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国灭辽和北宋后，把辽和北宋的大批宫廷、宗室妇女没入皇宫、洗衣院或直接分赐给金国的各级军事首领，并将北宋的宫廷制度、礼仪制度搬到了金国宫廷，金国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对其宫廷生活方式、宫廷礼仪及女真贵族妇女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金国；女俘；靖康之难；宫廷生活方式；宫廷礼仪；汉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1；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125－06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打破了民族间的地域界限，使交战双方进入面对面的直接较量，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礼仪风俗彼此交融，互相碰撞。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以其遥遥领先的强势对少数民族产生了不可逆向的影响。少数民族封建化的问题历来备受学界关注，相关的论著、论文层出不穷，但对战争中的弱势群体——女性战俘在其中所起作用则往往局限于个案研究。“靖康之难”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皇室成员尤其是大批的宫廷、宗室女性被掳在金国为奴、为婢更是南宋君臣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私家撰述对此都讳莫如深，史料的缺乏造成有关“靖康之难”中被掳到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除笔者的一篇文章外，仅有何忠礼、王曾瑜先生对宋高宗母亲韦氏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现状对女真族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无疑都是缺憾。本文拟以辽、北宋女俘北迁与金国统治者生活方式、后宫礼仪制度的形成、后宫女性的民族构成及妇女观念转变的互动为考察对象，对辽、北宋、金三个政权间的文化碰撞、吸收与交流做局部的考察，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
“女真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国主晟(金太宗)尝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金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日乾元，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逮(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或国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晏乐，携手握臂，齩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故情通而心一，无复觊觎意。”这是开国之初金国统治者保留军事民主制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随着金、辽战争由反辽转变为灭辽，在攻克辽国军事重镇及追击天祚帝的过程中，契丹女性开始成为金国的俘虏，被俘的契丹女性主要有以下四批：第一批：攻克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时所俘。天辅三年(1119)春正月，北宋使者赵良嗣为联金灭辽，出使金国，曾参加金兵攻辽上京的战役。后，金太祖留赵良嗣饮酒数日，令契丹吴王妃歌舞饮宴。女真破上京，将其俘获。金太祖对赵良嗣说：“此契丹儿妇，令作奴婢”。第二批：燕京(今北京)之战。主要掳掠对象为燕京士女，“所掳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第三批，天辅六年四月，青塚(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之战。“辽太叔胡卢瓦妃、国王捏里次妃，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许王，女骨欲、余里衍、斡里衍、大奥野、次奥野，赵王妃斡里衍”。此次被俘对象主要是辽宗室妇女。第四批：天会三年(1125)，天祚帝被擒时，皇后萧氏，元妃萧氏被俘。
