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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佩珀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生态中心主义，实现红绿联盟的重要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他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把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密切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佩珀的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关键词：大卫·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054-06
       作者简介：李富君(1977—)，女，河南禹州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大卫·佩珀(David Pepper)，是英国布鲁克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作为地理学专业的学者，他积极关注绿色运动，并成为有名的绿色理论家。后来随着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质更深刻的理解，佩珀不断认识到生态主义的理论缺陷，开始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93年佩珀发表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一书。该书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深刻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的变化。它不仅是佩珀的重要代表作，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代表作”。
       对于佩珀的思想，周穗明1997年在《生态社会主义在英国》一文中作了最早的介绍；俞吾金、陈学明在2002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中对佩珀的思想做了基本概括；同年，陈学明的《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一文也对佩珀的思想有所涉及；而直到2005年国内才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的中文版。虽然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专题性论文只有寥寥数篇，并尚未见到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性专著，因此，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意义还有待深入开掘。本文旨在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佩珀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着重阐明他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和主要理论贡献。
       笔者认为，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佩珀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他首次将“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加以区分，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生态中心主义，使绿色运动“红化”，实现红绿联盟；二是他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融合，构建一种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对现实的生态运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深化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之间的双向互动。
       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绿色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从人类对待自然的野蛮态度和行为方面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反思，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推动了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是其积极意义的方面。然而，它主要把生态危机归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主张以自然为中心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许多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深受这种思想的浸染，在理论上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之一就是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佩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代表了这一新的变化。
       佩珀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生态中心主义明显的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他说：“生态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无政府主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的一致，即使它是一些陈旧的政治哲学观点。”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绿色政治，实际上是对一些陈旧的基本政治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翻新，它“通常缺乏结构和连贯性，拒绝权威和崇尚文化相对主义——尽管绿色政治学家自相矛盾地渴求看到所有的社会与普遍的生态学的元理论相一致，也就是说，符合自然容纳量的规律。因而，绿色政治在许多方面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它们反对加之于群体之上的普遍性的东西(生态规律除外)，赞成自我决定；在绿色理论化的过程中，它们反对隐含性和结构性，赞成表层性。快乐主义(一种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和人生的目的的学说)和唯美主义(鉴赏美)而不是崇高的道德是深藏在有关绿色伦理和绿色社会观点背后的组织原则”。在佩珀看来，这种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只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行反对而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因而，它所主张的实质上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而“绿色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生态乌托邦”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根本行不通的。由此，佩珀提出应该在理论上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红色批判和改造，而批判和改造的关键就是把它推向后现代主义。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其三，走冲突和集体的社会变革道路；其四，社会主义的处方和绿色社会的前景。”
       可见，现代主义是佩珀的思想基调。他以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来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不过，佩珀所主张的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实践着的现代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在他看来，后者是一种技术中心主义，这种技术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被动的纯粹对象性存在，主张以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来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以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佩珀认为这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观和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的一种理论，虽然它追逐的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目标，但它的追求过程本身即是对目标的破坏。因此，在现代主义这一基调上，佩珀主张在现代性的目标中注入生态意蕴，当然，这种生态意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它也不能在生态中心主义所主张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生物区域发展模式中实现。
       在对生态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佩珀进而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生态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绿色运动要获得内在一致性并摆脱后现代主义色彩，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通过对它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来完成。他说：“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而不应该被草率地抛弃。虽然它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透视那些相互关联的生态问题群，它至少犹如一剂解毒药，可以消除弥漫于主流绿党和无
       政府主义绿党话语中的含混不清、不连贯以及枯燥无味等等。”佩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并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一种西方知识传统。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致力于对社会如何“运作”和改变的分析，尤其是封建主义如何向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怎样运转以及将怎样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意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于当前的生态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具有相关性，它对于生态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对于生态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意义究竟何在呢?对此，佩珀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两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一是在社会变革中重视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重视物质组织变革，社会变革不仅可以实现，而且还可以创造一个生态的未来。二是从经济的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佩珀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做的分析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经济的分析，我们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干预何以能到威胁我们持续存在的程度。在佩珀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为绿色分子提供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的重要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一种阐释历史和自然一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一自然辩证观以及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态运动来说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思想，针对现实生态运动中的红绿分野，佩珀提出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来实现红绿联盟的主张。他首次提出了“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概念，指出“红色绿党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而绿色绿党则是更多地受惠于无政府主义”，因而，绿色运动内部的红绿之争在理论上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在佩珀看来，这种绿色运动内部的争斗对于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实现二者的联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那么，如何实现二者的联盟呢?