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商业文化跨地区、跨国度的传播历程中，商人是传播主体，商业精神是文化传播的灵魂，商业繁荣则是其文化传播诸多成果的外在表现。商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步的推进者，中外商人所推崇的商业理论及商业信条，并由此而凝聚成的商业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繁荣是社会稳定与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世界范围内商业文化的有效传播，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商业精神；和谐；文化传播；文明进步
中图分类号：GIl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133－08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商人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作为商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商人在沟通人类贸易往来、引导消费、促进商业繁荣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所总结、提炼的商业精神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商业繁荣，共同构成了世界商业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幅画卷。然而，多年来学术界对商人在世界商业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进行研究。对中外商人的商业经营思想和商业经营理念也没有进行比较性的评判或总结，对世界商业文化传播的历程也没有进行系统勾勒，在世界商业文化跨文化传播领域，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多无涉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试作阐述。
一、商人在世界商业文化传播中的地位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大舞台上，商人们扮演着特定历史环境赋予的特殊角色，享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商业社会里，商人们可以堂堂正正经商、理直气壮赚钱；而在东方封建专制统治下，商人则畏畏缩缩做人、战战兢兢发财。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长一段时期，商人被视为“无商不奸”、“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的“小人”，在生活中许多人认为“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不在其列的商人的地位自然更无从谈起。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标准下，商人们所赚之钱也就成了“不义之财”，他们不敢独自享用这些充满“铜臭味”的“身外之物”。赚钱之后要么买官或寻找靠山，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要么广济博施，行善一方，为家人获得“义”名。于是，商人便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人，被异化成了“官商”、“儒商”、“侠商”、“义商”。19世纪中叶，当外国的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洋货和洋人纷纷拥进中国市场的时候，“买办商人”又应运而生……千百年来，中国商人生活在权势的“阴影”下和道德的“桎梏”里，其地位并没有因为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而有丝毫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变革的人们对商人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提法欣然接受，对“谁富谁光荣”的口号不再持有异议，而是去积极实践。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人纷纷投身商海。“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两亿待开张”，这句带有调侃性质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想过把商人瘾，赚笔额外财的特殊心态。商人成为中国社会的“弄潮儿”，是人们对商人的认识发生逆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
在西方商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商人的地位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早在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的一些早期奴隶制城邦或王国往往是靠工商业立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不仅是国家疆域的开拓者、社会财富的敛聚者，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往往成为国家统治机构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商人俗称有三高，即智商高、学历高、地位高。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商人与生俱来就担负着与东方商人不尽相同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能在经济领域内呼风唤雨，而且能在政治生活中翻云覆雨，甚至对国家的立法和外交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快，为中国商人施展才华走出国门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而中国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市场又为外商构筑了一个掘金聚银、再现风采的舞台。中国商人要走出国门，外国商人要闯进中国，东西方商人的冲突、碰撞引起了传播的交流，因此，东西方商人的交往、交流以至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势在必行。市场没有国界，在2l世纪这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中外商人都会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紧紧抓住新时代所带来的一切机遇，创造出更为令人瞩目的业绩，从而推动世界商业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世界商业文化传播的历程
