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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国学热”缘起于中国学人试图实现由“照着讲”到“自己讲”的学术理想，启动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交互的方向。对待国学复兴思潮，采取“棒杀”或“捧杀”的非此即彼式的态度都是有害的，我们必须从国內环境和国际环境两个视城切入，才能看清国学对当代精神真空的填补作用和对道德滑坡的刹车功效，也才能悟出它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方兴未艾的国学教育只有落实到国民的生命实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所谓“重振国学”和“文化复兴”方有可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学；国学热；国学教育；民族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162-05
       作者简介：李有光(1968—)，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张金明(1972—)，男，河北抚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一、当代“国学热”的缘起
       “国学”一词作为中国古代最高教育机构由来已久，但在现代意义上，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国学”却是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比较和碰撞的产物。广义上的“国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其外延可指向“一国所有之学”，与其等同的还有“中学”、“国故”这些概念。狭义上的“国学”当然就指儒学，或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能够与之等义的自然就是“儒学”和“孔学”。1906年儒学大师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里是这样为“国学”及其价值定义的：“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氏所言已过百年，然读来仍令人扼腕叹息，忧喜参半。所喜者在百年前国人即已充分认识到国学之重，可与国之存亡相干系。且国之精英已具备世界的眼光，甚至开始考虑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这样的理论深意；所忧者在大师之百年希冀尚未由我等晚辈后生完成，振兴民族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仍是华夏子民的今日重任。北京大学教授李中华认为：“如果非要给‘国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应该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亦即关于我们自己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这个定义显然有些宽泛而笼统。在当代国学研究中处于前沿地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意见是：“国学是借鉴西方先进学术文化和理念，重新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学问。”相比而言，此定义由于站在中西比较研究的视域，将文化的传承性和当代性并重，似乎更为公允可取。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在很多学术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番话也许可以作为当代“国学热”的恰当注脚。他说，中国的文化和学术，过去一直是照着西方讲。今后我们要改变这种文化虚弱的现状，要变“照着讲”为“接着讲”，进而“自己讲”。他所说的“自己讲”就是“讲自己”，向中国和世界讲述我们悠久文化的精髓和魅力。正是带着这样的理论追求和学术理想，中国学人为了争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力，开始投身到新世纪的国学研究热和教育热的大潮中。一般认为，当代“国学热”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的“文化热”可以算作初级阶段，其着眼点在于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对“文革”等政治动乱进行反思式研究；90年代的“国学热”是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成为学院派关注的焦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引起了民间和政府的极大兴趣，这为后来“重振国学、研究国学”热走向高潮作好了铺垫；进入新世纪，愈演愈烈的“国学热”已经令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不得不正视之。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著名学者联合发表了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甲申文化宣言》：“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已经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上升到国际政治和法律的高度，同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现象联系起来看，其振聋发聩之效自然使其成为当年的世界文化事件；2005年7月，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将在海外陆续成立100所孔子学院；同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市政府举办公祭孔子诞辰2556周年大典，中央电视台全程转播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庆典活动；据《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9日报道：经过多方面的精心组织和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终于在海内外人士的共同关注下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首任国学院院长由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担任。这样当代“重振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潮规模宏大，它启动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交互的方向，又受孕于当代市场“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
       二、当代“国学热”的学理检视
       关于当代“重振国学”的表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都会涉及的，事实上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深度追问，笔者不愿再作重复研究。我们只想指出，上世纪初当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即后来的“充分世界化”的论调以及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时，其矫枉必须过正的愤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看出，其根本弊病在于感性对理性的干扰和遮蔽，正因为如此，他们忽略了两个本质问题。一是如果西方文化完全淘汰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何以在世界“立身”的问题。那个时候为了将旧中国从一片衰败和沉重的痼疾中挽救出来，考虑不到这个问题尚情有可原。但是他们应该思考一下另外一种可能，即在体制建设、制度文明和科学技术上以西方为圭臬，而在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艺术上仍然坚守民族特色。