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自19世纪40年代始，西方人学发生了生存论人学的转向，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学都以关注人的生存作为自己人学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生存论已经成为一切现代人学的普遍品格和出场策略。马克思既是知识论人学的终结者，也是生存论人学的开启者。从知识论路向到生存论路向的变革和跃迁，是人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范式革命。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从“实存”提升为“生存”；从“天国”回归到“尘世”。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知识论；生存论；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035－06
       自19世纪40年代始，西方人学发生了实践人学或生存论人学的转向，几乎所有的现代人学都以关注人的生存作为自己人学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生存论已经成为一切现代人学的普遍品格和出场策略。因此，马克思人学和现代西方人学“应该划归于同一个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特征……就是在批判并走出了近代的主体性哲学之后，回归生活实践，视人类生活本身为对我们的思维或理性而言的最终基础”。…但是，它们之间依然存在明确的界限。马克思人学的本体论思想开现代西方人学思维方式之先河，与它们既一致，又有所超越。现代西方人学承袭了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模式，他们“都为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们对人的社会存在持否定态度……对人的生存给出更真切的洞悉并突破西方中心达到人类视野的，首先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人学开辟了通向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命的途径，为解决人学史上留下的重大理论课题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既是知识论向度的传统人学的终结者和颠覆者，又是生存论向度的现代人字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从知识沦路向到生存论路向的跃迁，是人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范式革命。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向的原则却要求自身达于使得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得以成立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因而其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从知识论路向到生存沦路向的变革和跃迁，意味着人学在其根本性质上之彻底的“改弦更张”；意味着传统理论人学的彻底“终结”和现代实践人学的决定性开启。
       国内学术界关于生存论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04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生存论木体论的讨论、思维方式转向的讨论、从“谈人色变”转向观照现实的人的讨论，以及生存论转向之于当代中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等方面。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贺来、张曙光、杨耕、邹诗鹏等教授参与了这一讨论，《哲学研究》、《复旦学报》开辟专栏组织了笔谈，其他重要学术刊物都发表了相关论文。笔者通过长期跟踪相关讨论的情况，发现对于生存论转向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并没有全面的论述，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因之一。笔者认为，马克思人学颠覆传统人学的知识论路向，开辟了现代人学的生存论路向，主要可以概括为这么四个方面：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从“实存”提升为“生存”；从“天国”回归到“尘世”。这对于澄清生存论转向的意义和性质，消除对生存论的质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具体来说，从存在论的角度观之，这场范式革命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一些方面。
       一、从“理性的独断”转向“感性的超越
       如果说西方理性主义人学传统的奠基人是柏拉图，而黑格尔人学则恰恰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形式，那么马克思人学的变革对象便是自柏拉图至黑格尔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主要问题就是：柏拉图将理性与感性分离开来，从而阻断了理性和感性相统一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自然主义人学传统，建立了重视理性而贬抑感性的理性主义人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理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作为“基础动力原则”在不同阶段的人学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它的核心作用；而感性则始终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甚至常常处于被蔑视和被排除的境遇中。到了近代，理性主义人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理性的机能不断膨胀，走向了理性的独断；而感性只具有被动的直观的机能。这种被动的感性直观是无法满足理性机能那种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巨大冲动和无限渴望的，所以理性不得不抛弃感性而独行，脱离现实的经验世界而在形而上的超验世界中进行无穷的追逐和漫游。
       传统人学看似抬举人、尊重人，实际上是贬低人、排斥人。传统人学是抽象掉人的感性的、经验的等因素而使人成为非人——抽象化的人，即脱离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思辨理性。所以，马克思人学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颠倒通行于西方二千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实现“感性的超越”，让感性从理性的束缚和压制下独立出来、解放出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维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现实，放弃了对“能动的方面”的认识；唯心主义虽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执迷于思想的绝对性，把能动性抽象化，能动性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成为了绝对的实体。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强调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人本身也是对象、现实、感性之一种，所以对人也必须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这只有彻底地经过康德、超出黑格尔并且全面避开费尔巴哈的倒退途径才是可能的，进而言之，只有通过超越知识论路向的生存论路向才是可能的。作为“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的实践是在全部旧人学视野之外的，是全部旧人学所不理解的，这种不理解的根本点还在于旧人学整个地沉陷于知识论路向之中。马克思所言之“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乃是完全别样性质的，是完全越出了知识论路向的。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不仅仅是说明了“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将这一原则当作马克思新人学观中具有存在论基础的核心原则，从而与一切传统人学在开始时便划清了界限。
       