商人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成熟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交换而出现的。这一时期，大致是原始社会解体及奴隶社会初期。中外商人的诞生及商人阶层的形成经历大致相同。也就是从商人阶层诞生那天起，他们就肩负着传播世界商业文化的重任。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两河流域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发展，商业发生，商人逐渐出现。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的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铭文上，称经商的商人或商业经纪人为“沙普一加里”。随着贸易的频繁特别是远距离对外贸易的发展，居问的职业商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两河流域称这种商人为“达木卡”，意为国王和神庙的商业代理人。“达木卡”不仅进行贸易，而且还经营国家税收、兼放高利贷和经营土地，他们手下还拥有一批专门帮助从事贸易活动的“零售商”，称之为“沙玛鲁”。到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达木卡”的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高利贷奴隶主阶层。古亚述王国时期，通过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扩张，势力曾达到地中海沿岸，古亚述的商人们通过军事远征，在小亚东部的卡尼斯等地进行殖民活动，建立起自治的政治组织，成为当地掌握国家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
随着地区间贸易交往的增多，商人们活动的区域逐渐扩大，于是在文明发源地及周围地区逐渐形成了最早的国际商业通道。两河流域之地也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连接与埃及、印度、伊朗、地中海沿岸等地进行区间贸易的陆上商业中心。这里通向外地主要有两条商业通道。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出发，向西经叙利亚草原到地中海沿岸、经巴勒斯坦至埃及；另一条是经底格里斯河到苏萨古城，穿越伊朗高原到达印度河流域。这一时期，商人们进行贸易的海上通道也有两条。一条是从地中海沿岸的毕布勒向南地中海东岸到达埃及，向西经塞浦路斯抵克里特岛再通往希腊大陆；另一条是从波斯湾经阿拉伯海到印度河口，或沿阿拉伯东部海岸经红海到埃及和蓬特。除了以上提到的商业通道外，还有许多区域间的通道把东北非洲与西亚、爱琴海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古代，商人个体的经商活动由于受到客观条
件的限制，在对外贸易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商人活动而进行的往往是贸易和掠夺并存的军事商业远征。埃及第三王朝法老斯尼弗鲁时期，曾派遣庞大的商队，一次就从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邦腓尼基运回40船雪松；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也从西亚地区掠夺来熊、容器、橄榄油、琥珀等。埃及大臣胡福霍尔曾四次率领商队深入非洲腹地，其中一次带了3000头驴驮运谷物、香料等到努比亚部落进行交换。两河流域的军事商业远征更具特色，苏美尔史诗曾记载乌鲁克城统治者恩美尔格尔曾率商队兵临伊朗地区的阿拉特城下，用粮食、牲畜换回了阿拉特城提供的金、银、铜、锡、玉石及建筑石材、木材等。这一时期，军事商业远征虽然在商业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同地区商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腓尼基商人、希腊商人、罗马商人、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英国商人纷纷活跃在世界贸易通道上，开始以不同的经营风格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经商活动中一展风采、备受世人瞩目。
中国商人大致诞生于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商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随着商业的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行商阶层开始出现。尧、舜、禹时代，“帝舜”在接受尧“禅位”之前，曾“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由史料记载可知，舜成为中国买贱卖贵、从事商业活动的第一人。
夏朝后期，商人的祖先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亥经商的传说，是我国史籍中有关“商人经商”的较早记录。
如果说夏朝有关商人的记载带有传说的成分，那么商代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出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商代和西周的城市里，出现了商业比较集中的“市”，市内设有“肆”，说明当时的城市商业已初具雏形，随着商品交换的种类增多、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扩大，商业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从商、周直至唐、宋、元、明、清，商业活动一直延续几千年，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商人也从“个体”经营变为“职业”经营。随着以经商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增多，商人阶层开始出现，商业派系也逐渐形成。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商人阶层的出现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但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以前，在简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存在的条件下，已经陆续出现了以媒介商品交换为职业的个别商人，王亥驾车经商就属此类。到商代，商人从事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古史考》记载，商代后期，曾辅助周文王的吕尚(姜子牙)在得到文王赏识之前，曾“宰牛于朝歌，市饭(贩)于孟津”，在朝歌和孟津之间从事贸易经商活动。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商人阶层开始形成。史书关于“殷人重贾”、“殷人重富”的记载，反映了商代人重视商业的程度，也反映了商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事实。由于殷人多善经商，因此，周灭商后，巩固政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这些殷遗民固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让他们专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于这些人是亡国之人，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又失去了土地，因此，只好以经商为职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行业群体。殷遗民从事商业活动因为有人为的因素，而这种职业操劳奔波，为贵族所不齿、庶民所不能为，因此，有人推断这就是中国轻商贬商的历史遗俗的根源所在。
因为经商能够获取利润，因此，奴隶主往往把经商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商周时期，实行官商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所谓工商食官，就是指工商业活动由官府控制，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则是手工业者和商业奴隶，他们隶属于官府，由官府提供简单的饮食，其地位低下，且世代相传。商周时期，除了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外，有些奴隶主贵族因垂涎利润，往往直接经营商业，他们的经营实际上就是驱使商业奴隶为其贩运商品和经营商业。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就成为历史的遗俗。
