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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经典化；非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001-08
       作者简介：刘思谦(1934—)，女，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独著或合著的当代文学史、断代文学史或作品群研究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达40余部，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大量论文。其中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十七年”(1949—1966)中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研究，更是热点中的一个焦点。围绕着如何评价认识这个小说创作群，已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这批作品又获得了“红色经典”这一当代文学最高等级的命名，并随即带来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肯定与褒扬。这一现象，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对于当代思想史研究，都是一件特别耐人寻味的事。本文拟围绕着“红色经典”这一命名，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阅读梳理，从这一小说创作群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两个方面进行评述，以期能够将隐藏其中的问题明朗化。
       一
       据一些相关论文考证，“红色经典”这一命名的最早出处有两种说法：一为20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界将一些革命歌曲加以戏谑式翻唱，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先后命名为“红太阳系列”与“红色经典系列”；一为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20世纪50—60年代一批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并命名为“红色经典丛书”。这第二种说法专指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些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内涵外延都比较清晰，本文拟取此说。
       “红色经典”这一命名最早出现于出版界这一现象，自然不能排除其商业营销因素，可人们也似乎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个命名。“红色经典”之说在电视传播媒体，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中流传开来，似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没想到问题竟出在本世纪初这几年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上。本来带有迎合观众变化了的审美趣味而讨好观众的《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烈火金钢》等同名电视剧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抗议，认为是“糟蹋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亵渎了他们为之流泪的革命情感”，“再怎么拍也没有原来的好了”，“我们这代人是看着《林海雪原》的小说，听着样板戏，看着以前的电影长大的。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印象，就是杨子荣应该是这个样子”，也有的观众把这些同名电视剧说成是“改变了颜色”，“红色变成了桃红色”，“不伦不类”。这些观众既有五六十岁的老大妈、老大爷，也有著名电视主持人，还有北京大学教授。为此，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连续发了两个红头文件，通知各级电视台要“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问题”，要“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如有违反者，将严肃处理”。这两个红头文件不仅意味着这批革命历史小说的“红色经典”命名得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认可，而且由于运用了国家权力意志的行政手段而强化了它们的经典性和不可更改性。与此同时，《文艺研究》、《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编辑部等均召开了座谈会，发表了学者们的笔谈文章，认为“红色经典”的改编之道是“忠于原著”。这样，“红色经典”这个命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跨世纪之旅，在经历了电视剧改编风波之后，仿佛具有了天经地义般的不可质疑性和稳固性。
       赵勇的论文《谁在守护“红色经典”——从“红色经典”剧改编看观众的“政治无意识”》一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即从同名改编电视剧的受众角度分析了观众在这一“红色经典”命名的强化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以及这样的观众是怎样被构成的。全文论证内在逻辑严密，所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论者运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把“红色经典”的写作、生产如实地纳入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工程，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封闭性和强制性、压抑性，尤其是当它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时的强烈的排他性和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代乃至几代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追随与服从，并使他们觉得这种追随与服从是圣洁的和具有革命道德情操的表现。