辽比金立国约早200年，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早在建国之初，便尊崇孔子，设立孔庙，建立起命妇制度，开始讲究妇道和节烈观念。由于辽朝实行南、北分治的统治政策，契丹贵族女性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生活习俗，“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她们大多性格刚烈、能征善战、武艺高强，兼之“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方式，确保了皇族和后族“势分力敌，互为唇齿，以捍家邦”的牢固的政治联盟。面对战俘的命运，契丹贵族女性不愿听命于金国贵族的摆布，具有较强的反抗、复仇意识，同样，金国贵族也始终把她们视为潜在的威胁。以下几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一、“后(耶律大石)与粘罕双陆争道，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石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来，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窜。’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嫂骂，遂射杀之。”二、天会三年，灭辽献俘仪式结束后，金太宗将全部女俘“悉以分赐，不录一人”。三、为了复仇，金国军事统帅宗望之妻金辇公主(原辽天祚帝的女儿)、粘罕之妻萧氏与降金的契丹贵族耶律余税等，“各因问可入，内外劝之南侵，阴报宋朝助兵攻辽之隙。”四、耶律余靓因谋反被处死时，金国大将兀室附带将粘罕的次室萧氏处死。事后，兀室坦然向粘罕解释，“萧氏，契丹天祚元妃也。与兄实乃仇雠，不得已而从，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将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见事无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横行天下，万夫莫当，而此人帷幄之间，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测矣。事当预防，以爱兄故，已擅杀之。”粘罕虽不忍心，甚至“既而泣下”，当时的反应却是“起而谢之”。
由于契丹贵族妇女性格刚烈，她们的活动受到女真贵族的严格限制，对金国宫廷生活方式影响不大，而真正影响女真贵族生活的还是封建化程度较高的燕故地的汉族女性。史载，金太祖自入燕，掳“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后很快就陷入了“酣歌宴乐，惟知声色之娱”的糜烂生活之中，天辅七年(1123)，北宋使者卢益出使金国、商议交接燕故地时，金太祖因纵欲过度，“形神已病”，竟令卢益“便辞，全不及交燕事”。与此同时，金国的礼仪也受到契丹人的影响，金国贵族招待客人时，于宴席前列契丹伶人作乐、“每举酒辄谢汉儿。左企弓已下悉捂笏捧觞称寿，一如契丹之仪”。天会元年(1123)，金太宗即位，北宋遣著作郎许亢宗为贺登位使，行至涞流河(今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松花江支流拉林河)，不仅看到女真贵族结彩山、作倡乐、寻幢角抵之伎、斗鸡击鞠等娱乐方式与中原相同外，还惊奇地发现金国“方营大屋数千间，日役万人，规模亦宏侈矣”。可见，受契丹贵族生活方式的影响，金国宫廷的享乐之风已经抬头，金太宗开始让儒者教育其子弟，金熙宗完颜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受学于辽国状元韩昉。
“靖康之难”的最终结局是宋徽宗、宋钦宗和全部在京皇室成员的北迁，随同北迁的还有大批工匠、艺人及平民女子，宫廷中的大量器物、珍玩、书画收藏、乐器及文化典籍也被运到金国都城上京。有关被掳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人数、年龄、在金军营帐和北迁途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到达上京后的命运，详见笔者的《“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尽管在金军营帐和献俘仪式中，北宋宫廷、宗室妇女也曾有过一些反抗，如宋钦宗朱皇后因不堪凌辱而投水自尽，从整体看，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反抗手段消极、反抗意识较差。女真军事贵族们很快丢掉质朴拙陋的生活方式，纷纷仿效北宋皇室及
贵族，沉溺于女色和物质享受之中，甚至厌倦战争。随着宋金战场上的形势的变化，金国灭亡南宋计划化为泡影，金太宗为发泄怨恨，开始拿北宋女俘出气，闯入洗衣院，“怒取十人入宫”，开启了北宋女俘进入金国宫廷的先例。随后，金太宗不仅把原留在洗衣院的北宋宫廷及宗室女俘没入宫中，同时还下诏征求已经迁到燕山(今北京)、中京(今内蒙古宁城)、韩州(今辽宁昌途县)、咸州(今辽宁开原市)的北宋宫廷及宗室女俘，赎买被兵上抢掠、典质、嫁出、甚至在建炎二年分赐给诸王郎君、万户、大僚家为奴的年龄在24岁以下的计114名北宋宫廷及宗室女俘入官。
史书对北宋女俘在金国宫廷中行踪的记载寥寥无几，《
金史》卷三《太宗纪》载：天会八年六月，“诏以昏德公(宋徽宗)六女为宗妇”，而没有交待受封的原因，《靖康稗史》将其解释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大金吊伐录·昏德公表》载有“召臣女六人，赐内族为妇”，时间为“天会七年八月”。如果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由“赐”、“侍”、“生男”到册封为“宗妇”这一顺理成章的过程，笔者曾在《宋徽宗宋钦宗金国攀亲考》一文中有过相关探讨。另有几条史料仅能从侧面反映北宋女俘在金国的生存状况：天会十五年，粘罕死后，原赐给粘罕的顺德帝姬无所托付，打算逃往宋徽宗、宋钦宗所在的五国城，途中被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按打曷等以其没有上报金国朝廷、擅自离开粘罕寨、“指为私逃”而截留，死于习古国王寨。