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原文中文化缺省问题干扰了跨文化信息传递。文化缺省不仅是两种语言、相关文化表面所呈现的差异，更是一个涉及认知心理和连贯推理的问题。从关联理论的研究角度对翻译中文化缺省现象及连贯重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对把握语用翻译的实质，提高对文化缺省的识别能力，找出合理有效的重构策略，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和美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联翻译理论；最佳关联性；文化语境；语境效果；文化缺省；解释力
中图分类号：H059；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097-06
作者简介：刘祝福(1963—)，男，河南开封县人，河南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目的论学派和文化学派的兴起打破了翻译纯属语言转换、翻译理论旨在规范的传统观念，开创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超越语言层面，突破学科界限，从规范向描写飞跃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突出特点。Gutt，Earnst-August观察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同时也窥见了潜在的危险，于是另辟蹊径，巧妙地将语用学中的关联原则与认知心理学普遍原理结合起来，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关联翻译理论引入我国以后，起初并没有得到译界的重视。直到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发表，才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兴趣，大家对该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国内共发表100余篇有关论文。2000年，王斌认为“关联理论可以解释翻译的可译性、信度、效度以及重译，却无法解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的文化缺省的移植问题”。2003年，这一观点遭到赵彦春、张春柏的强烈质疑。王建国针对这一质疑作出解释：对于关联理论不能解释文化缺省这一命题，“应该和国内外不少语用学家对关联理论的认识偏差有关”。赵彦春指出“因为翻译允许、也不可避免缺省，正如人类的一切认知和交际活动都不可避免缺省一样。”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缩小文化差异并弥补由此造成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如何将源语文化语境恰如其分地再现于译语文本中，从而使译文对其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其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趋同?鉴于翻译行为动态的认知关联特征，本文试图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翻译理论、策略及实践中的文化缺省和语境知识的错位现象，以期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更具宏阔的理论概括力与阐释力，从而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与美学价值。
一、关联翻译观的阐释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在语言哲学领域兴起的关于语言交际的解释理论，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认知原则，指各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限度的关联性相吻合；(二)交际原则，指每种明显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种交际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关联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它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推导努力(processing ef-forts)与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orts)。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小，关联性就强；语境效果差，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关联性就弱。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交际双方的“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二)最佳的认知模式，即关联性。Wilson的学生Gutt把关联理论与翻译结合起来，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该理论将翻译看成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一推理过程，是语言交际的一种方式。为了交际成功或取得一定的交际效果，译者就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合理的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的趋同度(convergence)。趋同度越大，翻译越成功。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总之，译者应在原文文本明示(explicature)的基础上，凭借其认知语境中的逻辑信息(10gic information)、百科信息(encyclopaedic information)和词汇信息(1exical in-formation)做出正确的语境假设。在保证交际成功的前提下，译文尽可能向原文靠近，获得更好的交际效果：使话语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使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地契合，也就是在意美(10gopoeia)、形美(ph-anopoeia)和音美(melopoeia)方面辩证统一地向原作趋同，达到逼真境界(verisimilitude，truthlike-ness)。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观，它是以人的生物属性、信息处理特点和语言本质特性等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翻译的基本规律的。这一翻译观明确说明了译者—语言—世界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寻找关联(包括文本关联和超文本关联)的重要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源语文化进行重写(rewriting)和再现(representation)。由于各种文化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内涵，所以在生成文本或话段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缺省现象。缺省是信息处理中的必然现象，单语内的信息传递是这样，跨语言的翻译活动也是这样。一般说来，信息的缺省是冗余信息的过滤，也是两难境地中的最佳选择，略去不必要的已知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缺省。