春秋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分为行商和坐贾。关于行商和坐贾，《
白虎通义》中对商贾之分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日商，居买日贾。”这就是说，行商是走村串寨进行沿途买卖的商人，坐贾是有一定的场所，招徕他人来买东西的商人，商人经商的方式有所分化，经商的区域有所扩大，反映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兴盛程度。
商业发展和商人阶层分化的结果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郑国商人弦高因“爱国”而出名，子贡则因提出“物以稀为贵”的经商法则而为后人所推崇，范蠡更因为总结出一整套经商理论并运用于实践而被人们尊称为“商圣”、“商祖”。春秋后期，商业发展又出现了新情况，私人工商业在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工商食官”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富至千金”、“家累万贯”的名商大贾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就有农、工、商并举的猗顿，凭冶铁发家的郭纵，靠畜牧致富的乌氏倮，以经营农副产品见长的白圭，因投机而发财的吕不韦等。自此以后，尽管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各个朝代多有实施，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历代名商仍层出不穷，从古代到近代的著名商人就有郑和、汪直、古耕虞、胡文虎、胡雪岩、虞洽卿、冼冠生等，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仅诠释着一幕幕经商传奇，而且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商业变迁、政权更替、民族兴衰的最好的印证，他们的名字和商业业绩被永远雕刻在世界商业文化发展史的里程碑上。
三、商业精神是商业文化传播的灵魂
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商理论、经商法则，或在经商活动中所遵循的原则，所贯彻的思想，历来被人们视为宝贵的财富。这些经商理论、法则、原则、思想在经商活动中体现为一种商业精神，作为商业文化的精髓多流传至今，并对新时期的商人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商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两河流域的“达木卡”在为国王聚集财富的同时，自己也兼做“中间人”，通过“零售商”来为个人赚取利润；埃及庞大商队浩浩荡荡，不惜兵戎相见也要与对手进行“贸易”，也是受巨额利润驱使。阿拉伯商人的骆驼队在炎热的沙漠中艰苦行进，英国商人的船队在浩瀚的大海里颠簸航行，犹太商人在险恶的环境中疲于奔命，美国商人的脚步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踏遍世界……商人们所有的行为，多是为追逐利润所致。中国商人经商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追逐利润，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管仲曾指出：“其商人通贾，倍道夜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利在前也。”这就是说，中国商人经商的最根本动因也是一个“利”字所驱使。然而，在实际生活和经商实践中，中外商人在
“利”的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心态，并由此而演绎出不同的精神理念。
1 “契约制利”与“以义制利”
西方商人在经商活动中从不掩饰自己追逐“利润”的日的，为赚钱他们可以放下人情、面子，可以先小人、后君子与对手签订契约，甚至与朋友、亲戚、熟人法庭相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生意场下仍与人保持着友谊和亲情。
中国商人言利就比西方商人含蓄得多了。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熏陶，中国商人一方面遵循“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经商原则；另一方面又提倡“重义轻利”的经营作风，他们赚钱不能多言钱，获利还不能忘义，在经商的过程中也往往注重亲情，习惯于口头协议，一旦与对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便以“信誉”和“情义”作为双方相互联系的保证，有时并不计较经商活动中的某些利益得失。因为“义”字当头，因此在经商活动中往往坚持“以义制利”的经商法则，力求与他人建立起和谐共存的关系，不敢触动更不敢打破儒家思想所维系的“恭”、“宽”、“信”、“敏”、“惠”等处世原则。而当钱财聚集到一定程度时，他们或是像古耕虞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部分财产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是像范蠡、胡雪岩那样，一度弃商从政，或半商半政，跻身于上层社会，扮演社会名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国的富商大贾除少数囤积居奇、横征暴敛外，多数堪称为“儒商”。
2 商业冒险与“贵和持中”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面前，中外商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演绎出许多生动曲折的故事。经商既然如同战场搏杀，自然要承担风险，对于这一点，中外商人都有深刻的认识，但对于怎样承担风险，中外商人却有不同的认识。西方商人敢于冒险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世界商人阿曼德·哈默一生都在冒险，他在美苏之间用成吨的粮食换回整船的钻石和皮货是冒险，他在前苏联投资办铅笔厂，在美国经营威士忌酒、经营牧场也是冒险，他在利比亚打油井、在中国开煤矿……同样是冒险。他是学医出身，经商活动所涉及的领域基本上都不是他所熟悉的，但他靠着智慧和判断，敢于冒这个险，结果不断取得成功。在西方和日本商人心目中，冒险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日本商人藤田在喜食米食的日本卖肉馅面包，世界冰王图德往不知冰为何物的马丁尼克岛上贩运冰块，禾田一夫毅然放弃本土日本将经商总部迁往香港、再迁往上海等，恐怕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其结果，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
中国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中庸”思想表现得特别明显。有钱大家赚、风险大家承担的心态在商人的经商活动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来。说到底，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持中”观念起的作用。贵和，就是讲平和、做事四平八稳、经商和气生财。另处，贵和还有和气、和睦、和谐的意思。持中，则是折中，“执两端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在经商活动中贯彻这种思想，其结果是商人的冒险精神不够，开拓进取不力，而且一遇到困难，就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许多商人甚至在经商活动之前，就通好路子、找好靠山、拉好伙伴，预备在经商活动中大家一起来承担风险。这种“中庸”思想导致中国商人经商有局限性，他们或是拉帮结派，如中国的明中叶已形成福建商帮、宁波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等；或是偏隅一方，在特定的区域和范围内活动，难以形成较大的气候。这也是中国古代商人中名商人少，而商会、帮会名声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诚实与信用”的“帝王法则”
