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院自产生以后一向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体现出特殊的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尤其到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书院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对传统文化加以选择、创新、传播和传递，形成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性特色，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江南书院；书院文化；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价值取向；南宋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172-06
作者简介：赵国权(1961—)，男，河南荥阳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
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及教育组织形式，自唐代出现后，如同官学和私学一样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但相比较而言，或从书院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来说，书院所发挥的文化传承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尤其是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书院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期，书院的规模、数量及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单就其文化传承而言，无论是对文化的选择、创新，还是对文化的传播与传递，都形成极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性色彩，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一、书院对传统主流文化予以选择与创新
从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角度上讲，教育具有对文化选择的重要功能，它总是将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优秀文化选择出来，并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传给受教育者，可以说没有文化选择就没有教育。同样，这种选择没有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事实证明，书院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进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完善着自身的文化选择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对文化的选择一开始就一直与政治和社会的需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一)对儒学加以合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选择
自汉代将儒学定为官方哲学之后，儒学便逐渐演变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历魏晋至隋唐各代无不尊孔崇儒，作为主要教育机构的学校就承担起传承儒学的历史重任。至宋代，“重文”的政策倾向，使得各个书院都毫不犹豫地将儒家思想作为办院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及文化中心的南移，儒学在书院文化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主要体现于各个书院所制订的学规学约之中。
被誉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为丽泽书院所制定的《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规约》中明确提出要“以孝悌忠信为本”。如有违者，要动员周围人士加以“规之”、“责之”、“勉之”，对仍不知悔改者“除其籍”。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有代表性，它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精华及封建伦理道德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学的最高追求，认为自尧、舜使契为司徒，就“敬敷五教”，故“学者学此而已”。将《中庸》中提倡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定为“为学之序”。同时，又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最后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而“经”之精华莫过于四书五经，于是将四书五经作为院生必读之书。绍定五年(1232年)，福建南剑州知州徐元杰为辖区学校制定章程《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其中为延平书院所定的“日习常式”，要求院生每天早上温习四书，“先《
大学》，次《
论语》，次《
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可以说，江南书院不仅依据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儒学作为传承的对象，还将儒学教育纳入书院教育发展规划使之制度化，从而形成没有与儒学不相关的书院这一客观事实。
(二)在传承儒学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
北宋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过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书院大师的改造，逐渐形成为社会所认可的新儒学即理学，主要学派有濂学、关学和洛学，略显地域色彩。至南宋，书院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张拭、吕祖谦、朱熹、陆九渊、叶适、陈亮等人，遵循学术自由、门户开放原则，以书院为阵地，通过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在传承儒学的同时再次实现自主创新，主要标志有两点：
