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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本期笔谈，沿续由黄霖先生主持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上的“《金瓶梅》专论”之精神，旨在对作者及其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厘清。
       作者问题迄今尚未有定论。有人想等“硬”证据说话。但“硬”证据不会现成就有，它需要我们的分析、考证。我自上述“《金瓶梅》专论”中发表《论西门庆的原型》一文后，所持观点已引起不少同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有人怀疑，有人观望。其实，明朝人给我们留下的证据不少，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若不为表面说辞所迷惑，对当时的种种论述作一总体观察和整合，我们自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即《金瓶梅》是一本门客写主子的影射性纪实小说。主子，即“西门千户”，我已在《论西门庆的原型》一文中指出，系影“世庙时一巨公”(袁宏道《金瓶梅词话》本跋中语)，而门客，据袁中道披露，则是一位“绍兴老儒”。因是纪实，这位“绍兴老儒”在创作《金瓶梅》时，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主子的一言一行，同时也把自己作为门客的行实写了进去。本期所刊拙文《论徐渭和(金瓶梅)》是我徐渭系列考论文之一。文章根据小修等人的指点，通过众多的内证，详细分析了这位“绍兴老儒”，即小说中托之于温秀才者，不是别人，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名鼎鼎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徐文长。
       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看法，得到了邢慧玲女士毫无保留的赞同。慧玲擅长资料，曾广泛稽考各种书籍，撰写了《论笑笑先生是徐渭》一文，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这次她又专程去安徽歙县、绩溪等地实地考察，回来后写成《金瓶梅与明代微州府》一文。我和慧玲原都一致认为，《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并非如有人所认为的是在徐渭的故乡绍兴，而是在其幕主的故乡徽郡。但究竟是歙县还是绩溪，抑或两地兼而有之，则不能十分确定。慧玲的贡献在于她不仅分析了徽州和《金瓶梅》的关系，同时又进一步缩小地域范围，指出小说的背景地点主要在歙县。她文章中提到的歙县地理特征、府城布局、人文号现如西园等，都极具价值，而最后一节论明代歙人对徐渭的评价，尤见精彩。虽然有些问题须作进一步核实考证，但她所提供的丰富信息，无疑为将来的外部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
       本期笔谈并非全部都是考证徐渭。尽管撰者各有自己的不同立场和看法，但文章均立足于探讨实在的问题，有助于最终解决作者悬案。
       安徽“金学”研究者潘志义，别号苟洞，十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以为其逐章详注《金瓶梅》中徽方言之宏大计划作准备，《(金瓶梅)52回徽方言举隅》一文即其此一计划之初步尝试。文中提到不少徽方言例子，如“过阴”、“扛”、“半边俏”等，非当地人大约委实莫之能解。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金瓶梅》中的方言并非纯单一的徽方言。徐渭随其幕主在徽郡生活多年，熟悉该地口语俚语当然毋庸置疑，但他又游历r居南北各地，是一位“南腔北调”、会操多种方言的语言通才。因此，在研究徽方言时，若能注意不使其与其他方言混为一谈，如“自家”、“成目”、“焦黄”、“停当”等词语也是吴越诸地常用口语，则是我们对潘先生及其他方言研究者将来之期望。
       孙秋克女士考证《金瓶梅》卷首四[行香子]词，用力之勤，材料收罗之富，盖无出其右者。作者一向信奉世代累积说，但此次见赐大作，持论客观而不偏颇，令人信服。据其考证，此四首词分别出自元、明两代《鸣鹤余音》和《天机余锦》两书，而无一为《金瓶梅》作者自己所作。这同《金瓶梅》里常借用前代骚人之作品，倒是一脉相承。秋克无心栽柳以成徐渭说，但徐渭崇尚元曲并潜心模拟学习，乃不争之事实。此岂纯属偶合耶?不知秋克作何想?而有清文献，恐亦未容轻看。《御选历代诗余》之托陈继儒《笔记》者，是否同《金瓶梅》有牵涉?陈系《金瓶梅》知情者，由《御选历代诗余》上追陈继儒，再及《金瓶梅》，或有助于看清“嘉靖间大名士”的真实面目?
       张竹坡是“金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本期笔谈特选两篇有关文章：一是吴敢先生的《张竹坡研究综述》，一是韩晓女士的《(西门庆房屋)辩正》。昊先生于张氏生平考证，有筚路蓝缕之功，誉享海内外。其综述详述历年来对竹坡研究的情况，熔古今于一炉，丰富翔实，巨细不遗，是继《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后，对《金瓶梅》研究专题又一总结性的力作，为研究史不可不读之佳构。而韩晓的文章则别开蹊径，专论张竹坡《西门庆房屋》中的纰漏。以往研究张竹坡偏重于其点评形式及文学方面的评价，椎崇多，赞美多，而鲜有从历史角度就有关论述作冷静审视批评者。因此之故，韩文便格外引人注目。韩以其独特的敏锐眼光，通过仔细阅读及比对小说文本，看出竹坡对西门庆家房屋的描述和原作多有不符。而不符之处，如遗漏外仪门、前后大厅，弄错李、潘寝处方位等，其实均同西门庆居住于大官府衙及李之正妻身份有关。必须指出，截至张竹坡为止，明末清初文人中多有知情人，竹坡论《金瓶梅》，每每语涉含糊，如“裙带葫(即胡——笔者注)芦，更属险事”之类，即都是明证。虽然韩晓未必明了或认同竹坡亦用曲笔以为作者掩饰，但其文章，对解开作者之谜，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王汝梅先生的短文。汝梅先生长期研究《金瓶梅》，从小说版本到文学评价，从床第描写到性工具等，几乎无不有所涉猎并有自己一得之见。这里发表的《(幽怪诗谭)小引解读》，可视为他多元化研究的一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表面上似乎针对某些学者关于万历词话本出版时间之争议有感而发，但实际却涉及《金瓶梅》成书及性质等问题。莫氏《幽怪诗谭》小引评语中最可注意者，即其把《金瓶梅》比为《世说》。《世说》是六朝文人士大夫生活言谈之实录，《金瓶梅》有如《世说》，即巧妙地向我们透露了小说确如欣欣子(即徐渭)序中所言，乃一“传”记也，这也就是说，它的确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价的那样，是一部明朝“缙绅者流”而不是商人的生活言谈的纪实作品。汝梅先生治学向以谨慎出名，此文可贵之处，似亦在其抱璞而藏，留有余味。
       因版面有限，有些佳作未能予以刊出(苟洞和韩晓的文章不得不最后割舍——编者注)，我们在此谨致歉意，并对各位同仁的垂顾关爱表示诚挚感谢。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金学”研究更推选一步，使众说纷纭的作者问题能早日尘埃落定。
       中图分类号：1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011－31
       论徐渭和《金瓶梅》
       胡令毅
       一、明人所提供的基本命题
       《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所发表的拙作《论西门庆的原型》分析了西门庆的原型是胡宗宪，虽尚未涉及徐渭，却为徐渭作《金瓶梅》铺平了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徐渭和胡宗宪关系非同一般，徐渭曾在胡宗宪手下做幕客达五年之久，对其本人情况及其内眷了如指掌，因此，若写一本关于胡家的小说，徐可说是一位相当合格的人选。而且明朝同时代人也的确告诉我们，《金瓶梅》就是一本门客写主子的小说。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说：
       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纵欲无
       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以西门庆也。
       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自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永陵”指世宗，“永陵中”即指嘉靖朝。“旧时”指老儒徐渭受聘于胡宗宪为嘉靖朝。因袁的话写于万历朝晚期，中间相距有半世纪之久，故称“旧时”。“金吾戚里”和“京师”大家过去觉得比较困惑难解，因为迄今所提出的几十位候选作者，哪一位和“京师”的“金吾戚里”有关系呢?其实，这只是沿用《金瓶梅》的说法。在《金瓶梅》里，西门庆被赏赐做了“金吾卫”的千户，而“京吾卫”则属于“京师”的上直十二卫，故有此说。但我们知道胡并不是“金吾卫”的官，而是兵部的掌门人。“金吾卫”是守御京城的皇家禁军，而兵部是保卫整个国家安全的军事机构，两者休戚相关，紧密相连，有如亲戚邻里之关系。故谢在“金吾”后面又加“戚里”，以示同“金吾”有关系却又不是“金吾”的兵部，免得误导过甚。
       谢、袁这两段话，虽措辞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即《金瓶梅》是一本门客写主子的小说。主子“西门千户”是“京师”的“金吾戚里”，也可理解为是隐指兵部大官胡宗宪。而门客是位“绍兴老儒”，也可理解为是隐指徐渭。因为徐渭是山阴人，属绍兴府，又终身布衣，称之为“绍兴老儒”可说是极其恰当。
       这当然并不是说，解决了西门庆的原型也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必再对徐渭进行考证了。徐渭同胡宗宪门客/主子的关系，以及小修、在杭所说的门客/主子之与《金瓶梅》的关系，只是向我们指出了一个可能的基本命题，即：
       (一)《金瓶梅》是一本门客写主子的小说；
       (二)徐渭做过胡宗宪的门客；
       (三)因此，《金瓶梅》很可能是门客徐渭写其主子胡宗宪的小说。
       但实际究竟是否如此，尚需要我们对徐渭和《金瓶梅》的关系作深入的调查来加以证明。
       二、徐渭和胡宗宪的门客/主子之关系
       徐渭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小胡宗宪8岁。他原先并不认识胡。“或荐渭善古文辞者”被胡“招致幕府”。而这位徐的举荐者就是其老师季本。季本，“越之会稽人”，进士出身，官至长沙知府，晚岁归居故里。胡宗宪“偶见渭所为文于师所，赏之”，经季师推荐，开始和胡交往。那时胡尚在浙江按察使任上，期满考过，委托绍兴府会稽县给徐渭“发下绵纸五百张，笔三十管，墨五锭”，请他代笔作谢表。代谢表中的开头数语：“三品官阶，久叨重任，三年廪禄，真愧素餐透露了有关徐、胡交往的讯息。“三品”即指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官。胡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开始“出按浙江”，“三年”期满，也就是1556年的年底。我们据此知道，徐渭的代谢表大约作于1557年初。这是徐和胡交往的开始。那时胡仅听说徐的大名，甚至不知如何写，故误作“徐纬”。徐接胡公手札并会稽县所馈赠的纸、笔、墨等，“尚怀疑有别名徐纬者”，对所领赠物，“不敢动用”，希“驰谒明台”，当面请示。1557年，徐渭虚岁37岁。该年的年尾或翌年的年初，他开始受胡邀请去胡幕作文。他自作的《畸谱》是这样记载的：
       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是为胡“作四六”，即辞藻典丽的骈体文，以启在京“贵人”。《徐渭集》中所收代胡宗宪所作的表、启，《徐文长三集》收表共16篇，启10篇；《徐文长逸稿》收表共5篇，启8篇；《补编》收启共30篇，的确一律都是四六文。表呈世宗，启致严嵩等在京大官，行文典奥，古色古香，非一般学子所可为之者。
       但徐渭并没有马上在胡府定居下来，成为他的门客。正式作门客，是在次年，即1558年的“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草两表以献。”表上后，“上大嘉悦”，徐也因此被委以“筅书记”之重任，开始了他“一切疏记皆出其手”的幕客生涯。关于他客于幕府的具体情况，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这样说：
       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人争愚而危之，而已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两期，赠金以数百计。
       寥寥数语，却言简意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徐是“客于幕府”，也就是说，住在幕府长期担任“筦书记”的工作；(二)他请辞数次后，大受胡公青睐，和他“折节”相交，赠金数以百计。徐渭充任胡的幕僚，前后共“两期”，时间长达5年之久，直到他42岁，也就是1562年，因“幕被逮”，才告结束。
       以上所叙徐渭同胡宗宪的门客/主子关系，其重要之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徐渭是经人推荐被胡宗宪“招致幕府”的；
       (二)徐出任书记，主要是为胡作“四六”，以应付京城“贵人”；
       (三)徐在职期间，“客于幕府”，也就是和胡住在一起；
       (四)徐受胡“折节”相交，“等布衣”，敬为贵宾；
       (五)徐前后为胡服务了5年，连同相识和试用期，大约6年左右。
       三、温秀才作为门客的特点
       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也有一位门客，他就是温秀才，大名叫做温必古，绰号温屁股。作为一本影射性纪实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不仅记录了主子的一言一行，同时也把自己作为门客的行实写进了小说。这位门客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温秀才。把门客温秀才和门客徐渭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类似或相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下面不妨先就上述对徐渭所概括的诸点，来作一一的比对论证。
       (一)和徐渭一样，温秀才也是有人举荐被西门庆招致幕府的。
       温秀才的举荐者就是倪桂岩老先生，56回应伯爵推荐水秀才，西门庆不敢领教，说：
       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说他有个姓温的秀才，且待他来时再处。
       到了58回，温秀才果然在倪老先生的陪同下，应招拜会西门庆：
       正说话间，王经拿了两个帖儿进来：“两位秀才来了。”西门庆见帖上一个是侍生倪鹏，一个是温必古，西门庆就知道倪秀才举荐了他的同窗朋友来了，连忙走出来迎接。
       上面的引文，尤其是第二段，明确告诉我们温秀才是倪老先生举荐的。因此，在受举荐而“招致幕府”这一点上，温秀才和徐渭可以说毫无二致。所不同者为举荐者。徐渭的举荐者是其老师，进士出身，曾任长沙知府的季本，而温秀才的举荐者却是和他一样的布衣，“同窗朋友”倪秀才。仿佛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我们若注意倪老先生名帖上的“侍生”字样，就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秀才，而是进士出身，在职或退休的官员。何谓“侍生”?“侍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而是官场中同僚或地位相等的平辈之间所使用的一种称呼。58回西门庆叫玳安“拿我个侍生帖儿，到王皇亲家宅内，见你王二老爹”，以及68回雷兵备回书西门庆，尾署“年侍生