       “感性的活动”是马克思人学的关键概念，“它所开启和揭示的乃是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世界，亦即那个使得知识论路向上全部表面的本质性成为可能的本源世界”。正是“感性的活动”使得人学跃出了知识论路向，并因此构成了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之人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马克思发现了感性和感性活动的巨大能动作用，从而彻底否定了以往忽视甚至蔑视感性作用而唯独强调理性动力原则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而把理论思维置于另一种动力原则——感性动力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一超越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虚假性及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统治。”所以，“感性的超越”，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生存论路向的开启。
       如果说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把握是生存论路向开启的标志的话，那么马克思在《提纲》第一部分的分析，就彻底否定了近代理性主义人学和感性主义人学的非生存论路向。因为感性主义人学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来把握人与世界，对“人与世界”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丽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理性主义人学同样没有真正领悟感性活动本身，感性被淹没于理性之中，人成了“非人”。
       在马克思人学看来，现实世界也必须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才能把握。现实的人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之中的。生存论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人，世界是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是感性活动的人，现实的世界就是感性世界。感性世界与人的感性活动是内在关联的，一句话，应该“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与人分隔开来的抽象世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可见，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正是马克思人学生存论路向区别于传统人学知识论路向的最鲜明的标志。马克思正是凭借对人的感性活动的领悟，彰显了对人的生存际遇和现实生命的关怀，从而开启了一条崭新的人学路向——生存论路向。
       二、从人的“忘在”转向人的“出场”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审度人的存在，就会发现，西方人学自巴门尼德开始，就呈现出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逐渐从“to be”(存在)走向“not to be”(不存在)。“be”为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即感性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存在，具体来说，就是人的感性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存在(be)，逐渐被“悬置”起来，而原先不存在的思想性、观念性的“概念、范畴”反倒成为了最高的“真实”的存在(being)。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绝对精神”。马克思人学的诞生，彻底扭转了这一方向，人学的基础从“not to be”转向“to be”，人学的阿基米德点被从虚幻的思想观念之中拉回到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之中，人重新“出场”，成为感性具体的存在。
       传统理论人学“把人视为意识或自我意识、或灵魂、或思维，而又把意识、灵魂，思维视为存在，视为第一性的东西”。可见，人的存在在实体存在论中则被遮蔽或被消解于人之外的本体之中，人以某种不自觉的方式“退场”，剩下只有统率人之存在的本体存在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存在，而经验世界中的人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忘我”的存在或“无我”的存在。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中，人在生存论本体论的观照下以某种自信、自觉的方式重新“出场”，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基础在于人自身，人的感性生存活动是人之存在的最终依据，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有我”的存在。
       具体来说，在占希腊人学，人要么归于自然实体(水、火、气等)，要么归于精神实体(灵魂、理性、理念等)，人实质上消解于这些“实体”之中，失去了独立性、自我性，成为“无根的人”。在中世纪宗教人学中，人的独立性彻底丧失，成为上帝的奴仆。在近代理性主义人学中，人被抽象为最高的范畴。笛卡尔的“我思”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但这并不是感性经验存在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并不在人之内，而是人之外的本体，是一个纯形式的先验观念。这种先验观念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而经验世界中的人只是“空灵之人”、“无根之人”，缺乏任何独立性。费希特通过“绝对自我”来推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而人只不过是从这一个思想性、观念性的“纯粹意识活动”中推演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无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之人”。黑格尔的人更是从思想性、观念性的“绝对理念”这一“种子”中“生长”出来的人，人是绝对理念展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肉身”的“精灵”。在费尔巴哈的感性主义人学中，费尔巴哈不满意对人的抽象，想要恢复人本身。但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他只是从感性存在去理解人，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性，最终又把人抽象化，重新站在了用“最高的哲学直观”和理想的“类平等”等外在的东西来规范现实的人这一旧哲学的立足点，不得不再次回到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去了，“人”依旧只是一个徒有“肉身”的“空灵之人”。