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商人们又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区之中，但无论有怎样的差别，他们在坚持“诚实与信用”这一经商法则上却是惊人的一致，被商人们称为“帝王法则”，并为世界各国商人所普遍推崇。中国古代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奉行“以义制利”、“诚信无欺”的准则，他们所创造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平交易”、“保管来回”等经商名言流传至今。明代大海商汪直尽管沦落为“寇”，但在沿海地区他仍以“义”和“信”从事经商活动，在民间被人们称为“义商”，并多次在沿海群众的帮助下逃脱明朝的围捕。商人沦落为寇，尚不忘“信”、“义”二字，可见“诚实与信用”的经商法则在中国古代商人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从古至今，中国商人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如弦高、子贡、范蠡、白圭、阮弼、程维宗、黄豹、黄莹、程封、黄崇德、汪通保、吴荣让、孙春阳、郑观应、胡雪岩、胡文虎、冼冠生等，他们有的斥资救国，有的宽厚仁德，有的博古通今，有的崇尚节俭，但无论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呈现出怎样千变万化的特点，有一点却是他们脱颖而出、立足商界的根本，这还是“诚实与信用”的经商法则。西方商人在经商活动中也特别注意坚持“诚实与信用”的经商法则，但他们的“诚实与信用”是建立在“法律条文”和“契约合同”基础之上的，和东方商人相比，他们的“诚实与信用”可能缺乏一些人情味，在经商活动中却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日本八佰伴的创始人禾田加津老夫人和她的长子禾田一夫在初建水果蔬菜店时采取明码标价的经营策略，靠诚实和信誉赢得了热海地区顾客的赞赏；日本肉馅面包大王藤田为了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不惜代价租用飞机运货履约，从而换来了“银座犹太人”的美称。商人们用诚实和信誉为自己换来了声誉，也为自己开拓了无穷的利润空间。
4 “酒香不怕巷子深”与广告利器
中外商人在广告宣传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奉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商人，也有以“义”和“德”聚集钱财的商人，同样也有靠广告招徕顾客的商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的广告形式，除了传统的陈列、叫卖、吟唱等外，还有彩楼、欢门、招牌等。如《
东京梦华录》介绍当时汴京酒店时说：“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如遇节日喜庆，彩楼、欢门更是装饰一新，大肆招徕顾客。随着近代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出现，中国商人利用报纸、杂志进行广告宣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上海冠生园的创办者冼冠生曾请著名的电影演员、有影后美称的蝴蝶站在其特制的月饼塔旁拍照印成广告画，上面题有“唯有中国有此明星，唯有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词，四处张贴，引起极大的轰动。中国近代大商人胡文虎也曾设计“美女伴虎”的广告画面，为其商品进行广告宣传，由于画面独特、视觉冲击力强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西方商人对广告似乎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做生意不做广告犹如女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向她的情人使媚眼”一样，他们往往把广告作为行销的有力武器。李维·施特劳斯设计、制作的两匹马反向撕拉一条李维氏牛仔裤的广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美国电影明星在屏幕上塑造的西部牛仔英俊潇洒的形象，曾使千百万美国民众为之迷醉，上至总统，下至流浪汉，均以身穿牛仔裤为荣，明星们的广告宣传使牛仔裤成为风靡世界的新潮服装。和李
维·施特劳斯相比，麦当劳快餐业的创办人克罗克的广告宣传则更有新意。金色拱形M标志，不仅成为麦当劳的识别标志，而且成为干净、整洁、快捷的象征。M金色拱形标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
中外商人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创造的法则很多，如在用人上他们强调“招贤纳才”、“用人才不用奴才”，在运作上他们强调“斗智斗勇”、“避实就虚”、“官商联姻”，在管理上则强调“中庸之道”或“赏罚分明”，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继承中外商人优秀传统的商人称之为“儒商”，他们为“儒商”所下的定义是：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美德和现代管理意识的商人。人们认为，“儒商”的内涵也即浓缩的精神理念应该包括：守信和重义、仁爱和竞争；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人职业道德；崇尚在管理上具有交相谋利的人文精神和现代化的管理艺术；修身报国，提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感。儒商所包含的内涵，是对中外商业精神的最好提炼。这种无处不在的商业精神和商业理念，日渐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并推动世界商业文化在更宽泛的范围内纵深传播。四、商业繁荣是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商业繁荣是商人经商活动日趋活跃和成熟的具体表现。商人们的辛勤劳作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左传》记载：“农以殖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近代思想家郑观应也提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哉!”这几句话反映了商人对促进商业繁荣，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史上可以看到，城市的出现和商人们的经商活动密切相关。
随着交换活动的增多和交换范围的日趋扩大，用来临时交换商品的场所逐渐固定下来，随着为商品交换活动服务的各种设施的建立、人员的聚集和分工，城市的雏形逐渐显现出来，人们称最初出现的城镇、集市为商业城市或商业城邦。早期城市的出现，可以看成是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又为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更为便利的条件，这在埃及的早期城市国家“州”，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及希腊的雅典及斯巴达城邦，还有罗马人的殖民城邦的发展史上，都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在英国初期的市镇中，几乎有1/3的人从事建筑、服饰、食品和酒类贸易，而且把未加工的衣料卖到尼德兰和德国北部，这种频繁的贸易，不但使城市本身更具活力，而且还影响着地方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贸易逐渐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生命线，贸易发展与城市化几乎是一个概念，商人们通过拥有财富，保持自由公民的身份，把财物捐献给社会，建筑公共设施，开办学校和医院，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社会发展及商业的繁荣。
