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知识分子；成长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110－06
       一、知识分子形象：“神话家族”中的“中间人”
       新世纪以降，由于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借鉴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开放性凸现，许多学者在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启蒙主义话语之间重新阐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从而使研究走向新的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绩的学术成果，如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杨联芬、叶君、刘复生等人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小说类型、性别、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想象与修辞方式等角度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展开论述，从不同侧面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选择知识分子作为主要论题，从“成长”的角度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形态学与精神特征的研究。
       戴锦华在她那篇对电影《青春之歌》进行“重读”的论文中，将当代电影对革命历史的叙事概括、区分为两种基本范型：一为历史、革命史的搬演与呈现，其基本的叙事范型为：战斗/挫折/牺牲/胜利；二为英雄的故事，或日英雄的神话，其基本的叙事范型为：反抗/追求/考验/命名。这一概括几乎完全适用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只是当我们将这两种范型还原于创作时会发现，几乎每一部“十七年”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均是这两种范型的混合运用。因此可以说，上述两种范型分别构成了革命历史叙事的经语与纬语：前者从时间与因果链条上将革命的历史进程横向铺展开来，后者则将历史的主体在纵向历史进程中使其精神的成长立体化、空间化。“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各自在故事形态、主题意向上的大致区别，是对上述两种叙事范型的不同程度的侧重与倾斜造成的。
       与上述两种叙事范型相吻合，“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整体的意象类型上也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类是《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以及《红旗谱》的前半部所体现出的乡村意象：平原、雪野、山区、森林等在景幅上广阔的空间意象，为“拉锯”式的战争或乡村的阶级斗争提供背景；其意象的展开主要扣合在战斗/挫折/牺牲/胜利这一时间和因果的链条上，类似事件和意象的复沓强化作品的主题意象——“保卫圣城”和“占领圣山”的原型意象；由于这类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群体性质及其身份的相对单纯，所谓“英雄成长”也主要是在意象和故事的复沓中逐渐强化其复仇的意志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另一类则是以城市，尤其是以监狱为核心意象所构筑的意象系统。和乡村意象类型主要在时间的横向链条上复沓不同，这类作品以“炼狱”为中心构筑起一个“烈火金刚、人世历劫”的空间化的象征系统。虽然其意象功能，仍然不脱“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胜利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一宏观题旨，但后者所辐射出的图景——故事形态、英雄造型、象征及语义指向是有些不同的，如故事的传奇性和神秘化；象征系统的神话化乃至宗教化；其英雄因经过了“炼狱”之火的锤炼，其精神的高尚、意志上超人般的刚强、对信仰的坚定执著，就不是单纯的英雄主义所能涵盖的，而有一种圣徒般的纯粹与圣洁。这类作品主要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烈火金刚》、《红旗谱》中的后半部——“保定二师学潮”等。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无论是就其叙事范型，还是就其意象类型，有些作品又有些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些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戴锦华将《青春之歌》在叙事范型上称作“英雄成长”的变体；夏志清则认为《三家巷》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相似，是“一部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故事”；笔者则认为，孙犁的《风云初记》表面结构近似《保卫延安》、《红日》那样的战争小说，而实则可称作“英雄成长”的另一种变体：集体性成长小说。口’他们的不同也表现在意象类型上。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与“城市”意象的综合趋势，更重要的是意象设置上的“向内转”倾向，即围绕感情归属、信仰选择、意志的何去何从而展开的“内在性”，心灵意象成为这些作品意象设置上的重要特征。