作者认为，表面上看，无名观众是缺席者，但正是这样的观众对电视剧改编“前文本”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肯定，使他们充当了“红色经典”的“守护神”，“最终成了政府有关部门话语的一种证词”，“成为有关部门的合作者”。赵勇把这样的观众的政治身份叫做“革命群众”，而正是这种当年的“革命群众”心中或多或少残留着的“革命情结”、“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化、道德化的接受心理，成为“红色经典”的“天然的保护屏障”。这一论证过程内涵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三段论逻辑，即“红色经典”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获得了新的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与强化。
       该文的另一个要点是简要分析了一些观众中的“革命群众”——这一当年被赋予的具有政治荣誉感的群体身份的构成，即阿尔都塞所说的“‘个体’被‘询唤’为主体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被阉割的过程”，“当普通的观众终于变成了‘革命群众’，他们也就拥有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信念、精神风貌和想象历史的方式”，而“红色经典”则成为他们“政治无意识”中“一块圣洁的领地，成为他们怀旧的由头、契机和重要场所”。这里第一句话里的“主体”在我看来应为“伪主体”，这不仅是这些失去了独立个体身份的革命观众的思想实际，同时只有“伪主体”这三个字才不至于和下面的“自我意识被阉割”相矛盾。也就是说，当年那些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的“革命群众”至今仍然停留在被灌输的英雄崇拜、革命崇拜中而不自知，他们自我意识的消泯同时也是主体身份的消泯，是混沌莫名的和不知不觉的，所以是“政治无意识”。21世纪初，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和情感深处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革命群众”的“政治无
       意识”，而且洋溢着一种群体性的对昔日暧昧不明的革命激情的怀恋，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政治文化现象。应该说，赵勇的分析触及到了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盲区。只是由于此文旨在回答“谁在守护‘红色经典’”这个问题，而未能对此展开论述，仅在结尾转述了阿多诺的一个论点作结：
       阿多诺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论述过个体变成群众的灾难性后果，发生在21世纪中国的这起事件没有推翻阿多诺的那种假定，却提供了一种结实的论据。
       “个体”变成“群众”的灾难性后果，已由20世纪后半期的几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的革命政治运动在实践层面提供了历史论据。可是要在理论上作出辨析和论证，譬如究竟什么是“个体”，什么是“群众”，为什么“个体”变成“群众”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等等，就是一个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思想前沿问题了。单就这个问题，就应该并且可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另外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乃至写一本书了。本文暂且搁置不表。
       二
       《谁在守护“红色经典”——从“红色经典”剧改编看观众的“政治无意识”》这个标题本身，就隐含了论者对“红色经典”这个命名的不认同。只是由于全文思路所限，只能论述“反题”即同名电视剧改编对正题“红色经典”的不成功的商业性改写，以及“合题”国家权力利用观众的“政治无意识”否定了“反题”电视剧改编对“正题”的否定，从而实现了“红色经典”命名的强化性肯定。至于正题“红色经典”也就是其改编文本的“前文本”究竟是否是“红色经典”，则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论题。本文的逻辑起点，就是回到这个“前文本”来，即被称做是“红色经典”的“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来看它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先来晉一下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几本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中的“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
       我重读了3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发现它们无论是出版于“红色经典”这个命名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将这批小说中的任何一部经典化。尽管各位编著者的文学史观以及他们对“十七年”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不尽一致，但是都能够以各自独立的史识眼光，根据自己的文学史著作的编排体例、理论框架把这批作品安放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作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没有经典化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在这个共同点上对这批作品进入文学史的分量的处理等，则各有千秋。非经典化不等于全盘否定，不等于不能进入文学史，而是把它们放回适当的位置，让它们回到产生它们的历史语境中，以史家今天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以历史与审美并重的眼光，对具体作品作出具体的符合作品实际的分析。