二、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关联解读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语言反映文化特征，预示文化发展的方向，语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语言的发展常常折射其反映的文化。它不仅包含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语言不仅反映文化，而且也塑造文化。由于文化比语言变化速度快，语言必然受到文化变化的影响而发生新的变化。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一定的文化意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内涵。
汉英两种语言不仅在语言系统和结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也有诸多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跨文化语用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努力沟通汉英两种语言文化在语用上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英民族成长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及认知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传统，它们自然而然地会反映在语言中。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不同民族因其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趣闻轶事。“可以说，在语言哲学家眼里，翻译的本质就是‘差异’的游戏”。英国诗人曾经写道：“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就是指东西方在伦理、道德、生活方式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如：“虎”在汉族人眼里是百兽之王，汉语中许多带“虎”字的词语就体现了这一喻义，“虎门无犬子”、“虎视眈眈”、“龙潭虎穴”、“虎头蛇尾”、“狐假虎威”、“骑虎难下”、“老虎屁股摸不得”等等。但在英语里，却缺省了“虎”意，“虎”的地位被“狮”所取代。如：alion in the way(拦路虎)，Better be the head of a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宁为鸡头，勿为牛尾)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lioness at home.(他结婚了，太太是个母老虎)这些都说明了“狮”在英美等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类似中国人眼中的“虎”。英国的别称就是the British Lion.因此，在汉译英时，考虑到文化差异和译文的可接受性问题，译者须更换喻体，在编码时将“虎”意作缺省处理，把“拦路虎”译成“a lion in the way”就比“a tiger in the way”更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和英美等国的文化习俗，就更贴切达意。类似的情况也常表现在其他喻体上，如：鸡皮疙瘩——goose flesh；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air；猫哭老鼠假慈悲——to shed crocodile tears；狗改不了吃屎——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spots；像热锅上的蚂蚁——like a hen on a hot gir-dle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行文简洁明快，内涵丰富、凝练、含蓄，更具表现力，同时也蕴涵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其结构固定，意在言外，失去了指称意义，只具备语用意义。失去了原文的文化特色，过滤掉了源语的文字意义、字音和字形，因文化缺省而失去了原汁原味。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积累一些英汉成语和惯用语，并注意观察它们的表达方式。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英语成语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比喻相同或相似的对等成语的。相反，有些汉语成语的译文所产生的比喻形象是译文读者所不能接受的。如：把“眉飞色舞”硬译成“hiseyebrows are flying and his countenance is danc-ing”势必会贻笑大方，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我们应根据该成语的实际意义灵活地译成“tobeam with joy”。由此可见，缺省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认知准则的最大关联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正如人的语言能力一样，并非是任何人都具备的。它体现为人类的知识总和与世界的关联度。而最佳关联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是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所以，受种种条件制约的翻译行为不以最大关联作指导，亦不以最大关联为评价标准。实际上，以最大关联来要求翻译是办不到的，因为体现于翻译成品的是含有各种缺省的交际话段或文本。文化缺省是含义推理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含义推理的必要条件，是同文化成员交际双方已知互明的知识，以图式文化的知识结构固化在文化成员的大脑中，在实际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总是有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佳效果的自然倾向。至于提取哪部分信息则取决于读／听者的注意焦点和偏爱(predilection)等因素。缺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交际效率，文化缺省成分虽然不在话语中出现，但却被特定的语境激活于话语接受者的记忆中。所以编码中文化缺省的存在及其作用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原作者的意向读者一般不包括外国读者，尤其不包括异类语言文化的读者。像中国本土作家的意向读者就不会包括英美读者，英美本土作家的意向读者也不会包括中国读者。因为，本族语交际双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知识，来自其他文化的读者读来则往往会觉得迷惑不解。因此，在跨语言交际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输入信号，激活不了应激活的空位，因而激活不了比较完整的表示，或者根本没有激活图示，甚至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图示备用。