今天，当我们看到韩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本国传统和西方文明和谐共处，各行其道而互不相扰的范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设想是有可能变为现实的。其二，西方文化中主客两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与天不相胜”的思想以及主客两忘、心物一体的物化思维模式本来是可以互补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德赛”二先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只能导致对外的一味崇拜和对内的极度不自信，从而看不到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终极关怀、忧患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态度等有价值的一面。今天，许多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西方强盛的科技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因而开始逐渐恢复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季羡林老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理念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个理念的主要含意就是“西方文化的昌盛期已过，取而代
       之的将是东方文化。”季先生还提出“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和立论在目前的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相比之下，李慎之先生在谈到全球性的价值观念危机时说得更加明确肯定：“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
       那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棒杀”态度相比，我们今天这场轰轰烈烈的“重振国学”热潮是否有“捧杀”之嫌?无论如何，非此即彼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值得警惕的。尽管我们一再重申继承和批判相统一以及弘扬和鉴别相结合的原则，但是久蓄的民族复兴的情绪和媒体的刻意炒作还是容易让人失去清醒的头脑。因此，我们必须就传统文化对今天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度拷问和全面检视，才能将所谓“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精神落到实处，也才能在“儒学完全可用和儒学已经毫无意义”这两种极端的意见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和判断。概言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传统文化对今天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否有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首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国内大环境已经使身处其中的国人在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汹涌的商品大潮和“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裹挟下，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它表现为物欲的极度膨胀、道德的严重滑坡和艺术的全面沉沦等症候。因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显然对今天的精神现实具有实际意义，“礼以节外，乐以和内”的思想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一些港台地区的学者针对他们那里更为严重的异化现实，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必须祈望儒家的真理铭言，能发人深省，建立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有真的幸福生活。”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宗教信仰先天缺失的民族，这种疾呼和主张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如此，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旧理想主义的破灭所造成的精神真空与价值观的扭曲急需填补和纠正，而儒家严明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形而上的追求恰好可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们遭遇到的另一个同样严峻的精神现实是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挤压、扩张和同化现象。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众所周知，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商业性和娱乐性，它的生产和制作呈现出低幼化、粗鄙化、欲望化、模式化和平面化的趋向，因而对精英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毫无疑问，在“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这样的流行文化肆意弥漫的环境中，大张旗鼓地提出“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肯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当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和自我历史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当西方强势文化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同化时，几乎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都同时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香港著名学者胡国亨先生这样焦虑地论述道：“一股维系我们民族的力量，即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已被有中国特色的西化消磨得七零八落。现代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自我主义、没有原则的竞争、对历史文化的漠视及践踏，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使我们忘记了本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点，使我们盲目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当代“国学热”，我们无疑应该对它潜在的巨大意义作出积极的评价。总之，“在当今文化同化的大趋势面前，怎样使民族文化既充满活力地存在，又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有民族使命意识的理论家所应通过探索而回答的问题。”
       三、当代国学教育的深度追问