       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特殊性，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品的主人公——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话语中被定位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并由此在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与象征秩序中所处的“中间”位置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人民或是敌人，取决于他们或左或右的选择。与此相应，在文化的想象与象征格局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是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之后诞生的主人，其中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则是“创世”的英雄，那些得以忝列革命队伍的“人民”则是追慕与模仿英雄的人；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是这一世界中邪恶的魔鬼；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阶级本性的两面性——有革命倾向同时又软弱动摇，成为“神话家族”(任何文学写作均具有神话性)最为变动不居的一群。宏观而言，这一群体会剧烈地分化，一部分走向革命，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追慕英雄而成长；另一部分则成为形形色色的堕落者：行尸走肉、帮凶甚至是魔鬼。微观而言，单就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成长也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本文就是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分析对象，以他们的“成长”作为切入点，来透视他们的成长过程——成长的神圣化向度、特
       质，被抑制的个人潜意识的存在方式和零散化的文学形态，以及围绕这种成长所选择的想象与修辞方式。
       二、政治化与神圣化：“成长”的新向度
       “成长”是从“成长小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析与批评概念。“成长小说”作为18、19世纪西方、尤其是德国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欧洲思想与文化启蒙的一个副产品。“成长小说”以个人的传记经验(出身、成长、婚姻)作为故事框架，其内在逻辑则是主人公人格的“内在性”成长；这种小说强调个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物具有反叛性，它最终体现为主人公的人格成熟，至少应对“自我”有所发现。中国20世纪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其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叙事观念及叙事类型与“成长小说”是基本一致的。但具体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我以为，它可能只是外在地使用了“成长小说”的框架，而在更本真的问题上，即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长”的问题上，与西方经典“成长小说”中主体化“自我”的成长与发现存在很大差异，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反向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话语中被给定的那种两面性及中间人的位置，使他们的“成长”不是如何反叛社会、反叛家庭、反抗有形和无形的体制而找到“个人”与“自我”的问题(那是子君和五四新文学的命题)，而是要么成为魔鬼或魔鬼的帮凶，被各种各样的恶所吞噬，要么就追踪英雄、模仿英雄，使自己也成为这样一种半神格的“超人”。这一话语方式大致规定了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向度、层次、性质与域限：一、向神圣性生长，汰除世俗性品质，精神上再生的仪式；二、向集体的成长，埋葬孤独的个人，被集体接纳、包容的仪式；三、阶级意识的生长，抑制伦理感情与私密的个人感情。这一净化/纯化/神圣化的过程，正是一个抽空人的具体性所指，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集体性的空洞的能指的过程，知识分子追随英雄、模仿英雄而“成长”的故事就具有了一种神话或半神话的性质。
       《青春之歌》可能是“十七年”文学中表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最为典型的一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主人公林道静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被作者用一组语义对立、又具有高度比喻意义的符码，精心地编织进“破与立”的辩证法，“成长”因此而具有一种仪式的性质和仪式的功能。