例如：(1)William Chillingworth wrote these men can blowhot and cold out of the same mouth to serve severalpurposes，(…这些人见风使舵，不值得依靠)别小看这几个简单的黑体字，这是源自《伊索寓言》(Ae-sop"s fable)里的故事。某个寒冷的冬日，森林之神(Satyr)邀请一个路人共进晚餐。一开始他不停地吹手，森林之神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可以取暖。森林之神就用热汤招待他，他又开始吹汤，说这样可以让汤凉下来。森林之神很惊讶，立刻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他反复无常，一会儿嫌冷一会儿又嫌热(toblow hot and cold out of the same mouth)。看了这个故事，你一定会牢牢记住这个短语了吧?它意与冷热无关，也与口舌无缘。后来这种表达方式常被很多作家运用，经常指出尔反尔、靠不住的人。又如：(2)We have enrolled every local Cicero.(我们把各地西赛罗式的大雄辩家都招来了)；(3)Our vil-lage Hercules has come.我们村的大力士来了；(4)This young couple is not well matched，one is a XiShi——a famous Chinese beauty，while the otheris a Zhang Fei——a well-known ilLtemperedbrute，这对年轻夫妇并不相配，一个是西施，一个是张飞。以上(2)、(3)、(4)三个例子中，出现的人名或其他专用名词虽在其本国家喻户晓，却为译文读者所不知。所以翻译者不仅要有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还要有双文化能力(bicul-tural competence)。他／她如果意识不到原文的文化缺省，就会将自己的意义真空转嫁给译文读者。故译者要考虑使用脚注，言明此处的文化背景，才能使读者消除意义真空，建立语义连贯。
可以缺省的还不止这些，如源语中的互文境(intertextuality)：Pumpkin Eater(影片名)源自童谣“Peter，Peter’pumpkin eater，had a wife andcouldn"t keep her…”。Brave New World(小说名)源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HOW beauteous mankindis! O brave new world，that has such peopleisn"t!”如果不了解这两部作品名字的来历，信笔译去，便容易造成误译。根据其出处及作品的内容，前者有人译成《太太的烦恼》，比译成“吃南瓜的人”要切合原意。后者译成《大好的新世界》而非“勇
敢的新世界”，因为brave一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作excellent，splendid解。严格说来，译者在理解原作时，对有互文性表现的篇章都应做深入研究，虽然在不少情况下，它们并不影响译者对基本语义的理解，但其风格特色也难以用同等形式再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下文概念是对作品的各元素间相互关系的平面描述，互文性概念则是对作品与其他作品间相互关系的立体描述。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岭也罢，峰也罢，同是一座山，实质未变。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一样可以体现原文的交际效果。简而言之，因差异性可缺省的方面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语言载体上的沉淀，非物质文化的沉淀又包括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等。
三、文化缺省中连贯重构的关联阐释
关联原则一般强调人脑语言处理时建立的生理、心理图式认知范畴。图式范畴是人类对认知对象建立联系的理论模式，一定的模式反映出人类认知的规律以及与认知对象关联的程度，语言作为现实世界的描写手段，一定与现实世界存在着相似性，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是世界诸事物的关联决定了语言构建与内容表达的关联。一般说来，在作品的再创作过程中，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相关语境假设，从原语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对译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语，进行调变或取舍。利用同音字或近音字相谐，由原来的意思引申出所需要的另一种意思。例如：“和尚撑伞——无发(法)无天”；“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等等。对那些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族色彩的歇后语以及双关歇后语和谐音歇后语，我们只能采取意译，缺省前半截的比喻部分，只译出后半截的实际意思。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比喻形象，又取得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关联统一。例如：
(1)I’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I’m tooignorant，blunt and tactless，always getting hold of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我那里管得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针(真)了。)——曹雪芹：《
红楼梦》，第十六回
(2)Only I feel bad when we lose every fight.(我是想：咱们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心里真有点点干啥的。)——周立波：《暴风骤雨》
(3)My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doesn’t permitme to make a decision individually。(我在店里呢，是灯草拐杖，做不得柱(主)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翻译上的缺省比普通交际上的缺省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不同的语言载体造成了信息交流或处理的“抗阻性”。而各自的语言载体又积沉着各自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等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交流，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翻译在其中充当阐述者(创造者)的角色。”语言之所以成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正是社会成员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模式创建语言、运用语言的结果，所以说，语言是文化结晶，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根基，是语言的内蕴，制约着语言的多种形式。语言文化的特异性是相对的，属于语言的参数(parameters)范畴，大多沉淀于语言的载体层次上。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于那些造成译文读者意义真空的文化缺省，译者有责任采取必要而又恰当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所以要跳跃各自语言的能指，归到所指，乃至意之所指。