一方面，绿色分子要放弃无政府主义中那些与自由主义和后现代政治相似的方面而与红色分子相协调；另一方面，红色分子也需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包括非极权主义和社会一自然辩证法的恢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某种程度复兴和对于我们作为生产者的力量的重新发现来与绿色分子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红绿联盟，使生态运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响亮口号。它最先是由格伦德曼提出的，主张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检讨自身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时，坚持“人类尺度”，并且，只有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把人类作为生态问题的参照点，才能为生态危机确立一个清晰的尺度。佩珀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并成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阐发者。人类中心主义是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他的理论努力就是构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佩珀指出，人类只能从人类的视角去观察自然，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谈论自然。他反对离开人来谈论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反对离开人的权利来谈论自然的权利。因为，在他看来，离开了人的自然内在价值来谈论自然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没有人类的权利，自然的权利则没有任何意义。自然虽然限制社会，但限制并非决定，人是可以自由地改造世界的。因而，他反对任何基于所谓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它对于人的价值去保护和尊重自然。基于对自然的上述理解，佩珀对在生态问题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自然置于中心地位，这就会颠倒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秘化，从而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在他看来，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现行经济制度的结果，因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人目前在对待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疯狂是由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带来的。只要改变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人就能克服其贪婪性与疯狂性，并以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这既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又与自然形成新的和谐关系，从而真正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并且，正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人类才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也只有人类中心主义能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确立合理的限度。
       可见，佩珀不仅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把它看作解决生态问题的基点。当然，佩珀这里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是人类沙文主义，而是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要求按照有利于人类整体在自然界中持久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对待自然的狂妄自大态度和肆意掠夺行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既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又重视自然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佩珀看来，如果人们真正坚持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真正站在有利于人类整体持久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就不会凭主观意志来掠夺自然，反而会尊重生态规律，对自然采取科学慎重的态度，这样，就会使当前的生态危机得到逐步解决，正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理解基础上，佩珀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他具体论述了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这种精神的满足部分地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交往，但它拒绝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道主义”，“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是被‘社会地’观察到和产生的，同样，人类也是自然的。”
       佩珀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点，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充分显示了他比一般的环保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更为进步和广阔的理论视野。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应顺应自然法则，反对工业生产力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态乌托邦的幻想，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缺乏现实意义。而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尺度，这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思路。
       三、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
       佩珀对全球变暖、臭氧层耗尽、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水资源的短缺和由大量废弃物造成的严重污染等生态问题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并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在探讨中，他明确反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为人类中心主义，归为生产力的增长和人的需要的增长的观点，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
       
       在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看来，正是由于人对待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才造成了当前的生态危机。因此，只要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价值，实施把自然置于人与自然关系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里，它实际上是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来寻找生态问题的原因的。佩珀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我们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来谈论人性，也永远不可能恰当地证实一种“普遍的”人性观点。把人的先天获得特征，即天性与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特征，即教化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人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存在离开社会条件的抽象人性，在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他说：“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人并非与生俱来的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或其他野蛮性，如果人类表现出这样的行为，那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者原罪所致，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为可能的原因。”因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探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上，而是应该进一步挖掘它背后的社会原因。
       通过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有用以及有什么用，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佩珀认为，根据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他指出，马克思提醒我们：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19世纪明显是通过激增的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开发而社会地遭受环境破坏的，“今天，在本质上、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解释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遭受生态破坏的首要地方是工厂和工人、大农业和郊区贫民窟。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于今天在第三世界的环境分析中继续得到加强。”由此，他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人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即资本主义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根本原则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利润原则。佩珀指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其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这样，它就必然实行利润挂帅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把自然仅仅作为获得利润的对象，不断地对它进行掠夺和盘剥，尤其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今天，为了确保利润的实现和增长，资本主义企业更是不断地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剥削，不断地吞噬它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激化，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市场竞争原则。佩珀认为，市场竞争原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具有一种“成本外在化”的倾向，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排除到生产成本之外，千方百计地把它转嫁给社会。它们所关注的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利润，在这样的生产逻辑下，是绝对不允许以牺牲企业的眼前利益来保护环境的。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生态矛盾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事情。所谓“生态矛盾”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却是它最终所依赖的。生态矛盾的出现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自身是解决不了的，暂时的延缓只会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因此，生态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逻辑。生态矛盾对于资本制度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或‘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