一是形成极具地域色彩的学派文化，且学派丛生，精彩纷呈。如胡安国早年就读太学时就极力推崇二程之学，建炎年间携家人及弟子自荆门至潭州，居碧泉书院、文定书院著述讲学，逐开湖湘学派之风。胡宏承继父业，奠定湖湘学派之基。胡宏弟子张拭以城南和岳麓书院为阵地，倡道讲学，集湖湘学派之大成。此外，还有朱熹在福建创立的“闽学”，浙江金华人士吕祖谦所创立的“金华学”(又称“婺学”、“吕学”)，陆九渊在江西贵溪创立的“象山学”(又称“心学”)，浙江永嘉人士薛季碹、陈傅良和叶适所创立的“永嘉学”以及浙江永康人士陈亮所创立的“永康学”等等。
二是各个学派以书院为阵地，对儒学加以阐发，完成最能体现各个学派理论的经典性著作。诸如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宏的《知言》，张拭的《论语解》和《孟子解》；吕祖谦在丽泽书院的《丽泽讲义》；朱熹在寒泉精舍撰写的《太极图说解》初稿、《西铭解》、《论语精义》、《孟子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在武夷精舍完成的《易学启蒙》、《小学》、《中庸章句》，在考亭书院完成的《孟子要略》、《仪礼经传通解》等。
二、书院将合乎社会需要的文化加以有效传播
传播即指文化在空间上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书院对文化的选择和创新要受政治和经济制约的话，那么对文化的传播则是由书院自身的功能所决定的。相对而言，北宋时书院实施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效果远不如南宋。宋室南渡，直接导致书院中心南移，业已形成的程氏理学也自北向南逐渐传播开来。程颐晚年曾对弟子说：“吾道南矣。”这句话不幸言中，而且出乎意料地几乎波及江南所有书院，这主要归功于程门的诸多弟子，诸如杨时完成洛学在福建的传播，谢良佐完成洛学在湖南的传播，吕希哲、吕希纯将洛学传人浙江婺州等。当然，书院文化传播的内容，除儒学及二程理学外，还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载：“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张拭自己也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吕祖谦在丽泽书院也提倡研习“经世致用之学”，以培养“经国济世之才”。
书院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学、藏
书、祭祀和学术活动来有效进行的。教学和祭祀的传播与官学、私学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藏书的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借阅服务，不仅服务于本院师生，还惠及社会上的有志之士。不过，在南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加以有效传播。
邀请学者讲经论道的“会讲”制度就是在南宋书院的学术活动中诞生的，它扩展了文化在书院内部和书院之间、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的传播范围，对学术思想的相互融合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宋的濂、洛、关诸派学者也曾时常相与讲学，遗憾的是没有出现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没有出现足以影响后世的学术盛会和争鸣之势。南宋则不然，不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还让人闻到学术争鸣的“火药味”。比较著名的有三次盛会：
一是首开书院会讲之风的朱、张岳麓之会。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潭州访问张拭。据《朱子年谱》载：“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岳麓志》称：“自南轩、晦庵两先贤讲道于斯，四方学者接踵而至，遂名闻天下。”
二是首开不同学派会讲之风的朱、陆鹅湖之会。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吕祖谦至福建的寒泉精舍拜会朱熹后回浙江，朱熹送至信州铅山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时，吕祖谦约请抚州金溪学者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二人前来相会，“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吕祖谦本想调和双方之间的分歧，然会讲的结果反而使分歧更加明朗。朱熹认为陆学“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斯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旨。”陆氏兄弟二人则以“支离”陋谬、“浮沉”无根讥之，使朱熹大为不快，终不欢而散。
三是首开邀请不同学派会讲之风的朱、陆白鹿之会。鹅湖之会的不愉快并不影响朱、陆双方正常的学术往来。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访学，以《
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发论，朱熹认为所讲透彻，“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于是将其所讲刻石为记，即为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亲为《跋》。
此外，诸如吕祖谦邀请永嘉学派的薛季琯、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到丽泽书院切磋学问等。
三、书院不断完善自身的文化传递机制
相对于文化传播来说，文化传递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动，传递的载体不外乎物、制度和人三个方面。南宋时期的江南书院同样是借助于三者，不断完善自身的文化传递机制。
(一)书院物的文化传递
书院以物为载体，包括院址、建筑、碑刻、刊书、藏书等来实现文化的历代相传。
依照传统，南宋书院院址大多依山傍水，树林密布，风景秀丽，且院名常因地、因景而起，诸如象山书院、鹅湖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以及丽泽书院、石洞书院、月泉书院等。因而，这里不仅仅适宜学者读书治学，还因书院的存在而使此地广为人知，促使许多文人学者前往游学和探胜。诸如位于浙江东阳的石洞书院，叶适、吕祖谦、魏了翁、陈傅良、陆九渊、朱熹、陆游等纷纷来此讲学、题词或作诗。陈傅良写有《石洞十咏》，陆游则写下《郭氏山林十六咏》。朱熹还曾为位于浙江淳安的瀛山书院写有《咏方塘诗》一首，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就使得书院所在地的自然文化得以传承下来。
