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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体系，迅速打破了人口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集中。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已经构成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这就是我们所提出与关注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
       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它们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并因此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关注的新焦点与重大现实问题。自2000年以来，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大城市与城市群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高度集中、城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不断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中“城市群”的正式亮相，构成了中国步入都市化时代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这一进程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快速提升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由其引发的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大都市的激烈矛盾，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相互缠绕，城市盲目扩张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冲突，精神生态恶化与城市文明建设滞后等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并由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因而对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对于中国城市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一个需要先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科学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的生活世界产生清醒的认识与总体性的把握。对于当代人类而言，最具有全局性与本体性的时代背景无疑是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正是在“大都市”与“城市群”的不断加速发展中，人类世界从表层形态到深层结构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沧桑巨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只有真正致思与置身于都市化进程这一伟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正确理解与确定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坐标，并为在现实中百般艰难、筚路蓝缕而又奋力开拓的当代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具有当代性价值的理性资源与实践框架。
       都市化进程是一个纷繁复杂、涉及到亿万人现实利益与历史命运的社会运动，这是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情与足够的理性去正视它、关注它、研究它的根源。与汹涌澎湃的都市化进程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跟上人类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这是我们推出本组专题文章的初衷。我们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揭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真实处境与现实问题，回顾其历史经验并展示其未来走向，同时也以对西方与东亚等发展在前的都市化经验加以介绍与阐释，以此为中国都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理性的参照系，使人文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与城市文明建设服务。
       中图分类号：F299.2；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008－20
       城市化潮流的检讨与都市人的生活世界
       刘士林
       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资源、财富、文化在有限的都市化空间更为快速地流动与高密度地集聚，它在极大地刺激、推动、提升当今世界城市以及受其辐射与影响的农业地区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使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如城市社会学家早已指出的“政治上的低效率、财政、交通、能源、住房、种族歧视、就业、犯罪和老年化”等，变得更加严重与棘手。在这样的现实情景中，都市化进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引发人们对文明、城市、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怀疑、悲观与失望情绪，甚至是道德上的谴责与批判直至产生各种激烈对抗的实践行为。所有这些都可以统称为“逆城市化潮流”。在当下，由于都市化进程对内带来资源分配的高度差异化，对外则使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大都市在发展上更加严重的失衡，因而首当其冲，成为逆城市化运动“流必湍之”或“风必摧之”的首要对象。尽管在某种意义上，适当与适度的“逆城市化潮流”的存在是必要的，如对城市发展规模的质疑与反省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乡村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回忆可以部分消解大城市生存的异化性，对大自然与低城市化水平的农业地区的寻根与想象可以增加都市文化的丰富内涵。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在“逆城市化潮流”中很容易走火入魔，直接导致人们丧失掉他所生活的真实现实世界，因而，对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以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从逻辑渊源上讲，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逆城市化”理论是“逆城市化潮流”的母体与总结。“逆城市化”理论的产生，与都市化进程中大城市的发展直接相关。在西方1970年代，由于大城市或中心城区在发展中带来许多问题，因而导致了城市人口向郊区或中小城市“回流”现象，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逆城市化”并据此得出大城市走向衰落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快速的都市化进程必然要产生比城市化进程更加严重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它们严重影响了当代人在都市空间中的生存、发展与享受生活，因而，“逆城市化潮流”很容易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普遍的接受。对于普通人与不发达地区而言，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逆城市化”的概念，但由于自身素质、资本及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很难分享到都市化进程带来的益处，因而特别容易成为“逆城市化潮流”的知音与实践者。
       但是，由于都市化进程本身已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要现实背景，这就决定了“逆城市化潮流”必然要归于失败的最终现实命运。从理论上看，“(逆城市化)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都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区或大都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以中国为例，在2002年由上海证大研究所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已指出：由于三种矛盾——“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已到了“非得城市化才能解决的程度”，其首要发展路径即“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过去一直提倡的城镇化或中小城市发展战略不同，集中型城市化理论、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理论、城市群研究等在最近几年不断升温，它们代表着与“逆城市化”理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声音。从实践上看，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当代交通、金融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迅速扩张为世界性的潮流。以全球为例，据联合国2001年对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数对城市化
       的加快感到忧虑与不安，有110个国家和地区甚至想减缓或改变现在这种不断加速的趋势，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行动，但它们对实际上越来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甚微。以较早出现“逆城市化”的美国为例，其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发展并未走向衰落。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据2005年7月郎格与达维尔发布的《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美国已出现10个5对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它们的区域面积不到48个本土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20％，但人口总数在2003年就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有关预测还表明，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将占美国从2005到2040年间人口和工作增长的主要部分。这表明大城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与增长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而衰落的可能性愈加渺茫。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快的矛盾，几乎每个稍微大一些的城市都普遍存在着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并直接表现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使人们痛感都市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与巨大异化；另一方面，由于源自乡土中国的主体生命机能未能及时地更新换代，许多人不仅没有切实地分享到都市化进程的效益，相反还由于种种不适应和缺乏经验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是“逆城市化”在中国有众多知音与广阔空间的根本原因，并已经对中国都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此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尽管都市化进程必然要产生许多新的痛苦、矛盾与问题，但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以及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分别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经验”的生产，无论人们情愿与否，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及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最直接最真实的现实背景。因而，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城市观或都市态度，任何因情而生的“辱骂”、“抵触”或“无动于衷”，只能使自身的现实利益遭受到更大的损害。一切都因为，都市化进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兵临城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认真地研究它，以更高水平的发展去解决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与社会的都市化一样，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母体的都市文化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只是恶性损耗了人类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资源，那么后者则从主体内部直接威胁着城市生活的意义与可能。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本质在于“形成了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是城市环境更加拥挤、资源更加紧张以及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都市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的不断恶化，都市人的精神、心理与情感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它们从更深的层面上直接威胁与解构着城市的本质与意义。这是文化悲观主义在当下迅速泛滥以及以肉欲与刺激为主要内涵的都市消费文化普遍流行的根源。