       雷起元再拜”，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秀才是布衣，尚未做官，且地位也同做官者不相埒，当然不能用“侍生”。我们细读原文，就会发现温必古的名字前就没有冠以“侍生”的字样。在明代，秀才对于有官职在身的人通常称“诸生”，或“生员”，而不是“侍生”。如徐渭是秀才，他对于胡宗宪，就称“门下诸生”或“廪膳生员”，或干脆省去“诸生”、“生员”，以“渭”、“某”、“小子”来称呼自己。
       倪老先生既以“侍生”谦称，可知他非居官者即为做过官却已从官场退隐之长者。其实，早在51回西门庆初会倪老先生时，就曾介绍过他是在“夏老先生门下设馆”。结合他“侍生”的谦称，就知道他已退休在家，授徒讲课做老师。他既退休在家讲学，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同温秀才很可能是师生关系呢?应该是完全可以的。而这个推测，由前面所引述的“倪桂岩老先生曾说他有一个姓温的秀才”这句话也可以得到印证。倪老先生若真是一个秀才，绝不会在谈论另一个秀才时，说“他有一个姓某某的秀才”，这于情理上说不通。说“他有一个姓某某的秀才”，就如同说“他有一个姓某某的学生”，语气俨然是老师在推荐或称述自己的学生。
       因此，透过倪“秀才”的表面，将零散在各处有关他的描述、词语整合起来，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倪老先生是一位进士出身，曾经做过官，晚岁致仕在家，授徒讲课的长者。他并不是温秀才的“同窗朋友”，而是他的“同乡”师傅。
       (二)和徐渭一样，温秀才被聘也是为了作重要书信。
       温秀才以前，西门庆有书童等人为他处理书信、请柬之类。书童虽系门子出身，水平还相当不错，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条陈本”，陈经济“念到中间，只要结住了，还有几个生眼字不认得”，叫了书童来念，“荡荡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因此，书写日常信笺，由书童独当一面，显然绰绰有余，不成问题。再聘温秀才，岂非多此一举?西门庆自己是这样对应伯爵解释的：
       我虽是个武职，恁的一个门面，京城内外也交结了许多官员。近日又拜在太师门下，那些通问的书柬，流水也似往来。我又不得细功夫，都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寻个先生们在屋里，好教他写写，省些力气也好。只没有个有才学的人。你看有时，便对我说，我须寻间空房与他住下。每年算还几两柬脩与他养家。
       这也就是说，西门庆“要寻个先生们”(注意：不是一个!表面上“们”字系误加，实际却是暗通款曲，告诉我们西门庆雇用多个像温秀才这样的“先生”)，不是为了书写日常信笺，而是为了“料理”京城的蔡太师等达官显贵以及其他官员的“那些通问的书柬”。因为干系重大，故须找“有才学的人”。他聘用温秀才，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我们看到，温秀才上任后所处理的，确实就是干系重大、给京城要人的书信。
       66回写温秀才给翟爷的“回书”就是一个例子。那时正逢李瓶儿去世，东京翟爷下书来吊，并及重要之事。翟爷即蔡京的大管家，代表蔡京，对西门庆来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回书”当然非温秀才不办。西门庆将书拿到卷棚内教温秀才看，说：“你照此修一封回书答他。”应伯爵还在一旁特意关照：“老先生把回书干万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极多，休要教他笑话。”所谓“翟公府中”，也就是“蔡京府中”的另一种说法。应们爵的活，一语点破了温秀才作书的重要性及其质量要求。
       (三)和徐渭一样，温秀才也“客于幕府”。
       58回写倪老先生陪温秀才拜会西门庆，临别西门庆对温秀才说：“寒家就在对门收拾一所书院，与先生居住，连宝眷都搬来一处方便。学生每月奉上束惰，以备菽水之需。”。这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西门庆邀请温秀才和他一起住，住的地方就在他对门的一所书院里。后来温秀才当了西门庆的书记，的确就搬进了对门的书院。小说里有好几处都提到温秀才所住的地点：
       (西门庆)令书童：“你好好送你温师傅那边去。”
       (西门庆)使王经：“往对过请你温师傅来。”
       却说应伯爵在家……往西门庆对过房子内，央温秀才写请书。
       应伯爵说：“走到对过温老先儿宅……”
       平安道：“温师傅那边叫他，他白不去。”以上诸例，不是用“那边”，就是用“对过”，说明温秀才的居住地的确就在西门庆家的对门。对门即不是同门进出，但又近得可以隔门相望。故西门庆工完升级去东京时，须请温秀才看家，而温秀才那位“不长俊的行货子”(指他的老婆)，“晚夕门首出来倒杩子走走儿”，西门庆那边也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必须注意的是，温秀才和西门庆虽不同门居住，房子却是属于西门庆的。此所谓分门而不分家者也。故西门庆要辞退温秀才时，温秀才只有卷铺盖走人。因此，说温秀才和西门庆住在一起，大体上并不算是有违于事实。
       那么，西门庆住在哪里呢?小说一开始就介绍过，住在东平府的清河县。清河县当然不是在北方的山东，否则，西门庆去东京这么近的地方，“连夜”“进发”，哪需要“半个月日路程”?《金瓶梅》借宋喻明，是一部故意将真相隐去的小说。作者为了掩饰其身份，不光用了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笔名，而且还在所有涉及敏感的地方，都以假代真。如以山东代浙江，以金华酒(或南酒)代绍兴酒等都是例子。绍兴和绩溪(或徽郡)，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一次，它们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而分别以地理位置极其相似的东平府和清和县作为其替代。清和县不属于东平府，就如同绩溪不属于绍兴府。65回写钦差黄太尉来西门庆家，必须“人马过东平府”，而后才能“进清和县”因此，清和县隐指位于另一省却靠近边境的一个县，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和徽郡的绩溪是非常吻合的。
       以上详细列举了温秀才和西门庆住在一起的描述并说明其地理位置，因为这也正是徐渭“客幕”的主要地点。胡宗宪的幕府在什么地方，过去似乎一直有误解，以为胡既在浙江任官，他的幕府不是在浙江的大都会杭州或绍兴，就有可能在水上交通枢纽的桐庐或军事重镇的衢州。这些讲法都不能说是错误的，作为浙江按察使、巡抚，并为了抗击倭寇，胡转战浙江等省，行踪不定，行署也遍及各处。上述地点都的确有他的行署，尤其是衢州和杭州。请看以下这首诗：
       万山松柏远旌旗，少保南征暂驻师。接得羽
       书知贼破，烂柯山下正围棋。
       这是徐渭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宴游烂柯山”，烂柯山就在衢州。
       徐渭41岁时，“随幕之崇安，再人武夷，至衢，入烂柯山”。这首诗大约就是那时作的。根据此诗，我们知道衢州是胡公少保“南征暂驻师”的地方。
       再看一封徐致胡的信：
       又闻旌节日下便还。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
       “省城”即杭州。我们据此又知道徐渭是在杭州“伏候”胡师凯旋而归。这一点，从《明史·胡宗宪传》所说胡不愿与阮鹗俱陷桐乡，“遂还杭州”，也可以得到印证。但“暂驻师”的“暂”字和“投寓省城”的“投
       寓”两字，则又说明两地均非胡幕的“久驻”之地。桐庐当然也不是，只是胡师的途经之地。这有徐渭“发严州”和“严滩墺两诗可以作证，至于绍兴，当然也不是。徐渭曾致信胡宗宪，建议说“只须行牌绍兴府学起送，极为便宜”。为什么要“行牌绍兴府学起送”?因为胡幕不在绍兴，只能代请绍兴府办理。
       实际上，胡幕主要及稳定的地点，尤其自嘉靖戊午年起，并不在浙江，而是在他的家乡徽郡。网上有人撰文，说胡自丁忧复起做官，至1562年罢黜，期间忙于工作，从未回过安徽的老家。这是于事实不符的。笔者曾致电绩溪胡宗宪尚书府的负责人程波先生，他证实胡在任官期间，经常回家，其马道至今犹存。他并提到大官、名将如茅坤、戚继光等都曾去尚书府拜访过胡。这也就是说，胡虽在浙江等地工作，但家却在徽郡，也常回去。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大家庭，好几代人，以及他成群的妻妾。这是胡公晚年办公、栖息之所，也是徐渭“客幕”之地。徐给胡的信可以证明这一点。徐渭曾一度生病请假去绍兴家里休养，致信胡宗宪云：“道远天暑，抵家益增。”“道远”就是说在绍兴的家离胡幕很远。后有一信则提到了胡幕的具体地理位置：
       某于去年十二月二二日伏奉使命，即于廿五日起身，至今年正月初二日到兰溪。偶遇差船，隔岸叫问，知明公的是初三日自广信取道徽郡，某即从兰溪起陆走徽，凡八日。
       广信在江西，徽郡即徽州，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等地。治所在歙县。自“广信取道徽郡”，就是从江西回到安徽的家里。
       徐渭还写过好几首诗，提到他在“徽郡”。如《至歙寄方卓民公子》、《送绩溪胡氏两公子》、《元夕休宁道中遥忆乡里》、《西江篇》、《游齐云岩》、《两宿齐云下》、《予自浙抵新安》、《登齐云》等。齐云，即位于休宁附近。而徐所写的《歙石砚铭(并序)》，则最为清楚地描述了他往返于歙、越的情况：
       市与歙，归于越，复返于歙，终来归于越。
       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长途跋涉于歙、越之间呢?因为越，即绍兴，是他的老家，歙或绩溪，则是胡幕的所在地，也是他谋生的地方。徐追随胡做书记，去过很多地方，行踪不定，但他平常稳定的“客幕”地点，则是在徽州的胡府。
       (四)和徐渭一样，温秀才也受到幕主上宾之礼。
       西门庆恭敬地称呼温秀才为“温老先生”，后来即使比较熟了，也一直敬称他为“老先儿”或“温先儿”。他不光请温秀才代作重要的书信，凡有重要的活动、宴请，也一律邀他出席、作陪。李瓶儿故逝，杜中书写铭旌，西门庆请温秀才和应伯爵一起在卷棚内款待他；贵宾如薛内相上门吊唁，则请温秀才以及应伯爵、吴大舅“相陪”；合卫的同僚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等人来拜吊，也请温秀才“在门首迎接”。
       西门庆还经常设席款待温秀才，如67回：
       使王经：“请你温师傅来。”不一时温秀才峨冠博带而至。叙礼已毕，左右放桌儿，拿粥上来，四碟小菜，一碗炖烂蹄子，一碗黄芽焖驴肉，一碗鲊焖馄饨鸡，一碗炖烂鸽子雏儿，四瓯软稻粳米粥儿，安放四只牙筋。伯爵与温秀才上坐，西门庆关席，韩道国打横。
       外面有人请西门庆客，也不会少了温秀才。如李智、黄四在院中郑爱月家置办酒席，西门庆使王经：“往对过请你温师傅来。”发现温秀才不在出门去了，则还在席上留空位等他。
       而且温秀才虽和应伯爵同受西门庆的青睐，同为左右手，应又排在第二(应二哥，应二爹)，居温秀才之长者地位，但西门庆对温秀才似乎更为客气，处处也先敬让温秀才。如67回：
       西门庆道：“咱们和温老先儿行个令，饮酒之时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经取过骰盆儿，就是温老先儿先起。”温秀才道：“学生岂敢僭?还是从应老翁来。”
       从以上诸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门庆对于温秀才礼贤下士，相敬如宾，和他有“等布衣”的非同一般的主子/门客之关系。袁宏道说：“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西门庆对温秀才所具的“宾礼”，不正是“文长与胡公约”的生动写照么?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说徐渭受胡宗宪“宠礼独甚”。徐渭曾得胡宗宪数百金购买房子，温秀才有没有受到西门庆这样的特殊礼遇呢?表面上似乎没有。得金买房子在小说里有过描写。作为徐渭生命中的一件重要事件，作者不可能将它遗忘。但在小说里，得金者并不是温秀才，而是常时节。常时节得金买房子，仿佛同温秀才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作者出于掩饰而玩弄的一个花招。常时节和温秀才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人物的不同投影。
       温秀才是徐渭在小说中的投影，就如同西门庆是胡宗宪在小说中的投影一样。但他们都不是唯一的投影。小说里还有其他的投影。因其他的投影不是主要的，所以可称之为分身。所谓分身，就是将同一人物一分为二(或一分多个)来加以呈现的写作手段。其功用如同潜台词。潜台词是将敏感的话题安置在不太敏感的情景之中，悄悄地披露出来。分身也一样，把一些敏感的话题，移植到不太敏感的分身人物身上，以张冠李戴的方式，曲尽其实。
       常时节就是温秀才的分身。分身一般有下列特征：
       1　他们不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居于次要的地位；
       2　他们和正身互不相干，很少有直接或正面的接触；
       3　他们和正身都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点。
       在常时节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下面就这三个特征分别作一些分析说明。
       1　常时节不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常时节位列西门庆十兄弟的倒数第二位。在介绍他的时候，除了名字常时节，背景、容貌等方面的情况则是一片空白。他在小说中的活动，虽有和白来创下棋子以及得金买房子等细节描写，其他地方均极简单，只是名字出现一下而已。
       2　他和正身温秀才是平行而互不相干的。
       常时节的活动主要在温秀才上场以前，温秀才上场以后，他就逐渐退隐了。直到温秀才被解雇、消失，他才在吊唁西门庆时短暂地重现了一下。即使在他退场、温秀才上场的交接处，两人完全可以相逢，却只有一个在场。61回吃螃蟹就是这样一个交接处。螃蟹是常时节娘子制造的，以酬答西门庆赠金买房子，西门庆当然是少不了要到场的人物，其他一些常见的角色如应伯爵、谢希大、吴大舅等也都应邀来品尝。但却独独缺了温秀才。而这时候，我们知道，温秀才已被聘为“客于幕”的常任书记了。即使后来有一二处并提温秀才、常时节的名字，但只是名字的排比而已，而没有两人的直接接触。
       3　他和正身温秀才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门庆的门客。
       这一点或许不太容易看出来。大家只知道常时节是西门庆会中的兄弟，却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和其他一些兄弟一样，都和西门庆有某种工作上的关系，即被雇和雇主，或下级和上级的关系。这其实从他的名字上就能得到一点讯息。常时节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54回白来创说“你是常时节输惯的”就点出了他名字的象征性。从“常时节输惯
       的”，我们可以推断，常时节就是常时借的谐音字。因常时节输得精光，只能向人借贷。12回写桂姐用开玩笑的方式讽刺应伯爵等一伙“帮嫖贴食”的家伙一毛不拔，逼得应伯爵等没有办法，只能贡献出“银耳斡”、“镀金网巾圈”等，但常时节却“无以为敬，向西门庆借了一钱成色银子”。这其实就是常时节意为“常时借”的绝妙说明。如果再稍加引申，就可以联想到他和温秀才一样，是一个常时期借住于西门庆家，靠他吃，靠他用，当然也为他服务卖命的幕客。有人因不明白这一点，故对常时节向西门庆请求银子买房子感到颇难理解，并进而怀疑53至57回的文字是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其实，常时节偏要在官哥死去这样的时候，又偏偏不向别人请求银子，正可以从反面说明他是在给西门庆干活，与西门庆具有特殊的工作关系。否则，他即便“再傻”，岂敢开这个口?