       首先，个人的弱小、孤单、无助，个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必然破产，加入党领导的“集体”的阶级斗争的行列中来是唯一的得救方式。如果说整部小说都贯穿着这一由“个体”而“集体”的成长过程的话，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恰恰就是这两种人生状态高度形象性的描写。一身缟素、落落寡合的林道静出现在由北平到北戴河火车上的这一画面的语义是双重的：孤单的个人状态，它的终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社会的凶险)，是死亡；一身缟素、洁白如纸——一种待书写的状态，意味着得救的可能。小说结尾处描写了一幕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示威的场面，林道静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行走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当中(对这一场面的描绘，小说与电影有较大的区别，单就小说而言，这一幕的语义也是有“裂缝”的，后文论及)。作为对开头的照应，这一宏大的集体场面是林道静被“书写”完成的一个结束式，是她由孤单的个人完成被集体包容的仪式。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对应，隐喻着林道静“成长”的开始与结束。
       其次，林道静的“成长”还宣示了一个为他人、为未来、为理想社会而生活的超拔的精神向度，而向世俗性的苟活宣判死刑。这一精神主题是由两组符号共同完成的。一组是林道静再生与命名的仪式：大地主、大官僚、伪善的教育家林伯唐给了她一个身体并用“林道静”三个字来命名，日后还想将这个名字与这个身体拉入到腐朽的生活轨道(具体执行这一罪恶勾当的是继母徐凤英，她的现身出场，父亲与其情妇鬼混而缺席，这一“审判”流露出创作过程中某些有意味的潜意识)，但不甘平庸的林道静因幸运地遇到神圣人物(共产党员)的指引而脱离苦海(胡梦安作为苦海的象征如影随形)，在抛弃两个家(父母之家与丈夫之家)、两次入狱之后，获得了新生与重新命名的机会。在她出狱以后，江华告诉她“根据你在监狱里的表现，道静，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已经同意你入党了!”在随后的另一个场合，林道静向江华请求：“你替我起一个名字吧!我这个不好的名字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你也像父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好名字吧。”林道静两次命名的仪式隐喻着一个类似聂赫留多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式的“复活”主题。第二组则是外在于林道静的召唤性符号。即卢嘉川、林红等共产党员所代表的“虽死犹生”主题和余永泽、白丽苹所代表的“虽生犹死”主题的对比。这两组符号、两组意象共同指示出生命“成长”的神圣化向度。在这一神圣化的精神空间中，身体死亡所具有的古典意义(恐惧、净化等)逐渐消失，“牺牲”一词的宗教献祭的原始意义被置换为现代的崇高感，身/心(精神)二元分离的美学倾向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运作空间。
       欧阳山的《三家巷》是一部以20年代的广州为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与《青春之歌》相似，五四新文学话语的某些典型语码也出现在这部作品中：追求个性解放的年轻男女离家出走的故事(周榕与陈文娣)。但是，与娜拉和子君对个性与自由获得过程的具体陈述不同，50年代的“革命历史”不仅否定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也超越了以“个性”、“自由”为核心语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此，林道静与余永泽、周榕与陈文娣的离家出走，作为新事物的“第二次出现”，它的命运就不再是“悲剧性的”而是“喜剧性的”了。“娜拉走后怎么办”这个鲁迅式的疑问，在50年代这个讲述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时代，已经无需论证了，它已作为“反面教材”成为论证新问题(如何走向革命)的否定性的起点。
       在这一语境中，主人公周炳(作者对他的定位是“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所谓“成长”——由个性意识、民族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觉醒，同样建立在一种“破与立”的辩证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一边缘性的历史角色，周炳通过自己在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行动(同样包括了先行者，如张太雷等人的指导与影响)培养了自己的阶级意识，逐渐成为一个无产阶级英雄——历史的主体。但这一主体确立的过程又是在人性、伦理、情欲领域对“自我”与“个人”不停反省、否定与超越的过程。
       小说的第八章“盟誓”与第九章“换帖”在文本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同时描写少年周炳所经历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一、亲眼目睹陈文雄、何守仁等人受五四精神的鼓舞，宣誓为祖国富强而献身，为志纪念，以换帖方式互相勉励，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崇拜之情。二、与表妹陈文婷的关系由两小无猜进入到金钱、爱情、性复杂纠缠在一起的“漩涡”中。此后，当他有意识地走向革命道路的时候，就不得不在精神领域里面对两重障碍：陈文雄等“精神偶像”的