书院建筑自南宋开始规制化，且几乎每一处设施都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最有特色当属对建筑物的命名，多依从四书五经，儒学文化色彩极浓。诸如武夷精舍，讲堂称“仁智堂”，卧室为“隐求斋”，供道流居住的房屋叫“寒栖馆”，学生居住的叫“观善斋”，还有用于休闲的“晚对亭”等。丽泽书院初创时设置有尊经阁、崇文阁、博文阁等。福建同安的石井书院，中置大成殿，后有尊德堂(供奉朱松、朱熹像)，两边有富文、敏行、移忠和立信四斋，还有杏坛、碑房、乐轩等设施。江西白鹭洲书院初创时，就建有文庙、棂星门、云章阁、道心堂等设施。淳祐十一年(1251年)，浙江桐庐县的钓台书院拓建后，置有四斋，分别称为“明善”、“希贤”、“尚志”和“修己”。浙江淳安县的石硖书院，度宗赐额后由状元方梁任山长，将学生亦分为四斋，分别为“居仁”、“由义”、“复礼”和“近知”。
碑刻也是书院文化传递的一个重要方面，碑文内容涉及书院的历史、诗词、名人手迹等。如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时，手书“忠孝廉节”被刻石，置于书院讲堂两壁，讲堂也因此改名为“忠孝廉节堂”。朱熹手迹“游者如斯”被武夷精舍刻石于壁。尤其是，碑刻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书院文献，如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就被朱熹刻石立于院内，过往诸生均能浏览体认，可谓一举多得。
有学者称，书院藏书系古代四大藏书处之一。的确，因为有书才有书院之名，书院虽始于唐，但至南宋才发展到最高水平，大量的、丰富的藏书便是最好的佐证。当时所藏书籍的主要来源是皇帝赐书、社会及个人捐赠、自行购买以及刊刻抄写补缺等。诸如江西东湖书院创办时，知府袁燮发文征求江南西路11郡图书充实其中。朱熹将自己所存《
汉书》44部捐给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藏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书院教材、各学派著作、地方舆志等。为保护藏书，各个书院都建有藏书楼，分别以楼、堂、斋、舍、阁、屋、室称之，多建在书院的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基本上是书院唯一的高大建筑。诸如浙江的钓台书院，创办人、知州陆子遏修复旧有建筑“高风阁”为藏书之地，置经史子集，以供教学之用。
尤其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许多书院都开始自行刊刻书籍。如丽泽书院刻印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钓台书院刻印《通鉴纪事本末》，白鹿洞书院刊刻教材《论孟要义》。淳熙年间，石鼓书院院长戴溪与诸生会集所闻而成《石鼓论语问答》三卷，刻印为教材。开庆元年(1259年)，建康的明道书院萃聚“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辑为一书，以《
大学》八条定篇目……刻梓以授诸生”。这一举措，对书院教学、书籍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无疑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二)书院制度的文化传递
书院以其制定的学规、祭祀、起居、藏书、奖惩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为载体，将儒学精蕴与书院实际需求融为一体，借以指引书院的教育和教学，尤其是指导学生读书、治学和做人。北宋时书院虽有制定条规的记载，诸如范仲淹主讲应天府书院时，“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但只是一笔带过，不见实质内容。
南宋则不然，为规范书院管理和教学，也为书院长久发展之计，书院主持者以及当朝热心书院教育的官员经过深思熟虑，开始为书院制定规约，使书院步人制度化发展的轨道。吕祖谦可以说是书院学规制定的先行者，他为丽泽书院亲定包括《宗法条目》、《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五
年规约》、《乾道五年十月关诸州在籍人》、《乾道六年规约》、《乾道九年直日须知》等六种规约。其中《乾道五年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然最为著名的当属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五教”和“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来规范书院的教育和教学。他指出：“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为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后来，朱熹以湖南安抚使的身份抵达潭州，于绍熙五年(1194年)亲为岳麓书院颁布学规，被称为《朱子书院教条>>，内容几与《揭示》相同。
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传统，不设塑像，只挂画像于先贤殿或大成殿、先贤祠等。“春秋释菜，朔望谒祠”。祭祀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所奉祀人物来表明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学统；二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所谓“尊前贤而励后学也”。北宋书院已有祭祀的做法，但还没有形成制度，自“南宋开始，随着书院与学术事业及地方文化的结合，院中学术大师、有名的山长、关心书院建设的乡贤与地方官，日渐进驻书院的祠堂，书院祭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样，每所书院除孑」子外，还奉祀各地涌现出来的学术大师，浙江书院以奉祀吕祖谦为多，福建以朱熹为多，江西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湖南则为胡安国和张拭。鉴于“北宋五子”和朱熹的学术地位，大多书院都加以奉祀。如江西的白鹭洲书院，初创时内设孔子庙，后增设六君子祠，奉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和朱熹。浙江的包山书院，因朱熹、吕祖谦在此论道讲学，便于绍定年间置朱、吕祠位，早晚奉祀，温州的永嘉书院，淳祐十年(1250年)创办时就建有祠堂，中奉先圣孔子，东室祀伊洛诸子，西室祀乡贤。
再如书院的藏书管理，从征集、分类、保管到借阅，不仅服务于当时，还为后世保留下来大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文献，相对于官方藏书而言更有真实性，相对于寺观藏书而言内容更为宽泛，相对于私人藏书来说则更富有专业性和创新性，因而在传递古代文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书院人的文化传递
书院人的传递是以书院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载体，通过世代的教育教学和学术活动来实现的。南宋时，书院的教育者除本院比较固定的主持人外，还有许多主动或应邀前来讲经论道的学者，诸如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就有朱熹、陆九渊、黄榦、李燔、胡泳、林夔孙、陈文蔚、许洽、汤巾、陆德舆、方岳、饶鲁等学者。尤其是朱熹最为活跃，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与67所书院有关，其中创办4所，修复3所，读书治学6所，讲学20所，因其讲学之地而创办的21所，撰记、题诗、题词、题额的13所。抛开后者不谈，那么朱熹至少在54所书院里有过讲学及学术活动。