       而且他不但是西门庆的门客，还和温秀才一样，颇得西门庆之宠。这可以从大家对他的称呼上看得一清二楚。常时节在西门庆的兄弟中排行第九，但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叫他“常九哥”或“常九叔”的?没有。令人奇怪的是，大家都敬称他为“常二哥”或“常二叔”。为什么叫他“常二哥”或“常二叔”呢?因为他其实并不足西门庆会中的兄弟，而是温秀才的分身，也就是温秀才。温秀才在西门庆手下的地位俨然同“应二哥”、“应二爹”的应伯爵相埒，而“常二哥”、“常二叔”正是暗示我们，他是一个和“应二哥”、“应二爹”不相上下，平起平坐，地位仅次于西门庆的第二号人物。
       以上三点说明常时节是温秀才的分身，他们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人物，而是同一人物的不同化身。因此，常时节得金买房子，也就是温秀才得金买房子，也就是作者徐渭得金买房子在小说中经过艺术加工的呈现。我们如果明白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作者为了常时节得金买房子而必须亲自出马，三番两次地发表对西门庆慷慨大方的感激之意。56回开头的议论，“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和60回结尾“求人需求大丈夫，济人需济急时无。一切万般皆下品，唯知阴德是良图”就是作者情不自禁、表达他感恩心情的自然流露。这和徐渭感恩胡宗宪，以“酬字堂”铭其新居，作“酬字堂记”记其施主“仗义疏财”，岂不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五)和徐渭一样，温秀才为西门庆服务也有五六年光景。
       虽然温秀才自58回出场至76回被解雇消失，跨度仅占全书的19回，但我们既知常时节是他的分身，而常时节是小说一开始西门庆就结交的兄弟之一，则可以很容易推算时间。
       小说开始时西门庆是27岁。第4回写西门庆告诉潘金莲他的“贵庚”：“属虎的，二十七岁，七月二十八日子时生。”西门庆死于79回，是“正月二十一日的‘早晨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的”，亡年33岁。据此推算，小说从一开始到79回，所写的大约是六七年光景内发生的事情。
       西门庆死于79回，温秀才的解雇是在76回，从76回到79回，其间发生了一些风花雪月以及无关紧要的应酬之类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多长呢?我们不妨作一个仔细的考察。77回首先提到的一个日期是“初八日”，。即阴历一月八日。到该回中后部分又提到一个日期，是“腊月十五日”，即阴历十二月十五日。这也就是说，这一回写了将近一年之内的事。78回接下去写，也提到一个日期，是“年除之日”，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到了下一回，79回，西门庆就因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了。死亡的口期是次年的正月二十一日。因此，从76回温秀才被解雇到79回西门庆病死，时间跨度是一年多一点的光景。六七年减去一年多一点，就是五六年光景。这就是温秀才(包括常时节在内)和西门庆相交并为其服务的时间长度，和徐渭与胡宗宪相交并为其服务的时间长度是大体一致的。当然，时间在《金瓶梅》里非常复杂混乱，这一点容另文分析。
       四、温秀才写作《金瓶梅》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比对，我们看到，作为门客，温秀才和徐渭极其相似。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小说用富于暗示性的手法，还巧妙地告诉我们，这位和徐渭非常相似的温秀才不是别人，正是写作《金瓶梅》的作者。
       72回应伯爵去温秀才书院，请他写帖儿，有以下一段描写：
       这温秀才正在窗下写帖儿，忙应道：“请里面坐。”书童开门，伯爵在明间内坐的。正面列四张东坡椅几，挂一轴“庄子惜寸阴图”，两边贴着墨刻，左右一联书着“瓶梅香笔研”，“窗雪冷琴书”。
       这一段描写很重要，它是有关温秀才写《金瓶梅》的最直接的披露。大家或许不明白其中的曲笔，下面且试着作一个分析解释。
       这是小说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描写温秀才在书房里。他在做什么?他“在窗下写帖儿”。简言之，也就是在写作。这是动的部分。还有静的部分。这就是房间里的摆设、布置：有四张东坡椅，墙上有一幅画，画旁左右有对联。看上去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文人书房，朴素典雅。但朴素自然中却透露出作者的精心选择、安排，含有微言大义的苦心孤诣。
       东坡椅足主人温秀才的象征，隐喻他是一位如同东坡一样才华横溢、天马行空般的不羁之士。“庄子惜寸阴图”则是他的自画像，描写秀才非常珍惜光阴。而左右对联则是他如何珍惜光阴的具体说明。徐渭对东坡极其佩服，朱熹苛评东坡，极为其所不满，曾著文针砭道：“此不解东坡深。吹毛求疵，苛刻之吏；无过中求有过，暗昧之吏。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摸索，拗者。口口评，酷者苛断。”以东坡椅作为温秀才的象征，即是徐崇敬心情的自然流露。
       表面上看，对联和“庄子惜寸阴图”仿佛没有任何关系。对联的左联写梅花插在瓶里，香喷喷的，书桌上有笔砚，右联写窗外有雪，非常寒冷，房间里有琴书。但我们如果在“瓶梅”前加一个“金”字，不就成了“金瓶梅”么?必须看到，“瓶梅”和“金瓶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是一物两名，可以替换使用。我们过去大概受东吴弄珠客的影响，一直把《金瓶梅》解释为代表三个女主人公名字的组合。这其实只是一种解释，作这样的解释，有和没有“金”字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潘金莲是女主角，少了“金”，光以“瓶”和“梅”来以偏概全，显然不能充分表示《金瓶梅》作为一本小说的整体性。
       但“金瓶梅”还可以解释为“梅花插在金瓶里”。第10回中的“香焚宝鼎，花插金瓶”以及第68回中的“盘堆异品，花插金瓶”就是这一意思的两个实例。法国《金瓶梅》译者雷威安(Andre Levy)大概就是因为看到有这样一层含义，便把《金瓶梅》书名译为《Fleur En Fiole D"or》。美国的芮效卫先生(DavidRoy)也仿照法文本，把小说泽为((Plum in the GoldenVase))。“梅花插在金瓶里”，较之代表人名的“金、瓶、梅”，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象，也更接近作者的原意。
       因为《金瓶梅》其实并不是以“金、瓶、梅”为主，而是主要写西门庆，“金、瓶、梅”只是男主人公的女眷而已。把“金瓶梅”理解为“梅花插在金瓶里”，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个体，而这个整体又可以是经过人为的艺术加工、具有审美价值的。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它并不指向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指向同样具有艺术价值的小说的本身。
       梅花插在瓶里(“瓶梅”)也一样，它和梅花插在金瓶里(“金瓶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它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也同样可以有艺术的价值，两者互换并不存在意义的改变。因此，就其象征而言，“瓶梅”和“金瓶梅”毫无二致，具有相同的指代性。
       “瓶梅”既然象征性地指代小说《金瓶梅》，整个对联就必须相应地作出不同的解释，左联不是在描写“梅花插在瓶里，香喷喷的，书桌上有笔砚”，而是暗示笔砚在写香喷喷的《金瓶梅》。“研”有两种解释，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名词它通“砚”，作动词则是“研磨”的意思。以“研”代“砚”，不仅是取其意义的双重性，一箭双雕，点明“研”中有“砚”，“砚”在“研磨”的互可转换性，主要是强调一种动态。右联也不是在描写“窗外有雪，非常寒冷，房间里有琴书”，因为“房间里有琴书”和“窗外有雪，非常寒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且既为对联，必须两边对称。以“书”对“研”(动词)，则“书”也必须是动词，即书写的意思。“琴”则应该是副词，修饰动词。但“琴”不能作副词，故可视为是“勤”的同音假借。这样右联的真正意思便很清楚了：窗外下雪，非常寒冷，却还是照样在勤奋地写作。
       把两联合起来，就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写作图景：笔在写，砚在磨，写作者在创作香喷喷(即香艳)的《金瓶梅》；尽管外面下雪，寒冷异常，写作者仍笔耕不辍。这样经过重新解释的对联，就和“庄子惜寸阴图”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成了该图的具体说明。我们于是明白，所谓“惜寸阴”，也就是不浪费时间，抓紧写作。
       准在写作呢?是一位像东坡一样有才气，又像庄子一样不计名利、放逸超脱的文人，而这位有才气又超脱的文人，作者在动的部分，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别人，就是“在窗下”写作的温秀才。因此，上面抄引的那一段描写，实在是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静中有动，动静相配，巧妙地传递了温秀才——一位有才华而又超逸的文人——在勤奋写作《金瓶梅》这样的信息。
       前面分析了温秀才和徐渭非常相似，温秀才就是徐渭在小说中的主要化身。因此，写门客温秀才在创作《金瓶梅》，也就可以视为是门客徐渭在创作《金瓶梅》的自我表白。上面所引的那一段描述，虽然简短，却处处留有徐渭的身影和痕迹，就是有力的旁证。“东坡椅”已作过说明，兹不再论。下面另举两条旁证。
       旁证一：庄子。
       为什么温秀才以庄子自居呢?因为徐渭非常喜欢庄子。徐渭有一个笔名叫“天池生”。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日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天池”取诸《庄子·逍遥游》，是鲲鹏南徙之地，可见是很大。徐渭大概很向往这种天然无拘束的宽大境界，所以给自己取一个笔名曰“天池生”。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逍遥派，引庄子为同类，不喜人为的限制。他自己所作的年谱《畸谱》，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什么叫“畸谱”?“畸谱”就是“畸人”之谱。什么是“畸人”呢?《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原来“畸人”是齐天之人，类似于鱼中的鲲，唯有“天池”那样宽广的境地，方能供其逍遥挥洒。
       徐渭喜欢庄子，还有另一层理由。这理由，他曾在赞美庄子的诗中表露无遗：“庄子轻死生，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生死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殁名不传，此中有高士。”这首诗告诉我们，徐渭崇尚庄子的“轻死生”、“旷达”而不计名利，即使“身殁名不传”，也毫不可惜。“庄子惜寸阴图”仿佛是paradox，实际上却表明了“惜寸阴”(即抓紧时间写作《金瓶梅》)的不计名利的性质：即它不是为了生前的利——赚钱。也非是为了死后的名。徐渭乃“高士”，其非常人之“畸人”抱负，当然亦非常人所能“窥其际”者欤!