       检视中国古代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国学研究和教育从未中断过。史载东汉的太学鼎盛时期学员达到3000余人，他们还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太学门前，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颇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官定教科书。此外，太学常设“五经博士”，专司国学典籍的注疏、研究和教授。近现代以来，由于频繁的历史动荡和政治变故，国立学校的正规的国学教育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现代学科体制教育。在当代“重振国学”热潮的影响下，不少地方以“国学学校”、“慧文学校”、“读经学校”等名称办起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国学教育机构，这些学校以诵读、讲授古代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采取一种全封闭的关门办学的管理模式和教育理念，试图培养出能够热爱并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国学人才。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简单复制古代的国学教育或者企图恢复国学教育的一统天下，是没有出路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就是将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接轨，融入现代教育的体系之中，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国学教育才能健康持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笔者对此见识深以为然。
       无论如何，当代“重振国学”的宏愿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才有可能实现。即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要倾力扶持，鼓励自由论争，无论是“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的研究，都应该本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汲取和扬弃的统一的原则，这是理论层面的建设；另一方面，国学教育必须全力跟上，以保证国学人才的接续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落实。正如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所言：“真正的国学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实践中。”显而易见，国学以及国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道德关怀、生命精神和其他积极的价值理念如果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国民的灵魂，这样的国学只能是空中楼阁、瓶中之花。这是实践层面的建设。可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民间到政府，席卷全国的国学教育热潮至今温度不减，且呈现出正规化、普及化和终身化的趋势与特点。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丛书”，该书一上市便大受欢迎，一年之内再版三次；据《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20日报道，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正式开课，学员大多来自银行界、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和部分政府官员，他们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国学主干课程学习；2004年，人称“当代大儒”的蒋庆编撰了一套12册的包括19部儒家经典共15万字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准备发给12岁以下的孩子进行“蒙学教育”；北京宣武门的圣陶学院，北大西门的一耽学堂以及各地开办的私塾招收的学员愈来愈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发言也许可以代表所有这些方兴未艾的国学教育的心声：“正规的国学教育虽然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办国学院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不存在要不要办的问题，而是怎样办得更好的问题。”
       必须补充一点，以诵读和传授经典为主要形式
       的蒙学教育以及大学国学院以研究为目的的人才教育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开始抓起，惟如此国学教育方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对于喝着可口可乐、吃着麦当劳、看着进口大片的中国孩子，只有让国学内涵和精神由意识层面的知识变为无意识层面的教养，进而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国学教育才能意味着真正的成功。譬如我们可以从传统礼仪的训练做起，甚至可以从“某某先生”、“某某君”这样的日常礼貌称呼开始养成。毕竟，“礼”是人类永远不可丧失的必要形式，是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和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一个不讲究必要的礼节约束的民族，不仅其国民的言行会粗鲁不堪，其内在的文化精髓和血脉也必然会丧失殆尽。倘如此，还何言“重振国学”和“文化复兴”?
       四、当代民族文化建设
       如上所言，当代国学热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易言之，“国学热”同时具备了民间性和意识形态性两个底色。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和重视，使得民族文化的当代建设问题赫然摆在早已纳入体制内的文化研究者面前。近年来，一个很有意思也颇令人深思的现象已为国民所共睹：在很多重大场合的讲话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量援引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至理名言，开始从全球的视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中西文化的互补关系。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从这些讲话中透露出的指导思想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已经整体性地意识到，要想在文化多样性日益萎缩和强势文化日益扩张的全球背景下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只有我们自己首先认同并复兴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将民族文化的建设作为一项任重道远的精神工程对待。
       民族文化的当代建设遇到的第一个不能回避的难题就是话语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显然，从上世纪初开始的白话文叙事至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思维语言，1949年以后的简化汉字更是让我们远离了传统文化的语境。众所周知，文化经典的常用话语如果不能与当代学术语言和日常语言有机融合，并在保留经典话语基本内涵的前提下顺利转换，那么所谓民族文化的当代建设就很难解决接受和普及的问题。其次，当代民族文化建设必须彻底摒弃实用主义的态度。有人认为“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只是媒体刻意炒作的结果，他们还用北京大学文史哲综合实验班(也被称为“国学大师班”)在新世纪之初停止招生来证明，由于国学不能解决当前人们的就业等实际问题，因而国学终究会因为不能实用而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无疑，这种实用理性对文化建设是非常有害的，毕竟文化建设这种精神层面的构建与物质的制造大相径庭，精神建构既是非功利的，长期的，其价值和作用也是物质建设所远远不及的。最后，需要强调一点，当代民族文化建设不能缺乏批判之维。文化保守主义者利用国学热潮对传统文化大唱赞歌，一好百好，甚至摆出全面复古的架势，这只能导致激进主义者更强烈的反对和广大中间人物的厌恶反感。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建设者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批判意识和批判力度，并坚持在批判基础上的传承和重构。惟如此，当代民族文化建设方能在传统精华和现代思想的结合中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 焦薇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