条件:闲暇和自由。前者“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人只有在闲暇中才有可能从事真正的、崇高的理性活动,才能使人的身体与心灵保持自由,才能做自己的主人。而后者是理性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接受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拥有了思想自由,才能够独立思考、研究哲学、探索宇宙至善和奥秘。
       4、美育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作为文雅学科的音乐,他把音乐教育看成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核心部分。因为,音乐教育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既能娱乐,可以除去人的疲劳,松弛紧张的身心,又有助于闲暇入理智地享受和精神修养的培养,还可以陶冶性情,改变人的性格,培养好的德性。由于它包含着愉快和高贵两个因素,因而它不仅能“形成高尚自由和心灵”,使人获得理智享受,而且还能给人带来舒畅、甜美和幸福。“既然音乐是一种愉快,而德性包含着正当的善、爱和恶,于是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再没有什么比获得和培养正确判断力的能力,以及喜好善良性情和高尚行动的能力,会使我们更加关注了。节奏和旋律可以作出对愤怒和和蔼的模仿,对勇敢和节制的模仿,这些品质正如我们从自身体验中所了解的那样,几乎逼近真实的情感。因之,在倾听这样的曲调时,我们的灵魂就为之潜移默化了”。不过对音乐要加以精心选择,“慢腾腾的恋歌和轻勇的田园音调可以使人丢掉坚决行动的精神。这些削弱心灵的音乐是国家不允许的。英雄的,胜利的曲调产生意志力,坚决的魅力,这些才是所有公民所需要的教育。儿童在早年就要听好的音乐,它可以发展其欣赏力和理解力”,音乐教育应遵循中庸、适当的原则。
       五、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意义
       作为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最后一个继承人,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习惯于在政治学的框架中思考教育问题,使教育艺术成为政治艺术的一部分。柏拉图把教育看成是实现理想国家的主要手段。亚里士多德更是把人作为“城邦的动物”、“政治的动物”,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具有良好的德性。这使两人的教育思想的政治倾向都很明显,但亚里士多德超越柏拉图的地方就是,在如何实现人的政治本性上体现出教育的个人主义倾向,即通过自然教育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史家博伊德和金两人认为:“亚里士多德把教育作为一种个人的过程,放在第一位”,正是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推进了古希腊教育的发展,使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首先,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最早将人的天性与教育的关系提到教育的面前,把“自然”引入教育的思考中,虽然它的内涵有自然法则的意义,但更多的是指向人的天性。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教育必须适应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彰显人的潜能与价值的思想,为后世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具有人本化的教育意蕴。这个思路吸引了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第斯多惠等许多近代自然教育家,并引起了他们对教育理论的全部兴趣,使他们不断地变换角度,展开无穷无尽的探索。正是这个新问题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确立了基本的观念和发展方向,构成了近代教育思想的主流。正如前苏联教育史家米定斯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的自然适应性的主张是简略的,但他的思想都是深刻而富有内容的;这些思想涉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即后来研究自然适应性原则的教育家将要发展什么的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拓了后代资产阶级“教育遵循自然”教育思想的先河,并且这一先河萌芽着后代资产阶级“内发论”的倾向。
       其次,亚里士多德最早探讨了教育的年龄分期问题。虽然,在柏拉图的《理性国》中已萌芽了教育的年龄分期的思想,但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清晰、明确,也没有意识到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在教育中的价值,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没有为教育的年龄分期提供理论依据。最早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和解决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提出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教育只有遵循不同年龄的学生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来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对人的生长、发展、生活、学习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对教育实际进行深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正如
       英国教育家伊里莎白·劳伦斯在《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所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多少理解小孩子需要的人”,他的教育年龄分期的意义,在于首次确定了教育与人的心理的相结合的思想,开创了教育按不同年龄阶段实施的先河,奠定了以后的夸美纽斯、卢梭、弟斯多惠等人的自然教育思想和教育的年龄分期理论的基础,也为探索教育的客观规律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再次,亚里士多德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问题。注重教育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是古希腊教育的根本特点。在古希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不仅在学校教育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而且在理论上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进行了论证。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从灵魂学说的角度给予的论证更为全面而深刻,特别是对体育、音乐教育、哲学在人的和谐发展中的价值的论述有很多精辟而独特之处。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确还是含糊不清的,是相当幼稚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如此模糊而初步的理解,实属难能可贵”。他已为教育实践证明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规律,他为此后的人文主义者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人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种思想打下了良好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教育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对教育理论的把握建立在对“人是理性动物”的认识和理解上。在他看来,理性是人类的灵魂,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教育就是要实现人的“理性”存在,理性是教育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影响了康德、赫尔巴特、乌申斯基等许多近代教育家对人的认识和概念定位,是近代许多教育家思考和解决关于人的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近代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就是以它为研究价值取向的,思辨性是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强调教育的理性思辨的同时,并不否定经验的作用——“当理智认知事物时,必然伴随着表象,没有表象,灵魂就无法思维”。在他的自然教育思想中不乏经验的因素,他对儿童本性和儿童生理、心理的研究是基于经验的观察;他的关于人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源自雅典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对教育的年龄分期的认识更是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倾向。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于柏拉图那样只关注理念世界,不重视经验世界的作法。黑格尔在评述亚里上多德的思想特点时说:“我们不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找一个哲学系统。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人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在整体的某些特殊部分中,亚里士多德很少以注释和推论逐步前进;相反他却推出是从经验着手,他论证,但却是关于经验的,他的方式却是习见的方式,但有一点却是他独具的,就是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始终极为深刻的思辨的。”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特点。他的这种思辨与经验相结合的思想特色,使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宽广的研究视野,这也许就是他的教育思想“优于”他的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地方。他的“经验”的方法直接影响了近代自然主义教育家的感觉论教育思想的建构。