       旁证二，“怯里赤马”。
       张汝霖在《刻(徐文长佚书)序》里给我们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
       其《阙篇》成，自序用“怯里赤马”。余偶语人，“徐先生哪得误‘怯里马赤’作‘怯里赤马’耶?”其人往告，文长日，“几为后生窥破”。
       “怯里马赤”是蒙古语，意为翻译者，引申为代言人。徐渭是胡宗宪的代笔者，也就是代言人，故以“怯里马赤”自况。但他又不愿人人尽知，于是变“马赤”为“赤马”，略作掩饰。张汝霖眼快，看出“怯里赤马”系“怯里马赤”之误，但却不知这是作者故意的。所以徐渭说，“几为后生窥破”。
       引述这一逸事目的何在呢?因为上面对于对联“瓶梅香笔研”、“窗雪冷琴书”不同于字面的解释，很可能会招致非议。其实“怯里赤马”是徐渭一贯玩弄的伎俩，并非笔者异想天开而别出心裁，哗众取宠。笔者只是作了张汝霖第二，指出对联的原意，并将其复原，重新解释而已。
       当然徐渭对于对联所作的变动，如同“怯里赤马”，是微乎其微的，稍不留意，就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以“琴”代“勤”，就像以“赤马”代“马赤”，表面上似乎更合理，更符合徐渭的情况，因为徐渭不仅会写、会画、会双陆象棋，也的确会弹琴。“畸谱”说他年十二三即从乡老陈良器学琴。酬字堂竣工，沈明臣来贺，也有诗写到他们“双适弄琴瑟”。所以，描绘徐渭这样的文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很不容易看出其中的破绽来。但我们一旦明白“书”须动词以对“研”字，就立刻知道“琴”非“琴瑟”之“琴”，进而发现“瓶梅”也非插在瓶里之梅了，而是指一件相类似的艺术品，即小说《金瓶梅》。徐渭在《阙篇》序中有几句关于月之盈缺的话，可以用来说明《瓶梅》和《金瓶梅》实为一体而两名之关系：
       故月一也，阙有两，篇一也，阀亦有两。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两。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金瓶梅》这本小说，本只有一部，就像月亮本只有一个，因作者命篇之关系，就像月亮之盈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状，造成两名：《瓶梅》和《金瓶梅》。只是月亮之盈缺是自然现象，而作者命篇“亦以两”，却是有意为之。
       五、结语
       《论西门庆的原型》考证了西门庆是胡宗宪，现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又看到温秀才，这位给西门庆做门客又在写作《金瓶梅》的文人，不是别人，正是徐渭自己的化身。这是不是可以说，由小修、在杭所留给我们的暗示——即《金瓶梅》是一本门客写主子的小说，徐渭曾做过胡宗宪的门客，因此，《金瓶梅》很可能是一本门客徐渭写其主子胡宗宪的小说——的论证工作已经完成了?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至于小修、在杭的话是否可信，容笔者在系列考
       证结尾部分再作说明。
       《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
       邢慧玲
       受胡令毅先生的启发，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西门庆的原型是徐渭的幕主胡宗宪。虽然我们与徽州潘志义先生提出的《金瓶梅》作者为汪道昆，西门庆原型是吴天行的观点完全不同，却均认为《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就在古徽州，或更确切地说，主要在歙县。笔者为了考证这一问题，曾两次赴徽州考察，终于有所收获，下面试从七个方面作详细的阐述。
       一、《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特征为山城、码头、府县同城，三特征均具备的只有徽州府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是一个大码头，府县同城，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考证，这些均与徽州府特征相合。但《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同时又是一个山城，却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古徽州拥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举足轻重的商业经济地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明代徽州以歙县为首府，包括安徽的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徽州府歙县是一座山城，城里的斗山街就在山坡上，所以，上街是要上坡的。其他街道也有许多上上下下的坡路。
       《金瓶梅》第68回写道：
       经济道：“出了东大街，一直往南去，过了同仁桥牌坊，转过往东，打王家巷进去，半中腰里有个发放巡捕的厅儿，对门有个石桥儿，转过石桥儿，紧靠着个姑姑庵儿，旁边有个小胡同儿，进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铺隔壁上坡儿，有双扇红封门儿的就是他家。”
       第80回西门庆和第65回李瓶儿均葬在出南门山头“五里原”，歙县出南门山头有五里牌。
       第5回：
       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
       第14回：花子虚死了，“西门庆那日也教吴月娘办了一张桌席，与他山头祭奠”。又有李瓶儿进门就先与月娘插烛也似地磕了四个头，说道：“前日山头多劳动大娘受饿，又多谢重礼。”
       第15回：
       虽然览不尽鳌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
       第39回：
       到初九日，西门庆也没往衙门中去，绝早冠带，骑大白马，仆从跟随，前呼后拥，竞出东门往玉皇庙来。远远望见结彩宝幡，过街榜棚。须臾至山门前下马，睁眼观看，果然好座庙宇。“山头”，“山景”，“山门”，凡此种种，多处可见，足
       可以证明《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是一座山城。因此，除大码头、府县同城外，还必须是山城，才全部符合《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特征。除了徽州府的歙县，还有第二个地方么?徐州虽也有大码头，但其码头与府城相距3.5公里之遥。而歙县与徽州府城一条十字街相贯，歙县南门就是大码头鱼梁坝。徐州府的府县同城相隔1公里之远，徽州府却是完全在一起，呈东西并列状。绍兴完全没有这些特征。所以，《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不在徐州，也不在徐渭的家乡绍兴，而是在徐渭的幕主胡宗宪的家乡徽州。徐州有《金瓶梅》中提到的瓮城，徽州也有，同为军事重镇。但不论徐州还是绍兴，都不是山城。潘志义先生虽很早就提出了《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是一座山城，与徽州府情况相合，但《金瓶梅》遗址公园却建在离徽州府一二十公里以外的溪西南村(吴天行故居所在地)，笔者认为西门庆原型为吴天行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均与京杭大运河沿线文化有关
       《金瓶梅》中反映出的河运文化与明代京杭大运河沿线文化有共同之处，而徽州府与京杭大运河也同样关系密切。徽州府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山城，陆地交通十分不便。但因府城是坐落在练江边上的一个大码头，水路十分便捷。据清代杂著《歙行日记》载，作者潘钟瑞从歙县由水道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在四天之内即可抵达杭州。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明代起就有大量的徽州商人在杭州经商，并从杭州通过京杭大运河将商品输入全国各地。这条水路是徽州人走出人稠地少的山区，涌向全国各地经商和生活的主要通道。他们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木业、茶业、典当业、米粮业等。这些在《金瓶梅》中都有描写。徽州人通过经商与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发生了密切关系，以至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扬州就是徽商们重点占领的市场之一。特别是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之后，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些变化使盐商可免赴边纳粮之苦，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使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扬州经营盐业致富的人很多。曾与胡宗宪一起抗倭与胡关系密切的汪道昆祖上即以经营盐业发家致富，其祖父曾任浙盐祭酒。山东临清也是，那里也同样是徽商云集并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徽州人所用棉布等主要靠临清等地供给，临清女子嫁给徽商者很多。现在歙县潜口村还有嘉靖与万历年间临清女子嫁给徽州商人汪兴的石碑。
       有徽州学者在《徽州社会科学》上撰文谈到占代从徽州黄山等地砍伐并运往京城的木料被称为“皇木”，“皇木”就是从徽州府城边的渐江水路运往京城等地的。潘志义在《米·酒论证(金瓶梅>的诞生地》一文中也谈到类似的情景，说徽州的米粮与酒也都是从外地经水路运进徽州的。只有徽州这样的地方才可能从远处运来紧缺的米与酒。《金瓶梅》中多处关于典当业的描述，均与徽州情形相符，所反映的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与徽州茶业的兴盛不无关系，也与徐渭关于茶文化的论述相符。有人说徽州府不在运河边上，不可能反映运河文化。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徽商在明代经济和文化中的作用，运河边上城市或乡村的百姓如果大多只在本地生活，较少外出经商或水运，绝不能像《金瓶梅》那样反映出如此明显的河运文化特征。徽州人出外主要靠水运，徽州人的流动性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到大运河沿线各地的文化特色，体验了运河文化的丰富内涵，所以，徽州人的生活并不比运河沿线城市的生活更少河运文化，而是更明显、更全面。这从《金瓶梅》里可以反映出来。
       三、《金瓶梅》中的官府与明代徽州府的官府设置相符
       《金瓶梅》中多次提到的官府是察院，西门庆所隆重迎接的重要官员宋巡抚，就住在察院。第49回：
       帅府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都领人马披执跟随，清跸传道，鸡犬皆隐迹。鼓吹进东平府察院，各处官员都见毕，呈递了文书，安歇一夜。
       察院离西门庆府不远，同在城里。第75回说西门庆到前边吩咐玳安：
       早教两名排军，把卷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写帖儿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内，交付明白，讨回帖采。
       然后西门庆与荆都监说了一会儿话，到新河门拜见了蔡九知府，回来下马，平安禀完事情，玳安儿就拿宋御史回帖儿来回话：
       小的送到察院内，宋老爹说，明日还奉价过来。赏了小的并抬盒人五钱银子，一百本历日。
       胡宗宪身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浙直福建等处军务，行署应该在都察院。这也就是说，在徽
       州府城里，共有两处察院官府：一是西门庆府，一是用来接待宋巡抚的官府。无独有偶，在徽州府的确有两处察院官府，这有《歙县志》中明代的徽州府治城垣图可以作证。图中城垣西半边是府治，进镇安门，从小北街直达察院；东半边是县治，进临溪门，从上北街直达都察院。中问十字街可贯通府治、县治。两察院都在城北，相距不远。
       都察院对面是学府，有许多书院，著名的紫阳书院、问政山书院等都在这里。斗山书院也在附近，徐渭的老师王畿等曾在这里讲学。徐渭在小说中的化身温秀才的书房就在西门庆府对面，大概就是在书院里，这也可间接揭示西门庆住在徽州府的都察院及其附近。
       四、胡宗宪生前与其幕僚的主要居住地在徽州府——歙县
       《徐渭集》于《歙石砚铭(并序)》中写道：
       出歙西门，步长桥，望黄山群峰插天如剑戟。入门就小肆，用钱二百五十货得此石，云纹而宝沙，照日中瑟瑟若东夷所銮屏扇，然以墨易胶，稍干为磁吸铁，龙尾之佳者也。时王仲房赏之曰：“转博可得钱千五百。”久之，歙客从狱中持归为余斫。两期而复璞以来，余将寄斫于吴，而先铭之如左。
       市于歙，归于越，复返于歙，终来归于越。石耶，能忘情耶?铭于若庐斫于吴，安保其终于吾人耶?能有情耶?
       徐渭对歙县的石砚宝墨之喜爱、之熟悉如数家珍。非在歙县长期定居，不能详知如此。特别是《歙石砚铭(并序)》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此铭写于徐渭出狱之后，回忆当初买砚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出歙西门，步长桥，望黄山群峰插天如剑戟。入门就小肆，用钱二百五十货得此石……”而徐渭对歙石砚之情恰是自己对在胡府作幕宾时真实感情的写照。“市于歙，归于越，复返于歙，终来归于越。石耶，能忘情耶?铭于若庐斫于吴，安保其终于吾人耶?能有情耶?”徐渭成为胡宗宪的幕宾后就来到歙县，之后往返于越歙两地，最后又回到了越。
       徐渭客居徽州府歙县，从他给方阜民公子的涛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曾在绍兴即山阴送方公子至歙县，作《送方阜民公子还歙(方阜民尊公知山阴，涮始籍诸生，提调师也)》诗一首：
       江关杨柳弄新晴，游子恩家数去程。客里经春花作伴，酒中连日雨留行。轻装未结离歌发，大道临岐感慨生。欲把今朝双别泪，寄弹一滴使君灵!
       又在歙县给山阴的方公子写信《至歙寄方阜民公子》：
       弱冠曾从泮水行，今来已是老门生。不知旧种祠前木，几叶参云拂太清?
       这一送一寄，不正说明徐渭当时的生活是奔波于山阴、歙县两地么?
       还有《西江篇》也说明当时徐渭作为胡府的幕宾是住在歙县。
       (少保公视师广信，遂入龙虎山祝圣寿。予方候于齐云，不至，是日冲雪还歙，寒甚，僵于驴背)：
       西江一战捷书闻，转向名山祝圣君。铙吹乍飞萦法曲，旌旗渐上绕宫云。冲泥踏雪凭遥岫，拂曙垂鞭到夕曛。却羡从行青幕士。高崖应勒纪游文。
       徐渭曾等候胡宗宪于齐云山，没有等到，又冒雪回到歙县，以致冻僵于驴背，还歙当然就是住在歙县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宗宪病死狱中，隆庆二年(1568)胡宗宪的幕僚之一沈明臣从浙江到徽州府入山哭恩公胡宗宪，并请汪道昆为《孤愤集》写序。胡宗宪死后24年，也就是万历十七年(1589)，在多人的努力奔走下，胡宗宪终于平反，胡宗宪之墓才得以从徽州歙县迁回祖籍绩溪龙川。这些都说明胡宗宪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是生活在微州府歙县的。否则，对胡宗宪感恩戴德、一片忠心的幕僚沈明臣为何不去绩溪凭吊胡司马，而要跑到歙县一哭、再哭、三哭呢?胡宗宪的遗骨现在究竟在哪里，民间传说他有许多假墓，他的女儿曾在为父亲出殡时咬破手指在棺材上作了记号，或许只有她才知道胡宗宪的真墓究竟在哪里。
       五、《金瓶梅》中的景致与徽州府的园林风格及特征相同
       徽州府有许多园林，如西园、曲水园、遂园、桃源坞等。《金瓶梅词话》书首[行香子]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依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有不少学者考证出这四首词均出自于元、明不同的诗集，但为什么会将这四首词放在一起并作为《金瓶梅》的卷首词呢?词中所写景致必定与《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有相似相通之处。
       西园是胡宗宪幕宾集聚地，下文专述，曲水园也是歙县重要园林之一，景色与四首[行香子]词中所描述景色极其吻合。汪道昆有《曲水园记》，写道：
       由迎风西户入水竹居，东户入高阳馆，馆南为垣屋，阖户以居。去垣不尽五步，聚美石为山，震泽产也。群山大者岳立，小者林立，疏茂相属，其高下有差，高则为仞者三，下则为仞者半。石如雕几，如枯株，如垂天云，如月满魄，如轩，如峙……窍山为洞，出东隅为台。流水沿西麓东行。不尽三之一，潜于麓，入于池。去山不尽十五步，为四宜堂，堂广五筵，修缩筵之半。四面疏户，户外皆重阶，居者于四望宜，即四时皆宜也……池西曲房，足音罕至，盖便坐也。池南则自万始尽御风，池北则西自步檐尽藏书，东自高阳止止，三分鼎立，水榭居中，灌木则附庸耳。垣以内，花数十品，木千章，鸣鸟千群。涧道夫容千室，鱼千石。主人谓客，自屿有事曲水，岁用共仂以从事，岁计金十镒，人百徒，积二十岁乃成，故力不绌而赢可举也……
       水竹居、四宜堂、奇石磷磷，曲水通幽，景色如画，画巾藏书，花木鸟鱼，与《金瓶梅》中园林风格何其吻合!
