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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对悉尼·胡克的研究中，无论是对其思想轨迹还是对其思想的定位及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和误解。事实上，厘清胡克的思想轨迹，对于澄清对他的误解和不科学的定位与评价，以至对当代马克思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胡克；马克思；思想轨迹；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B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056－05
       国内学术界对胡克的关注是从胡克被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被引介开始的，并在《资产阶级哲学家资料选辑》以及后来胡克的《理解卡尔马克思》、《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历史中的英雄》等著作的编辑、翻译出版之后，取得了大幅度的进展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却发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胡克思想的解读和批判，而很少有对胡克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方法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读都是基于从胡克思想外部出发的某种预设性定位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些成果也就成为了马克思视阈中的胡克、实用主义视阈中的胡克或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胡克解读，而胡克思想作为其自身的特征并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足够地被凸显出来。也就是说，胡克思想作为其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显然，那个预设性定位决定了对胡克的解读，甚至有时会带来某种误解，从把胡克思想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这种观点近年来遭到的质疑中便可窥一斑。其实，陈亚军先生在《胡克：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一文中，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思了这种定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种反思的一个更具价值的结果是开启了我们凸显胡克思想本身或者胡克思想返真之路，并随之带来了对胡克的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关注。以胡克的思想轨迹为线索，澄清其思想定位的学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马克思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正是本文的基本主旨。
       谈起悉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8)，其思想定位和谱系的双重性便会构成后学者涉足其研究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背景印象。早期胡克跟随著名实用主义者杜威，以其博士论文《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而在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中又凸显了其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身份。“但这位杜威最出色的学生，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实用主义谱系中也鲜为人知。”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源于在我们对胡克的研究中预设的马克思主义立足点，而胡克思想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轨迹被模糊为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胡克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断裂性转变，使得我们在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习惯性的非此即彼式选择中过于粗糙地定位了胡克，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缺乏审慎探究和澄清，并因此对其思想的深刻性、独创性以及其方法论意义视而不见。因此，真正厘清胡克的思想轨迹，并进而弄清楚简单定位胡克的根源，不仅是对胡克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进一步抢救式研究和发掘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一个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哲学家的思想还原和真正尊崇。
       一
       对胡克简单化的截然二分式定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对其早期思想轨迹的模糊认识。一般认为，胡克是在首先确立起实用主义信仰之后，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的，而胡克早期思想的真实轨迹却并没有体现出我们思想习惯中的面貌。
       胡克，190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家境的贫困给他埋下了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思想种子。13岁之前便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大量参与了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活动。虽然此时的胡克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而只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设想产生了某种共鸣，但无论如何，早期的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和激情毕竟大量占据了胡克的近乎空白的思想空间，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以后的思想发展。当然，这不是胡克思想初涉的全部，也不代表胡克没有受其他思想的影响，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胡克思想轨迹范围内，尤其是对应于其以后的思想发展主流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源点。
       从20年代开始，胡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接触杜威，也开始接触和研究实用主义，并在杜威的亲自指导下于192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这个时期，实用主义开始进入其思想空间，并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胡克坦承：实用主义是“思想始终伟大的哲学主题之……登峰造极的表现”书中观点的产生得到杜威的帮助和鼓励，并声明书中所讲实用主义“既不是席勒的个人的和安慰性的实用主义，也不是詹姆士的神秘的和唯名论的实用主义，而自始至终是皮尔士和杜威的社会的和科学的实用主义”。杜威也特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强调胡克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实用主义的水平。显然，在胡克的实用主义中，主要的还是杜威思想，从其思想实质上看，也主要是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阐释。在这里，与其说笼统的实用主义是胡克思想的出发点和主要支柱，倒不如说这一思想源点就是杜威思想。显然，把胡克思想笼统地定位于实用主义，只能在更大和更模糊意义上的流派范围内生效，而对于考察后来胡克在所谓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勾连上，就有失缜密和精确了。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胡克自己也承认其思想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但从一开始，胡可就对杜威的某些实用主义观点持保留态度，比如，他对杜威的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直到后来，在他自己宣布和马克思主义断绝关系之后也没有同杜威保持一致。这足以说明，胡克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并没有坚固一体直至不容其他任何理论观点的地步。而且，正是这样一种对杜威思想的保留，给胡克留下了关注马克思思想的空间。胡克在1928年至1929年前往德国和苏联，旁听柯尔施的讲座并进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学习。马克思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又一次冲击了胡克，这使得胡克思想的两个源点开始了理论层面的实质性接触。但并不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胡克以实用主义为目的和手段，篡改了马克思思想以符合其实用主义思想。事实上，在胡克的眼里，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那样水火不容，胡克在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中找到了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一致性和互补性。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运用的历史方法，在劳动分工中追溯二元论根源中对哲学与环境紧密联系以及实践本体论地位的强调，都与马克思的思想非常接近。同样，胡克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解决杜威实用主义自身困惑的思想宝藏。
       因此，就胡克早期思想的轨迹而言，胡克的思