       大都市给人造成的精神异化与心灵扭曲是有目共睹的。但与应该以清醒的理性与现实的态度直面都市化进程一样，都市文化中存在的负面影响同样不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与职责的口实与动力。首先，正如大都市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一样，作为人类文化发展高级形态与当代精神生产和消费中心的都市文化，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因而，都市文化模式的影响不仅在范围上扩展为全球性，在深度上深刻地介入到政治、经济等领域，同时也直接决定着人类文化在当代背景下的发展与前景。这是不能以任何借口丢失都市文化阵地的根本原因。其次，以大都市为母体的都市文化模式已成为当代人精神生产的主要环境与资源，一个当代人可能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都是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思想与言行，基本上都不是当代理性的产物。它们在学理上可追溯到古典城市社会学提出的“城市病”假说，即，“城市环境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孤独、压抑、忧郁”。这是许多人痛恨都市文明、愿意加入“逆城市化潮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现代城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城市虽然不是天堂，但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地狱。它比其他类型的聚居地具有更大的容忍性，并不像人们挂在口头上的那样不近人情，更不会产生大量的城市病。”再次，依托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发达的文化生产、消费与传播能力，都市文化既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主体与赖以立足的软环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重要的载体与直接的感性表现空间，其内涵建设与发展水平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大都市的精神生态与文化问题很多，但正如芒福德所说：“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假如我们文化的一切材料太分散，假如有关的资料和加工品不能收集在一个地方，分类排列，供再分发，那它们只能起很小一部分影响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先解决了都市文化存在的问题，并以建设先进的当代都市文化为龙头与中心，才能真正推动与实现中国当代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在某种意义上，有关大城市的悲观主义思潮是很自然的。在以都市化进程为中心的当代生活世界中，当个体被迫使用陌生的“都市生产工具”进行“觅食”、使用“半生不熟”的“都市语言”与他人“交流”、按照他十分不习惯的社会分配与交换方式去“生存”时，由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文化震荡，这些个体必然会产生浓郁的怀疑、悲观、失望与焦虑。但更要看到的是，与历史上“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不同，这是人从自己的一种较低历史层次到另一种高级层次的进化与发展，他必然要对主体的理性、意志与感受机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与目标，并通过人在都市环境中的适应与发展而极大地促进与提升了人的生命本质力量。因而，比一切悲观主义更重要的是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认识，以及对充满痛苦也充满希望的都市生活的热情与投入。
       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不可能远离或回避如狂风暴雨般的都市化进程，而且因农业人口基数巨大、城市化水平起点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包括国际发展环境的异常复杂，而使我们这一新的历史征程变得更加泥泞、艰难与苦痛。但另一方面，“历史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由于都市化进程不仅是中国和
       谐社会与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引发当代一切理论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因而我们只有置身于这一异常沉重与艰难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正确理解与确定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坐标，并为中国在21世纪的延续与可持续发展找到真实的参照系。
       尽管都市化进程已给人们造成很多的痛苦与悲剧，并将带来更多的问题与矛盾，但同样也要看到，正是由于大都市迅速集聚了各种先进的发展要素，因而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并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例，“第一，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扩大了中国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国际事物的参与能力以及国际谈判的实力”；“第二，要素集聚激活了国内闲置资源，从而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第三，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第四，整体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日益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以医疗卫生为例，大都市尽管人满为患，但由于医疗条件、技术与服务水平的优势，其对生命的救治与保护也是农村或中小城市无法相比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说：“城市曾经是疾病的最无助和凄惨的受害者，但是它们后来成为了疾病的最大的战胜者。所有的如手术、卫生、微生物、化学、电讯、公共卫生措施、教学型和研究型医院、救护车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都市的产物；假如没有大都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以当下为例，如近日出台的《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广州宣布将投入7.62亿元对全市64个社区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其中1.7亿元用于改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待遇，目的是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留住人才，更好地为居民服务。还有医学技术的发展，2007年11月，日本和美国科学家分别用人的皮肤细胞成功诱导生成类似胚胎干细胞性质的全能干细胞，给胚胎克隆技术带来医学上的突破，使再生医疗成为可以期待的目标。这些都是当代人的福音，所以说“不应有恨”，而要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都市化时代感到庆幸与光荣，并努力在都市化进程中长知识——以发育自身更深刻的理性机能；炼意志——以激活生命的更崇高的意志品质；更深情——以重建主体更优美的情感机能，直至在大都市的生活激流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
       与泥沙俱下、汹涌澎湃的都市化进程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跟上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逆城市化潮流”在当下的广泛流行，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对各种“逆城市化潮流”的理性态度与现实批判，最重要的是如何超越“都市化进程”与“乡土中国”的二元对立框架，在充分认识两者巨大矛盾与冲突的同时，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与前瞻性思考探索两者根本的利益与共同的未来。总之，都市化进程是一个更为复杂、涉及到亿万人现实利益与历史命运的社会运动，不管它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以及会引发出多少问题，我们首要的态度是必须正视、关注、研究它。这是因为：关注这一进程，就是关注人类的现实生存；而介入这一进程，则是进人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
       西方大都市带思想要略
       程相占
       西方大都市带思想涉及了多个学术领域，诸如区域规划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等，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问题。我们这里尝试着依据代表性学者的相关研究，概述百年之中大都市带思想的历史渊源和主要观点，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这一思想观念的理解，进而为我国的大都市带发展战略提供理论资源。
       一、理论背景和概念厘定
       我们这里所说的都市带，国内学者所使用的含义近似的概念比较杂乱，诸如特大城市、特大都会、城市带、城市集群、大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都市群等，不一而足。概念的混乱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认识的模糊。而这种模糊认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相关理论背景，二是概念实质。问题的关键是：大都市带的前身是大都市区，大都市带思想的理论背景是美国整个社会的大都市区化。也就是说，必须将这一概念置于美国城市发展史之中，并且在与大都市区的比较中来理解、把握大都市带。
       所谓大都市(metropolis)区，一般包括一个大型人口中心及与该中心有较高经济、社会整合程度的社区。美国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act，或Metropolitan Area)概念于1910年人口统计中首次使用，其标准为：人口在100，000及100，000以上的城市及其周围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或与中心城市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50人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人口。此后，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美国联邦预算局先后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进行了多次修改。1950年，这种统计区被正式定名为“标准大都市统计”(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缩写为SMSA)，它包括一个拥有50，000或50，000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以及拥有7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郊县。1980年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补充。1983年，SMSA改名为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为MSA)，其具体标准与1980年没有变化。因此，美国20世纪以来的人口分布分类标准主要是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的区别，而不是城乡之别。也就是说，“大都市区”是一个统计概念，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从1920年到1940年，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普遍增长。由58个增长到140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达47.6％。至此，大都市区已经成为美国“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美国学术界一般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而随着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蔓延与增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都市区又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大都市连绵区”(或称巨大城市带)。而这种大都市区的连绵体，西方学者用英语中的“Megalopolis”来指称。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随着大型大都市区的迅速增长，美国城市化地区空间结构的发展相应出现了新的演变。“大都市连绵带由大都市区组合而成，在这种组合中，各个大都市区在大都市连绵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每个城市各具独立性和特色，而整个大都市连绵带保持着整体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种城市职能作用的复合体。”