名师在书院讲学以及书院宽松的教学和学术环境，吸引了大批年轻学子前来求学读书。据史载，陆九渊在象山书院讲学时，从学者“逾数千人”，平时就读者也有百人之多。朱熹在岳麓书院与张拭会讲时，听讲者众多，“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是当时岳麓书院盛况的真实写照。另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在寒泉精舍的门人有蔡元定、林用中等22人，在武夷精舍的门人有黄榦、程端蒙、陈文蔚等91人，在考亭书院的门人有李燔、贺孙、蔡沈等163人，还不包括他在各地书院讲学时的学生。
尤其是，这些学生学成之后或者秉承师训，开办私学或书院，继续培育人才。或者步入仕途而造福社会。诸如文天祥于皇祐三年(1255年)在白鹭洲书院求学，次年中进士，官至右丞相，坚持抗元，英勇就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篇。
四、引领后世书院文化走向辉煌
纵观南宋江南书院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传播与传递，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一)书院因传承文化得以发展壮大
因大批学者为授徒讲学而纷纷创办书院，又因名师讲学书院而招徕大批学子，从而导致南宋时期的书院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北宋。据20世纪30年代曹松叶的统计，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北宋45所，南宋352所。南宋时北方仅有3所，即河南1所、山东2所，南方则有349所。1990年丁益吾对全国书院进行过统计，宋代共有书院651所，其中北宋92所，南宋365所，南北宋不分的194所，白新良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认为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且南宋的442所都在南方，其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和浙江就有377所，占85.3％。邓洪波在所著《中国书院史》一书中，认为宋代有书院720所，北方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在内共有31所，南方则多达689所。笔者依据多种材料统计，认定南宋时期共创建书院473所，除北方河南的2所书院外，其余均在南方。可以说，无论何种结果，都充分显示了南宋江南书院发展的强大阵势。
(二)文化以书院为阵地得以弘扬和传承
自幼师从朱熹的祝穆，在所著《
方舆胜览》中称颂当时的临安府及其所辖十七路府州县“家有诗书，户藏法律”，足见当时文化的普及情况十分可观，这与书院的发展也不无关系。马祖光莅，临南京明道书院讲学时，作《程子序》曾称：“登程子之堂，则必读程子之书。读其书，然后能明其道而存于心、履于身，推之国家天下，则天地万物皆于我乎赖”。作为士子要读“程子之书”，作为普通百姓也读诗书，不能不说是受书院的影响，标志着社会文化水平在进步、在提高。
就拿能充分展现学术文化传承的历史文献《
宋元学案》来说，书中为988位学者立案。其中福建178人、浙江157人、江西149人、湖南141人，四省合计625人，占63％，且这些人员几乎都与书院有缘、与理学有缘。由此可见，南宋书院的学术活动不仅导致学术文化的繁荣，还涌现出众多弘扬和传承学术文化的学者。
(三)书院与文化融为一体为后世书院发展引领方向
书院不仅担当传承文化的使命，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也使自身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形成独特的书院文化，这种书院与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也为后世书院所继承。如最能体现书院发展方向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自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手书赐示诸生，便成为当时和后世书院与官学的共同学规，或摹写，或勒石，影响极为深远。明代江西学者胡居仁，主讲白鹿洞书院后所定《续白鹿洞书院学规》便是很好的例证。继陆九渊的象山精舍后，江西又出现六所象山书院，皆以《陆象山先生文集》为主要教学内容，还有朱熹、张拭、吕祖谦及陆九渊等所创立的书院会讲制度，至明朝时，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术大师及其弟子再度将其推向历史的巅峰。
另外，南宋江南书院追求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以至当时以及后世许多学子在书院学成之后而荣登科榜，这也是成就东南进士中榜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贾志扬在其《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一书中提到，整个宋代共录取进士28324人，其中福建路7144人、两浙东路4858人、两浙西路3646人、江南西路3861人、江南东路2645人，合计22154人，占78.2l％。何炳棣在所著《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一书中谈到明代东南进士22980人，其中浙江3280人、江苏2721人、江西2400人、福建2116人，位居前四名。华大博雅BBS站“博雅论坛”载文“中国古代文进士数量最多城市排名”，位居前11名的城市全部在东南一带，分别是苏州、杭州、常州、福州、绍兴、宁波、莆田、泉州、徽州、无锡和温州。而曾是多朝国都的北京、西安、洛阳和开封则无一人进入前十名。
总之，以张拭、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南宋学术群体，以书院为主阵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合乎社会需求的选择与创新，并通过书院教学进行有效传播，尤其是借助学术交流、规章制度和建筑设施，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充分显示出书院自身的文化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书院发展的动力，为后世书院的创办提供了范例。这样，书院与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演绎出一部波澜壮阔的学术文化发展史，奠定了南宋时期江南书院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坚不可摧的地位。
[责任编辑 焦薇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