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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世俗文学”文坛三足鼎立之势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但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学进入消费时代；新的数字媒介带来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打乱了文坛的格局，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新世纪以来产生的“文学终结”论成为了近几年文坛争论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王安忆为个案对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079-05
       作者简介：王会(1957—)，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消费时代，文学的地位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新时期伊始，文学处于社会主流中心的黄金时期，人们会对文学产生一种尊崇感和神圣感。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学的神圣感被消解了，随之产生的“文学消亡论”和“文学垃圾论”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消费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为当代文学的未来出谋划策则成为当务之急。
       其实，有关当代文学的未来命运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至今一直都是文坛争论的热点，许多著名学者、作家、批评家等都纷纷加入了讨论的行列，各抒己见，一时间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未来命运如何、会不会走向灭亡的大讨论。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为主题展开了大讨论，雷达、陈晓明、张颐武、白烨、蒋巍、残雪、云德等一批活跃于当代文坛的文化明星，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虽然最后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但从这次大讨论足以看出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境地，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与未来命运成为了世人尤其是从事人文社科工作的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在现在这样一个“读图、读屏”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产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欧美，2000年秋，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来北京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悲惨”命运，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此后不久，讨论纷纷攘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心和争论。
       数字媒介时代，一些随之而产生的新的文学形态，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影视文学、摄影文学等纷纷加入文学的大家庭，这在丰富文学形态的同时也给传统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以致文学在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竟然面临着“灭亡”的命运，文学何以竟沦落到这种地步?中国当代文学怎样才能走出这种生存困境?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这是本文力图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当下文学的生存境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恐怕大家都会首先想到文坛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世俗文学的“三足鼎立”。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市场经济时代衡量物品的一个标尺，即使是文学这种精神领域的产品也在所难免，文学也被贴上“市场化”的标签，摆放到市场的柜台上与其他物品等而视之。文学再也无法奏响“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时代强音，文学失去了其昔日道德救赎者的神圣地位，失却了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社会轰动效应，边缘化势不可挡。
       数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互联网、DVD(VCD)、MTV、电影、电视等视听媒介的大肆流行挤占了文学的生存空间，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引导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它们成为数字时代文学生存的最大威胁。文学与网络、影视等的结合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文学形态，如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形态的文学，等等。新媒体文学形态的流行使传统的庙堂文学与广场文学退守文坛一隅，而世俗文学因为其本身的通俗性、与普通大众切身相关等特点还在文坛上占有着一方生存空间。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这些新的文学形态势如破竹，虽然打乱了文坛的格局，冲击着传统的文学形态，但给传统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主流文学虽然也遭到数字媒介时代其他文学形态的冲击，但由于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和谐统一，官方会对其采取一种扶植政策，提供更加宽阔的生存空间，故庙堂文学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但不会“消亡”，反而可能会有渐强之势。如新时期伊始的改革文学、反思文学；90年代渐趋火热的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划归为广义上的庙堂文学。最近几年走红的官场小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如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周梅森的《苍天在上》，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些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生存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自身所带有的“政治性”，这是庙堂文学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有政治存在，就会有庙堂文学的生存空间。