       胡宗宪的绿野园中也有曲池，《胡司马公绿野园作》：
       功臣甲第古来高，门接青山启戟遥。词客吐茵开晓嶂，健儿骑马射秋雕。风云色变琱号暗，日月光寒宝剑销。此日羊昙唯有泪，曲池无水草萧萧。
       从这里可以看到胡宗宪生前园林之盛及其死后园林之萧条、悲凉。曲池有水时应是一派锦绣景色。《徐渭集》中也有咏曲池诗。沈明臣、汪道昆等诗文中更有多处提到曲水和“曲水之盟”。
       沈明臣《丰对楼诗选》中《伯玉司马招游歙城过其桃源坞别业聊短述》云：
       岭岭山山总是奇，登临无地不相宜。龙回凤去城高下，浅绿深青谷敝虚。花里春阴迷别坞，日边烟景豁清池。桃源洞口渔郎路，它日重过信有期。
       《小庄》云：
       茆屋耶溪上，青山四面来。年年春雨后，几树杏花开。绿水池当竹，阴阶石绣苔。灵枢唯自解，红药近人栽。
       汪道昆的桃源坞是胡宗宪幕僚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我们可以从小庄诗联想到《金瓶梅》里的小庄，从胡宗宪的绿野园联想到《金瓶梅》第55回中的描述：
       但见：堂开绿野，阁起凌烟……
       胡宗宪及其幕僚经常来往的园林风格与《金瓶梅》中园林风格相似之处甚多，除胡宗宪所在的城北
       都察院附近的绿野园、曲水园外，胡宗宪幕宾集聚地西园，汪道昆的桃源坞、遂园等都是胡宗宪经常来往的徽州府名园，《金瓶梅》里的园林就是这些园林的缩影。
       另外，《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提到西门庆家“钱过北斗”。如第3回；
       这位官人，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家有万万贯钱财，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债结识人。
       第7回：
       (西门庆)在县前开着个大生药铺，又放官吏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陈仓，没个当家立纪的娘子。
       第62回：
       先是一个孩儿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子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11884
       绩溪的北斗七星潭是胡宗宪门前象征性地理特征，而歙城也叫北斗城。万历八年(1580)，汪道昆结白榆诗社：
       (龙膺)日挟夹攻古昔，乃构白榆社，据北斗城。入社七人，谬长不佞。
       《太函集》中《宰公从同社诸君子集遂园分得星字》诗云：
       城连北斗夜冥冥，天尽南州几客星。
       在歙县胡宗宪应该居住的都察院也正好在北斗街，北斗街就在北斗山上。之所以叫北斗山是因歙郡临山，群山排列之形状如北斗七星。去过歙县的人都知道徽州城里斗山街就在北斗山上。斗山就是北斗山，简称而已。
       《金瓶梅》里居然也有斗山。第69回：
       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莫非又是巧合?为什么是并斗山，而不是并五岳或者别的高山?
       《金瓶梅》开篇就说：“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在歙县文献资料中多处谈到歙县的虎头特征。西门“南谯楼”俗称24根柱，城门呈上宽下窄状，当地风水是歙县县城面临白虎下山之势，为了使白虎不能下山伤人，就用24根柱卡住虎头，所以老虎就大张着嘴不能吃人了。所谓“虎中美女”，就是虎口城中美女之意。大概也因此西门庆等属虎。
       六、《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即胡宗宪的幕宾聚集地——西园
       《徐渭集》和胡宗宪的幕僚、密友等人的文集中多次提到西园。《徐渭集》中有《寄京中诸达者(并前首可一笑)》，诗里西园与北斗相对：
       连天海水浸无涯，赤地波臣望客车。天上并能扶日月，泥中何事烂鱼虾。轻飙夜转西园白，大毂春回北斗斜。欲寄望诸坟上酒，冯君一为洒梨花。
       徐渭《柬友》诗中也写道：
       桃花盛开，豆醑满泛，北窗酬酢，不减西园，可谓宾主并佳，足占公子翩翩之兴矣。
       另一首《辞言马两进士蕺山之集，呈王衙州二首(初出狱)》诗中也提到了西园：
       邦君茂声华，柱下洵咨简。画诺一以借，海邦顿草偃。散帙有余清，高冈集群彦。元规昔有言，于此兴不浅。念彼西园英，自顾谅非干。况复羁绁余，安得侍清宴。
       既是因胡宗宪一案惧祸发狂杀妻而入狱，初出狱，自然感慨最深的还是在徽州幕府中的情景历历如昨。特别是北斗和西园的景色如在眼前。那么，“念彼西园英，自顾谅非干”是什么意思?“西园英”是指西园的花草之英还是人中英杰?“谅非干”又指什么?徐渭又有《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其三日：“好艺渐艺流，抱经充经生，胡为甫下车，召问临前庭?自顾非徐干，敢言西园英?……”原来是说自己“非徐干”。徐渭的同僚和密友沈明臣在胡宗宪府为幕客时写有《出猎篇为徐记室与王将军作》一诗，诗中盛赞徐渭是“古之徐干今文长”。徐干(170－217)，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徐文长与建安七子之一徐伟长名字如此相似，又都极富才华，所以才会被赞为徐干。徐渭自谦道，我想自己是比不上徐干的，又哪里敢自认为是西园的精英呢?“念彼西园英”，也是怀念西园的精英们了。可见《徐渭集》中的西园就是指代在胡宗宪府为幕客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西园。
       胡宗宪的幕僚沈明臣的《丰对楼诗选》、胡宗宪密友汪道昆的《太函集》、汪道昆学生潘之恒的《亘史》和近人许承尧的《歙事闲谭》中也有数处提及西园。汪道昆《太函集》中有《席上绯桃》诗，诗中有：
       西目近接汉宫春，双出红妆宴赏新。
       还有《上元前夕雨集仲实园》诗，诗中有：
       应徐盍拥西园夜，秦虢装分上苑春。
       沈明臣《丰对楼诗选》中改王子安春思赋为春思行一诗也有：
       帝乡迢递关河里，神皋欲暮风烟起。黄山半入上林园，玄灞斜分曲江水……水晶却挂鸳鸯幔，云母斜开翡翠帏。竞道西园梅色浅，争如北苑柳荫稀……
       《徐渭集》中“西园白”与“北斗斜”相对，沈明臣诗中“西园”与“北苑”比称，北斗与北苑当指胡宗宪所在的北斗街都察院及住宅区。胡宗宪的绿野园与曲水园都应在城北的北苑。七省巡抚胡宗宪的驻扎地不会太小，亭台楼阁，水竹山林，逶迤数公里应该是正常的，战争期间，兵马粮草也均需安置。而西园是胡宗宪幕宾聚集和居住之地，应该在城西。著名的西园有多处，但沈明臣说得很清楚“黄山半入上林园，玄灞斜分曲江水”，显然，此西园不是指外地的西园，而是指能看见半截黄山耸立、不远处的玄灞斜分曲江之水的西园。但徽州府也就是歙县城真的有这样的西园么?究竟在哪里?
       2006年笔者亲赴徽州，不仅体验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境界，而且找到了明代歙县县城的西园。
       依徐渭指点的方位，又承蒙徽州学者潘志义先生的指引，笔者来到歙县城西，即徐渭所说的“出西门”，过太平桥，前面是太白楼，附近有许多制造徽墨的小作坊。站在桥上，果然黄山依稀可辨，但仍不知西园在哪里。第二天笔者独自重游徽州府，从桥上回来再进西门，正在寻觅西园故址时，却突然发现“西园”二字赫然出现在一座华美的园林大门额上。难道400多年前的西园还留存至今?而且地点又如此巧合!“西园”里正在拍摄电视剧《大祠堂》，里面尚在修建中。我进去参观了一番：果然气势磅礴，建筑考究，马头墙层层昂起，飞檐翘首，亭阁台榭，牌坊宅第浑然一体，石雕、木雕、砖雕，三雕精品比比皆是。可我最关心的是“西园”园名的来历，但除了“西园”主人徐普来先生无从探访。回到岩寺住处，通过徽州旅游局，笔者找到了徐普来先生的电话，和他谈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此园开发重建时本来准备叫“徽商大宅院”，但开工时却在院中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园二字，碑的背面刻着“嘉靖戊戌年春月”的字样，所以就把此园改名为西园，并将此碑镶嵌在大门上方。不过平时他们还是习惯将其叫做“徽商大宅院”。他有些奇怪，说不仅发现了这块大的西园石碑，还发现一个小的西园石碑，大概是园中园吧。
       关于歙县西园，其现在的主人徐普来先生说徽州文献中有许多记载，笔者尚未及详考。
       
       七、徽州文献中有徐渭精通玉帐术、撰述千古奇文的记载
       笔者在《歙事闲谭》中还发现一条相关文献。徽州是文化之邦，文献之乡，如果在徽州发生过有人写出一部关于徽州大官胡宗宪风月之事，且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小说，不会一点文献资料都留不下来。虽然因作者和流传者为了避讳，用心良苦地隐瞒了作者真实的姓名，但总是会露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凡研究徽学者，谁都绕不开近代学者许承尧(1874－1946)的一部歙县文献集成《歙事闲谭》。许承尧曾单名芚，字际唐，一字芚公，号疑庵，安徽歙县西乡唐模村人，近代著名诗人、方志学家、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歙事闲谭》，稿本，31卷。该书最初只是许承尧的读书札记，正如其《自序一》里所说，“垂老观书，苦难记忆，因消闲披吾县载籍，偶事副墨，以备遗忘”。后来日积月累，渐成规模，“遂赓续为之”。许氏自我要求极高，写作态度谨慎，“凡有称引，必明出处，从不作向空之说”。全书近百万字，皆亲笔缮写。
       《歙事闲谭》卷3有《黄白山五君咏》一文，篇首写道：
       前卷有黄白山诗，遗其《五君咏》，兹补录之。
       一咏天池山人徐渭云：徐生东南秀，孕奇自禹穴。一为幕中客，锥末遂自脱。代草白鹿表，能致天子悦。屡陪元戎乘，颇参玉帐术。兔尽狗乃烹，芝焚蕙亦歇。忽忽因发狂，杀人陷缧绁。历下主齐盟，是子独异辙。奇人写奇文，幽冷沁人骨。撰述在千古，性灵庶不灭。
       黄白山何许人?卷2有《黄白山杜诗说》写道：“黄白山先生，潭渡人，原名管，字扶孟。明庠生，鼎革后弃去，一意著作。有《一木堂诗》十二卷，《文稿》十八卷，《内稿》二十五卷，《外稿》三十卷。”又查徽州博物馆藏有黄生草书手卷。前言中写道：“黄生(1622－16997)，原名管，又名起溟，字扶孟，号白山，歙县潭渡人，明诸生……隐居不仕，所交皆当时知名人士……”
       可见同时代歙县人如黄白山等都是知道徐渭详情的。徐渭经常陪伴在“元戎”(即胡宗宪)左右，为主子代作表、启等，而且又十分精通房中术，参与“元戎”(即胡宗宪)的房事。但兔死狗烹，徐渭也跟着倒霉了。他发狂杀妻入狱。出狱后，“历下”(即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曾邀请徐渭加入“后七子”，但奇人徐渭却对李攀龙的嫌贫爱富十分不屑，不入俗流，独异其辄，撰写出一部鞭辟入里、幽冷沁骨，并能千古流传、书中性灵永远不灭的奇文来!