另，皇统二年(1142)五月，宋高宗生母韦氏归国前，与韦氏在宫廷姐妹相称的乔贵妃与韦氏话别：“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她还意味深长地叮嘱韦氏：“姊姊到快活处，莫忘了此中不快活。”乔贵妃所说的“不快活”蕴藏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又，曾经被金国长期拘押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三笔》记录了北宋俘虏在金国的生活状况，“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那些被分配到洗衣院和贵族家庭充当奴婢、甚至被卖为娼的女俘与之相比处境更加悲惨，随着年龄增长，进入金国宫廷者最终也逃脱不了色衰爱弛、每况愈下的厄运。生存环境恶劣、地位卑下低贱、毫无人身自由、语言交流障碍，等等，这些都是乔贵妃所说的“不快活”。史载，书氏南归后，虽然享受着皇太后的荣耀和母子团聚的天伦之乐，每当夜阑人静，她总是“复坐，凝然不语，虽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后就枕”，似有难言之隐。作为唯一南归的宫廷女性，韦氏的特殊经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议，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韦氏存金国“是否改嫁盖天大王”、宋高宗是否改动韦氏的年龄之上。笔者认为：就北宋女俘在金国的地位而言，她们只是向金国各级贵族提供娱乐和性服务的奴隶，归属何人完全听命于金国皇帝的指派和贵族的挑选，毫无选择的自由，根本谈不上“改嫁”。在洗衣院，韦氏是金国皇帝呼来唤去的玩物；放出洗衣院，也不过是盖天大王玩乎指掌的尤物。韦氏担心一旦这段屈辱历史被公诸于世，她不仅无法在南宋宫廷立足，还会使宋高宗颜面丢尽，禁毁私史、改动韦氏年龄，成为宋高宗、韦氏掩盖这段屈辱历史和炫耀其孝道的唯一选择。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知北宋女俘对金国统治者曾经产生过哪些具体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享受，金太宗不仅掏空了自己的腰包，他还打破女真族的规定，动用了只有战时方能启用的国库，并为此遭到“杖二十”的责罚。在付出“宫院日盛，土木脂粉，所费不赀”经济代价的同时，金太宗更付出了“日荒于色”的政治代价。天会十三年，沉迷酒色且瘫痪已久的金太宗撒手人寰。与金太宗不同的是，其继任者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还以唐宋制度为蓝本，逐渐建立起金国的宫廷礼仪制度。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金国虽然以武力灭亡了北宋政权，并不打算消灭北宋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明。金兵北撤时，“悉收其(北宋)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天会十三年正月，金熙宗完颜直即位。金熙宗自幼受学于燕人韩肪和中原儒士，“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俨然是“一汉户少年子也”，视灭辽和北宋的开国功臣为“无知夷狄”。金熙宗即位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颁行了“天眷新制”，建立起宫室、服御、妃嫔、禁卫宫廷制度和礼仪制度，“出则清道警跸，人则端居九重”，金国宫廷和礼仪制度发生了由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同时金熙宗还按照女真人收继婚的习俗，把金太宗赏赐给达懒的次妇荣德帝姬、宗磐寨的嘉德帝姬、宗侉寨的宁福公主没入后宫，据为己有。由于金熙宗“尚汉仪，多内嬖”，一时间，“宋室宗姬皆有盛宠”。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北宋女俘是金国宫廷礼仪制度确立的见证人，至于她们是否曾经在金国宫廷里演示过北宋的宫廷礼仪制度则又不见于史书的记载。金国宫廷礼仪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从金熙宗到金章宗长达60年的漫长过程，海陵王完颜亮更是推波助澜者。对比《
金史》和《
宋史》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金国的宫廷礼仪制度基本脱胎于北宋。
(一)皇太后、皇后册封之礼：《
金史》所载皇太后、皇后册仪均在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一为尊嫡母徒单氏、母大氏为皇太后，一为册妃徒单氏为皇后。金国册封皇太后仪大致为：质明，有司事先准备好各种仪式，迎两宫皇太后人内，赴受册殿，入御幄；奉册太尉、奉宝司徒置册，宝于案，皇帝至别殿后幄次。通事舍人宣中严、外办后，皇太后落御坐，百官行礼；其后，读册中书令读册、读宝侍中读宝，宣徽使引皇帝向两宫皇太后行礼，皇帝致贺“嗣皇帝臣某云云”，其后，太师代表百官向皇太后道喜：“皇太后殿下显对册仪，永安帝养。仰祈福寿，与天同休。”接着，礼官宣两宫皇太后旨：“公等忠敬尽心，推崇协力。膺兹令典，感愧良深”。《