       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词汇，意思是“巨大城市”。究竟哪位学者最早使用Megalopolis这个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戈特曼，其实，这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根据西方学者考证，这个术语是
       1820年代的一个常用词，意为“大城市”，本意是描述过度增长的城市的轻蔑语。1927年，英国城市规划者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进行学术研究。早于戈特曼使用megalopolis一词、而且为中国学者熟悉的学者是芒福德，其出版于1938年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of Cities)的第四章以“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大都市带的兴起衰落)为题，正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内20世纪8Q年代译介的西方相关著作中，一般将Megalopolis翻译为“特大城市”，如康少邦等编译的《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倪文彦翻译的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等，最近，又有学者使用“大都市圈”概念，如张颢瀚、张超认为：“大都市圈是一个由单个地位突出的具有国际性的核心城市和几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相应城镇村落所组成的规模层次分明、功能结构合理、经济联系紧密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发展实体。”它区别于都市圈、城市圈。文章所举例子是东京、纽约和伦敦都市带。但是，其英语目录却将“大都市圈”翻译成了Metropolis，很不准确。西方的相关概念也非常多样，诸如：城市远郊富裕阶层住宅区(exurb)、扩展之城(spread city)、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外城(outtown)、蔓延(sprawl)、市郊贫民区(sIurb)、市郊(the burbs)、无何处城市域(nonplace urban field)、多核城(polynucleated city)、科技市郊(technoburb)等。
       90年代中期，国内已经有学者辨析过这个词义。如北京大学地理科学中心主任周一星教授指出：“很多人把Megalopolis翻译为特大城市或城市集群或城市带都有点词不达意。”从地理学的角度，他将之称为“大都市带”，并绘制了“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插图。那么，究竟怎样翻译才准确呢?笔者认为，我们最好回到受到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戈特曼那里，看看他的代表性专著是如何运用词汇来描绘其研究对象的。戈特曼将其研究对象称为“连绵的大城市链条”(continuous chain of impressive cities)或“城市链”(the urban chain)。他描述这个区域为：沿着美国古老的高速公路U，S，I轴(axis)，绵延大约500英里；主要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较大的大都市区组成；1950年，每个大都市区的人口都足足超过1，000，000；在这5个大都市区之间和西邻，还有成打的其他大都市区，每个的人口都在200，000至800，000之间。那么，用什么词汇来指称它呢?戈特曼本人也颇费斟酌，最后选择了Megalopolis，其著作每次都特意将该词第一个字母大字，以示其特殊性。戈特曼著作所附加的大量地图都直观显示该区域是一个带状形态，并且，“带”字可以包含大都市与大都市之间的连接部，也就是地处大都市带中的郊区或乡村地区。所以，笔者认为，结合理论背景和城市地理学，把Megalopolis翻译为“大都市带”较为确切。像王旭教授再加上“连绵”二字，更形象地描绘了大都市带的特征。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美国后来出现的大都市带形状更加多样，西方学者对此也有“星系”或“走廊”之争。因此，中国学者称为“都市群”也未尝不可。
       厘定了概念之后，下面就可以考察大都市带思想的发展演变了。必须说明的是，限于笔者手头的英语文献，这里的论述肯定无法避免疏漏，只能视为笔者计划撰写的专著《西方大都市带思想研究》的前期准备。
       二、芒福德：区域规划观念的倡导与大都市带批判
       从20世纪早期以来，大规模的、跨越大都市区的城市结构概念，就是西方城市规划者之间争论的论题之一。1904年－1918年间，上文提到的英国城市规划思想家帕特里克·格迪斯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指出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城市团块正在扩大。为了把这种扩散之物与历史上著名的城市区别开，他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conurbation，该词也可译为“有卫星城的大都市”)。1922年，美国成立了“区域规划学会”(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简称RPA)，总部设在曼哈顿。此后，它一直是美国最受重视、最著名的独立大都市研究和倡导团体。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科学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就是该学会的一名热心会员和主要发言人。1929年，美国曾有过一个很著名的“纽约州及其邻近地带的区域规划”法案。围绕这个法案形成前后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辩论，芒福德参加了绝大多数辩论。通过那些参与活动可以看出，他极其关注那个以曼哈顿为中心、地跨三个州的巨型城市地带的形成，强调了这个地带未来广阔的、谐调的发展过程。
       1932年夏天，芒福德和《纽约与市郊区域规划》主任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之间展开了一场理论交锋。0以托马斯·亚当斯为首的大都市主义者(metropolitanist)相信，20世纪的城市将保持19世纪城市的形式，尽管其人口已发展到一二百万、范围可以从市中心延伸到50英里或以上。他们还认为，更多的投资应该投入到大都市中心的重建上。而以芒福德为首的区域主义者(regionalist)认为，与19世纪的中心化工业城市相比，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会有一个根本变化。不同于单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eentrie metropolis)，大都市区将发展成为更加分散的城乡网络，它是一个横跨巨大空间的“城市区域”(urban region)。20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城市发展都超出了区域中心，并且经常将大都市区连接起来，验证了芒福德等人的预言，他们提出的“城市区域”概念成了大都市带思想的雏形。
       1938年，芒福德出版《城市文化》一书，再次预言曾经兴盛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都市的单一的中心将会失去其主导地位；在新的逆中心化的城市(decentralized city)中，整个区域将是开放的。该书第四章特别地以“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大都市带的兴起衰落)为题，批判分析了大都市带的实质；该章的第13节甚至以“地狱简况”来描述大都市带。与一般的城市规划者不同，芒福德不仅仅关心一般的城市规划，他更加关心城市发展与人性完善、人类文明演化的关系，也就是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哲学问题。他特别注意将城市思想与其科技哲学联系起来，重点考察、批判导致城市畸形发展的力量。
       1961年，芒福德出版了其最负盛名的《历史上的城市》(即中译本《城市发展史》)，第十七章以“大都
       市带神话”为题，批判了大都市文化可怕的消极面。在批判城市的无限度蔓延时，他提及“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这条大西洋沿岸的长条地带非常可能结成一个无区别、无特点的集合城市”(这一长条地带的北半部分即后来戈特曼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雏形)。但是，他似乎又不同意把这个团块叫做“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他把那些“广大的城市团块”比做“一支被击溃的、乱哄哄的军队”，“四散溃退，各自逃生”。芒福德指出，“区域城市”是可能实现的，并且是非常必需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要认识有限机制的必要性并强制实行有限机制。这意味着要用一种重视生命的目标和利益的经济来取代重视机器的大都市经济”。四散蔓延的巨大城市团块，致使城乡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城市地区的边界也无法区别。“曾经把许多世代和世纪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关于城市的记忆，现在消失了；它的居民生活在时时刻刻的连续的自我毁灭之中。”“大都市连续地发展成为无一定形式的特大城市的集合城市以及这些城市的增殖和延伸，暴露了当今每个社会面临的困境的深度。”而这正是“过分机械化的文明的缺点”。有鉴于此，芒福德提出要用人类的目的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技术运用，进行区域范围的或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改造；同时，“把现在存在的许多公共机构非物质化或灵巧化”。非常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用电力网之中发电站与整体电网的关系，来比喻说明“新的城市星座的布局形式”：既是分散的，又是互相联系的；许多分散单位安排在一个网络中，互相连接起来，整个网络非常有效地工作。芒福德甚至预言，这样一个系统总有一天能包括整个星球。人类的技术只要能够从毁灭性武器、过度消费品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创造“有形的或无形的区域城市”，完善“大规模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互联网，芒福德将会怎样论述呢?
       三、戈特曼：半个世纪的大都市带探索
       国内学者提及大都市带理论，首先会想到法国地理学家琼·戈特曼(Jean Gottmann，19151994)。戈特曼大约于1940年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直到1987年还在发表论文持续讨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其观点涉及到大都市带的许多方面。
       戈特曼最早的相关成果是1957年发表于《经济地理学》杂志的著名论文《大都市带：或东北部沿海的都市化》。论文研究的对象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当时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区域，其形成条件、基本特征和功能如下：(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各自形成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具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联系起来，使各个城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都市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戈特曼坚持以2500万人为标准；(5)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作用。
       1961年，戈特曼出版了《大都市带：美国都市化的东北部海岸》这部长达810页的大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15章，依次考察了美国东北部海岸都市群体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全面系统地证明了它们通过经济、交通和通信等而连结为一个整体。全书内容极其丰富，我们这里重点考察戈特曼的学术宗旨。
       在芒福德和戈特曼之间，似乎发生过一场隐秘的理论交锋。芒福德曾经批评道：“有些人甚至把一个不合适的名词，特大城市，错误地应用到这种集合城市”。这可能是指戈特曼。戈特曼则说：“今天在大都市带中发生的情形，一直被视为一种病态现象、疾病、癌症。这种观点被这一领域中杰出的学者所坚持。”“长期以来，城市增长一直被以道德为基础而讨论和谴责着。这种争论是必要的；但是，从历史整体角度来看，这种谴责是不公平的。”这很可能是针对芒福德而言的。该书曾两次提到芒福德及其著作。戈特曼的观点比较辩证，他从正面看到，现代政治生活及其自由、自治和民主等观念，都是城市增长的产物；然后则指出：“城市拥挤、贫民窟和犯罪，都可以看作是文明无限进程中的日益增加的痛苦。”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戈特曼的著作中提出了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和大都市带化(Megalopolitanization)。戈特曼富有哲学修养，他从生活方式角度指出，究其实质，大都市带意味着一种新的非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新文明阶段的黎明，是新居住空间组织模式的摇篮；同时，大都市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浪费。因此，洞察和理解这一城市区域的基本问题、创造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可以更加安全地将之应用于其他区域或计划未来。戈特曼认真地考察了这一大都市带的形成原因和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并从历史角度追溯了这一精神传统在美国建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特意地引用了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著作《进入荒野的使命》(Errandmto the Wilderness，1956)，论证了清教徒的宗教信念在早期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突出地位。戈特曼认为，不是经济、而是清教徒的使命精神和“理念试验”的形而上学内涵，从根本上促进了美国在短短二三百年间的神奇发展：在本来是荒野的北美大地上，建造出世界上最为发达、重要的城市区域。戈特曼将之称为“普罗米修斯传统”。最富有深意的是，戈特曼提出，城市化过程已经使本来意义上的荒野驯化；但是，与此同时，大都市化和大都市带化又制造了拥挤的城市，种种新的城市问题使现代大都市成为新的“空旷荒野”，它们“或许是一种更典型的荒野，因为它更接近终极问题”。这样，戈特曼的学术研究目的可以称为“进入新荒野的新使命”——如何避免大都市带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创造更加合理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样的学术宗旨使戈特曼的著作超出一般城市地理学而获得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1967年，美国区域规划学会(RPA)在一份题为《区域增长》的文件中，提出了一个称为“大西洋城市区域”的地域。这一区域从弗吉尼亚州延伸到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正好覆盖了戈特曼所研究的大都市带。该报告采用新的数据分析来显示区域互动融合，从而扩展了戈特曼的工作。1976年，戈特曼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了《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认为世界上有6个大都市带：(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