       可见，整个西方传统人学“都是以非人的形式去认识人，非现实的形式去表现现实世界”，在人之存在的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忘我”性，通过瓦解现实生活世界而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本体世界，去寻求人的真实存在。经验世界中的“我”则被彻底排除在外，并且把“我”完全依附于纯粹客观性的存在。而人的主观性、历史性等都是与“本体”背道而驰的存在。“人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平自己的‘自然之镜’去获得更准确的表象，直到最后人能够返回真理(本体——引者按)，一劳永逸地不作任何歪曲地直面真理本身。”这样所得到的真理必然是终极的绝对真理，一旦人们达到了对它的把握便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因此，传统人学由于无视或忽略人的经验存在而成为“忘我”的人学。
       马克思正是在对传统思辨人学的形而上学致思理路的准确把握中，提出了“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哲学出路，主张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立足于“人本身”去理解人，这才是把握人的“真实面目”和“真实存在”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下面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人”已经从“忘在”状态豁然“出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一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
       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型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幻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仔细分析这些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集中阐述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语句往往是由“不是……而是……”或者“是……而不是……”这种有破有立的“转折”句式所构成的。这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的每一个“破”中都蕴含着“立”，而每一个“立”中也都伴随着“破”。
       那么“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呢?
       从上面的文字呵以发现，马克思所“破”的是那些“想象中的”、“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纯粹的”人。这样的人正是理论人学知识沧路向中的人：生活于“虚幻的”思想、观念“世界”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人”。
       同样，从上面的文字也可以发现，马克思所“立”的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人。这样的人无疑不是生活于“虚幻的”思想、观念世界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人”；而是乍活于感性世界、现实世界之中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人”。这样，马克思就把人学的阿基米德点第一次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问”，从“虚幻”的思想观念——理论范畴之中拉回到了“感性具体”、实实在在的“实存”——实践活动之中。
       可见，“生存论的核心是人的在场性”。马克思把人从“虚幻”、“空灵”的“思想人”转换为“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现实人”。“我”直接以感性活动或感性经验的形式独立“出场”，而无需要人之外的超验存在的引领。实践人学中的“我”是有根的，“我”就扎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通过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而获得其“在场”的根据，同时展示自己丰富的生命本性。
       三、从“实存”提升为“生存”
       所谓“实存”，就是实体化的存在。实体本体沦人学并没有直面人的生存，而是把生存看成了一个被给予的作为对象和客体的范畴，即把生存只是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实存形式，要么是抽象的精神性客体，要么是可认知的物质性客体，它们都只是看到了人的“名词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动词性”的一面。传统人学所固有的实体主义传统难以从活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自觉地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生存了，人的生存变成了一种既定的、静态的“存在物”。可见，在实体本体论那里只有“实存”没有“生存”。
       因此，要用生存的方式去理解存在进而在人的意义上去理解生存，就必须破除传统人学的实体主义传统。这正是生存论转向的理论旨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世间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阐释自身的存在过程，人的生存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真正基础和前提。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于人，但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来‘拟定’人的生存过程。”
       这里表明，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已经对传统入学根深蒂固的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反叛，使人学路向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作为现代人学的开启者，马克思立足在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以“生存”的眼光来审视人的“存在”，“存在”不是一种静观的知识性的对象，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先定的、“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存在”总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得以生成和揭示。人只能通过感性的和实践性的“生存”来确证和阐释自身，而不能通过人之外的某种精神实体来说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不在超验的实体之中，而就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展开之中。离开人的“生存”来追问人的“存在”，这是一条“歪门邪道”。