       (二)生态危机的出路：社会公正运动与绿色运动的结合
       佩珀把对生态危机出路的探讨与社会主义前景密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制度变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最好的绿色战略是这样一些战略，它们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同，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在对生态危机出路的探索中，佩珀首先论证了绿色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思想，并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途径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进一步探讨。
       1　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可行的
       佩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因为，生态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内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他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需要通过全球化来抵消运转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包括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生态矛盾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危机，资本主义的反应只是更深入地进入到第二、第三世界以寻求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来源，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耗费和高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也转移到那些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他一切自然资源，以此来缓和本国的生态矛盾。因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只是表明，它是一种对人和自然进行剥削的新秩序，意味着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进一步膨胀，并带来社会的更加不公正和环境的进一步退化。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使生态危机的状况有所改善，那也只是把这种生态危机转嫁的结果，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态矛盾依然存在，甚至还不断加剧，绿色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2　生态社会主义变革途径：社会公正与环境运动相结合
       在论证了绿色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之后，佩珀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社会公正与环境运动的结合则是实现这一变革的重要途径。
       佩珀非常重视和强调社会公正，把它看作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他认为不主张社会公正的环境运动是行不通的。因为，在他看来，生态问题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等显然是分阶级的，它们并非平等地影响每一个人。富人显然要比穷人容易免除生态破坏的影响，而且，在面临危险时更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因此，对于环境问题来说，需要强调的不是自然的价值，而是社会公正。在生态问题上只是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坚持社会正义，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行的。他说：“社会正义或者它在全球范围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是与臭氧层耗尽、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全球难题作斗争的前提条件。”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正是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佩珀从广义上来界定环境议题，在他看来，生态问题不仅包括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包括社会问题，如街道暴力、交通事故、健康和工
       作安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贫穷和失业。这里，他其实是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他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深刻的，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地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思路。
       由社会公正和正义出发，佩珀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的作用。他说：“工人运动必定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力量。要重新发现工人运动在这方面的潜力，重新恢复它作为环境运动的特征。这些已经在比如工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运动中得到历史性证实。”而且，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阶级冲突的力量是潜藏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成为变革的强大力量。因为，工人运动和环境运动是一致的，并且，从本质来看，工人运动就是一种环境抗议运动。它在工作中为了健康和安全的斗争是一种在生产地点的为了环境质量的斗争；它争取体面工资的斗争是在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领域的斗争。在西方，很少有其他的运动能够对人们的环境质量和生活产生如此的影响。这样，工人运动就可能在变革中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使工人运动与环境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佩珀所说的红绿联盟。而要实现红绿联盟，在思想上，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合起来。这就需要绿色分子放弃无政府主义中那些与自由主义和后现代政治相似的方面而与红色分子相协调，而红色分子则需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包括非极权主义和社会一自然辩证法的恢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某种程度的复兴以及对于我们作为生产者的力量的重新发现来与绿色分子相协调。
       对于生态危机的出路，佩珀一方面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认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不仅可能，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但另一方面，他在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出消极被动的态度。这种消极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变革动力的理解上。他说：“它的最大催化剂将是资本主义在如下方面的失败：未能为甚至一个少数团体生产出它所许诺的‘商品’；未能创造一个足够宽容的以包容不满的其余人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环境。但现在，一种反对性路线的生态社会主义观念和行为的发展和扩展，将有助于这种变化，并有助于减少资本主义的变革的未来的损失。”这就把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自动的失败，表现出消极的倾向。
       3　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特征
       佩珀反对国家专制的社会主义，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对于这种社会主义，他认为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它包括：真正的基层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按需要而不是按利润而生产、地方化生产、社会和环境的公正以及和谐的社会一自然关系等等。这些原则和条件不仅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而且也是解决它的社会难题所需要的。以上述原则为基础，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首先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这里，他同时指出，他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现行资本主义中流行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看来，目前一些人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技术中心主义，即表面上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放在中心位置。生态社会主义既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由这些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同时也承认和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
       其次，它实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佩珀指出，自然的异化是自然与我们自己的部分的分离，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可以实现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从而克服这种异化。当然，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而是应该为了集体的利益，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再次，它主张工业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佩珀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不拒绝生产和工业发展本身的。不仅如此，他还把它们看作是未来社会的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发展了生产力，而在于它不合理地发展了生产力。因而，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要反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使生产力无异化地和合理地发展。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技术适应所有的自然而不再会对人和自然进行破坏，并且还可以强化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因而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佩珀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指出，要注意是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开发与分配，生产是建立在自愿劳动这一基础之上的个人愿望与共同体精神协调一致。
       此外，佩珀还重视国家或者相类似的机构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职能，把它们看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不过，在他那里，国家的职能主要是一种管理职能，它主要是为了确保民主参与、民权和经济资源的平等协调，确保计划的实现。
       这样，建立在以上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在佩珀看来，不仅是平等、公正、富裕和民主的，而且是生态健康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所体验到的不再是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不是被破坏而是被创造为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
       佩珀的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把对自然的剥削看作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并把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不仅在理论上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生态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