宋史》记载的皇太后册礼始自真宗刘皇后，其过程为：皇太后册礼在朝廷正殿举行，由太尉、司徒分别为宣册、押宝，皇太后御坐垂帘，尚宫引皇帝诣皇太后坐前，帘内行称贺礼，跪曰“嗣皇帝臣某言：皇太后陛下显崇徽号，昭焕寰瀛，伏惟与天同寿，率土不胜欣扦(欢)”。尚宫诣御坐前承旨，传皇太后语“皇帝孝思至诚，贯于天地，受兹徽号，感慰良深”。奏乐，百官称贺，皇太后还内，内外命妇称贺皇太后、皇帝于内殿，在外命妇及两京留司官并奉表称贺。“自是，上皇太后尊号礼皆如之”。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金国皇太后的册封仪式、册封官员的级别、册封时皇帝和皇太后的用语几乎如出一辙，足见，金国皇太后的册仪基本沿袭了北宋。
另见于《
金史》卷三一的金国皇后的册封仪式
与《
宋史》卷一所载宋徽宗册立郑皇后的过程基本一致，主持册封的朝廷官员的级别也基本相同。南宋大臣洪皓在《松漠记闻》中记录了金熙宗皇后裴满氏的谢表，具体内容是：“龙衮珠旒，端临云陛。玉书金玺，荣畀椒房。恭受以还，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肃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无论从内容还是语气，都充满了儒家的妇道思想。
(二)乐：金国宫廷礼乐的乐器、乐谱、礼乐规格完全来源于北宋宫廷，至金世宗、金章宗时期，才“日修月葺，粲然大备”，比勘《
宋史》、《
金史》所载相关内容不难看出，金国后宫礼乐基本照搬北宋，其宫廷礼乐中仅缺明道元年章献明肃皇太后朝会礼乐十五首，这也是由于金国历史上没有皇太后的垂帘听政所致。
(三)卤簿：即出行仪仗。《
金史》载，皇太后、皇后卤簿“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前后部鼓吹、金钲、(扌冈)鼓、大鼓、长鸣、中鸣、铙吹、羽葆、鼓吹、横吹、节鼓、御马并减大驾之半”。在金国，不惟皇太后、皇后有仪仗，即使嫔妃们出行也各有级别不等的仪仗。虽然“(宋朝)皇后仪卫，惟东都(《
东都事略》)政和礼有卤簿，他无卤簿之名，惟日仪卫而已。中兴后，皇太后既尚简肃，后尤简焉”，但在仪式上，《
宋史》卷一四七“皇太后、皇后卤簿条”与《
金史》所载相关内容不仅完全相同，且其排列次序甚至记载文字也完全相同。
(四)车舆：宋承唐制，皇后所用的车有重翟、厌翟、翟、安、四望、金根车六种，通常使用的是一种“金涂银装”的藤舆；另外还有皇太后所乘的大安辇、垂帘皇太后所乘的龙舆和南宋时皇太后所乘的龙肩舆。金国基本沿袭唐宋之制，皇后和皇太后除六车之外，后复改造圆辂、重簷、方辂、五华、亭头、平头六等之制，又增制九龙车一、五风车四，还制订了马匹的高矮以及车上饰物的规格。明昌元年(1190)三月，金朝还规定了妃嫔车辇的饰物。
(五)冠服：金国模仿唐宋宫廷，对皇后、妃、嫔的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金史》卷四三《舆服中》对金国皇后从冠、衣、各种饰物、鞋都有详细的记载，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与北宋宫廷服饰差别较大。尽管《
金史》对妃嫔的服饰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其车舆饰物与皇后所用存在很大差别就不难推测，妃嫔的服饰与皇后的服饰肯定有体现其地位尊卑的严格区别。
(六)高谋：高禖是乞求生育的一项活动，完全由女性参加，北宋高禖祭祀始自景祐四年(1037)，起因是“仁宗未有嗣”，祭祀对象为青帝，伏羲、帝喾从祀，参加者为皇后和近侍嫔从。主要仪式有：前一日，皇后和近侍宫嫔斋戒；祭祀当日，皇后衣袆衣，宫嫔服朝贺服，由皇后率领宫嫔依次完成行礼、上香、请带弓(韦蜀)、受弓矢、进胙、进福酒、解弓(韦蜀)等仪式。政和年间，该活动稍有改变，时间定于春分，改由简狄、姜螈从祀。金朝高禖始自明昌六年，时章宗未有子，尚书省臣奏行高襟之祀，于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娲氏，姜螈、简狄从祀。金朝的高裸祭祀活动基本依照北宋的“政和新仪”，略有不同的是，金国的祭品使用了玉币，保留了“后、妃、嫔御皆执弓矢东向而射”的骑射风俗。
从金国建国之初的“未具六宫之典”“诸妃皆无位号”到金熙宗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号”，再到海陵时期“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嫒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最终确立起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以及皇太后皇后的册封、乐、卤簿、车舆、冠服，高襟等各项宫廷礼仪制度的确立，金国宫廷的每一项礼仪制度无不深受北宋宫廷礼仪制度的影响。在金国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金国贵族妇女也逐渐接受了儒家理念，开始讲究妇道，受儒家“夫妇齐体”观念的影响，金国妇女的法律地位也开始提高。金国建立前后，盛行一夫多妻制，丈夫对妻妾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皇统三年(1143)颁布的刑法中，尚有“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的明文规定，该规定引起金国辖境内汉族妇女“莫不唾骂”的强烈反应，认为该法律把她们置于“臧获(奴婢)不若”的地位。直到大定十八年(1178)，金世宗才敕令“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尽管女真妇女的财产继承权、改嫁权尚未得到明确的规定和保护，与唐宋时期汉族妇女的法律地位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与以往相比，该条文毕竟否定了家族男性对妇女生命的绝对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以法律形式保护妇女的生存权利。