       心的城市密集区，这是研究还比较少的一个大都市区。
       后来，戈特曼继续关注着大都市带的发展。1987年，他又发表了《重访大都市带：25年之后》，提出美国其他几个区域也可以称为大都市带。他特别注意到美国中西部和西海岸的情形，注意到美国南部环绕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正在形成一个大都市带。这篇论文在估价其思想对于城市理论的影响时说：“大都市带概念似乎普及了一种观念，这就是：现代城市不是被孤立地仅仅作为有限区域的中心而被评论的，而是作为一个‘城市系统’(city－systems)、作为在持续扩展的轨道中旋转的城市网络之参与者而被评论的。”这可以视为戈特曼本人对其思想观念的集中说明。
       在1960年代，戈特曼和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影响很大，戈特曼的定义持续被地理学词典所引用；影响所及，西方地理学家将美国版图划分为14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城市带区”(Megalopolis)，以下是“制造业中心”(Manufacturing Core)，等等。戈特曼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大都市带的”(Megapolitan)，让它作为修饰语限定了许多其他概念，诸如“城市”、“经济”等等，使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发生了变化，比如“大都市带的城市”就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该城市是大都市带整体中的一部分，其功能与特性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让我们联想到系统论。但是，在地理学等学术圈外，戈特曼则基本没有影响。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这些年，美国现任区域规划学会(RPA)主席罗伯特·亚罗(Robert Yaro，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一直使大都市带观念活跃着。亚罗提出，美国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欧洲式“空间规划”。为了这个目的，亚罗和林肯国土政策学院的阿曼德欧·卡博内尔(Armando Carbonell)组织过一个会议，旨在推进这个思想。在促进大都市带思想方面，区域规划学会也发挥了显著作用。该学会本来就与这个思想观念具有深层的历史联系，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和芒福德于1930年代的理论交锋。
       四、菲什曼：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消失、大都市带的本质结构与新文明允诺
       作为美国知名城市史和城市政策与规划专家，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于1990年发表了《松绑的大都市带》一文，在充分借鉴美国公认的最伟大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 Wright，1867－1959)和芒福德二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这一哲学角度，剖析了大都市带这种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highlydecentralized urban form)及其形成的思想文化与历史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前现代世界中，只有少数人居住在城市里，然而，城市和文明经常被视为同义词；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却成了社会问题的代名词。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著名学者无不关注城市生活的实质及其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系。不管我们将后现代视为现代的一个高级阶段还是现代之后的新阶段，北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逆中心化的居住模式，其具体表征是，美国二战后人口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而不是城市化(urbanization)。菲什曼追溯了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这种新的城乡混合居住模式的发展过程及其隐含的经济、政治问题。他认为郊区化的实质是：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凭借美国住房政策优势、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度普及的汽车，而从拥挤、凌乱的城市中心移居于平静、清洁的郊区，从而使他们可以轻松地无视贫困阶层的存在。
       赖特于1923年已经预言“大城市已经不再是现代的”。尽管他关于城市逆中心化的新时代预言被其同时代的人所忽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心化的工业大都市的虚弱。富有哲学深度的是，菲什曼指出，中心化的工业大都市包含并显示了20世纪现代性的特征。工业大都市的核心是林立着象征当地财富、权力和复杂性的摩天大楼的中心商业区，环绕核心区的是工业地带，这种情形直到1920年代。但是，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突变和自我毁灭的过程。正当中心化的大都市如日中天之时，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合并起来，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逆中心化运动，将一直维持大都市的逻辑撕为碎片，并将其主要功能散布到整个区域。这就是20世纪后半期城市历史的基本过程。菲什曼将这个过程称为“郊区的兴起”。自从1945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与80年代，城市中心和郊区边缘的关系一直在进行令人吃惊的转化。例如，1980年，38％的美国工人从郊区到郊区通勤。没立在郊区的工业园和郊区购物城等等表明，“边缘郊区已经取代城市核心而成为当代文明的心脏地区。”这种“新城市”的象征不再是1920年代大都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而是四通八达、稠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网络，将整个区域联合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城市(super－city)，以至“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已经过时。所以，菲什曼明确断言：“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逆中心化的文明将最终化除古老的城乡对立(antithesis of city and countryside)，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地满足深层文化需要：机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
       戈特曼研究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基本学术目的在于，为那些城市化程度稍低的美国地区以及世界各地提供样板和警告，同时，提倡对于许多古老的概念进行根本的重新考察，比如被经常接受的城乡之间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概念来描述新的现实。戈特曼以“土地使用中的现代革命”来概括大都市带中城乡区别对立的模糊、甚至消失。菲什曼基本上借鉴了这些思想。这让我们联想到一段经典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从戈特曼和菲什曼二人的论述可知，马、恩论述的只不过是前工业时代以及工业时代的城乡对立情形，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甚至根本的变化，促使我们以大都市带为背景来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比如，戈特曼1961年就曾经指出，林地占据整个大都市带区域的一半；属于大都市带的新英格兰的大部，林地竟高达60％以上；即使在拥挤的纽约一巴尔的摩历史轴周边，林地也多于30％。显然，传统的城市或城市化概念已经无法准确描述这一事实。
       那么，这种扩散的区域还是“城市”吗?为了把握其特殊结构，菲什曼借鉴了赖特的“布罗德艾可”(Broadacre，字面意义是“宽广土地”)概念。从1920年到1959年，赖特一直执著地进行“布罗德艾可”计
       划，将之视为理想的逆中心化的美国城市计划——一种“无处不在又不知何在”的城市。赖特预见到这种新城市结构中的本质因素：大都市带基于时间而不是基于空间。我们知道，传统的城市无论多么大，都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密度，都有一个作为基点或方位趋向的中心，并且还有边界。从中心出发，迟早会到达边界。但是，新的城市已经没有中心，居民根据“合理的时问长度”(a reasonable length of time)而创造一个个自己的“城市”。个体城市(eachperson’s city)通过家庭网络、消费网络和生产网络这三个流通网络而构成，每个网络各有其空间逻辑。因为这些网络是重叠的，新城市的基础模式是并置和互相渗透的。新城市中的距离通常不是根据英里而是根据驾车时间来测量的，比如“10分钟可达的超市”、“30分钟可达的工作地点”等等。与传统大都市的逻辑功能分区不同，这种新城市是后现代的“后城市拼贴画”(post urban collage)。每个居民根据上述三种网络创造自己的城市，因此，中心和边界已经没有必要。在此意义上，菲什曼甚至认为，中心城市已经回返到工业化之前的形态。当然，这绝非说大都市的中心已经完全丧失任何意义。不是的。不断扩大着的公司总部、法律事务所、银行和投资公司、广告代理以及其他政府服务机构等，仍然挤占着市中心的高楼。菲什曼再次引述了赖特的信念：这种新城市的主导原则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而文明的景观，城市发展必须与尊重土地和谐起来。为此，菲什曼提出：“现在，新城市必须从事一项艰巨的事业：民主地改变其根本没有规划的混乱增长，走向注重和谐增长(balanced growth)的规划。”他特意介绍：美国新泽西的“国家发展与再发展计划”显示，这个高度发展的田园州的居民，以五比一的比例赞同较小的增长，即以较小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一半人同意对于发展的控制应该“极端严格”，75％的人同意法规应该“非常严格”。文章最后，菲什曼引述了芒福德的被称为“生物技术城市”(biotechnic city)这一理想的逆中心化社区——这里，自然与机械和谐共存。芒福德认为，未来的逆中心化时代是一个赋予以往大城市文明美德以新的民主形式的伟大机遇。而这正是菲什曼本人追求的、复杂城市与质朴乡村完美综合的“郊区理想”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菲什曼指出，这一乌托邦式的期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并未出现；但是，我们不应丧失新城市中的新文明允诺。
       五、郎格：美国十大都市带扫描
       受戈特曼的影响，西方学术界正在兴起“新的跨大都市地理学”(new trans－metropolitan geography)，这推进了戈特曼的许多观点。美国和欧洲研究者正在提出新的划分和跟踪大都市带的方法。弗吉尼亚工学院于2001年成立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大都市学会。作为弗吉尼亚工学院建筑和城市研究学院的一部分，该学会与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特别关注那些形成大都市增长的关键力量，诸如人口、环境、技术、设计、交通和治理。该学会还发布“大都市学会调查报告系列”，提供及时的户口普查资料统计分析。其现任主任罗伯特E，郎格(Robert E．Lang)及其同事唐·达维尔(Dawn Dhavale)于2005年7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大都市带思想发展的最新进展。