例如，这批作品在当时获得的殊荣是“史诗性品格”，可今天看来还能不能说是“史诗性”作品呢?各位编著者均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按照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不认同“史诗性”这个评语，顶多说是“史诗性追求”，而不说或不认为是达到了这种追求。又如，关于这批作品所面临的政治／文艺一体化(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革命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语境下政治的严格规范与作家真实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独立见解之间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问题，一般都能以“理解的同情”的态度，见微知著地看出了作家在政治夹缝中守护哪怕是一点点的自己的思想见解与审美判断的艰难。陈著文学史关于赵树理《锻炼锻炼》的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周立波《山乡巨变分的人物盛佑亭、李月辉，柳青《创业史》的人物梁三老汉、王二直杠、郭振山的分析，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说明了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作为自觉的国家意志体现者、宣传者身份与作为作家的独立个体对农民的观察、认识之间的具体的复杂的契合与矛盾。尤其是对《山乡巨变》中党内右倾主义代表人物李月辉的分析，表明周立波“从实际的农村工作状态出发，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右倾’恰恰是农民所需要的”，作家“通过这样一个理论觉悟‘不太高’的农村基层干部曲折地说出了不同的声音”。对社长刘雨生的善良、淳朴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使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盲动、伤害农民感情的政策和做法得到了稀释，国家意志与民间生活之间有了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又如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白茹的爱情描写的肯定，认为是“弥补了英雄人物人性缺失的缺陷”，“对解构文本僵硬的政治性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学理性分析，说明了当代文学史家文学史意识的成熟。
       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按上限“1898”和下限“1989”——这一长时段的开放的历史框架写史，把时间段上属于建国后“十七年”的这批小说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衡量其“史”的价值。从目录上看它们的位置和分量似乎不如在当代文学史上那么突出，这引起了一些论者的不满，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处理普遍趋于简单化”，“十七年文学只占全书的1/10，目录中仅列出了周立波、柳青、贺敬之、郭小川4位作家和《红旗谱》《上海的早晨》两部作品”。这个判断与这部文学史的实际不符。首先，史家对某一阶段文学人史的分量的处理，不是简单化不简单化的问题，而是编著者作为独立研究者的权利，是多是少以及是谁或不是谁人史取决于他们各自对某一阶段文学和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独立判断和整体权衡，再说，如果不是仅仅看目录而是打开书读一下，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该书把“十七年文学”放在中编——(1917—1976)中第26章到第29章，用了整整4章来论述，目录上看人史的作家作品似乎不多，但是在每一章的具体论述中，提到的作家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作品的涵盖面相当广。再说，这在衡量一部文学史的价值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是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是否公允、恰当，对其得与失、好与坏的判断是否得体，这取决于史家的视野与史识等诸种综合素质。孔著在这方面，多有独到之处，如指出了《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战争小说在人物描写、场面描写上的独到，同时也从战争的残酷性、非理性、破坏性一面人手，指出其“未能表现出人类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思想深度”与“悲剧性意蕴”，并且和新时期的《西线轶事》、《皖南事变》比较以说明其得失。又如认为《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读者不需要仰视就可以看清的、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物”、“她那种伴随着忧伤、孤独、苦闷的个人奋斗历程，也容易引起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但“也存在着某种用观念来组装生活的痕迹”。
       “重写文学史”要求“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这是符合人类认识文学的规律的。任何“定论”都是相对的和逐渐完善与深
