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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社会发展思想，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相互依存关系，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他们反对抽象的社会观，认为社会不是离开了人和自然的抽象物，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他们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提出了“人类自身的和解”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重要论断，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观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生态思想；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041－05
       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是近年来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化带给人类的诸多问题时，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思想。进入新世纪，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等许多生态问题，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运河战略”、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观点。2007年8月，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专门召开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研讨会，集中研讨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现代化理论本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环境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缺乏历史的厚重。本文独辟蹊径，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社会的大量论述，理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从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社会的基本思想，找到了生态文明理论的源头，为我们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宽广的思想平台。
       生态文明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并被不断张扬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所强调的是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护自然与环境，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的最优化关系，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诚然，作为一百多年前的伟大历史人物，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是，在他们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却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观基础，又为我们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宽广的思想平台。
       一、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探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历史的现实基础。旧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由此可见，“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明确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他认为，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生命活动及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对象和材料，是人无法离开的对象世界，而且还是人类精神资料的来源。“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敛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根源性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能动的创造性是人的本质。但就人与自然的根源性关系而言，人的能动性是一种“受动性”的能动性，必须辩证地理解人的能动本质。一方面，人能最大限度地把自然界的属性和规律“同化”于自身，使自然界的丰富属性转换为人自身的内在特质。人必须不断探究和发现“人的自然本质”，自觉地意识到人的能动性本质是以“人的受动性”为前提的。另一方而，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本质表现在，人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界中去，使自在的自然界转化为合乎人的目的的、属人的、人化的自然界。所以，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本质最终体现在，人不是仅仅把自然界变成人的外在的、有用的“资源库”，而是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一切自然存在物都是生命本身，是生命进化阶梯中的一个环节，它们相互依赖，生生不已，共同成就了人的生命。但是，“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一个不仅对我来说、在我眼中有缺陷而且本身就有缺陷的存在物。”因而，人类必须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生成与“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的统一。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生成，即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个过
       程中，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自然生成的，更不是始终不变的存在物，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即“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因为“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人通过实践活动，广泛掌握和同化冉然力，用各种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使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挥根基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因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性和对象化存在物。“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
       人类必须不断探究和发现“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自觉地意识到人对自然界的受动性“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这样，马克思就在实践本体论意义上解答了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自然界之于“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内涵。
       二、使社会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马克思反对抽象的社会观，他认为，社会不是离开了人和自然的抽象物，也不是人与自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人和自然才能获得其实在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历史”或“历史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马克思虽然肯定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的自然属性应被其社会属性所引领。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依此为逻辑起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生态学意义的社会概念。他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对社会的总体认识。这就是说，一方面，“社会”是自然界逐步变成“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的历史生成实现过程，也是人自身形成、建构、丰富和发展的历程。他强调通过感性的实践而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中，人和自然才能获得其实在性。马克思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破坏生态、割裂人与自然的状况进行了深刻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异化”的性质；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之间关系的分裂、对立乃至对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人与自然相互敌对的情况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异化劳动中，工人越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占有自然界，自然界越是成为工人发展的制约和障碍，人与自然处于极度紧张的关系中。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社会则仅仅成为个人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对个人来说，社会仅仅“只是手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割裂过程。他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即“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要灭亡的社会，他们呼唤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和解”的社会。
       三、寄予未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解的社会。恩格斯明确提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来表述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是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割裂和异化，人们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并不断改造自然、建设自然的社会，是人化自然、自然化人的社会；而“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社会，是消除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割裂和异化，消灭了阶级和压迫的社会，是人与人平等、愉快、幸福的生活，每一个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实践关系。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
       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时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所谓“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即自然界各种存在物的属性或规律，所谓人的“内在的尺度”，即人所特有的超越了狭隘物种属性的一种自由创造属性或规律。所谓“美的规律”即是自然的规律与人的规律的和谐统一。“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也就是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来指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昭示了社会发展与自然演化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根本途径，即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根本上是人改造、支配和统治自然界的过程。但是，“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能够学会支配与掌握自己行为对自然界所产生的比较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条件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称的“社会化的人”，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得以消灭后的社会全体成员。只有当社会全体成员真正实现平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候，他们才能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方式来利用、开发和改造自然界，这时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才可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认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重要特征。他们强调指出，这种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社会观，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人对自身的责任的一致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性。自然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类社会成为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一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也是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2004年4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建设自然”的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新概括和新要求，这种理念能够更好地推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和谐关系。人类对自然界既要索取、利用，又要补偿、建设，只有在对自然的索取利用与补偿建设的双重价值取向中，才能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进而才能使人类自身获得持续发展。“建设自然”的理念孕育着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它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关照人类需求的前提下，使人的一切活动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实现经济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然界再生能力提升三者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