       第五,亚里士多德在自然教育思想框架中,对自由学科价值的论述,对自由教育基本内容的确定,奠定了自由教育理论的基础。古典自由教育思想完全是在他确定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上建构起来的。他的自由教育理论的提出,促进了西方人文学科教育的发展,“标志着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以及20世纪的永恒主义、现代人文主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方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教育思想的研究,显示了他的探究和创新精神,为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奠定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由此而开始。因此,笔者毫不夸张地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之父。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探讨自然教育问题,不是在纯教育理论层面上进行的,也不是为了纯形而上学的目的,而是在政治学的框架中进行的,是出于希腊哲学家要完成的使命——为了城邦公民和人的道德。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局限:从属于政治艺术,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教育方案,缺乏专门的教育学的视野。
       (二)现实意义
       首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有助于反思目前的儿童教育,促进儿童天性的发展。
       目前,我国儿童教育严重存在着违反儿童天性,不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现象。为了实现“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目标,有的教师和家长购置了很多“神童教育”的理论书籍,实施所谓的“神童教育”。由于“神童教育”的目的不是从儿童的天性出发,而是从成人的视界出发,强行灌输一些高深的、超越儿童年龄特点的原本属于成人阶段才开始学习的东西,结果造成儿童“成人化”现象的出现,为“将来的预备”牺牲了儿童童年时期的游戏、玩耍和应有的快乐。有的教师和家长让儿童参加“珠心算班”、“钢琴班”、“舞蹈班”、“幼儿英语班”、“幼儿识字班”、“绘画班”、“电脑班”等名目繁多的“兴趣班”。有资料显示,北京市区90%以上的孩子在课外补习英语和数学课。在上海等地有八成以上的孩子在忙着学习“才艺”,其中5岁前就开始学习“才艺”的孩子占到87%,孩子自愿学习的只占到30%多一点。这些“兴趣班”的儿童越来越凸显“成人化”倾向,并引发孩子的抑郁、孤独、多动、逆反等心理问题。超前的教育使儿童的“童年期正在消逝,儿童的生活不断受到成人生活的侵蚀;儿童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儿童作为人,正沦为某些外在力量任意把玩的对象、任意加工的原料;儿童的天性、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没能够得到应有的礼遇,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教育成为某些成人手中的‘工具’,也成为儿童身上的‘枷锁’”。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启迪我们,要尊重儿童、爱护儿童、保卫儿童、敬畏儿童的天性,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施教。“儿童是未成熟的,因而是朝向成熟而不断成长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成人的帮助。也就是说,儿童是需要教育的。然而,儿童教育过去往往被视为成人对儿童的塑造或创造,这是值得商榷的。教育应当符合儿童的天性,应当合目的、合规律,否则,这种‘塑造’或‘创造’便是异化,便是将儿童视为简单的物,便是成人与儿童相互对立,便是人与人自身为敌,便是人与人相互折磨”。因此,教育应从各种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的方式”对待儿童,在儿童的视野中实施人性化的儿童教育,即以符合儿童的本能、兴趣、欲望、习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实施教育,从而使教育不断地走向儿童的生活世
       界,走向儿童的心灵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和家长要认识到:“教育应当以人的天性为前提,顺应儿童的天性,应当选择符合儿童天性的内容并以适当方式传递给儿童,但成人社会有时做出相反的抉择,这是教育压抑儿童天性的主要原因。在人与教育的互动中,应当改变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教育自身。教育应当不断改变和调适自身,以便自身适合人的天性之表达和成长的需要……尊重天性,尊重儿童,解放儿童,这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文化改良与复兴的根本途径。”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有助于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对身心和谐发展人才的培养。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方面,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和本质内容,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三大和谐的统一,在其本质上是同构的,都聚焦于人自身的主体和谐。于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与广大人民的和谐人格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之两面。换言之,广大人民和谐人格的塑造,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和构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它能为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能有效地促进和谐人格的塑造,提升人的整体素质。
       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的关键是实施和谐发展的教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和谐发展的教育就是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的和谐发展。体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具有健美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德育就是通过习惯的培养,使学生具有节制、勇敢、公正的美德,促进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和谐统一,引导人们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智育即理性教育,就是通过沉思,去探求真理,考究哲学,研究科学,培养学生具有人之为人的理性思维能力;音乐教育是和谐发展教育的核心,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和灵魂,不仅如此,音乐还有助于灵魂的和谐。“既然音乐能够产生这一效果,那么它就必须成为年轻人教育的一门课程。我们还可以说,音乐教育与年轻人的自然禀赋是一致的。他们既然年少,自然不甘忍受一切不甜不美的命运。而音乐,其天性里就具有一种甜美的性质。不光是这样,音乐除了甜美,它的调式和节奏同灵魂有种亲和关系。这可以解释何以许多思想家把灵魂同和声联系,有些人说,灵魂就是一种和声或者说和谐,另一些人则说,灵魂具有和声或和谐的属性”。有了这种和谐的教育,就能培养和谐的人才。反观我国的学校教育,缺少的就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维度,其弊端是,弥漫了功利主义气息,培养出来的人不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而是“单向度”片面发展的人——只知道挣钱谋生的“技术人”、“工具人”。学生成了追逐名利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即有尊严的精神性的人存在。在学校中,道德教育、美育以及人格的和谐发展已成绝唱。“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和拜金主义使得人们把一切与赚钱无关的事物视为‘无用’而弃之如屣。先辈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再也无法成为人们完善自身的内在资源。人们不仅失去个性,也正在失去人性,成为被同样本能主宰的两足动物”,教育的功利化、技术化、证书化,不仅使学生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使学生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导致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落空。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对于解决学生片面发展问题,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构建和谐社会,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