       研究大都市带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大都市带区域的位置?它们的边界是什么?它们所包含的大都市区和微型区域是如何连接的?什么是其最佳名称?郎格二人的报告采用综合方法来给大都市带区域下定义。他们的立足点是确定跨大都市群(transmetropolitan clusters)，方法是分析卫星图像所显示的空间连通性(spatial connectivity)；同时，这一工作还关注“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或人工环境的地理分布，并注意“空间流动”(space of flows)。这样，他们将大都市带区域定义如下：至少连接两个已经存在的大都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但是可能包括多个；到2040年，居民总人口计划超过1000万；由毗邻的大都市区域和微型都市区域(micropolitan area)连接而来；构成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认同的有机文化区域；占据大体相似的自然环境；通过主要基础交通设施将诸多大都市中心连接在一起；通过货物和服务流动，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城市网络(functional urban network)；产生一个适合于大范围区域规划的便于运用的地理学；位于美国本土内(因为有些大都市带区域延伸到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由作为最基本单位的县组成。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以县作为最小单位便于进行详尽统计分析。美国人口调查局最近设计了“组合统计区域”(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s，简称CSAS)。当前，美国有120个CSAs。CSAS是人口调查局的第一个真正跨大都市区范畴，对于理解大都市带区域非常重要。可以说，CSAS是组建大都市带的“积木”。这一概念表明，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采用了跨大都市区地理学的思维方式。借助CSAS，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试图给大都市带区域下定义，郎格二人则适时地扩展了这项工作。在他们的研究中，大多数大都市带区域都始于CSAs和CSAS的连接。美国现有3，141个县，并非所有的县都划归于CSAS。像联邦人口调查局那样，郎格二人首先测试所有美国县，看看它们是否隶属报告中所定义的大都市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采用其他标准诸如文化地理、环境、运输网络和发展前景等等，来最终确定大都市带边界。
       大都市带区域并非独立存在，它们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贸易、政治和文化连接并与世界相连。根据地理邻近性、经济连通性和共同的历史等几个尺度，按照上述定义和方法，该报告提出了10个5对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以及每一对之中成对的大都市：规模和人口最大的一对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称为全国“第一对大都市带”，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和I－35走廊组成，其成对大都市为休斯敦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都市带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前者由南部陆地大都市带和阳光峡谷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带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
       该报告还发现：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中，到2003年，超过了全国总人口
       的三分之二；人口最稠密的15个大都市区都位于大都市带区域；全国50个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区中的39个、120个CSAS中的70个，位于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之中；6个大都市带区域位于东部，4个位于西部；尽管所有大都市带区域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二，但其国土面积不到48个本土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20％；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将占美国从2005到2040年间人口和工作增长的主要部分；大都市带区域延伸到了35个州，联邦人口调查局的“统一统计区域”(Consolidated Statistieal Areas)的60％出现在大都市带区域。这些数据足见大都市带区域的重要性。
       那么，大都市带思想研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必须说明的是，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理论以后，其影响仅仅在于区域经济学、区域规划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等学术圈以内，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因此，郎格二人将报告的关键听众视为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他们希望决策者在实践中运用大都市带概念而推进它，甚至希望联邦人口调查局正式采用它。如果得到官方认可，大都市带区域将成为联邦人口调查局最大的地理单位。而这将会激发如下讨论：这样大的规模需要何种规划?因为大都市带空间规划指导着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网络化的城市之间的高速列车。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化程度落后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研究大都市带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美国当前的城市发展状况，从而为我国的大都市带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东亚都市的特征比较
       严　明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南亚成为经济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环绕太平洋东岸有着一批重要的经济大都市，如首尔、东京、北京、天津、上海、台北、高雄、香港、广州、河内、胡志明市、新加坡等。这些大都市有些是古老的，有些是新兴的，但都在东亚经济起飞的新时代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分别成为了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贸易、制造、设计业的中心城市。东亚各国都市群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有所先后，但都是以发展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贸为契机和动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东亚各大都市群文化的不同特色的。中国的都市建设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了飞速发展。首先是开放了沿海广州、深圳、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大连等14座大中城市。90年代之后开放的范围更加扩大，中国的城市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些以大城市为核心，周围中小城市为衬托的城市圈，比如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其中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以香港、广州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塘城市圈，发展势头最为强劲，已经形成了华北、华东、华南三足鼎立的趋势。近年来的统计资料表明；这三大都市群人口与面积只占全国的7.53％和1.24％(不包括港澳)，但全国30％的经济产值却都集中在三小片土地上，实际利用外资则占了全国的73％，出口总值同样占了73％。三大都市群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从东亚都市群比较的角度看，当代中国都市群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了多头并进的趋势，这与中国疆域辽阔直接相关。中国的南中北区域都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幽，区域内乃至与海内外的商贸交流规模也越来越大，近些年来中国多个都市群的出现便是经济热潮的形象表现和建设成果。此外，都市群的快速成长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中国的大都市群都是以直辖市和省城为辐射中心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重叠在一起，直接关联着都市发展的规模和方向。在当代中国，强有力的行政规划干预往往成为都市群发展的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获得大大超过西方市场经济环境制约中的发展速度；而运用失当，则造成的浪费、腐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会更为严重。
       目前，韩国城市化水平已接近90％。韩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八九十年代进入了高涨的阶段。韩国第一次国土开发综合计划是在1972年－1981年这十年间完成的，重点是开发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这促进了汉城(今首尔)和釜山的快速发展，这两个大城市的人口几乎占到了全同的32％。第二次国土开发综合计划在1982年 1991年间执行，经过20多年连续的开发，韩国形成了以首尔及釜山为龙头的两大都市圈。
       首尔都市圈包括了首尔、仁川、富川、城南、水原、安养、光明等城市，这是韩国最大的都市圈，现已聚集了全国35％的人口。首尔市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展汉江以南的地区，到了90年代江南7区的人口与江北的老城区持平，现在江南新区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老城区，成为首尔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样板地区。首尔都市群形成了韩国最大的经济区域，与中幽的北京、天津、大连、烟台、青岛、上海交流便利，正在彤成一个优势互补的“黄海经济区”。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端，隔着不宽的海峡，与口本的对马岛相望。釜山自1441年开港以来长期是朝鲜半岛的著名深水良港，至今仍是世界5大港湾城市之一。20世纪初，京釜、京义线通车后，釜山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朝鲜半岛南部最大的贸易港和海陆空交通枢纽。除了大力发展经济之外，釜山市还积极承办了亚洲首脑经济论坛、2002年第14届亚运会、韩日世界杯足球比赛等重要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釜山的国际知名度。自1995年起，每年举办的釜山世界电影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电影爱好者，釜山国际展览及会议中心的设备一流，世界性的大型会议不断，釜山正在成为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国际性都市。釜山周围有庆州、浦相、大邱等工业大城市，形成了韩国东南部的都市群，这一都市群又与日本的九州市隔海呼应，形成东北亚日本海经济区。在21世纪中，釜山将努力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物流商业中心城市、韩国东南部经济中枢城市、东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及观光代表性城市。
       总体上看，韩国走的是一条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道路。这种大城市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其好处是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韩国山区的城市化发展，保护了国家的绿色生态系统。韩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减轻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提前周密规划，在大城市周边兴建卫星城市，其主要功能是给大量出现的城市居民提供居住环境相对良好的高层住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另一种收益，就是保持了韩国众多中小城市的相对稳定，有效减少了这些城市发展中的建设性破坏，这对于保护韩国的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国家通过税收，调节全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这在实施全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近代东亚，日本是最早发展城市经济，也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日本城市的布局在明治
       维新时期就开始了。1870年，日本新政府建立了工部省，制定了“殖产兴业”政策，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外资，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之后百年间，日本逐步形成了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福冈的都市带，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京一横滨、大阪一神户、名古屋一东海道和福冈一北九州等四大临海工业地带。纵观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它仅用了5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1956年－1973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GDP进入3000－10000美元阶段，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63.5％跃升至1975年的75.9％，成为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
       日本城市化的特点首先是政府始终进行规划引导，这与欧洲明显不同。从明治时代开始，历届政府就一直有着全国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并认真地付诸实施，即使在战争的年代中都是如此。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全国最大的10个城市均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尤其是东京，自1960年代就呈现出以近域蔓延和同心圆式分散为主的圈层状大都市区空间结构，集聚了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特大型城市所具有的综合功能，集聚了众多国内主要公司的总部，是日本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群，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同时又是日本最大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