       这奇文是什么?如果只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就不可能是志在千古的文字，而且用的是“撰述”二字，必定是大部头的书。此奇书是什么?在徐渭的著作里，难道除了明写胡宗宪家风流韵事、暗记嘉靖时期一段真实历史的《金瓶梅》，还有别的“幽冷沁人骨，撰述在于古”的作品么?伪托为徐渭作品的《英烈全传》倒是写史的，但哪里有幽冷的感觉呢?更别说入骨之幽冷。黄白山为什么要特意提出徐渭“屡陪元戎乘，颇参玉帐术”呢?此撰述是否与玉帐术有关呢?完全可能!可见徐渭不仅是一个画家、书法家、文学家，还是一个性学家，也只有一个真正的性学家才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著作来。只有了解嘉靖历史的人才能读懂《金瓶梅》，只有读懂《金瓶梅》，才能明了曾经平定了战乱、创下嘉靖伟业的胡宗宪是怎样一个人，经历了怎样一段历史。在陪着主人公惊艳、纵欲、跌足、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才能给世人敲响警钟，无论怎样的英雄豪杰，如果让自己纵情声色，在物欲和色欲中沉-溺而不能自拔，就只有死路一条!《金瓶梅》是警世之长钟，胜于枚乘的警世之文《七发》多矣!正因如此，这部奇人写就的奇书在给人《七发》式的沉思之后才能千古流传。所以，笔者认为徐文长撰述的这部奇书就是张竹坡所说的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
       《茅坤集》中有《酬张王屋书》和《再与张王屋书》两信，笔者在《论笑笑先生是徐渭》一文中曾经指出“张王屋”即徐渭的代称，是因徐渭晚年定无居所，只能住在张元忭和亲戚王家的缘故。信中谈到徐渭曾向茅坤借《史记评事》和《史记批评》等书。清代学者张竹坡在崇祯本《金瓶梅》评点时曾一再强调：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因此，所谓的奇文，其实也就是隐指堪与《史记》媲美，像《史记》一样奇伟，能够流传千古的作品。
       张竹坡曾谈到读《金瓶梅》如“行山阴道中”。山阴道指徐渭家乡绍兴的会稽山道，清风徐来，移步换景，如行镜中。看来不仅明代人知道《金瓶梅》作者和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到18世纪末，《金瓶梅》故事的真相仍有不少人还是知道底细的。比如清代李海观写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八月白露之节的《歧路灯》自序中就提到金瓶梅一书，“诲淫之书”也。李绿园的亡友张揖东日：
       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
       连斥《金瓶梅》为诲淫之书者都认为《金瓶梅》书中所道其事是作者亲身所经历的事，而且认为不精通历史的人是读不懂《金瓶梅》的，我们又为什么要执意否定《金瓶梅》创作的同时代人所说的书中人物均有原型这一事实呢?大概直至19世纪以后，时间长河的黄沙才把《金瓶梅》的记史意义埋到了深处，以致我们在20世纪走过如此漫长的探索之路，仍不能使作者之意和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实在是有愧于青藤老人及为《金瓶梅》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前辈学者。
       笔者还有一些材料可供考证，但因篇幅所限，待另文撰写。总结以上观察考述，我们可以知道《金瓶梅》故事就发生在嘉靖时期徽郡的胡府及其周围地区，它是关于胡宗宪及家眷和幕宾同僚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有人对西门庆的原型是胡宗宪提出疑问，认为徐渭作为胡宗宪的幕客，对胡感恩戴德，怎么可能写出这样攻击其恩人的作品?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却暴露了持此观点者对徐渭其人其文的理解未能深入，篇幅所限，此处恕不详谈。在《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上，许多前辈呕心沥血数十年，他们的探讨都有积极的意义。王世贞说、屠隆说、汪道昆说、王稚登说、萧鸣凤说、王采说等等，都有可资参考、借鉴之处。坚信我们只要能潜下心来认真思考与考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谦虚包容，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探索，就能最终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
       孙秋克
       受徐朔方先生启发，拙文《(金瓶梅词话)考札》曾对这部奇书卷首的四首[行香子]作过一些探讨，小标题为《也说卷首“词日”四首》。后来拜读了梅节先生对这四首词的校勘后方知，我的考察遗漏了《天机余锦》，亦未把彭致中所编《鸣鹤余音》全部纳入研究范围。阅读这些文献后，觉得对一些问题应当作进一步思考，是为“再说”。
       
       《金瓶梅词话》卷首以“词曰”为目而未标出词牌的四首词为[行香子]，依次是“阆苑瀛洲”、“短短横墙”、“水竹之居”、“净扫尘埃”。它们在元、明、清三代载录中存在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年代不明；二是各本篇数不等；三是文字有所不同；四是署名不相一致。下面就这几首[行香子]见于元、明、清，特别是元、明两代的主要载录，对这些问题进行或分或合、或详或略的探讨，兼及载籍的稽考，以期进一步明其流传源流。
       一、元代[行香子]载录
       道藏本彭致中编《呜鹤余音》卷6有[行香子]4首，依次为“寥寥寂寂”、“阆苑瀛洲”、“短短横墙”、“净扫尘埃”，不著撰人。《金瓶梅词话》卷首所载数量相等，但有一首不同：无“寥寥寂寂”而有“水竹之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呜鹤余音》八卷。旧本题仙游山道士彭致中编，不详时代。采辑唐以来羽流所著诗余，至元而止。朱存理《野航存稿》有此诗跋，疑为明初人也。”这里有一个疑问，即彭本《呜鹤余音》编者和词集的时代不明。还有一个不小的误会：其实有两种《鸣鹤余音》。一为虞集和全真冯尊师[苏武慢]的合集本(详下文)；一为题名仙游山道士彭致中辑唐至元道士诗余本。朱存理作跋者并非彭本《鸣鹤余音》，而是虞本《鸣鹤余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显然不加区别，混为一谈。
       从虞集(1272－1348)的《道园遗稿》，可以查考两种《鸣鹤余音》的编辑情况。《道园遗稿》卷3有诗《赠彭致中游庐山》、《题梅仙峰与彭致中》，卷5有诗《彭致中送松花》，可知彭致中与虞集为方外交。同书卷6收编其乐府，其中有《鸣鹤余音》专门标目，前有虞集《叙》，而后载虞集和全真冯尊师的[苏武慢]词12首、[无俗念]1首，再后附冯尊师同调词20首(实不足，第17首到20首残缺不全)。《叙》说，冯尊师以燕赵书生而人道，作[苏武慢]20首，自己在两年间和得12首，次年春又成[无俗念]1首。可以从《元史·虞集传》同虞集的[苏武慢]词印证彭本《鸣鹤余音》的编成年代。《元史》卷181《虞集传》载，虞集在元惠宗即位前就谢病归临川。元统元年(1333)元惠宗遣使召其还朝，虞集疾作不能行，从此退居林泉。他同彭致中交往及和[苏武慢]必于这个时期。其[苏武慢]第10首道：“六十归來，今过七十。感谢圣恩嘉患。”按虚岁，“过七十”当为1342年，是虞集和词写成的时间。次年春[无俗念]成，《叙》说：“后三年，仙游山彭致中取而刊之。”此即至正六年(1346)，应当是彭本《鸣鹤余音》成书的时间。
       收于《道藏》本的彭本《鸣鹤余音》全编有9卷，而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8卷。全编前有虞集《叙》，与《道园遗稿》卷6《鸣鹤余音叙》大致相同。但有一个较大的差异：《道藏》本《叙》说，“后三年，仙游山道士彭致中采集古今仙真歌辞并而刻之”。这句话与上文所引《道园遗稿》本《鸣鹤余音叙》的说法有所不同，可见，实际上彭致中当年为编《鸣鹤余音》而从虞集处“取而刊之”的，只是虞《叙》及虞、冯二人的[苏武慢]词。这些词被编入彭本《鸣鹤余音》卷2，缺[无俗念]1篇。虞集《叙》分明是为自己和冯尊师的[苏武慢]而作，彭本所收则为唐至元代羽流诗余，与虞《叙》完全不相干。若虞集《叙》为彭本全编而作，他该不会如此糊涂。应该是彭致中把虞《叙》移用于全编，所以改了这句话，这样才能对全编有所交代。
       《鸣鹤余音》既有虞本和彭本之别，《道园遗稿》又有多个版本，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会误将朱存理的《跋》与彭本扯到一起。《道园遗稿》的原编者为虞集的从孙虞堪(字胜伯，一字克用)。《道园遗稿》是虞集著作的补遗。它有多个版本，最早的版本(至正十四年本，1354)成书也在彭本《鸣鹤余音》之后。《道园遗稿》卷6所载虞集和冯尊师的[苏武慢]，定然首载于彭致中所编《鸣鹤余音》。后来各本由此辗转传录，沿用彭本《鸣鹤余音》题名，而置虞《叙》于其下。这样，就有了虞集和彭致中、《道园遗稿》卷6和彭致中多卷本两种《鸣鹤余音》(《重刊道藏辑要·函海·第十函》收虞集《鸣鹤余音》单行本)。据文渊阁本《道园遗稿》虞堪《序》，此书编成于至正十四年(1354)。是书卷6《鸣鹤余音》后有金天瑞《跋》，日：“右[苏武慢]三十二首，[无俗念]一首，全真冯尊师、道园虞先生所共作也。昔刊《道园遗稿》而先生所作已附于编，然其所谓冯尊师最传者二十篇，世莫全睹。今复并类编次以刻诸梓。”落款为至正二十四年(1364)。从《序》、《跋》落款和内容看，此本显然为金氏至正二十四年(1364)本。
       总之，虞本《鸣鹤余音》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行香子]全无关系，而彭本《鸣鹤余音》卷6的4首[行香子]，《金瓶梅词话》载“水竹之居”之外的3首。彭本编次不以年代，也不以词调归类，许多作品不详作者，所以无法判断这3篇[行香子]的确切年代，只能按其收编词的时代下限和词风推测它们是元词。《金瓶梅词话》和《天机余锦》所载4首中有1首不同，说明这组词在明代曾经演变。
       二、明代[行香子]载录
       (一)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题程敏政(?一约1499)编的《天机余锦》卷4依次载“短短横墙”、“阆苑瀛洲”、“水竹之居”、“净扫尘埃”4首，作者署张天师。王兆鹏先生考证出《天机余锦·序》是对宋代曾造《乐府雅词·序》的割裂，因而认为“程敏政序既为伪造，则其书大可怀疑”。王教授的推论有一部分我赞同：如果《天机余锦》真为程敏政所编，以他的地位和盛名，是书恐怕不会在明末清初就成为秘籍。但另一方面，即令否定了程敏政的序，我想也不会影响对其编辑权的认定。由于种种原因，《序》的这类问题在古籍中并不鲜见。文渊阁本《花草粹编》所署延佑四年(1317)陈良弼序就是伪托，①而彭本《鸣鹤余音》的《叙》实为虞集[苏武慢]词《叙》之移用。但这两部书的编者并未因此而成为问题。王兆鹏又根据两个论据推断《天机余锦》的成书年代：1、杨慎《词品》序末署“嘉靖辛亥(三十年，1551)仲春朝洞天真逸杨慎序”，《词品》卷2和卷5已两次引及《天机余锦》。2、《草堂诗余》之序末署“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七月既望，东海何良俊撰”，而《天机余锦》大量抄录此书。因此“《天机余锦》成书应在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后、三十年二月之前的半年时间内”，即“嘉靖二十九年冬季”。按古代书籍成编和刊刻的一般时间，《天机余锦》不太可能在《草堂诗余》成书后充其量半年内，就大量抄录其内容并成书行世。何况，嘉靖三十年(1551)杨慎正谪戍滇云，至多被允归蜀暂住，往来于滇蜀之间。按古代的信息传播条件，难以想象他能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就得到《天机余锦》并引录于《词品》。如果据程敏政生活的年代，把《天机余锦》的成书放在成、弘之间，那么《词品》引用它在时间上就合理了。至于说《天机余锦》大量抄录《草堂诗
       余》——或许情形正相反，是《草堂诗余》抄录了它。
       (二)陈耀文编《花草粹编》卷7载“净扫尘埃”一首，作者署张天师。据明万历刊本《叙》之落款“万历癸未冬日之吉”，是书编成于万历十一年(1583)。《花草粹编》所录“净扫尘埃”与各本皆有差异，并不具出处，自乱其体例。笔者《(金瓶梅词话)考札》一文以《词综》卷24“阆苑瀛洲”之注为据，说这首词于《金瓶梅词话》之外仅见载于《鸣鹤余音》，并推论它只载此一首，误。
       (三)王兆云撰《湖海搜奇》2卷。清代褚人获《坚瓠二集》卷3[行香子]引《湖海搜奇》载[行香子]2首，即“水竹之居”、“阆苑瀛洲”，云：“惜不知谁作。”《坚瓠二集》卷1《马生角》引《湖海搜奇》云：“万历辛丑(二十九年，1550)。”查目录，是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
       (四)《金瓶梅词话》卷首依次录“阆苑瀛洲”、“短短横墙”、“水竹之居”、“净扫尘埃”4首，作者、词牌俱无，而其文字亦不同于各本。关于此书成书年代，学界看法不同，集中于嘉靖说和万历说。
       (五)释行冈编《春花集》卷12载[行香子]9首，署名明本，其中有“水竹之居”。唐圭璋编《全金元词》1160－1162页标明这9首词选自《春花集》。原书未见，不知编者情况及其成书的具体年代。据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惠赐线索，行冈生于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卒于1667年(康熙六年)。把《全金元词》载录与《金瓶梅词话》本对照，此词互有异文。
       现在我们从彭本《鸣鹤余音》出发，根据上述各本的年代，先讨论明代载籍中这4首[行香子]的时代。实际上只有“水竹之居”一篇尚未解决。因为当时我没有读《天机余锦》，故在《(金瓶梅词话)考札》中曾推定这几首词的产生绝不出于宋、元，流行则在元末。现在对“水竹之居”一篇要另予说明。《鸣鹤余音》卷6最早载录第一、二、四首词(以《金瓶梅词话》卷首所载为序)，它们的年代如上文。而“水竹之居”一首应当产生在彭本《鸣鹤余音》编成之后，具体说是在明初，最早见于《天机余锦》。之所以说这篇词当产生于明初，除彭本《鸣鹤余音》中尚无此词外，还因为词的开篇“水竹之居”这一意象数见于明初文献。两相印证，可以大致推定这首词较为具体的年代。略举数例如下：龚教撰《鹅湖集》卷6《书泰和袁氏族谱后》日：“矧今日隐者之居，有日竹所者焉，又有日水竹之居者焉。盖以其劲节可以比君子，雅操可以耐岁寒。故其见知于人也多，人亦由之而得名者众矣。”谢肃《窑庵集》卷5有《水竹居记》，虞堪《希澹园诗》中有《寄题湖州沈自诚水竹居》，皆寄托林泉之乐。可见水竹之居是士大夫清节之象征，而徜徉水竹之居是当时士大夫的向往。再者，明抄本《天机余锦》的发现，至少可证“水竹之居”这首词在明中叶即已见于载籍。无论《金瓶梅词话》成书于嘉靖或是万历年，它和《天机余锦》都采录这4首[行香子]，应当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因为这几首词曾共同流行于一时。下面我们再以文本为据讨论这个问题。先以《金瓶梅词话》为底本，把《天机余锦》和《金瓶梅词话》这两个俱录4首[行香子]的版本对照，一些文字的差异无关紧要，但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刊落。第一首“也宜春”一句前《天机余锦》有“却”字，符合[行香子]的句格，而《金瓶梅词话》显然刊落。第二首“热烘盏”一句《天机余锦》缺“盏”字，则显然是《天机余锦》刊落。第二种情况是不可解的词。第二首“仡口儿小小池塘”一句，《天机余锦》点校本作“仡憎”，两个版本都不知所云。第三首“床”与“装”亦不可解。我们难以判断《金瓶梅词话》和《天机余锦》中这4首[行香子]文字差异和不可解之语形成的确切原因，各书载录在明代即已相当混乱。因此，陈耀文录“净扫尘埃”一首自违体例而不注出处。相反，他录自《天机余锦》的16首词，全都标明了来历。町见他录“净扫尘埃”，既不来自彭本《呜鹤余音》(此书署无名氏，且有异文)，也不来自《天机余锦》(此书虽署张天师，但有异文)。
       由说话艺术孕育的中国早期小说的性质，决定了它往往大量采用词曲，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可能来自其成书过程或成书时流行的作品，或是已成编的词集。就《金瓶梅词话》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文人汇编词集和刊刻一般要迟于流行。从文化理念上说，文人学士也不大可能到《金瓶梅词话》中去择取材料。《天机余锦》所载4篇[行香子]的异文证明它与《金瓶梅词话》无关，而清代《御选历代诗余》等载有《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前3首者，它们之间的因袭关系清晰可辨，与《金瓶梅词话》则有所不同。所以，对徐先生提出的“《词林纪事》为何只选3首，并且将次序变了”这个问题，就编成年代的先后，可以从《词林纪事》的记载来自《御选历代诗余》，而不可能来自《金瓶梅词话》得到解释。另一方面，从词的本原看，它在历代都有作为歌词的功能。这4首词也有可能曾作为同调四叠的歌词广为传唱于道观和市井。所以，《金瓶梅词话》没有标出词牌的必要，《天机余锦》则署名为在当时广有影响的张天师。它们的异文，可能缘于所据传抄本的不同，也可能缘于传唱中少量语词不经意的改变。4首词在二书中排列顺序的不同亦可能来自传唱。同调的几叠歌词，原无所谓先唱那一首，也无所谓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容上的联系。就其所咏实际，这4首词并非顺序歌咏四季。除第一首明显为咏舂，第二、第三首的季候特征并不明显，第四首说“任门前红叶铺阶”，更分明是咏秋而非咏冬。
       三、清代[行香子]载录
       清代载录的这4首[行香子]，对于《金瓶梅词话》卷首同调词而言，已无多少参考价值。仍择要叙于下。
       (一)朱彝尊、汪森编《词综》卷24载“阆苑瀛洲”。据汪森序，是书编成于康熙十七年(1678)。此词标目为《宋词七十首》，词牌[行香子]，署名于真人。词后小注云：“词见彭致中《呜鹤余音》，按北宋有虚靖真君词，内有和于真人作。”但查彭本《鸣鹤余音》卷6，这首[行香子]与其余3首一样根本未著撰人，且与《词综》所录互有异文。我们没有根据说朱彝尊杜撰出处和作者，那么，只能解释为他另有所据。
       (二)沈辰垣编《御选历代诗余》。据其序，是={=5编成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御选历代诗余》有两处载录第一首词，卷44所载与《词综》文字、署名完全一致，当转录于《词综》。卷119则依次载“短短横墙”、“阆苑瀛洲”、“水竹之居”等3首，与同书卷44所载文字、作者均有不同。小注说这3首词来自晚明陈继儒(1558—1639)的《笔记》。《全金元词》已对《御选历代诗余》卷119所录3首[行香子]所注出自《笔记》存疑。查阅明万历便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有陈继儒《笔记》2卷。卷2唯有一段话与《御选历代诗余》大略相同(《御选历代诗余》异文括于其后)：
       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同院学士