       化的，一次性的无懈可击的“止于至善”的结论是不存在的。“重写”不是复写和重复已有的结论，不是守住一些以往的“定论”不放，尤其不是守住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有着这样那样历史局限的“定论”不放。可是，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些年轻的学者对“红色经典”的守护，就表现了以全盘肯定“红色经典”而全盘否定“重写文学史”的倾向。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流行‘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左倾文学史叙述和‘历史空白论’，并导致了‘文革’结束后‘重写文学史’的发生。然而，‘重写文学史’的结果，却形成了新的‘历史空白论’。新时期以批判‘四人帮’的‘黑线文艺专政’论开始，可是，最终却同样陷入了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思路”’。“依据一个政治决议来否定一个时代的文学，几乎是对‘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完全照搬”。这里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历史是非混淆和似曾相识的政治帽子上纲术。“文革”前夕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历史空白论”，是他们强加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也是他们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和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借口。正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重写文学史”才得以恢复五四以来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包括“十七年文学”的本来面目，否定了别有用心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空白论”。“重写文学史”的创意，是新时期思想解放思潮给予文学史研究界的历史灵感，正是在这一思潮鼓舞下，文学史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生机勃勃，从根本上扭转了所谓的“历史空白论”。众多已出版的文学史，包括我上面提到的那几部文学史可以作证。把所谓“新的历史空白论”作为“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论据，是一个混淆历史是非也混淆政治问题与文艺问题界限的不顾事实的危言耸听的伪问题。
       看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对“红色经典”的“回避”抑或“守护”，似乎是一个革命或者不革命的政治问题了。只可惜这样的“革命”，对于许多从20世纪后半期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中走过来的人来说，已经历史地丧失了它的威慑力。
       认真阅读了一些我称之为“守护红色经典”的论著，感到它们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
       一是把“红色经典”的内涵扩大到“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并且一律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有时甚至认为后者高于前者，甚至把两者的一些分明是缺点和问题的地方，也说成是“艳若桃花”的优点。如在评价《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形象时，认为“梁生宝是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品质的新人”，“梁生宝形象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现代本质”。“如果柳青能将《创业史》按计划写完的话，他笔下一定可以让梁生宝发展成为萧长春与高大泉。这个未完成的工作实际上由浩然在《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完成了”!还有的论者把“文革文学”看做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延续与发展”，看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革的现代性问题”，“这一段历史的主人公们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追求国家进一步现代化的”(不仅已经“现代化”而且是“进一步现代化”——笔者注)，“‘两结合’而进一步发展为‘三突出’的写作成规的确立就是这种需要的产物”，“《艳阳天》的题目就具有某种承诺性，这部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绝非偶然”。又如，样板戏《红灯记分“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中三代人“本不是一家人”这一以超越血缘亲情的阶级情组成的“革命家庭”构思，本来是为了对应以阶级性批判否定人性论的一种艺术手法，却被有的论者以阶级情谊／血缘亲情二元对立思维给放大了好几倍，认为“剥离了亲情的缠绕才真正长大成人”，才能“成为像李玉和和李奶奶那样的没有任何‘人之常情’的、‘像一个铁打的金刚’一样的阶级斗士”!据作者说，这是因为“阶级本质已经被建构起来，它不再需要借助于亲情和爱情的力量，相反，亲情与爱情都成了阶级情的‘他者’，成了革命的对象。由此可见革命的迅猛发展导致的自我革命的力量”。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包括母女情、父女情、兄弟姐妹情、祖孙情，等等，也成为迅猛发展的“革命”的“革命对象”，而且是“自我革命”的对象，必须除之而后快。联想到那个“革命年代”发生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划清界限”、“亲不亲，阶级分”、“六亲不认”、“互相揭发”、“断绝家庭关系”，等等，我也有了巴金老人那样的“毛骨悚然的感觉”!