       想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和杜威之间游弋。我们并没有理由把胡克思想就此而定位成马克思主义或实用主义，甚至是笼统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胡克早期思想主要架构的是杜威和马克思思想，并在相互的融合、促进和超越中逐渐形成了胡克思想的真实自身。这在他30年代所写的被称为“美国人关于马克思的最好的哲学著作”《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中便可见一斑。所以，从一开始，胡克就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并在其思想的延展和生成中体现出对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的创新性。因此，就胡克思想本身来讲，既不具有作为单独流派的实用主义的特征，因为它更大程度上只关注杜威，也不能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因为它是杜威和马克思思想的结合，尤其是它根本不会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接受，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了胡克基于对本真马克思的追问而发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这也许是胡克无论是在实用主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都不能被独列一家，进而被客观理解和评价的原因之一。
       二
       如果说根据胡克早期的思想轨迹，从而做出对胡克思想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位还只是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在对其30年代对马克思阐释的一系列著作中表露的思想的研究中，则出现了更大程度的定位模糊和误解。
       从30年代开始，胡克更多地投入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并出版了《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等著作。胡克从马克思主义应立足时代形势，避免走向各种形式的误解和错误理论的立场出发，借鉴实用主义的方法和补充性思想，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创造性阐释。他区分了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索列尔为代表的工团主义，以及以列宁、卢森堡为代表的回归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从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指出正统派从消极机械论出发，背弃了马克思的意识能动性原则；把阶级的经济学描述为客观科学的经济学，抹杀了其革命立场，从而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走向了宿命论和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用新康德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工团主义则无视马克思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而堕入了冒险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深渊。他自己则较多倾向于列宁的回归型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阐释了马克思的革命能动性等方面的思想。
       胡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价值理论，一种强调人的活动、人的参与的实践理论。这与杜威实用主义的“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这一出发点是一致的，但与杜威在革命性上的保守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革命性原则。“它并不是一种学士椅中的怀古哲学，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哲学；更加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胡克认为，列宁和卢森堡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从一个虚构的经济共同体转变为实际的实践意义上的以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列宁是“回到马克思并向前推进”了。他认为这才是本真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并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表现出的消极机械性，指出：“为了他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概念，列宁就必须承认认识是一件能动的事情。”并因而呼吁人们应多关注列宁关于政治实践的著作，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列宁哲学，找到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而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生气勃勃的行动者的纲领变成了“秃顶博士们”手中的讲义。而胡克眼中的杜威，则正是在强调人的活动和实践性这一点上和马克思殊途同归。虽然胡克在阐释马克思的时候存在着某种偏激性，但在这里，我们能明确地感受到胡克在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流动和所作的互补性探索。杜威在革命能动性上的保守被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进行批判，工团主义的冒险的实践欲望和冲动则被作为另一个异端被审视。对实践的强调成为了胡克在杜威实用主义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寻找创造性突破的支点，它直接勾连了二者，同时也使得二者在此基础上走向了理论和实践的完善。杜威的人的活动的出发点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奇妙的彰显，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则弥补了杜威绝对改良主义的保守和呆板的缺陷。
       另一方面，胡克在提出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把自己归入回归型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对列宁的思想大加赞赏。他主张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区别开来，而真正在思想上实现对马克思的回归。从前面的批判中对实践活动的强调，到向马克思的本真回归，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胡克思想的端点，它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而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才使得胡克把自己思想的另一端系在了杜威身上。因此，与其说是胡克在用实用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他在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困惑中找到了实用主义，在杜威和马克思之间发现了沟通之桥，并借此为其做出科学的论证和创造性的阐释。同时，胡可在这里，也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启示。那就是，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这个事实，对于胡克思想的研究而言，也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和杜威思想的生成式研究之基础上。也许，正是我们在对胡克进行研究和评价过程中，过多地把模糊的整体式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牵涉进来，才有了笼统和简单化的判断。
       但在这一点上，习惯的看法是胡克用实用主义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恶毒攻击。我们不得不承认胡克理论和思想的某些偏颇，但这也绝不等于以一种理论为基础对另一种理论的主观或功利性强加。而这种在思想成分上的武断区分，不仅有违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带有我们主观的或主观化以至表面上客观化的评价预设的成分，从而对其思想的创新性视而不见，反而流于盲目草率的批评。其实，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胡克，既非简单的实用主义也非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胡克思想。正是胡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追寻马克思本真精神的思想轨迹，更明显地说明了他是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而不是目的不纯甚至反动地用实用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
       三
       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对马克思的同情性理解相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胡克陆续发表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历史中的英雄》(1943)、《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1960)等一系列著作，不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同时对马克思本人也进行了反思和诘难。而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研究者们把它视为胡克思想轨迹中的从马克思主义向实用主义的彻底的滑移，并因此把这种思想的转变看作背叛马克思主义、皈依实用主义的标志。可以说，在习惯的看法中，此后的胡克思想剩下的只有实用主
       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那么，在这一时期内，胡克究竟有没有像上述观点那样彻底背叛马克思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胡克思想轨迹及其理论内容呢?