       日本在开发大都市过程中十分珍惜土地资源，尽量多地保留森林植被面积，即使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内，实际工业贸易开发面积也只占到国土面积的10％，大部分都是生态保养区。日本在发展都市圈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有序合理性，在东亚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其根源在于严格的立法和认真的执法。《土地基本法》是日本土地利用的根本大法，在《土地基本法》下，有《国土综合开发法》、《国土利用规划法》及各大都市圈整备法。这些法律构成了约束土地利用和空间开发行为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在这些法律的框架下，政府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要求编制相关规划，这不仅使规划有法可依，还大大提高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规划成为仅次于法律的又一行为准则。为了指导地方合理利用土地，各都府县还编制综合开发规划、地方综合开发规划和特定地域综合开发规划。从效果来看，日本以匮乏的资源、狭小的国土，创造出都市圈的经济奇迹，其周密规划的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香港在东亚大城市中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成长背景，香港是广州的门户，其地理位置正处于东亚的中心，19世纪中叶开港后，很快就发展成中外贸易中心。香港开埠早期，城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香港岛北岸的中西部，成为维多利亚城。1852年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填海计划，使得维多利亚城朝着东西横向的方向拓展。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增长，80年代之后更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很多国际银行将其亚洲总部设在香港，香港保持着东亚金融中心都市的地位，得益于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中国内地的密切联系，也得益于严格的法治。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大规模地将其外向型加工生产转移至珠三角，重点为邻近的深圳、东莞等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利用珠三角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香港则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以及负责产品的销售和出口。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得以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近年来，香港不断进行大型土地规划及更新计划，以吸引更多资金投资。还出台兴建一系列的大型房屋计划，以应付快速的人口增长，并提供足够人力资源去维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一座座的旧型公共房屋完全被拆卸、重建，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高耸入云、玻璃幕墙的商业楼宇和豪华气派的住宅楼盘。香港都市环境的结构和城市面貌起了很大变化，以往长期建立起来的香港市民居住小区特色文化，迅速被高楼新建筑所取代，完全不留一点痕迹。而新建筑多以商业、住宅用途为主，往往与附近小区的文化环境不和谐。香港在城市迅速扩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这些严峻问题都是东亚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香港的地狭人多使得这些都市问题更加突出和难以圆满解决。不过，香港社会文化融汇了东西方传统，积极创新，尤其在城市发展和改造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为东亚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越南自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发展区域经济开发的过程中进行城市建设，成为东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国家之一。越南现有大城市2个，即北部的河内和南部的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旧称西贡，18世纪曾是东南亚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有“东方小巴黎”之称，城市建设显示出十足的法国风味，许多精致的法国殖民建筑至今还是观光客流连的场所。现今的胡志明市是越南发展最快、商业最繁华的城市，又是越南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胡志明市每年货运量达1000万吨以上，客运量达1亿人次以上，货运量和客运量都相当于越南全国的三分之一。胡志明市还是越南最大的工业基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全市流通商品总额占全国总额的40％，出口额占全国的58％，其中农产品、海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的70％。胡志明市几乎支配了整个南部地区的商品供求。胡志明市作为越南最大的城市，发挥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中心的重要作用，带动着南方各省及越南全国的发展。越南的首都河内位于红河平原中部，是一座古老的都市。河内的建筑有着独特的风格，法国统治时期的许多建筑物至今仍在使用，而新的建筑，设计造型都较为自由。据越南《经济时报》2007年9月13日公布的越南建设部统计资料，越南的城镇化水平为27.5％，城市人口增长率为2.9％，每年大概有30万人移居到城市，此过程还在加快中。越南的城市发展战略主要强调发展中小型城市，尤其是围绕着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建设。目前越南城市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完善城市交通公共设施方面，比如全国城市供水排污系统将投资50亿美元，河内市准备规划建设一条长度为13公里的轻轨电车线路，目前正在进行城市三环线路的施工，接下来还将进行四环道路的建设。总的来看，越南南北两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已经奠定，中心城市建设的速度正在加快，随着越南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越南大城市面貌将出现较大的改观。越南具有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佛教在越南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当今越南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中国较为接近，近年来又在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做法。越南城市规划和发展建设中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从而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这对中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广东、广西、云南地区的城市经济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影响。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堪称“亚洲的十字路口”。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基本思路是通过密集的布局来实现城市经济和生活的高效及低成本的运作。1979年，新加坡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口号，加速发展资本密集、高附加值的新兴工业，明确宣布不接纳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投资，随之带来的是城市布局的疏散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新加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新加坡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特别是投资量大、投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慢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水电电缆设施，工业区设施等，先后建成了众多先进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为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新加坡已经形成了由规划法令、概念蓝图及发展指导蓝图组成的较为全面完整的规划编制体系。最近一次的规划调整工作在2001年完成，当时城市重建局设想以550万人口为基数，勾画出新加坡未来40年至50年的发展远景，以确保新加坡城市基础设施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新加坡城市建设规划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超前性，从建国时就按照“花园城市”理念进行了总体构思，直到目前都没有大的改变。新加坡的公交网络发达，地铁与路面公交都非常便捷，路况标示和管制信号设置合理，道路利用效率很高。新加坡虽然高楼林立，但是在一幢幢建筑物之间设有许多小公园、林荫道和开放绿地，这无处不在的绿色，弱化了钢筋混凝土灰色的构架和玻璃幕墙僵硬的线条，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瑰丽无比的大花园，处处树木成荫，草绿花香，充满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是继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国际上第四大外汇市场交易中心。过去20多年间新加坡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投资的首选地，这主要得益于该国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较低的成本。就城市规划发展而言，新加坡无疑应成为中国城市的学习榜样，许多中国的城市代表团去新加坡参观取经。苏州中新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合作进行城市经济开发的成功范例，今年两国政府决定在天津再建设一个中新工业园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东亚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涌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这不仅给东亚城市带来了地域空间的极大拓展，而且还促进了东亚城市经济的飞速增长。1998年之后东亚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出口不断增长，现已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环太平洋东岸的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新兴贸易区。东亚地区还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汇储备最多、股市上升最快的地区。200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40％，其中大都市群开发区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显著。
       从当代东亚大都市的发展可以看出，港口和交通枢纽往往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运输成本在决定城市规模及生产特点方面仍然相当重要。现代产业需要同行业公司集中所产生出的经济积聚效应，这就需要依靠大城市在凝聚人才、货物流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规模经济在东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产品市场竞争，公司产量的增加会带来效率收益。大生产商能够降低宣传、营销和产品开发等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当同行业及配套行业的公司相邻集聚时，它们不仅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产品市场，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产生出明显的积聚效应。形成规模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更容易了解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规模经济的因素在东亚城市发展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南方的东莞市，在过去25年内，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年均25％的增长率，经济总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并且通过采取良好的城市公共政策，避免了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规模经济对于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中间产品制造企业往往愿意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同处一地。这样就会扩大市场规模，这样的客观需求吸引了更多的关联公司企业落户同一城市地区。一个城市群如果已经拥有大规模的制造行业，这意味着将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供应商也更愿意落户到同一地区，这样，城市的初始优势就会不断加强。东亚大都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和创新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表现在由商品贸易、货币流动和观念传播所推动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之中。国际一体化导致城市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收入分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对此应对得当，那就不仅能够通过生产的集聚效应形成更大的城市规模经济，而且将为更快的技术信息传播提供动力。但是，如果应对失当，形成不了有效管理，那么很可能引发规模经济的负面后果，如人口拥挤、城市污染、社会动荡以及权力腐败，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城市经济的竞争力。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和转化是这一过程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伴随着城市经济步伐的加快，东亚传统所形成的城乡隔绝体制正在不断消失，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东亚国家经济的未来主要依赖于城市地区持续的发展，这也是东亚大都市出现的现实基础，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专家预计在今后20年中，东亚城市对该地区增长的贡献率至少是70％。