       羁绊和感恩、情、欲(陈文婷)的撕扯。
       在小说中，区桃这一形象及她在沙基惨案中过早的牺牲在其功能上是象征性的。这个容貌与心灵都异常美丽的姑娘，像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照出了官僚地主何五爷和买办资本家陈万利丑陋的情欲(都想占有她为妾)，照出了陈文婷的偏狭与自私。她的死——美的被毁灭，一方面像“末日审判”一样宣告了那个世界的堕落与反人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周炳的痴顽与不觉醒——寄希望于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来革命的虚妄。因此，区桃的死成为他走向革命的主要契机。此后，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促成自己的“成长”。一条战线是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战；另一条战线则是与旧的自我作战，以促成在精神方面的“断奶”——通过不停的反省，检讨与“三家巷”的关系，在经济、感情与精神信仰上摆脱对陈家与何家的依赖，并最终将他们宣布为自己的敌人，从而作为一个“阶级战士”站立起来；在反复的受挫中回味与陈文婷、陈文英的情欲关系，慢慢摆脱情欲纠缠，像贾宝玉在经历红尘历练后大彻大悟一样，周炳也需要在感情历练中去除“病态”——一种缠绵的、泛人性(不分阶级的)的爱情，建立一种与阶级身份相称的清白状态，为日后的革命爱情(与穷苦农民的女儿胡杏)做准备。
       林道静与周炳当然不是仅有的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但作为两个典型，已充分展示了在50年代阶级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话语中，这类形象“成长”的基本模式——追随与反省、接受引导与自我忏悔的交替与互动，及其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空间——知识分子如果不想堕落为魔鬼或沦为行尸走肉的话，他们必须追随共产党人的神圣精神与行为，成为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人，即成为英雄。因为这种英雄既克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私、动摇、脆弱，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克服了作为凡人的人性弱点而具有“超人”的品质，因此这种英雄诞生所标识的神圣、崇高的精神向度和典型“成长小说”的个性主义准则是有矛盾的，与五四新文学话语中打破“奴隶”状态而“成长”起来的“个人”与“自我”也有不少相龃龉的地方。
       三、“个人无意识”及其“碎片化”的存在方式
       毋庸置疑，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阶级观念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性观念，并对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话语形成了某种抵制与压抑。但是，“人”死了吗?或者说，“个人”作为文学创作的本真性命题，从“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消失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个人”仍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诉诸“成长”模式的长篇小说中。按照阿尔都塞的想象性主体概念，每个个体实际上都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独立的、同一的、自由而自为的个体，即成为一个“主体”，这实际上也不能不是林道静、周炳、李佩钟、变吉等知识分子体验与想象自我的方式。就是说，尽管意识形态话语已经给定了知识分子那一尴尬的“中间人”位置，但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观念并不能保证在进入真正的文学想象活动后，成为唯一有效而合法的标准，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个更本真的命题——个人与自我的命题，是不可能被完全遗忘的，因此，即使在五六十年代阶级观念已成为严厉规范的语境中，“个人”仍以特殊的方式被叙述出来。与杰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所做的著名论断——“不仅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不同，甚至相反，作为“潜意识”被“投射”的不是政治，而恰恰是“个人”。即是说，当政治已经上升为一种主导性“意识”的时候，“个人”被压抑到“潜意识”的领域，并以不完整的形式——人物性格的人为性伤残、情节或细节中留下的“空隙”及“裂缝”等——以片断的、潜抑的、隐晦曲折的方式被叙述出来。