       所以，具有现代生存向度的本体论，只有回归到“生存”这一现实生活世界的地基上，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活动来揭示人之存在的存在论基础，才能驱散种种笼罩在“人”头上的神圣实体和虚幻的抽象实体，而不再以超验的终极尺度去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拟定”人的生存过程。
       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去理解生存，从而把生存看成是人追求自身本质的历史性活动，真正赋予了生存以历史性维度。在马克思那里，生存论是一种生成的动态结构，是历史地确定起来的。荷尔德林曾在一首诗中说道：“人越是远离家园，流于无家可归之境，才越是深刻地体味到‘在家’的感受”。生存论转向就是要求通过对“实存”的解蔽而使人重新回到自身，彰显人的“生存”，从而找回被传统人学所失落的人，为“无家可归者”安居。通过生存论转向，人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从而“领会了自己本身”。因此，生存论转向不是什么别的“转向”，其实质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面向人的生存本身来追寻人之存在的根据。
       四、从“天国”回归到“尘世”
       西方传统人学理解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归结为一个抽象的彼岸世界和本体世界，将人分裂为同属两个世界的存在，而争论的焦点仅在于哪一个世界更真实。这就使得西方传统人学停留于尘世之外的“天国”，他们习惯于从各种“实体”、“本体”的虚设出发，在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之外设立一个更“真实”、更“本源”的“本体世界”，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矛盾。这使得西方人学在对“真”的世界的无止境地“还原式”的追究中遗忘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西方人学也变成了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
       在古希腊，哲学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就已经发生了。苏格拉底的“神”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作了先导，与“理念世界”相对应的“可见世界”则是虚妄的。亚里士多德“神的世界”、“理念世界”和“逻各斯的世界”构成了一切解释的根据。中世纪承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世界不论其价值形态还是存在形态都无非是“上帝”的作品。对一个超验的价值本源和一个“至善至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本源的信仰超过了一切。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由宇宙人生的“最高”主宰——神学本体——来说明。进入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人学依旧是停留在思想世界中进行纯概念的演绎。黑格尔关注的是一个由纯粹先验的范畴推演所构成的抽象王国，“人”不过是这个纯逻辑范畴(“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要求把自然界和人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但是，费尔巴哈对“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他最终没有找到一条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的道路。总之，传统人学“将人的内容外投到一个思辨实体中去而变为世界和生活的最高本体。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被抽象掉或被瓦解掉了，世界变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世界相隔绝的超验结构。这是现实世界之遗忘的突出表现”。
       可见，传统人学存在共同的理论失误：囿于思想世界中进行纯粹的理性思辨而无法面对现实。“理论的范域被仅仅局限于理性世界，理论本身也被视为纯粹主观领域中的逻辑推理活动。为改变理论的这种玄学性质，使其正视现实，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职能，必须将理论的范域扩展到现实的感性世界”。传统人学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使其一直处于“元根”状态，并形成了抽象化、教条化与僵化的特征。解剖与批判西方传统人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把人学从这种遗忘中唤醒，这是马克思人学实现生存论转向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而马克思恰恰就完成了从传统人学所热衷的抽象本体世界转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这一任务。所谓现实世界是指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它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世界”，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当然更不是什么包括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尚未接触到的未知世界在内的无限的“整个世界”，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纽带联结而成的自然、社会和人相统一的“感性世界”、“现实世界”、“对象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是这个世界的三大领域，但它们不是彼此分隔和互相外在的三个世界，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联结而成的一个世界。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从观念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把现实生活的内容还给现实生活本身，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关照人的生存际遇的实践人学，这才是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理论旨趣。马克思认为传统人学关注的是人之外、之上、之后的天国，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即终结形而上学，使真正的哲学从“真理的彼岸世界”转向“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改造。因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的生存论人学的内蕴在于，由生存实践活动所组建而成的“现实生活世界”构成了人学最切近的“本体性”世界。可见，马克思彻底颠覆了“实体统一性世界”的统治，使人学彻底回归到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