       此外，东亚城市还是全球化的根据地、国际贸易的中心、外国投资的重要基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最前沿。东亚国家的决策者都明白，城市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关键，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已经广泛地被认为是国家优先发展对象。但是都市化同时会带来经济、人口和城市管理变革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些对于东亚各国政府都是空前的挑战。东亚城市人口在本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1％猛增至2000年的36％，而且可能在2025年升至50％。东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本世纪的头25年将大约增长5亿。东亚人口基数高，都市化会使得城市环境破坏、交通拥挤、基础设施缺乏、疾病和社会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有效的都市化管理政策就亟待制定和完善。当代东亚国家的经济都是从农业型转到工业及服务型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也是制造和服务业最活跃的地区。庞大的产品输入和输出市场、劳务资源和其他的服务，使行业划分越来越细。城市的近距离性使得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的知识传播更多更快。东亚主要城市的经济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占的比例，要比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得多，可以说大城
       市是带动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强大发动机。
       今日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生活和工作在那儿的人们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因此城市需要公园和其他娱乐设施，城市必须积极促进艺术、文化和科技的传播，同时鼓励市民参与和建立强有力的民主社会。对于不少发展中的东亚国家来说，城市建设方面仍然起点很低，任务艰巨。亚洲城市建设的不足在最近几年中也日益明显，比如部分城市污染加重，交通不便，城市建筑无序扩展，而面向市民大众的生活保障及公益服务体系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东亚城市发展的成果，也造成部分市民生活质量下降，这些都是东亚都市在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设法解决的问题。
       江南都市群的历史源流及其文化研究的价值
       李正爱
       江南都市群是指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江南区域都市群体，它不仅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扬州、苏州、湖州、南京、杭州、松江(上海)等大都市为中心的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体系，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化率最高和城市形态、结构发展最完善的都市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都市化潮流一致，江南地区都市化进程也日益完善和升级，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群，最先成为中国第一个兴起和成熟的国际化都市群。然而，当代江南都市群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的“平地起高楼”，而是江南地区自然、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历史积淀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历史源流可以不断向上追溯，而其形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迁。
       第一，江南成规模与制度化的城市出现极早，并在后续的兴替过程中，朝着区域化大城市与大都市集中的方向发展。江南地区从6000年前就出现了如河姆渡、崧泽、马家浜、良渚等不同时期的成熟的文明形态，江南社会的城市生活历程也从此开始。如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就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城市文化。据报道，最近杭州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古城，有四面城墙围绕，东西长约1500米－1700米，南北长约1800米－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该遗址从1936年发现至今，考古信息累积显示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溶布局，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江南城市发展的脉络向下延续不断，如春秋时期有著名的吴城和越城、冶城等，规模宏大，形制复杂，如吴王夫差所建的吴城：“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随着历史演进，江南城市化朝大城市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结果是在漫长的江南城市化历史过程中，先后形成过几个非常重要的大城市中心，在整个江南地区城市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如明人王世贞描绘苏州时说：“今天下之称繁雄郡者，毋若吾郡，而其称繁雄邑者，亦莫若吾邑。吴固东南大都会也，亡沦财赋之所出，与百技淫巧之所凑集，驵侩涛张之所倚窟”。尽管历史上这样的中心也有起有落，一直在逐渐发生转移。但是，与一般区域中心形成的周期性兴衰结果不同，如黄河流域的一个新城市巾心的兴起总是以原有中心的衰退为代价，像历史上长安的兴起以咸阳的衰落为代价、开封的兴起则是以洛阳衰落为代价等，江南地区新的中心兴起并不导致原有中心的衰退，虽然原中心会跟不上新中心的发展速度，但两者肯定是共同繁荣的。因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施坚雅在描述江南这种中心转换过程时就指出：“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却没有一个趋于衰落。”。这种趋势的高峰到明清时代就最终形成了扬州、苏州、湖州、南京、杭州、松江(上海)五大都市鼎足而立的局面。苏州为太湖流域东、北部的中心，也是整个区域的中心；湖州为太湖流域西、南部中心；扬州、南京是长江沿岸的中心；上海则是长江下游和太湖东部的中心。杭州从南宋以来就是太湖东南面钱塘江边的巨大巾心城市。这时都市的规模都非常大而复杂，如苏州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明清时期，苏州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庞大区域都市体系的顶级中心，除了有区域交通和地理中心的优势以外，还与苏州城自身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以及自唐代以来其周围农村、市镇所形成的广阔经济纵深分不开。苏州这种优势一向：维持到到鸦片战争后，才被上海所替代。
       第二，江南城市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层级和群体性分布的集团性特征，之后经过了一个由城镇群到城市群再到都市群的发展里程。这是由江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决定的。首先江南地区城市群落模式出现很早，“环太湖地区史前时代的聚落级差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至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高峰，级差现象本身一直延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显示了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化以及社会复杂化的最高程度，已经是一个处在萌芽态的城市。”其次，江南地区很早就出现的群体化和层级化发展对江南城市发展的影响极大，不仅直接影响到江南地区的城市群体的分布形态与规模，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复杂程度和这个城市群落自身的演进方向。“良渚文化城市萌芽与聚落形态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技术的革新，然而，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助动力量对于聚落演进的意义也不容忽视，良渚文化聚落级差的探讨是良渚社会进化机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自进人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江南城市化的步伐基本上就是稳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并形成了一条与中国北方城市不同的发展路子。如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兴建的趋势……形成这样的格局：北方，以政治为中心圆心，向四周辐射的城市布局；南方，则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遍布各经济区的城市布局。”这种模式为以后江南城市生活的兴盛基本上奠定了基础。这时期江南以经济开发和区域发展为基础，除中心大城市外还发展起大量的中小型城市。据统计江南地区“到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时，已有大小县514个。其中，有263个县是秦汉至西晋所设，251个县是东晋到陈时所设”，以点面结合矩阵分布的模式出现，聚合在一起就形成相当规模的城市群。
       尤其是宋代以后，江南城市化性质出现质的飞跃，由政治、军事型城市向经济、文化型城市功能的转变，导致江南地区的都市化加速和城市体系的升级。有学者指出，宋代“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发展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各种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和等级体系。特别是
       在江南地区，这种城市变革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时前文所列的几大都市多半已形成，并且首次出现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城市体系：“在区域城镇体系的基础上，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草市——县城市场和镇市——府州中心市场——跨地区中心市场——全地区中心市场的多级市场体系。”
       明清时期，这样的城市体系则进一步向都市群模式演进。这可以用明清时期的城市化率和城市化人口比率，以及成熟发达的市场体系来进行分析。根据有关学者研究，“明后期江南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5％，1620年城市人口约300万，1850年则增至约720万人。清中叶的江南府州城市人口比例达19.2％，江南全境水平大致相当。这一水平远高于江苏省的13.6％，浙江的10％，相当于全国平均7.4％的2.6倍。”从清末全国城市化率的比较中，也可看出江南地区城市化率也非常之高，“城镇密度仍以长江下游地区为最大，1893年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14个；东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次之，分别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7.2个和6.5个，岭南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又次之，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4.2个到4.8个；西北地区和云贵地区的城镇密度最小，仅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1.5个到1.7个，仅相当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分之一。”可见，这时期的江南城市化率和城市化人口大幅度上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遥遥领先于全国水平。此时江南地区普遍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城市化，形成了以大都市苏州为中心的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这样一个成熟体系的出现，首先需体系内各种经济活动联系极为密切，其次要以内在结构完善和层级分布合理的发达城市体系为基础，再次要有在社会、文化、教育等其他各方面也密切联系的网络体系。由于在这个密切联系城市网络体系内，存在像苏州、南京、杭州、扬州这样一批成为区域中心乃至全国中心的大都市，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都市群了，即当代江南都市群的今生前世。