       广场文学现在更多地被称之为“纯文学”(或精英文学)，鉴于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被市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现实和历史处境，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怀念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同时，开始对纯文学的生存境遇进行深刻的思索并做出了一定的反思，于是，在世纪初的几年围绕着纯文学展开了一场大讨论。80年代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政策的逐渐疏离，使得文学的审美功能得到了强化，而文学干预生活和社会的政治功能则逐渐被疏远，这为纯文学的文学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消费时代“一切为了消费”的生存理念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成为世人生存的一个无言准则，道德价值体系渐趋崩溃，理想失落、没有信仰成为当下社会的真实写照，于是，一些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呼唤重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找回失落的信仰。对于作家来说创作纯文学则是其找回道德救赎者角色的主要手段，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以张承志和张炜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创作。比如张炜的《我的田园》《家族》《柏慧》《九月寓言》和《融入野地》等作品就表达了对乡村古朴诗性情怀的怀念与眷恋，试图以乡村古老淳朴的世情风俗抵御现代文明对乡村的侵袭，呼唤人文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这种纯文学创作在当下数字媒介各种文学形态纷涌而出的时代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如此，它也很难成为文学的主流。
       世俗文学(或称大众文学等)的现状可以说相对比较乐观，自晚清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到30年
       代的“新感觉派”，再到40年代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和以金庸、古龙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至90年代以来朱文、何顿和韩东等的创作都可以归入此一范畴。世俗文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势必与大众紧密相关，凡夫俗子的平凡生活是其主要题材，普通大众是其主要的读者群体，让读者在趣味中得到心情的放松是其能够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虽然世俗文学必须符合大众的阅读趣味以抓住读者，但这与近年来兴起的以暴力、隐私、色情、玄幻、神秘、性交、乱伦、换偶、婚外恋、一夜情、多角恋、同性恋等为表现主题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毕竟还有一定的思想与文化因子蕴含其中，而后者则纯粹是为迎合而迎合，追求作品大销量背后巨大的物质利益才是其创作与存在的根本目的，一味地迎合大众必定减弱作品的思想与文化性，使其丧失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这些作品我们将其称之为媚俗文学。这与本文所说的世俗文学是有根本区别的。世俗文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势必要在民间生存，无论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世俗文学都有其生存的空间。
       数字媒介下兴起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和图说形态的文学等新的文学形态，在数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必将在文坛占据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必将给传统的文学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数字传媒时代文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习惯的文学形态已经渐行渐远，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冲击和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各种新的文化类型对于文学构成的冲击非常剧烈，这已成势不可挡之势。
       二、王安忆及其创作在当代文坛的定位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非常有分量的作家，有评论者曾给她“新时期文学中的旗帜性人物”这一称号；方方则认为她是当代女作家中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的“大姐大”。这样的评论现在看来实不为过，王安忆在这将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则是其最好的例证。新时期伊始，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至今，期间经历反思、改革、寻根、先锋以及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新状态等种种文学流派，晚生代、80后和最近的90后等创作群体，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但王安忆在这许多思潮之中都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80年代初，她以短篇小说《雨，沙沙沙》首次引起文坛的关注；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兴起，她适时推出了《小鲍庄》，这部作品以其主题的多义性而成了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80年代后期，当文坛刮起一股“性爱”之风的时候，她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3个中篇，分别以情爱、性爱及婚外恋为母题，虽然作品中也涉及到了性，但王安忆却并不是将其作为作品借以畅销的王牌，她更多的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关注世俗男女的生命本能，以求对人性有一个深度的表现，其笔触大胆地伸向了“原始的伊甸园的快乐”，并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膩情感和浪漫情怀把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写到了极致。至于为什么会创作这样题材的作品，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写入不写性，是不足以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人文精神滑坡。消费、厌烦、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以写隐私、欲望与身体而“惊倒、肉倒一大片”的小妾文学、戏子文学、美女文学、下半身文学等便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坛，并且大有横扫一切之势地引导起了人们的消费潮流，但王安忆却以她独特的文人书写姿态、洁净的精神追求来抵抗着文坛的这股欲望之风，并努力在喧嚣浮尘的文坛建构起一处精神的家园。其《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神圣祭坛》等作品就是她这种创作理念的实践。她的创作实绩有力地粉碎了批评界关于小说已近末日的言论，为中国文坛“展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可能性。”
       创作于1995年的《长恨歌>>，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它使得王安忆再次成为文坛争论的热点。面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潮流，王安忆在创作中坚持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和情感体验，不趋同流俗，走着一条虽寂寞但却通向成熟的道路。如果说此前的王安忆还有意无意地想要挤进某种文学思潮里的话，那么今天的王安忆已完全脱离了思潮流派创作的影响，在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探索之后，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体验和情感世界。“《长恨歌》正是这样的一种表征，在这部作品里，一种底层的、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王安忆创作的最坚实的依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提示了一种超越90年代主流文学之上的关注象牙塔以外普通劳动者的可贵精神。”小说叙述了一位出生在上海弄堂里的美丽、善良、外表柔弱但却具有坚韧品格的女性一生的悲剧命运。