       冯海粟(冯海粟学士)甚轻之。一日，松雪强拉(此字《御选历代诗余》本缺)中峰同访海粟。海粟出所赋梅花百绝诗(句)示之。中峰一览毕，走笔而成(七言律诗)，如冯之数。海粟神气顿慑。
       《笔记》到此为止。《御选历代诗余》则接着说“尝赋[行香子]词云”，然后录3首[行香子]。最后是“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天真，一明妙也”一句。不知《御选历代诗余》后文来自何处?或是其所引《笔记》另有别本?因有此疑虑，笔者不把《笔记》作为明代载录这几首[行香子]的文献资料。
       (三)张宗棣辑《词林
       纪事》卷6所载与《御选历代诗余》卷119完全相同。按此书序的落款时间是“乾隆戊戌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此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跋的落款时间是“乾隆四十四年孟冬朔日”，是书刊刻于此时。据成书时间和所载相关内容，《词林纪事》无疑转录于《御选历代诗余》。
       最后，不同版本的这4首[行香子]的问题，还存在于各代采录者对其作者署名的分歧。而当代学者力求具体确切的考证，其实无补于事。如果硬要确认作者的身份，那这4首词从内容看可能与羽流关系更大一些。彭本《鸣鹤余音》虽未著录作者名姓，但其所收本为道士诗余。明代载录这4首词的各种版本或不署名，或署张天师，《天机余锦》更是把4首全归于其名下。看看洪武、永乐以来道教兴盛、大修典藏的背景，或许能为此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朱元璋立国，在统治思想上以儒教为宗，三教并用，还御注了《道德经》。明成祖即位后敕命43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张宇初逝后由第44代天师张宇清继续编修，刻竣于正统十年(英宗朝，1445)，为正统《道藏》。万历《道藏》(《续道藏》)为明神宗时第55代天师张国祥奉敕命续编校刻，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完成，补辑正统《道藏》之遗及正统之后的道教著作。这两部《道藏》的编刻历时近200年之久。另一方面，文士官吏与道士成方外之交，自明初就不鲜见。倪谦《倪文僖集》卷326赠万全都纪萧链师序》一文，有萧链师“宣德二年去游龙虎山，进谒正一嗣教四十五代张天师，蒙传授五雷祈祷大法”的记载。危素《云林集》卷上有《饯张天师北上》一文，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3有《代彭太守与张天师书》。以上两个方面可见明代道风之盛，而张天师则是一面大旗。这4首[行香子]在明代载籍中以张天师署名可谓顺理成章。点校本在校勘处指出署张天师名为误，理由是张天师为汉代人，而其时尚无词。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这4首词流传和进入载籍时道教兴盛的背景。
       清代文献多相沿《御选历代诗余》，把这4首[行香子]署名为元释明本。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据《舂花集》录了他的9首[行香子]，其中包括“水竹之居”。且不说《春花集》所载这9首词中“翼攀缘永绝追求”、“久辞闻阒，识破浮华”、“息尘缘何事相干”等语气不类明本这样年少出家的人，其文字之粗劣和词意之重复(尤其是后8首)，简直可以说是粗制滥造。清代顾嗣立编《元诗选》卷26中有一篇比较完整的明本传记，题为《智觉禅师明本》。这篇传记和《四库全书总目》之《(梅花百咏)提要》一样，都没有提到明本有[行香子]词。《笔记》提到的“梅花百绝诗”则作《梅花百咏诗》，又说明本走笔和成《梅花百咏》后又出示《九字梅花歌》，冯海粟遂与他定交。冯海粟的《梅花百咏》已佚，而明本的《梅花百咏》尚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语是：子振(海粟)“才思奔放，往往能出奇制胜。而明本所和，亦颇琱镂尽致，足称合璧联珪”。明本《梅花百咏》的存在，令人难以相信《春花集》中那几首[行香子]，居然出自这个让冯学士折服的诗僧之手。同一个人的作品，艺术水平相距不会如此遥远。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即“水竹之居”一词至今尚未发现元代的载录。
       四、推论
       由以上考察，对《金瓶梅词话》卷首所载4首[行香子]，可得出如下推论：
       (一)这4首词不是一时之作，以《金瓶梅词话》所载为序，第一、二、四首出于元代，第三首出于明初。从《天机余锦》和《金瓶梅词话》成书的大致年代看，它们作为组词流行当在明代中叶。词中闲适情怀的抒发和林泉风物的描写，亦吻合于这时期道教兴盛、大修典藏的史实。
       (二)这4首词不是一人之作，作者早已佚名。由于明代道风盛行，这4首词被冠以张天师、于真人、明本等人之名，道士、仙释等类人原无多少差别，若非大名鼎鼎，姓名容易埋没，作品则被托于声名较著之人。所以，对这些署名只能作如是观。
       (三)这4首词不是一组分咏春、夏、秋、冬的四季词。彭本《鸣鹤余音》卷2载丘处机的4首词，题名《春》、《夏》、《秋》、《冬》，四季景物描写分明，那才称得上四季词。《金瓶梅词话》不过是如这类小说惯行的那样，将词调相同的4首流行词一块儿挪用于开篇，而不顾及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某种逻辑联系。
       (四)这4首词在明初已有各种版本，故各书载录皆有所出入。否则，以四库馆臣眼中《花草粹编》和《词综》编辑体例之谨严和采录之广博，不应当二书署名都形同虚设，《花草粹编》不注出处，《词综》小注所言与其所指载录本不符。至于清代对这4首词的载录，则基本相沿《御选历代诗余》。而《御选历代诗余》所据《笔记》，至今找不到来历。
       (五)这4首词的元、明文人载录与《金瓶梅词话》载录应各有所本，二者之间不会有什么关系。一般说来，词话在形成过程中采用词曲往往与流行同步，文人载录则总是迟于流行。根据《金瓶梅词话》通常的借用情况，这4首词可能分别取自元、明文人汇编的集子，也可能源于同调组词之传唱。就《金瓶梅词话》而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相反，文士汇编集子，则不大可能到词话中择取。
       张竹坡研究综述
       吴　敢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以号行世。
       张竹坡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月完成对《金瓶梅》的评点。张竹坡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通过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的评点，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小说理论推进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立言不朽。
       张竹坡在他评点《金瓶梅》的当时，即随着《第一奇书》的“远近购求”而“才名益振”。刘廷玑自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在园杂志》卷2，在谈到《金瓶梅》时说：“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报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这一段话写于康熙壬辰冬(1712)，可为一证。真正高度而又公正地评价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翔实而又准确地披露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过程的是张竹坡的胞弟张道渊。张道渊修撰《张氏族谱》时，写于康熙六十年(1721)的《仲兄竹坡传》，表达了他们之间兄弟加知己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仲兄竹坡传》：“兄一生负才拓落，五困棘围，而不能搏一第，赍志以殁，何其陀哉!然著书立说，
       已留身后之名，千百世后，凭吊之者，咸知竹坡其人。是兄虽死，而有不死者在也。”在张竹坡一生中，如果说家族内给他直接影响的是父亲张翘和二伯父张铎的话，那么家族中始终理解他、支持他的便是其三弟张道渊。可以说，张道渊是张竹坡和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第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者。张竹坡在批评《幽梦影》时曾说：“求知己于兄弟尤难。”这当不是无端的感慨。
       有清一代流传的《金瓶梅》版本，基本都是“彭城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本。这似乎足以说明张评本的影响以及世人对张竹坡与张评本的认同。在其家乡彭城，张竹坡更是名闻遐迩。道光二十九年(1849)稿本《清毅先生谱稿·赠言》录阎圻《前初到徐，有客来云，张竹坡先生将枉顾。闻先生名久矣，尚未投一刺，仍乃先及之。因感其意，得诗四章》，又《再辱竹坡先生将赠诗谬许，颇愧不敢当。不谓先生意中，乃亦知此时此地有阎子也。用是狂感，漫为放歌一首》。阎圻是“明末二遗民”之一阎尔梅之长孙，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二甲第41名进士，官工科掌印给事中。阎诗前题为七律四首，其第三首颈联为“凭陵六代穷何病，赏鉴千秋刻不妨”，则该诗当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之后。阎圻做诗当时虽系布衣，亦有诗名，对竹坡推许如此，可见竹坡影响。只有李海观在《歧路灯》(自序)中笼统地批评张竹坡为“三家村冬烘学究”，算是一个例外。
       但晚清间彭城张氏后人与文龙打破了这一格局。道光五年(1825)张协鼎续修彭城张氏族谱之时，将《仲兄竹坡传》中有关《金瓶梅》的文字删削净尽。《清毅先生谱稿》更指责他“直犯家讳，则德有未足称者，抑失裕后之道矣”。而文龙于光绪五年(1879)、六年(1880)、八年(1882)前后三次评点《金瓶梅》，用的底本都是在兹堂本《第一奇书》。文龙评点的是《金瓶梅》小说，并非完全针对张竹坡的评点，但张评近在手头，观点相左之时，当然要弹出不同的音符。在洋洋6万言的评点中，文龙24次点到“批书者”、“批者”、“阅者”，均指张竹坡。对于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3人的评价，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对于张竹坡贬吴扬孟安庞的观点，文龙大不以为然，其24处批评有21处为此。不仅仅是《金瓶梅》人物论，于《金瓶梅》艺术论亦有不同见解。如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张竹坡批道：“妙绝十分光，却用九个‘便休’描写，而一毫不板，奇绝，妙绝!”而文龙批道：“挨光一回，有夸为绝妙文章者，余不觉哑然失笑。文字忌直，须用曲笔……挨光一层，早被王婆子全已说破，此一回不过就题敷演。”文龙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张竹坡的评点，如第一百回“文禹门又云：作者或有深意，批者并无会心，阅者当自具手眼……自始至终，全为西门庆而作也，为非西门庆而类乎西门庆者作也。批者亦当时时、处处、事事有一西门庆，方是不离其本旨。奈何只与春梅掇臀、玉楼舐痔而与月娘作对头，犹诩诩然日：此作者之深思也，吾得其间矣。嗟乎，妄甚!”应当承认，文龙对张竹坡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有的还相当准确和深刻，但文龙毕竟只是闲中消遣，只是对作品赏析，而没有像张竹坡那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因而没能站在小说理论的高度去认识竹坡，不能不失之狭隘。
       其后半个世纪，未见涉及张竹坡及其评点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3年初版)“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一人情”首列《金瓶梅词话》，第三题即为《张竹坡评(金瓶梅)》，其题解说：“竹坡名未详。刘廷玑《在园杂志》称彭城张竹坡，盖徐州府人。曾见张山来《幽梦影》有张竹坡评，则顺康时人也。”“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五猥亵”《东游记》题解：“每章后附‘竹坡评’，末附‘尾谈’一卷……竹坡不知即张竹坡否?”此可为20世纪语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编刊的《徐州诗征》铜山卷中，选了张道深诗二首，注云：“道深，字竹坡，著有《十一草》。”竹坡的这两首诗亦见载于《晚晴簃诗汇》卷40。1926年官修《铜山县志》于其《艺文考》中日：“张道深《十一草》，道深字竹坡。”1935年张伯英编刊《徐州续诗征》，徐东桥为绘《张氏诗谱》，于道深名下注云：“志羽子。”此乃首次公开归竹坡于彭城张氏世家。《徐州续诗征》编刊前后，马廉收集《铜山县志》、《第一奇书》、《在园杂志》、《友声后集》关于张竹坡的载录，判断竹坡“生于清康熙初年”，“卒于清康熙34－51年之十七年间”。应该说，张竹坡与《金瓶梅》这一研究方向，在现代是由孙楷第和马廉两位先生首开其端绪的。
       日本汉学家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得天独厚。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1949年1月东京·东方书局刊《金瓶梅》附录)、小野忍《关于<金瓶梅>的版本》(1950年12月，《东京支那学会报》第7号)导夫前路，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1955年10月《天理大学学报》第21辑)、《<金瓶梅>版本考再补》(1961年2月－3月，东京·大安刊《大安》第7卷第2、3号)集其大成，泽田瑞穗《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61年6月，名古屋·采华书林刊《天山系列丛书》第1卷，该书后经寺村政男、崛诚两人修补为《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8月出版)后续有为。第一奇书本包含其中，得到一次集中清理。
       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为1939－1940年伦敦约翰G.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英文节译本写了一篇《引言》。在《引言》中，韦利虽然认为张竹坡是一位苏州出版商的假名，但对张竹坡化名谢颐为《第一奇书》所写的序以及其评点评价颇高，认为它“提供了一系列精细推敲”。
       1956年10月25日，《新民晚报》发表一丁《评(金瓶梅)之张竹坡》一文，算是20世纪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的专文，尽管因为体例，该文只是一个简介。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62年英文版曾对本衙藏版本《第一奇书》有所叙录，“关于张竹坡……他当是康熙九年(1670)生人。至于他的营生……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柳氏考定张竹坡的生年，是对张竹坡研究的一个贡献。惜该书中文版1982年12月始为发行，其时国内张竹坡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台湾潘寿康《张竹坡评<金瓶梅>》(1973年12月，台北《黎明文丛》18)则是台湾学者关于张竹坡研究的最早一篇文章，未见。
       称得上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现代学术论文的，是美国汉学家戴维·特·罗依(Davin Tod Roy，中文名字芮效卫)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该文见浦安迪主编的《中国的叙事文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出版。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以及其
       评点《金瓶梅》的时间，该文说了不少错话，但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该文从文学批评史和小说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最内行的肯定和较有力度的阐释。文章说：“这些被忽视的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竹坡评点的主旨是要说明《金瓶梅》整部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精心结构而成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足以说明竹坡评论的性质和重要性……他对《金瓶梅》的评论总的说来，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他的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竹坡的评点就不仅仅是对《金瓶梅》最好的评论研究和中国小说理论的宝藏，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红楼梦》的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当这部被忽视的评点作品得到公正的评价时，张竹坡也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赢得一个重要的位置。”
       罗依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了证实。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陈昌恒、叶朗、蔡国梁、黄霖等蜂拥而起，几乎同时而又相对独立地倾注于此一专题。他们先后发表了近20篇论文，事实上形成集体集中攻坚的局面，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系列性成果，极大地推动和推进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