       尽管胡克自己坦承：“在过去的20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它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幽默感，因此我已决定放弃用这个概念作为我的立场的描述性口号。”但是很显然，笼统地说胡克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胡克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的论说中更多地借助了实用主义作支撑，甚至带有把马克思完全纳入实用主义体系之意，但无论如何，他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作为其与实用主义联系或论证实用主义的对象，仅此一点，就说明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对于胡克来说还没有堕落到不愿理睬进而完全排斥于其理论视野之外的地步。何况，按照胡克的语义，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不满，而是对与马克思基本学说冲突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丧失了信心。
       事实上，本真的马克思并没有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从胡克的思想中完全出离。在这个时期，基于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胡克把攻击与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对马克思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诸如在胡克批判对象中的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人的思想。胡克在进一步要求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别的基础上，用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对非马克思基本学说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甚至因此而愿意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而正如在第二部分的论说中看到的那样，胡克所依据的其实仍然是马克思学说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共同出发点：“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以及马克思强调的实践。就胡克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我们可以说胡克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归人实用主义，但就胡克视野中的马克思本真学说而言，他仍然遵循着寻找互补的思路，思索于杜威和马克思之间，并进而实现对二者的超越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本真理解和创造性阐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是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回归和拯救。另一方面，胡克虽然在这一时期以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柱，但他也没有完全接受杜威的学说和思想，在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锋中，杜威的某些思想也同样得到了修正和补足。胡克的思想使得杜威和马克思在理论的相互批判中得到了双重升华。
       因此，笼统地判断胡克在表象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甚至对胡克思想做出武断的截然分离，这在思想的本真层面都没有充足的理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因为胡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把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习惯，以及以此为基础对胡克的误读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胡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改造，正是他回归马克思的途径和手段。
       四
       至此，我们可以说对胡克思想的忽视和误解，源于对胡克思想轨迹的模糊认识以及带有马克思主义情结的评价标准的预设。解除误解，重新研究胡克思想并发现其精华成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对胡克思想轨迹的厘清过程中，胡克在追问杜威和马克思思想的本真立足点的基础上对二者的超越方式，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带给了我们更为深刻的启示。
       正如尼古拉·卡帕蒂所说的那样：“胡克至少在别人之前30年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连续性，更重要的则是理解、结合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新奇方式，产生出一种超越其源泉的、抗意识形态的混血哲学。”显然，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的生成都有其原初的理论根源，在理论根源之间互现诟病并进而百补是新的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多学说流派和思想，也同样都是在某种思想源流上或以某种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嫁接和阐释。任何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胡克的思想便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而他绝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或者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倒退。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胡克思索在杜威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历程和实现结合的方式却是新奇的。如果说早期的胡克还是在传统的思想生成方式上进行马克思的研究工作，那么胡克在40年代通过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流行理解和观点的批判，要求回到马克思本真思想的理论意趣，却实现了杜威实用主义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结合，且独具特色。在这里，胡克并没有直接借助当下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实现同实用主义的结合，而是利用杜威实用主义的精神首先批判对马克思的当下流行理解，恢复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然后实现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且勿论胡克当时的理论意欲，就对马克思思想这种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言，就已经反映了胡克对马克思思想的纯洁理论信仰以及认真审慎的研究态度，并为后来的马克思研究者提供了超前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传统研究的遗传病。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呼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读，无疑都是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探问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此时，重读胡克，便已不能对此前对胡克思想的误解以及对其马克思研究的严谨和纯粹的态度无动于衷了。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长期被冷落的悲剧性哲学家，便已在实践上开始了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追问。这一点恐怕远比思想本身来得更为重要，这个哲学家也因此更应受到马克思理论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