       这里首先提及的是孙犁《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钟。这个在作品的前半部被铺陈得特别出色的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没有充分获得展示“自我”的机会的时候，突然消失，直到作品结束时读者才被告知她离奇死亡的结局。这一人物在美学上有种“未完成性”或称为“伤残性”的特征——和她有关的故事线索已初见端倪，并预示着巨大的戏剧性前景，但未被充分展开就被割断；心理与人格有充裕的展示空间，但在几乎未被触及时就被硬性遮蔽。造成这种美学上的“伤残性”的原因，我以为，除了这一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生活原型可能存在想象关系并受其命运结局的掣肘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阶级观念与个性观念无法整合造成的。
       李佩钟出生在县城一个富裕的有产者家庭。父亲是个戏班的班头，母亲是9岁时被卖到戏班来、不知父母是谁的穷苦人家的女儿。这种与林道静相似的“黑骨与白骨”的家族血缘设计，显示出一种时代性的“政治有意识”。听父母之命，她嫁给了田耀武——一个乡村地主的儿子、勾结日本人的国民党军官。因此，在她身上又被书写了一重阶级符号，带给她更浓重的心灵阴影。她自己在师范毕业以后选择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女干部。
       这样一位就其身份的复杂性而言，在“十七年”文学中少见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革命队伍中就显得异常独特和个人化。首先，小说通过一组白描——爱唱歌、“黑滑修整的头发”、“有一支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带香味的手巾以及“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呈现出与她身份相称的行为方式的独特性与个人化；也许更重要的，小说通过细节描写、暗示、隐喻，显示出她那个更内在化的独特而复杂的“自我”：一、作为一个年轻女人，青春、热情、欲望呼唤着爱情，但她已不爱自己的丈夫，暗恋的对象高庆山已经结婚，爱他意味着进入一个道德禁区；因此，处于爱情困境中的李佩钟显出一种独特的忧郁和感伤的气质。二、作为一个与剥削家庭无法割断联系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使她虽在革命队伍之中、身居要职，但仍无法获得充分的自我肯定。身份感与归属感的惶惑、犹疑是这一形象最具标志性的个性特征。
       如果说小说通过李佩钟的一系列行动——主动与丈夫离婚、立场坚定地处理公公与春儿的纠纷、领导群众扒城墙等促成了这一形象某种程度的发展，即人格“成长”的话，那么，这种“成长”也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外部性和表面化的。而上文言及的那个更具内在性的“自我”在几乎未作任何触及的情况下，李佩钟就“牺牲”了，这里，“牺牲”一词的含义是双重的，既指她在故事中的命运，又指她在叙事话语中的那份宿命——如果不走一条林道静式的“成长”道路，也许“牺牲”就是知识分子最好的归宿。本雅明在论及“成长小说”时说：“通过把社会过程和个人的发展整合在一起，(成长小说)为预定了小说本身的外在秩序提供了最微薄的辩护。但它提供的合法性与现实状况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尤其是在成长小说里，这样一种向左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李佩钟性格在美学上的“伤残性”正是“为外在秩序辩护”而不得不对“个人发展”所做出的牺牲。
       《青春之歌》同样存在着“英雄”与“个人”话语差错造成的“裂缝”。戴锦华对电影《青春之歌》的最后一个镜头进行这样的分析：“林道静和江华、王晓燕及北大师生手挽着手，行进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率领着无数群众，完成这一次势不可挡的伟大进军……这是英雄的凯旋式，也是英雄的命名式。这是英雄的凸现，也是个体的消融。”但小说《青春之歌》与此有很大的出入。若进行一下对比的话，小说中几个重要的信息被修改：一、在小说中，江华缺席了这次重要的仪式，理由是“受了伤而又被捕”；二、卢嘉川、林红、江华、余永泽、胡梦安等与林道静生命相关的人物在它的意识中快速地闪回，引出爱恨交织的感受；三、“由于衰弱的身体加上过度地激动与疲劳”，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是她旁边的女学生抱住了她。将小说中这些信息所包含的表层的及深层的内涵做综合考量，和电影中那个“英雄凸现”、“个体消融”的结论不尽相同，恰恰包含着林道静作为“个人”和“女人”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身世之感。和电影镜头的空间化、“客观化”的纪录不同，林道静的心理语言(体现主体情志)跨时空地将胡梦安、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等人“串联”起来，借助和这些男人的关系，林道静追求革命和浪漫爱情的经历获得了一种“历史性”与心理化的表达。这个“历史”与她当时当下的处境——胡梦安像恶梦般挥之不去，随时威胁着她的生存；余永泽“悠然地站在台阶上……欣赏着她青肿的嘴脸和鼻孔流出的鲜血”；卢嘉川已死；江华“受了伤而又被捕”——这些爱她和她爱的人在她“历险”时无一人在身边的实际处境，是不是让她感到了作为“个人”的形单影只的孤苦和作为女人而被男人“遗弃”、“背叛”的寒心呢?这样，她的“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是不是在“身体的疲劳与衰弱”之外，另有“精神的”隐衷?无论如何，体现出“软弱”的林道静是一个更人性化、个体化、女性化的符码，与处于显层和主导地位的“英雄成长”的意识形态语言及其逻辑构成了明显的龃龉与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