       二是全盘地、原封不动地沿用“十七年”到“文革”期间已经失去了文本的与现实阐释力的全套政治概念与文学概念，作为解读“红色经典”的核心词汇，顶多再搬过来一些半生不熟的生搬硬套的西方后现代词汇，从而暴露出其思想资源的陈旧、贫乏和混乱。以这里提到的几部专著为例，贯穿全书、用得最多的概念有“革命”、“阶级”、“阶级斗争”、“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时代精神”、“牺牲”、“献身”、“民族国家”、“历史的革命化革命的历史化”、“阶级共同体”、“英雄形象”、“时代本质”、“理想化”、“典型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题先行”……甚至还有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的“革命暴力”、“暴力快感”、“党父”以及“三突出”、“两结合”、“革命正典小说”、“革命次典小说”，等等，再加上什么“想象共同体”、“时间谱系”、“知识考古学”、“历史的终结”、“话语霸权”、“妖魔化”、“道德体制主义”、“民族寓言”、“崇拜仪式”、“文本的快乐”、“内在杂语性”，等等。不是说这些概念在21世纪新的语境中不能用，也不是说西方后现代和美国高校左派学者的新概念完全不适用于解读我国的革命历史小说，而是说一种真正的学理性研究，至少要将你所用的概念体系遵守同一律的逻辑规律使之系统化、明晰化，才能成为全书有力的理论支撑。然而，遗憾的是我没有在以上任何一部书中感觉到这种支撑，而只感觉到论者理论思维的空泛和杂乱。守护“红色经典”的过于强烈的目的性，使论者们收获了鲜明的“革命”立场却失去了学理性的底线：客观、理性和言必有据。很多时候，为了寻找这种革命支撑，论者常常不加分析地照搬当年大量的政治话语，如领袖语录，“十七年”与“文革”期间文艺官员或文学批评家周扬、茅盾、陈涌、冯雪峰、邵荃麟、艾思奇、李希凡等当年的相关言论，再加上西方后现代、美国高校左派学者们创造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甚至还有用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来神化和圣化梁生宝，使这个已经被作者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拔高的英雄人物彻底脱离他生长的土地而成为一种空洞的政治符号。这些在时间与空间上语境错置的政治的与学术的概念杂糅，其效果不是相互说明而是相互游离、消解，把本来很简明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越说越糊涂。如
       “革命的历史化与历史的革命化”这个小标题，这个似乎是很新颖的同义反复的短语，首先在学理上难以成立(因为论述对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只是一种历史文本，而文本不等于历史，尤其不等于全部历史，无论是写革命或不写革命，都不可能把历史的全部真实一网打尽，历史文本与逝而不返的历史本体不是一回事，因之革命不可能历史化，历史也不可能革命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短语表现了将革命历史小说经典化论者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以这样一种半是自觉半是混沌的泛革命化的革命拜物教情结去解读所谓的“红色经典”，必然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悖论情境。这一点，黄子平在他的名著《革命·历史·小说》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这是把革命看做是历史的常态的人无法避免的二律背反：“革命历史写作本意是肯定、证明、维系革命现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却如双刃剑一般地，变作对革命现实作‘再革命’的依据、脚本和想象力源泉。革命成为历史的重复，成为唯一的历史欲望，唯一的历史期待。革命的对象或许不同，革命的方式、策略、口号、过程乃至‘英雄’、‘烈士’的范型，竟都次次如出一辙。革命取代了吞没了历史。以直线发展或螺旋式上升观念开始的革命，此时陷入了恶性自我循环，恰如鲁迅当年咒语般的小杂感里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革命杀反革命，反革命杀革命，不革命的，或者当作革命被反革命杀，或者当作反革命被革命杀……”这是一段人们记忆犹新的多么残酷的又是恶作剧式的革命悲剧和闹剧。
       过于强烈的革命经典化立意，使一些论者脱离了这批作品产生的时代语境，只字不提当年政治／文艺一体化的创作规范与禁令是如何压抑、损害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立发现与见解，以及作家在政治夹缝中做文章的艰难；既不反思作品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反思作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的局限性，甚至通过全盘肯定作品而全盘肯定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左”倾冒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一文，根据标题所示，本应从文本出发论述《创业史》何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可是全文却脱离了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政治语境，以绝大部分篇幅论述当前农民的贫穷和困苦，论述当年农业合作化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正确性，并从正面论述农村这场革命“是对农民小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梁生宝与赵玉林、郭振山的矛盾是“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和个人发家致富的矛盾冲突”，因此，经典化的《创业史》，实际是它所表现的这场“革”农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命”，反对孙中山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化，是“革命”与“继续革命”的经典化。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落后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健全法制，是为农民创造更多平等的改变自己命运的发展机会和生存权利，而绝不是以超越历史发展过程的激进的“左”倾冒进的“革命”，把已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来一个“二次剥夺”。前述“历史的革命化革命的历史化”这种泛革命的情结，其思维的逻辑发展，也必然会是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历史的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