作者站在一种边缘化的历史文化立场对那些被抛离时代主潮的世俗大众的生存境况与人生命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安忆相继创作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长篇和《发廊情话》《民工刘建华》《舞伴》《保姆们》《闺中》《姊妹们》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她一如既往地以普通大众的世情人生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题材，并借此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思索，比如《上种红菱下种藕》这篇小说，作者以深刻的人文关怀，面向大众的当代生活，表现了对都市现代性后果的隐忧与批判。而2007年4月出版的新作《启蒙时代》则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其创作的多，在作品中一向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有也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一个隐性背景)的王安忆这次却大出人们的意料，作品直指一度很敏感的“文革”政治话题，通过作品中南昌等几个主要人物表达了自己对“文革”记忆的另一种解读。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潮流中有关“文革”的记忆与描写大都是着眼于“文革”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上，“文革”给人们的心灵和思想造成的伤害在人们的心灵中早已成为无法抹去的梦魇，这似乎已成为人们评判“文革”的定论。然而，在王安忆的笔下，“文革”却以另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文革”掀起的理想主义高潮，它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等等，虽然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使我们走向了一个扭曲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正是因其如此，在“文革’’那样一个既是激情燃烧、理想膨胀，同时又是心灵混沌、世事迷茫的时代，使得那些正值思想形成的年轻人能够不受正常社会教条规则的束缚，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自由地飞翔，从而使他们混沌的心灵得到了思想的启蒙，这就是王安忆笔下的“文革”记忆，是王安忆对“文革”的另一种解读。
       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独特
       情感体验，在当代文坛画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就是王安忆。既不同于世俗文化，又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立场；既不高高在上地对世俗大众指指点点，又不以世俗的标准否定精英知识分子们的价值需要；既对普通凡俗人生给予人文的关怀，又不因为表达世俗情怀而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这就是王安忆所坚守的文化立场。这既不同于“二张”(张炜、张承志)的道德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海岩、池莉等世俗意义的文学创作，更不同于卫慧、棉棉等所谓的媚俗文学。也正因其如此，才使王安忆成为了当代文坛的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探微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文学的一个鼎盛时期，是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受到了从精英知识分子到世俗大众的关注和敬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社会上几乎可以一路绿灯，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从失重到躲避，从边缘到失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主流文学在国家大力扶植的境况下苦苦挣扎，试图捍卫昔日辉煌时期的领地；世俗文学虽然有能够抓住读者趣味的优势，但面对媚俗文学和视听媒介下新的文学形态的冲击也有点难以抗拒之势；至于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可谓风华正茂，渐有称霸文坛之势。这就是当下各种文学形态的生存状况。
       当代文学该如何面对挑战?其又将会走向何方?笔者以为，首先我们应该对文学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摆正心态。文学本来就是处于边缘的，现在让文学回归自身其实就是给文学以更大的自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学的发展。而文学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我认为王安忆的创作理念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之一。王安忆的创作既具有纯文学蕴含思想性、关注社会历史变迁等的精英意识，又具有大众文学关心民生、表现普通大众凡俗人生以符合读者趣味的世俗性，同时其创作虽然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但与之却并不冲突’这都决定了王安忆的这种创作方式与理念必将有更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将会成为当代文学面对数字媒介下新文学形态的冲击时变革自身的选择之一。
       文学自诞生之时就承载着认知事物、道德教化、交流思想、娱人心性等功能，这是文学存在本身固有的内在特性，其中娱人心性强调的是文学的超功利的审美性，而道德教化等功能则要求文学必须要具有强大的思想性，蕴涵深刻的人文精神。如果只注重一己之私，眼睛只盯着金钱，作品中到处充斥着欲望、隐私，而看不到普通大众的生存境遇，缺乏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以貌似清高孤傲的贵族派头，是以目空一切的雅皮士作风，还是以毫无自尊的皮肤写作，都不能掩饰其内在的空虚与浅薄，这样的作品轻飘单薄得经不起琢磨，耐不住推敲，当然更不能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其结果只能导致文学的陷落。”消费娱乐时代还有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即文学的非文学化和其他媒介手段(如广告、电影等)的文学化。并且，文学作品与传媒的结合成为了作家或作品走近读者大众的终南捷径，谁的作品“触电率”高其销量就会增加，就会赚取更大的物质利益，至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倒退居次要，这一切都为那些畅销作品和畅销书职业写手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我们不提倡文学媚俗，但却不能忽视文学的通俗性，因为文学作品只有通俗易懂、与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切身相关才有可能符合读者大众的阅读趣味，才会抓住广大的读者，惟其如此，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被广大民众所知晓、接受，从而实现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而王安忆的创作恰就暗合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所应具有的特性，这也是笔者以为她的创作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未来走向之一的原因。
       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良知和精神追求，对大众人生的生存境遇应该有终极关怀，故没有思想性的文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但一味简单地拒绝读者和市场的世俗功利的、消费性的需要，只能在孤芳自赏中渐趋没落。只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准平衡点，充分利用商业化给文学带来的新的生存境况，才能使文学的生气绵绵不息。值得欣慰的是，王安忆已不是在孤军奋战了，经过了文学从中心到边缘再到失语以至面临终结危险的起落历程，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意识到文学走出困境的途径——走文学性与通俗性结合的雅俗共赏之路，纯文学需要世俗文学的市场、读者，世俗文学需要纯文学的精深、典雅，如余华最近的新作《兄弟》，就是在不失文学思想性的同时挤进了畅销的行列，从而实现了文学的双赢。其他如苏童、刘震云等创作的转向也都可以说是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表现。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