金熙宗既是金国历史上实行汉化力度较大的君主，也是金国历史上第一位“惧内”君主。完颜宗斡去世后，皇后裴满氏开始“干预政事”，通过其门径，“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裴满氏嫉妒心极强，在其所生皇太子去世后，数年不许金熙宗立嗣，以致金熙宗大权旁落，“内不能平”，“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最终，竟行“杀后”之举。鉴于裴满氏干政、被杀进而引发的海陵王篡弑的严重后果，金世宗即位后明确规定“妃虽贵，不得预政，宫壶无事”，因此，金朝中后期，后妃中不仅再无干政之人，其价值观念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自金世宗始，金国贵族妇女多诵读汉书，遵从汉族的礼法传统，金世宗的昭德皇后“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金世宗为感念她“妇道至矣”，即位二十九年而不立皇后；显宗孝懿皇后“好《
诗》、《
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昭圣皇后“初读《孝经》，旬日终卷。最喜佛书”；章宗钦怀皇后“性淑明，风仪粹穆，知读书为文”；宣宗明慧皇后“性端严，颇达古今”，以上文字虽不免有溢美之辞，也反映出金国统治者和女真贵族妇女日渐汉化的价值取向。
在金国后妃礼仪制度汉化和女真贵族妇女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大量非女真族的女性堂而皇之地进入金国的宫廷被册封为妃甚至皇后。虽然《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认为金熙宗的皇后裴满氏“亦五王府宗女，随母被掠于千户忽达家，献为后”，将裴满氏描绘成充满复仇情绪的、“戕贼寇宋诸酋无噍类”的汉族女性，但从金章宗欲立汉族女性李师儿为后，“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的结果看，裴满氏不可能为汉族女性。据王世莲统计，《金史·后妃传》中有传主33人(不包括海陵诸嬖)，除阿骨打建国前的后妃10人系追封不计外，自阿骨打立国到金朝灭亡，共有后20人、妃3人，其中6后、3妃非女真人；如果把散见于《
金史》中的后妃名氏全部统计的话，自阿骨打至金灭亡，共计21后、48妃，其中6后、29妃非女真族，分别占据后妃总数的28％和60％强。笔者在其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
金史》的记载中，共有2后10妃出于汉族女性，分别约占所载后妃总数的10％和20％。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正隆六年(1156)七月，完颜亮出兵南宋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靖康之难”中被掳到金国的北宋皇室成员被斩草除根。史书上没有相关宫廷、宗室女俘结局的记载，但此时距“靖康之难”近30年，从年龄推算，北宋女俘大多应在40－50岁之间，最小年龄者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老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不再被人关注，这些饱经战争苦难的女人们在历史上集体彻底失语了。
打开900多年尘封的历史，抛弃历史上的民族偏见，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战争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方式，即使政权覆亡，但文明、进步的脚步却不会停止。虽然同为女俘，辽、宋女俘在金国宫廷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面对成熟、完善的宫廷礼仪和奢靡、享乐的生活方式，金国统治者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全盘吸收的态度。笔者不敢妄言，失去话语权的辽、宋女俘对金国宫廷生活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但从金国统治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宫廷礼仪制度的确立以及贵族女性观念的转变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进行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同时，大量吸收了北宋宫廷礼仪制度，丰富、发展了女真族的文化，使其成为女真族文明进步的成分；这种文化和文明对其后崛起的蒙古族又产生了新的影响，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彼此吸收、相互影响，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