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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7－08－1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26)
       作者简介：申继亮(1965－)，男，河南新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下，在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困难面前，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家乡农村，托付给他人代为照看，因此也就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活在残缺不全的家庭中的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儿童群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留守儿童受到侵害、自杀身亡以及因监护不当而造成事故等事件的频频发生不断见于媒体。随着农村留守儿童发展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最大的不同就是，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所导致的生活环境的变化。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问题，也就是探讨这种环境上的改变对留守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其实质就是考察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环境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1　环境与个体发展的相关理论
       1．1　单向因果模式
       早期的发展理论家往往用一种单向的因果模式(unidirectional causality)来看待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例如，Watson等人提倡的S—R模型认为，除极少数的简单反射外，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影响。Watson提出，如果让他在可以完全控制的环境里去培育婴儿，他能使任何一个健康的婴儿变成任何一种人物。而Freud则着重强调儿童的早期童年经验对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它们都认为个体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不可控制的力量的影响，环境与个体是孤立的两个个体，儿童的发展直接取决于外界环境，且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
       1．2　交互作用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发展理论的兴起，经典交互作用论(classical interactionism)开始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与单向因果模型不同，该理论强调个体与其所处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是一个积极的、有目的性的行动者，并非简单地被动地接受，且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向的。口’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和系统论的迅猛发展以及纵向研究的复兴，整体交互作用论(holistic interactionism)逐渐浮出水面。整体交互作用论的理论家认为，心理事件不但反映了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反映了个体内部生理、心理和行为等诸多因素之间持续进行的交互作用过程。
       从单向因果模型到整体交互作用论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个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生态化的过程。其中，基于交互作用论思想的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更为我们理解“儿童留守”以及相关的社会处境不利状况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1．3　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环境与个体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以自身为主体，与周围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个体所生活的不同的直接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也受到这些直接环境所在的更大的环境的影响。它是一个由小到大，层层扩展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微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系统四部分。每个层次的系统都和上下级系统相互包含、交互作用。微系统是个体直接面对和接触的一些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模式，对于儿童来说，主要包括家庭、班级、邻里等；中间系统是这些微观系统的相互联系，例如可以理解为伙伴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等；外部系统是将中间系统延伸到其他的社会组织，诸如家长的工作单位、朋友等；而宏系统则是指儿童所处的社会或亚文化中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或意识形态，可以看做是某个文化、亚文化或其他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它们通常是指社会阶层、种族或地区、不同的职业、时代或生活风格等。
       以上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环境影响个体发展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的缺失导致其家庭环境的失衡，进而波及到儿童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系统，如学校生活、与同伴的交往等的变化。而他们与非留守儿童在环境上的差异是否会直接导致留守儿童发展中的问题呢?带着这一疑问，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2　我们的研究：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环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这是异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当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往往趋于表面化，多来自直觉性的经验总结，或单纯从量化研究的角度展开探讨，进行简单的群体比较。为了更全面地揭示环境在留守儿童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小组从质性和量化两方面对该问题展开了探讨。
       2．1　质性研究的相关结果
       为了对留守儿童问题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们于2007年3月在河南农村对20名留守儿童及其老师、同学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涉及到各种监护类型和发展状况的留守儿童；访谈内容涵盖学习、情绪以及行为等多个方面。结果表明：(1)在学习上，留守儿童的成绩参差不齐。据教师反映，在20名留守儿童中，学习成绩好的有5名，成绩差的只有1名。一半以上的留守儿童认为学习很重要，比较努力，学习态度较好。(2)在情绪上，因为留守儿童正处于青少年情感、性格发展的转折期，与父母的长期分离使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带来一些消极的情绪体验。其中孤独感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但在访谈中，也有近半数的留守儿童提到自己在父母刚开始外出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绪体验，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情绪也开始逐渐好转。(3)在行为上，虽然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存在着较多的打架和逃课等问题行为，而笔者通过对他们及其老师和同学进行访谈时发现，仅有不到25％的留守儿童被老师和同学提到存在有攻击、退缩或违纪等行为，大部分留守儿童在行为适应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在生活上过早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访谈中发现，75％的儿童提到了自己平时在家里干家务活，内容包括整理房间、做饭、刷碗和洗衣服等。访谈中还发现，很多留守儿童在班上与同学们的关系较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
       从以上这些质性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在情绪和行为上，有一些留守儿童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从整个群体的角度来说，这种问题并非十分显著。与
       非留守儿童相似，留守儿童内部的差异较大，因此虽然有一些留守儿童产生了不良的适应结果，但尚不足以代表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特征。
       2．2　量化研究的相关结果
       2．2．1　基于群体的差异检验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发展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量化研究。
       赵景欣等人在河南农村选取了422名双亲外出、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作为被试，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和问题行为进行了研究。ANOVA结果表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情绪抑郁方面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34，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类儿童(p＜0.05)，双亲外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一结果说明，留守儿童群体在抑郁水平上并没有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不仅如此，经检验，在自尊、交往的主动性和反社会行为上，三类儿童的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胡心怡等人用量表法对245名湖南农村儿童(其中留守儿童124名)的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结果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虽然在生活事件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06，p＜0.05)，但在焦虑、抑郁、偏执、适应不良、情绪失衡、心理失衡及自尊等心理健康指标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均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说明，虽然留守儿童在生活压力事件水平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非留守儿童却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考察不同留守情况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留守时间(1—2年、3—4年、5年以上)的主效应显著(F=7.18，p＜0.05)。