跳跃能指就意味着缺省——在信息处理过程中过滤掉语符中的文化沉淀。如美国杂志Newsweek曾运用这么一个句子：The United States is raising Fau-stus by providing hardware t0 that country.(美国正以军事武器扶植这个国家，到头来只会作茧自缚。)文中的Faustus西方读者一目了然，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却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因为在西方读者的长期记忆中储存着Faust这个人物形象，它源自(浮士德)Faust这个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此人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利，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创造了一个怪物，最后被所创造的怪物毁灭掉。这句话蕴涵了西方深远的文化渊源，却给中国读者留下了语义真空。在跨语言交际和语篇理解中，人们不但需要系统的语言知识，还需要关于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建立起连贯的语义理解。可见，保存异国情调的译法不但移情，还要益智。依据语境进行调变时，字音、字义时而被漏掉，造成了词源意义的缺省。由于汉英文化意象的错位或文化意象的独特性，所导致的文化缺省也将在所难免。
翻译上的缺省和普通交际上的缺省一样都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只不过翻译上的缺省多是一种有意识的心智行为，译者根据交际者的意图或读／听者的期待，决定信息的取舍。一要认真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如：Recently Tplayed a doubles tennis match paired with a 90-year-old.I wondered how things would work out；I shouldn’t have，(worried about having the 90-year-old man as my partner.)We hammered ouropponents 6-1，6-1!(最近我和一位90高龄的老者搭档打双入网球。我琢磨着那会是什么结局；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6:1击败对手。是6:1啊!)这段话的连贯是通过have之后的省略来实现的。从形式上看，省略留下的结构空位一般都可以通过追溯前文中的相关结构而获得，前后句之间的连贯就是在记忆追溯或结构追溯的推理和关联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又如：He en-tereth smiling-embarrassed.He holdeth out hishand to you to shake，and——draweth it back a-gain，He casually looketh in about dinner-time——when the table is full.He offereth to go away，seeing you have company——but is induced to
stay.[他进来时面带笑容(当然是想讨主人欢心)，但又显局促不安(心知穷亲戚未必受欢迎)，他刚伸出手想同主人握手(既是亲戚本无必要，但穷亲戚又总低人一等，想讨个好，可主人并无握手的意思)，又把伸出的手逡巡缩回。他称本来无事只是随便来坐坐(给主人释疑：既非来借钱，亦非借物)，可偏巧主人宴请宾客(谁知是否巧合，反正每逢有酒宴的日子他总不请自来)，既然还有客人，那就不坐了(心知主人出于礼节或面子总得虚留一下)，可主人一劝(正中下怀)，也就不走了，留下吃饭(本意如此)。这是英国小品文大师Charles Lamb(查理·兰姆)的一篇杰作Poor Relations。他运用这些动作语言来详细描写穷客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将其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把主人、客人双方的内心活动全都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译者运用了翻译的一切变通手段满足了语篇的整体需要，语篇的网络系统体现为衔接和连贯：前者是有形网络，即通过语法、词汇和篇章手段表达的语篇组成部分之间的显性关系；后者是无形网络，即读／听者通过阐述显化语篇组成部分之间的潜势意义及隐性关系。翻译这类副语言时，译者应注意保持同样的手法，弄清楚上下文的结构衔接关系，以语篇意向为主线形成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语篇外化于形式，内含于逻辑，翻译过程必须对复杂的语篇结构和内容进行处理，必须传达相应的内容。随着推理的深入，语境也随之变更。语言与语境知识的有机结合是语言能被正确、恰当、流利使用的前提。读者进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文学欣赏的过程，通过认知语境的调整和取舍，最终确定于作者的最佳关联，而读者的认知结构也得以“重构”。由于衔接和连贯直接体现了交际者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等因素，翻译中应最大限度地追溯并忠实传达原作的思路和情味。使语篇连贯的因素，除语法手段、词汇衔接、逻辑联系语之外，还有语用与语义上的意涵、韵律特征等。这些因素把语篇的意义编织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Halliday和Hasan所言，连贯绝不仅仅提供叙述的连续性，它还由衔接构成了语篇的语义整体。
四、结语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对翻译问题的解释是动态的、辩证的。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具有翻译的本体论意义，对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有着积极的意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跟作者不停地进行“对话”，力求与原作者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将原文精神“融会于心”。“因为译者要传达的是原文的‘全部意义’(full sense)，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意义，还要重视文化层面的意义，以求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功能”。翻译是一种双重的交际活动。一方面，译者要以读者的身份与原作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本人有关目标文化的世界知识和经验是否达到或最大限度地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另一方面，译者又要充当作者，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译者对他的译文读者的先有知识和经验的预测是否准确，这一预测会直接影响其在实际翻译交际中的策略选择。一般说来，信息的缺省是冗余信息的过滤，在翻译活动中，缺省(包括语义缺省)也往往是两难境地中的最佳选择——依据最佳关联的选择。当然，在现有语言资源许可的情况下，译文尽可能向源语文本或话段趋同。总之，译文应能实现交际者的意图，满足读者或听者的期待。关联理论和现有的翻译理论并不矛盾，它是从认知关联的角度来把握翻译的动态特征的，具有更宏阔的理论概括力。关联理论对翻译这一极其复杂的现象有着迄今为止最强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 刘剑涛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