       长期以来，江南都市群的高度发展，为江南城市文化、教育、艺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深厚的精神财富，并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体系与鲜明的区域文化传统，特别是近20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形成的联系更加密切的都市共同体，都远远要高出中国其他区域城市文化发展的现状。但由于受中国都市发展整体水平现状的制约，国内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将都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江南都市群及其相关文化现象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根据目前相关江南都市研究的现状来看，它们主要集中在关于江南都市的经济社会方面和城市规划这两块，而对江南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文化发展问题重视不够。即使有些研究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层面，也主要偏重于消费文化、都市流行时尚文化的研究，而江南都市群内部文化的多元形态、历史生成以及区域文化统一性对江南都市群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研究少有人涉及。在解释理论上，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理论资源，缺乏一套符合江南都市文化传统本质特征的系统理论解释框架。这是江南都市文化研究一直以来存在的巨大缺憾。有鉴于此，今后有必要将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扩展到江南都市群及其文化，把研究真正转向对文化内在结构和精神资源系统的内部研究上，努力尝试建立一种相对符合江南都市本身运作机制的理论框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
       第一，江南都市群是一个自古高度发达的都市群体，它不仅有发生早和延续不断的历史源流，而且拥有蕴藉深厚而完整统一的独特地域文化背景。这是江南都市群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早在南北朝时期，江南都市群体分布的历史特征已初步形成，两宋以后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并彻底脱离一般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由一般城市发展的政治一军事中心模式向以经济一文化中心的新型发展模式转变。这为传统江南都市与现代性国际大都市的衔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历史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江南都市的现代化过程远比中国其他区域都市要成功和彻底的历史原因。同时，支撑江南都市群发展的江南文化，也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形态。当代江南都市文化受其传统文化母体哺育，使得其内在运作机制既承接了古代江南城市文化又接纳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最终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当代江南都市文化模式。由此可见，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都市文化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变迁中又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这对今天长三角世界级都市群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二，尽管当代西方城市社会学等知识体系十分发达，往往被直接拿来套用研究中国都市文化中的问题，但“它们基本上是对西方城市经验的理论总结，由于中西文明在城市起源、历史形态、精神传统以及当代城市化的条件与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其解释中国都市经验的合法性是特别需要小心论证的”。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与理论来解释中国都市现象与问题，难免会“大脚穿小鞋”，出现不相匹配的难题。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文化内部也存在“以‘政治一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和以‘经济一审美’为基本内涵的‘江南诗性文化”的区域性差异，其根本差别在于政治与审美、实践理性与诗性智慧的二元对立。例如两者在都市文化形成上的差别，“北方城市的核心是政治一伦理，尽管它的存在与延续不可能脱离繁荣与发达的城市经济，但为了避免政治中心被经济发展喧宾夺主，所以它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一直充满戒心与有意压制。这是北方政治型城市在意识形态上选择‘尚俭’(如《论语·八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戒奢’(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甚至运用各种文化工具制造‘罪恶与不道德的城市形象’的根本原因。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江南城市与之有很大区别，由于城市社会发展越快，城市文化发育越成熟，越有利于城市社会自身的再生产，因而它一直是刻意鼓励与纵容各种非农业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以上海为例，近代海派文明的突出形象是所谓‘十里洋场’，其在主体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消费意识形态’。”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如果不注意南北文化存在的种种差别，就必然会导致对江南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质的盲视乃至曲解和误读，从而无法正确阐释。相反，“通过‘江南诗性文化’理念的建构，不仅可以超越各种经验研究的繁琐与杂乱，更重要的则在于由此为江南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内涵清晰的内在生产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光从人口与空间规模、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以及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般模式中超越出来，使传统江南都市空间中的各种‘超功利’的非农业性因素(如非农业人口、非农业经济方式、非农业文化娱乐
       方式等)，以及当代长江三角洲都市群中的非西方的都市文化因素(如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迅速的城市化及其大量的后遗症、在文化生产与消费上的严重依附性等)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因此想要真实地把江南都市文化的经验呈现出来，就必须要有一种能以江南地方经验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理论框架与阐释模式，而它非深刻揭示江南文化本质的“江南诗性文化”理论与实践莫属。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是一种自身独立完整的地域文化系统，这使得以江南文化为基础的江南都市群诸多个体在文化特征和文化内在运行机制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在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文化斗争过程中，由于江南文化与中国政治话语中心的保持疏离与相对独立的姿态，其受中原政治一伦理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有限，加上优美自然环境的刺激，使江南文化发展出一种截然有别于北方的诗性审美文化精髓。同时，在江南都市内部，因各自在接受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进来的各种文化主体力量的不同，以及所采用的路径和改造程度的不同，它们在保持江南文化主体特征的同时，又纷呈为个体差别的都市文化特色。因而它们之间的内在文化关系，是既统一又区分，不是矛盾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和协调，这共同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可见，江南都市群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统一性的都市群体，同时其内部各都市又是各具特色的多样文化群体，它的最典型特质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文化生态性特质，这是江南都市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在当代都市化过程中，虽然受西方文化模式和全球化的巨大影响，江南都市有失去各自城市文化特性趋向同一的趋势，但其传统文化基因仍然在各自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发展，并呈现出新时代的特征和内涵。因而，我们应注意将贯彻以理论探索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江南都市各自内在的文化特质，对江南都市特色以及区域发展实际进行研究，以期在新时代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建设真正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江南都市群。
       第三，当代东西方都市及都市群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分工合理和结构完善的都市群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而都市群的本土文化资源对它的未来精神形态和发展动力机制的意义，将显得日益重要和突出。江南都市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种高度发展现状以及其未来发展态势，都必然要求对其做出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研究。因此，当代江南都市群的发展，亟须深入地系统研究它的文化精神资源，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精神现状上找出江南都市发展的有机模式；只有发展出真正具有其地域特色的都市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独树一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社会学家所特别要强调的地域要素、城市要素，因为“在现代世界观中，地方不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地方作为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代表总是与限制连接在一起的，比如社区纽带、大家庭、传统以及局部的自然需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讲求标准化、集中、效率相悖。”而每一个社区的发展与传承都是依循着其独特的内在理路进行的：“社区生活从‘过去’到‘现在’的推移，不是简单的‘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社区之形成‘社区’，自然而然地是通过其特定的社会交往规则、空间分布和行动领域、社会一经济模式以及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的组合而实现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社区生活的组合称为‘地方传统’。时间的推移不一定导致地方传统的‘衰落’，而只能引起不同社会力量交错和互动模式的变化。”可见地方经验是一个更为独特和深入的全新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接触到地方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实在经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地方行为发生的内在精神发展逻辑和运行机制，即一个地方是如何在历史环境中实现它自身与保存自我精神特质的。同样，对江南区域社会来说，在探讨江南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变迁时，我们应当把视角深入到江南社会所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地方性因素当中去，探讨这些因素在历史建构过程中与深层结构上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地把握住江南都市文化的精神本质。因而，我们提炼和总结江南都市多元文化个性形态和地域统一特征，初步形成对江南都市群文化的系统阐释，目的就是要构建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能够符合江南地区都市特征的理论解释框架，为当下江南都市群发展的文化实践，提供一种具有针对性的规律认识和理论参考。同时我们分析江南地区都市文化的发展道路以及人文精神特质，也是希望能够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长三角都市群建设及中国其他城市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本土理论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