文明古国印度在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出现城市国家，城市国家主要出现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些城市国家里，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内陆贸易不仅很活跃，商人的足迹也远涉海外的斯里兰卡、缅甸和西亚。佛教文献曾记载，在印度波罗奈城有一个商人名叫普富，他带领500名商人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在城市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很快形成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吠舍阶层，这一阶层联合刹帝利同以婆罗门贵族为代表的等级进行了斗争，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推动了反映其利益的佛教的广泛传播。印度商人活跃的海内外贸易活动，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公元前6世纪以后，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从恒河上游地区转移到工商业活动比较兴盛的恒河下游地区，这对印度东部历史的发展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希腊各城邦之间，希腊和亚非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频繁，甚至和地中海也有商业往来，当时希腊人能够制造和使用水手近200人的三层桨座大船，航行于地中海沿岸各岛屿城邦之间。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开展了大规模的商业殖民活动。海外殖民活动首先从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发达的城邦开始，工商业者或商人为了寻求原料和奴隶来源外出经营，纷纷在海外建立新的城邦，海外城邦的范围遍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西地中海北岸、黑海沿岸等地。这些在移民地和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城邦，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接触并吸收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文化提供了方便。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功不可没。
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麦加在早期是一个商业城市，它是作为南阿拉伯香料运往北方的一个商道口岸和中转站而建的。当时，麦加被北阿拉伯地区的古莱氏部落占据，古莱氏部落的人们不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是专事商业活动，他们与拜占庭、阿比西里亚及波斯边区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贸易往来，每年冬夏，均组织大规模的商队前往南方和北方做生意，在麦加附近，他们也设有大规模集市，每年大批外地客商云集麦加，使这里成为对周围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圣城。公元623年，“克尔白”被定为穆斯林礼拜的方向，麦加城就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向往和朝拜的宗教圣地，源源不断的香客川流不息，他们来到举目无亲的麦加，衣食住行依赖于麦加商人的安排。
朝圣刺激了麦加的商业繁荣，阿拉伯商人为朝圣的人们提供各种服务，与此相适应的是麦加的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均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麦加由一个商业‘圣城’转化为宗教城，同时又不放弃其固有的商业职能，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才能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世界级的大商人。”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商人沟通东西方贸易，共创商业繁荣的标志之一。
丝绸之路大致形成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它是一条横贯亚洲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沟通当时的国际贸易最为突出。它也是各国商人用辛勤的汗水，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开拓出来的，对许多国家商业繁荣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业通道。当时的中外商人爬过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越过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穿过泥泞难行的水滩沼泽，把中国的丝绸、铁器、镍、贵重金属、漆器、杏桃和甘蔗等运到中亚、西亚直至罗马。同时，又将中亚、西亚的毛织品、玻璃、宝石、玛瑙、香料、化妆品以及葡萄、苜蓿、蚕豆、石榴、番红花、芝麻和黄瓜等运到中国。商人们频繁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各地的商业繁荣和文化传播，在世界商业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商人的商业活动和外国商人相比也是毫不逊色。在商周时代的城邑里，城市商业已开始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把通商作为富国强兵的必要条件，因而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商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作为商人个体还是一个阶层，在促进商业繁荣，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一是行商和坐贾分化，商人的层次和类型增多，商人活动的区域和范围逐步扩大，对沟通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已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二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直接经营商业的大商人，这些商人总结了他们的经商经验，形成了较系统的经商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商业思想的宝贵遗产，而且对后世商人经商影响甚大，甚至至今仍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商原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当代的商业活动仍具有指导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汉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客观上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初期崇尚文治，商业出现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其中以都城洛阳最为有名。当时的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长达二里的大市，“舟车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贩也”。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中国，城市商业已初具规模，隋炀帝时“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济桥东，常有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诸蕃酋长入朝者，常请于东市交易……檐宇如一，咸没帏帐，珍货充集，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这段描述反映了隋朝城市商业的盛景，这种盛景的出现和中外商人的劳累奔波、往返贸易是密不可分的。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活动更为活跃，工商业日趋繁盛。