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现，留守时间在5年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1—2年、3—4年的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虽然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来说是一个不利的环境，但在以上笔者所做的一些研究中，却并未发现留守本身给儿童的发展造成任何直接的不良影响。这一结果似乎与以往关于环境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种种理论不符，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环境和人的发展并非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目前，大量的关于留守儿童发展的负面描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不良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了个体发展的主动性。面对留守儿童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的留守儿童发展得较好甚至比非留守儿童发展得更好，而有些留守儿童却发展得不好呢?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似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
       2．2．2　基于弹性理论的研究
       2．2．2．1　心理弹性理论简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弹性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普遍关注的一种心理现象。所谓心理弹性，是指在显著不利的背景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它有两个条件：一是当事者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严重的压力事件或逆境；二是尽管如此，当事者发展状况(结果)良好。由此可以看出，在弹性研究中要有危险因素的存在，一般来说，危险因素主要是指个体发展中的一些不利条件，诸如社会经济地位低，巨大的社会创伤、长期贫困、离异以及其他不同种类的危险因素的累积等。它对个体发展所产生的不良效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加剧效应，是指独立于其他因素的危险因素的主效应；二是易感一反应性(vulnerable and reactive)，是指随着压力水平的增加，危险因素与不良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增强。除此之外，在心理弹性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不良展，儿童仍有可能正常发展，甚至有可能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这一观点引出了心理弹性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保护因素。它与危险因素相对，是指那些可以使个体在危险环境中避免不良发展结果，或者可以使其打破不良发展过程并引导个体进入积极发展进程的因素。在当前的研究中，已经确认了的保护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个体因素(智力水平、气质、性别、对经历的认知一情感加工等)、家庭因素(父母关系和谐、良好的教养方式、良好的亲子沟通等)和家庭以外的较为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友谊、社会支持网络等)。为了区分保护因素在不同研究模式下所起的作用，有研究者对保护性效应进行了分类，其中改善效应专指在不考虑个体危险因素的前提下，能够使个体获得收益的变量。
       2．2．2．2　基于弹性理论的相关研究结果　在之前对留守儿童所进行的一系列质性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选取了河南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为被试，结合心理弹性理论，着眼于留守儿童的近端环境，对环境与留守儿童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结果如下：
       研究考察了留守状况这一远端压力与留守日常烦恼这一近端压力，对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抑郁情绪可能存在的加剧作用以及作用强度。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能够显著地预测其反社会行为(β=0.29，p＜0.001)，但留守状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对于抑郁水平，虽然二者都进入了回归方程，但留守日常烦恼的标准回归系数(β=0.31，p＜0.001)大于留守状况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9，p＜0.01)。由上述可知，与留守状况这一远端压力相比，留守日常烦恼这一近端压力对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抑郁情绪的加剧具有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研究假定留守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外亲子亲合、内亲子亲合、外行为管理和内行为管理为留守儿童的保护因素，考察了它们在压力环境下对不同留守儿童反社会行为和抑郁情绪的改善作用及作用大小。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外亲子亲合显著地改善了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β=0.27，p＜0.01；R²=7％)；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显著改善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的抑郁情绪(β=-0.26，p＜0.01；R²=6％)。并且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的外行为管理和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有效地抑制留守日常烦恼对反社会行为的加剧作用；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内行为管理能有效地抑制留守日常烦恼的引起的反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内亲子亲合能够抑制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对其反社会行为的加剧效应；外亲子亲合能够抑制留守日常烦恼对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留守儿童反社会行为的加剧作用。
       由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的近端压力对于反社会行为水平和抑郁的预测作用强于远端压力。因此，留守本身只是一个标签，并不能直接解释个体发展的差异，而日常积极事件、亲子亲合和养育者行为管理等保护因素也对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水平和抑郁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保护效应。就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功能、情感交流功能等的弱化，但是如果能够
       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与子女的情感、增强与子女的情感联结，就有可能有效地降低留守儿童的抑郁情绪和反社会行为。以上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内亲子亲合能够抑制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对其反社会行为的加剧效应。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笔者的访谈研究中发现，大约一半的双亲外出留守儿童认为，监护人完全可以替代父母。加之农村儿童的父母并不像城市儿童的父母那样重视与孩子的沟通和家庭教育，因此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两人均不在身边，但只要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得当，监护人负责，这样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发展水平相似甚至更好，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个体内部的保护因素，例如孩子本身的性格等，也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3　展望：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3．1　注重对近环境的研究
       通过回顾以往关于环境对个体发展作用的相关理论以及针对留守儿童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一样，儿童的远环境只是一个缺乏解释力的标签。远环境是通过变化相应地影响儿童的近环境，从而作用于个体，因而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远环境本身并没有方法直接说明因它而引起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和要求，也不能描述它们所要求的适应性过程，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而只有更近端(proximal)的个体一环境互动以及能够说明儿童、青少年的直接的日常体验的发展环境，才能最为直接地影响个体的发展结果。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单纯的研究远环境，例如留守、留守时间等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粗糙。在今后关于留守儿童或者其他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更复杂和更深入的近环境的作用，例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家庭教育观念和监护人的教育质量等，而不单单研究留守本身，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抓住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及时有效地采取干预措施。
       3．2　进一步关注个体内部的变量
       当前，大量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和夸大了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了个体发展的主动性。任何不良的发展都不能独立于积极的个体特征而存在。这些积极的特征可能会成为一种保护因素或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战胜、补偿或削弱留守带来的消极影响。目前，关于个体因素，例如性格特征、智力因素等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仅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压力应对等。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深入下去。
       [责任编辑　焦薇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