       “经典”是从古希腊词Kanon衍生而来的，其意义是“芦苇杆”、“钓竿”，后逐渐发展为“尺度”、“法则”之意。文学经典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真正的经典总是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同时也是超越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而经典的判断依据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文学经典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和生存，是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人的灵魂的深，因而也是经历了时间的淘洗而仍然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的作品。经典的确定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对某些作品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就是这个选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由谁来选择?一般认为是文学机构、高校的学术权威和有着较高影响的批评家、文学史家。他们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但又不是一言九鼎的终端性的一次性完成。这是因为这些出版机构，学术权威，批评家、文学史家们的选择也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和众口一词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经典的质疑，出现了去经典化或非经典化，出现了不同意见的碰撞与交锋。“文学经典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经典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在今天成了非经典，昨天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也许在今天的批评氛围中被重新发现而跻身经典的行列”，这一切都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
       经典有没有类别?如本文所讨论的“红色经典”究竟因为它们的“红色”而成为经典，还是因为它们的经典性而使“红色”增辉?这是关系到我们所说的“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否经典的关键问题。对这批小说的经典化的论者实际上是认为经典也有等级，或认为“红色”天然地具有经典的特权。事实上，以上所说“红色经典”之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们的“红色”，即“革命”，是“革命”的经典化原教旨化带来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这是“红色经典”论者共同的思维逻辑，其实这不过是20世纪50—70年代主导性文学思维“题材的政治等级化”所造成的“题材决定论”的翻版。董健等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红色经典”这个命名提出了质疑，并且明确地否定了这个命名：“‘红色经典’是一种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了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价值，以‘革命’和‘政治’的名义取代艺术。经典就是经典，是经过了历史选择和人文识别的好作品，不存在什么不伦不类的‘色’之别”。正是在这里，论者们确立了自己的判断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即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的全人类普泛的共同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不认为“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因为写了“革命”便具有了获得经典桂冠的特权。
       正是鉴于“红色经典”经典化的这种对“红色”的非理性崇拜，非经典化论者一般都把他们的思维集中在被经典化论者不加反思地经典化了的“革命”上面，并通过对其表现的“革命”的反思，使被红色桂冠遮蔽了的“革命拜物教”的一面得到澄明。例如对于《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中肯定和宣扬的建立在“阶级仇恨”上的人身污辱、人身施暴以及革命暴力和语言暴力，经典化论者总是以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加以褒扬，《红旗谱》中大贵、伍老拔杀猪如同杀地主冯老兰，一边杀猪一边说“开冯老兰的膛”、“摘他的心”、“摘他的肝，看看有牛黄没有”；《保卫延安》写英雄王老虎与敌人拼刺刀，细致而玩赏地描写英雄怎样刺中敌人的喉咙，怎样让刺刀穿过敌人的肚子插进地面，怎样一只脚踏在敌人的胸膛上，怎样拾起枪朝敌人的脑袋上猛击，打得敌人脑浆迸流，怎样把两个指头戳进敌人眼睛，还有另一个英雄马长胜，把“敌人的尸体垒起来当工事用”；《红日》一次肉搏战的描写，更是惨不忍
       睹。可是，经典化论者却说，“我们并没有感到这种暴力是多残忍，相反，人们从中所获得的是暴力的快感”!该著还礼赞了这类作品普遍的“语言的暴力”，据说是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诗学”，认为“革命言论的放纵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革命’常常成为革命言论的播散、放纵，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革命言论的狂欢”!“整个战争便成为革命言论的大聚会”，“革命是何其的痛快淋漓”!对于这种也许是基于解读者本身的“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暴力、革命恐怖的狂热，非经典化论者以细读文本为基础做了有说服力的诠释。黄子平从总体上把这批小说称做是“灰阑中的叙述”，而这种“灰阑中的叙述”，不过是叙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将革命经典化”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和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无往而非灰阑”，叙述者和阅读者、解读者均在“灰阑之中”，只有意识到“灰阑”才能走出“灰阑”。