当时广州、扬州、泉州、长安成为“万国通邦”的国际贸易中心，其情景是“街市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市肆店铺各有专营”。当时，各地客商多以舟船运货至都城进行贸易，为了使皇帝观看到各地货物云集都城的盛况，大臣们将漕舟调集到宫苑墙外展示，大约有二三百只船，船上货物堆积如山，琳琅满目。如广陵郡船上的绵、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上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上的端绫绣；会稽郡船上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上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上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上的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上的蕉菖、蚺蛇暄、翡翠等。这种集货盛况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业繁荣的程度，也反映了各地商人云集都城，进行贸易的盛况。
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城市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以宋代最为突出。
宋朝改革了自古以来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为市”的限制，市场交换的时间和地点不再为官府所限制，致使商业活动有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市场交易也异常活跃。商人们走街串巷做生意，城市内叫卖之声不绝于耳；由于开禁了夜市，商人贸易分日市、晓市、夜市进行，致使当时的汴梁城“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商人们昼夜贸易，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使宋代汴京的商业贸易呈现出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象，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东京梦华录》记载：“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饣追)。惟焦(饣追)以竹架子出青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这里的经商活动变成了一种民族风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对商人经商活动的记载还有：“是月季春，万化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这里鲜花和卖花人及他们动听的叫卖声均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一景，令人赏心悦目。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伴随着工业革命蓬勃进行而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商人们活动的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贸易对象增多，经商于段也日趋多样化和现代化，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存在形式及发展方向。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一个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是推进“世界商业一体化”进程的实践者，英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小国跃为工商业大国，由偏僻的岛国成为对世界商业格局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家，这与富有冒险、开拓、进取精神的英国商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商人曾穿越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把皮货和咸肉运往欧洲市场，他们也曾横渡险象环生的大西洋和印度洋，把包括香料、丝绸、茶叶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商人的脚步踏上了印度、澳大利亚、中国、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英国商人的商业活动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还在为英国商人的开拓、冒险精神感到震惊的时候，英国的商品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以说，世界商业的繁荣与英国商人的辛勤劳作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发展机遇，同时也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昔日称雄世界的阿拉伯商人今日雄风犹在，摘取“世界商人”桂冠的犹太商人在世界商业领域仍是独领风骚，开拓世界市场的英国商人继续领导世界商业发展的新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工商业迎来了信息革命的新时期，在时间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的今天，利用高科技和新观念聚财的日本商人、美国商人、中国商人异军突起，在世界贸易市场扮演着生力军的角色。
商人承载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希望，并真切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世界商业发展和世界商业文化跨地区、跨国度传播的历史轨迹，也能看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商业精神在商人经营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更能从他们独具特色的鲜明个性、浓烈敏锐的商业意识、各有千秋的经营谋略、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中看到世界商业发展的希望。商人们不仅创造和弘扬了商业精神，传播了商业文化，推动了商业繁荣，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还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索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