当那些“灰阑”中描写的“革命”已经过去，仍然以一种暧昧不明的“革命激情”、“革命快感”礼赞革命的恐怖暴力的快感并将其经典化的解读者，和前述那些同名电视剧观众对“红色经典”的守护一样，存在着有待澄明的以“革命快感”、“革命激情”为心理情结的“政治无意识”。《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红色小说》，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研究革命历史小说的著作，却能以理性的清醒，非情绪化的审读，看出了所谓的“革命激情”是怎样炼成的。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规训下的激情，是“潜主题在显主题的有力规范下，承当着辅助和激发革命激情的叙述功能”，而“暴力”这一带有中性色彩的词汇，为“献身”、“反抗”、“牺牲”、“消灭”、“斗争”、“清算”、“翻身”(还应该有“阶级仇恨”、“革命复仇”等将暴力合法化的词汇——笔者注)等具有明确价值判断的词汇所代替，分别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充当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暴力行为的代码。“敌人的身体，在‘痛打落水狗’革命豪情的叙事中，只能充当活的道具。此类人物的身体，成为红色革命叙事中等级最低、敏感度也最低的身体，是革命叙事中最无发言权的身体”。这是何等澄明的理性的与学理的解读。革命历史叙事中隐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的人的身体的狭隘的功利化、等级化，被混沌的“革命激情”、“革命快感”所遮蔽的人文之思的真理性，在这种證明的语言之光朗照下得以敞亮。
       从以上对这组作品群经典化与非经典化的梳理，可以看出隐含在二者背后的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价值判断标准。分别命名这两种事实上存在的不同的价值标准，是当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实践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迫切的理论问题。笔者倾向于把这种事实上存在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分歧明朗化，以形成不同价值标准、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对话，在争论中逐渐达到合理的历史整合，这样才能把丰富多姿的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后学”、“新潮”迭起，混淆历史功过、价值是非的“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和否定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反启蒙、反五四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的话语成为时尚的当代思想学术界，已经是一个能否接续现代性的五四人的文学传统，走出蒙昧和欺瞒，告别人和文学的双重工具论，走向人与文学的双重独立和自由的迫切的不能回避的问题了。至于如何命名，笔者主张用“启蒙”和“革命”这两个关键词来标志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前者与权利、主体性、主体间性、个人、自由、独立、和平、民主、尊严、爱等相关联；后者与权力、民族、国家、集体、阶级、群众、斗争、暴力、仇恨等相关联。并不是说“启蒙”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及其相关词汇在词源学原初意义上就是分割的和互不相容的，而是后者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经由权力的控制而逐渐失去了它们原初的合理性，逐渐地添加进一些与鲁迅所说的启蒙在于“立人”，“立人”方能“立国”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价值目标相悖的意思。清理“启蒙”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世界性价值平台上实现新的整合，是文学研究乃至20—21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一个有关人的生存和命运的重大命题。
       走出“灰阑”而意识到了“灰阑中的叙述”的狭隘政治功利性，意识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所必需的共通的人文主义价值底线，并且意识到一旦失去这个底线会带来多么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灾难，是非经典化论者的一种理性的共识。黄子平说他写作这本解读革命历史小说的书的目的，是“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极愿意展示作者——作为基本上由‘革命历史小说’滋养了因而也局限了其阅读想象力的一代人中一员，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的艰难过程”，“此书实际上是对少年时代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自我精神疗救的过程。
       笔者也属于被“革命历史小说”所滋养的一代人，与文中所述对这些小说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论者不同的只是当年他们在少年时代或儿童时代，而我正处于青年时代。正当风华正茂的热血青春期。那种被灌输、被规训的革命狂热和革命快感的“政治无意识”，那种被赐予的似乎是无比荣耀的却又是虚幻的“革命群众”身份，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怦然心动。此文的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我把这种疗救的完成，看做是一种迟到的走出蒙昧的“革命拜物教”和蒙昧的“革命群众”身份的独立主体的艰难的成长过程。而且，正是在这种自我疗救的过程中，我才深信只有走出蒙昧才能有独立思考和独立主体的成长。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幸运。迟到的幸运也是幸运，因为它毕竟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2007年2月14日写就于开封
       2007年2月22日改定于郑州
       [责任编辑 刘剑涛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