       从公开发表的时间上看，王汝梅《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可为我国大陆第一篇张竹坡研究专题学术论文。该文及其后作者展开阐释的《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考论》(《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等可为一组。在这组论文中，关于张竹坡，根据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在园杂志》、《幽梦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们知道，张竹坡，徐州府人，是康熙初年一位重视通俗小说，热心评刻《金瓶梅》，‘其年不永’的文学评论家”。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一)继承和运用发愤而作，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史公文字，而不是淫书”。“(二)从对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区别中，提出文学真实性观点，加深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三)总结《金瓶梅》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提出在‘抗衡’与‘危机相依’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四)总结《金瓶梅》‘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结构特点，给《红楼梦》网状结构的创新开辟了道路”。“除了以上四点以外，竹坡从艺术形象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的方法，也值得肯定。”同时指出，“仅就他的《金瓶梅》评论看，谈艺时，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是进步的；离开文学形象，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抽象地说孝道论寓意时，是迂腐的，保守的。张竹坡其人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保守艺术上进步的有矛盾的人物。他给我们留下的这宗古典小说评论遗产是精华和糟粕杂糅”。
       几乎同时，刘辉写于1981年5月1日的《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及其稍后撰写的《(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文史》第15期，中华书局1982)、《再谈张竹坡的家世、生平及其评<金瓶梅>的年代》(《文学遗产增刊》第17辑，1983年6月)、《(金瓶梅)张竹坡评本“谢颐序”的作者及其影响》(写于1983年9月，载《艺谭》1985年第2期)，可为一组。这组论文对张竹坡的家世生平，有进一步的追踪发掘；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也有概要的评议。关于张竹坡，另根据《友声》、《铜山县志》、《徐州诗征》、《徐州续诗征》等，将张竹坡归人彭城张氏世家，并绘制了一张简明的张氏宗谱，认为“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竹坡评《金瓶梅》……时间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地点扬州”，“肯定谢颐序的作者是张潮”；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张竹坡评本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不少细致的、中肯的分析，并且对艺术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有所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看法虽存谬误，但也颇有可取之处”。
       陈昌恒1979－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该文的提要载《华中师范学院报》1983年第1期)，与其《“西门典型尚在”一一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兼与朱星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2年第3、4期)、《张竹坡评(金瓶梅)理论拾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亦为一组。以张竹坡的小说理论作为硕士论文，陈昌恒当为世界第一人。陈昌恒的研究重点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有更为深刻的论述。在《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中，陈昌恒认为“张竹坡在他的评语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这个概念，并且准确无误地直接用在对《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陈经济身上……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在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无疑都具有独创的意义”。“对于典型概念的内涵……首先，张竹坡看到了典型形象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能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来。其次……并没有仅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上面，而且还看到了典型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陈昌恒还认为“张竹坡在他对《金瓶梅》的全部批评中，充分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并且就典型性格的个性化，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因人用笔说”、“抗衡说”、“犯笔而不犯说”三种典型个性化的手法，“张竹坡自己用了一句极为精当的话，总结为‘为众角色摹神’”。陈昌恒更认为“张竹坡的‘并恶及出身之处’的见解，指的是典型人物所生活、行动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是一致的，是同时并存的，是再现典型人物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客观依据，这就涉及到了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这一典型理论的重要命题”。陈昌恒进一步认为张竹坡的“足完鞋子神理”，是“看到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典型性，指出细节的描写要围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进行”；认为张竹坡的“人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是“看到了作家熟悉生活的重要性，而且对世情小说的作者深入生活、了解社会、观察人生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认为“张竹坡所提出的‘假捏一人’、‘幻造一事’，正是指的在为典型人物摹神中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艺术虚构”，指出“张竹坡关于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的三点要求：一、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与典型性的艺术虚构的统一……二、每一个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都应该……全面地、有机地、清晰地展示出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发展的逻辑……三、还要求情节的虚构应有诱惑性，能引人人胜”；认为“张竹坡的‘因一人写及一县’的小说理论，
       指的是由中心典型人物的性格刻画，与典型家庭的日常琐事的描写来实现的”；认为张竹坡的“千百人总合一传”，是对“《金瓶梅》网状结构理论的最好发挥”。陈昌恒总结说：“张竹坡是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的批评家，他根据《金瓶梅》的创作实践所提出的‘而因一人写及一县’的世情小说理论，在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无疑是开创性的。”黄霖的《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发表虽然稍晚(《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l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但观其文意，写作当不晚于1983年。关于张竹坡，黄霖在《晚晴簃诗汇》卷40中发现一则张竹坡的简介及其诗二首，进而追踪《徐州诗征》、《徐州续诗征》、《铜山县志》、《尺牍友声集》等，认为这个张竹坡正是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他评点《金瓶梅》曾得到了张潮的启发、支持和赞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其时他肯定受到了一些刺激，这也就是他批评《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认为“张氏家藏的诗稿和家谱到1933年时尚属完好……估计今天还存于世……敬请海内外有心和有力于此事者进一步探索”。该文在孙楷第、柳存仁、戴不凡、朱星、王汝梅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张评《金瓶梅》的原本，可说是《金瓶梅》张评本版本研究的第一篇专题论文，认为“张评本《金瓶梅》有两种系统：一种是多《凡例》、《冷热金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三篇附论而无回评，另一种是有回评而少三篇附论”，而“有回评系统的本子(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
       蔡国梁与前面四位不同，他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着眼点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他写于1982年12月的《明人清人今人评<金瓶梅>》(《社会科学战线》83年第4期)，连同其后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评》(载《金瓶梅考证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清评点派论人物描写》(《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亦为一组。蔡国梁认为张竹坡“的评点虽然瑕瑜互见，然其抉微搜隐，自成系统，有利于后人掌握全书的主旨、构思、运笔与脉络”，“张竹坡的‘以空结此财色二字’和‘苦孝说’，给后来评论《红楼梦》的各家以直接的影响”。
       孙逊的《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文学遗产M981年第4期)，则是以美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其实，以上几位在研究张竹坡时，都有详略不等的美学审视，有意无意间，一门新的学科已经粗具蓝图。而全力建设这门小说美学学科的要数叶朗写于1981年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该书第五章为“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专章。此前有李贽、叶昼、冯梦龙(第二章)、金圣叹(第三章)、毛宗岗(第四章)，其后有脂砚斋(第六章)、梁启超(第七章)。该章以10节篇幅展开讨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指出张竹坡的“独罪财色”，表现在“张竹坡所说的‘泄愤’，包含了三层意思：对于现实生活黑暗面的批判，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与作者本人的遭遇有关”，“张竹坡对于小说艺术批判性的看法，比金圣叹又有所发展”；张竹坡的“因一人而写及全县”，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被鲁迅说成“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张竹坡指出的《金瓶梅》的这种叙事方法的特点，就是“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的“市井文字”，是“对于《金瓶梅》这种美学风貌的概括和肯定”，“显示出我国古典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趋向，也显示出我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趋向”；张竹坡的“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概括了“《金瓶梅》塑造人物的特点和成就，强调人物描写的个性化就是要写出每个人的‘心事’，而讨出每个人‘心中的情理’，要‘曲尽人情’，这对于塑造人物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张竹坡“让丑角作‘点腈之笔’，乃小说中化隐为显的一种手法”；张竹坡的“小小拨浪鼓”和“小小金扇”，是看到了“小道具在小说中的作用”；张竹坡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扩大和丰富了‘白描’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张竹坡的“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富贵气却是市井气”，“实际上是对审美描写和非审美描写作了区分”；张竹坡的“特特错乱其年谱”，“认为这是作者的神妙之笔”。叶朗总结说：“张竹坡的评点中有不少陈腐的说教和烦琐的文字游戏，但是透过这些陈腐的、烦琐的议论，它却给当时的读者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就像《金瓶梅》这部小说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要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概念一样，张竹坡的小说文学也要比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小说美学更接近于近代美学的概念”，“张竹坡对于小说美学确有真知灼见，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是一个张竹坡研究突飞猛进的阶段；这是一场虽系个人选题，累积下来却形似集体攻坚的科研；这是一例随着思想解放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的典型。经过以上几位师友的努力，张竹坡研究已经不是朱星那样简单武断地否定(《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也不是戴不凡那样著录式的肯定(《金瓶梅零札六题》载《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而是形成了一定阵容，打开了一个局面，出现了一批成果，作出了引人深入的考证，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宏论。尤其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已经粗具规模，接近结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张竹坡的这几位师友，不久都成为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著名“金学”家。
       不过，张竹坡研究还有空白。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短缺，严重影响着中国小说美学与《金瓶梅》研究这两门学科的建设。
       1984年3月，笔者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触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返徐以后，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彭城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的访求。
       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其后裔遍布市区与铜山、肖县等地，12世张伯英更是近现代地方名人。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他的书法更将汉隶、魏碑融进楷书，端庄润劲，自成格势，独步一时。笔者调查彭城张氏的家乘遗集，即从张伯英一支后人人手。1984年5月中下旬，在很多师友的惠助下，辗转寻访到张伯英的从弟张尚志。尚志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确切告知铜山县罗岗村尚有一部族谱存世，并具函介绍于其侄——族谱保存者张伯吹。
       1984年5月29日晨，笔者骑自行车前去罗岗。原来张竹坡的从兄张道瑞，六传一支兄弟两人，长日介，次日达，达即张伯英的祖父，罗岗所居乃介之后人。罗岗在徐州市南15公里，属今汉王乡管辖。时值双夏，伯吹正在麦地点种玉米。接洽之后，即于地头摊解笔者据调查结果并地方志乘所编制之《彭城张氏世系表》。伯吹手指该表，侃侃而谈，某人熟知，某人闻名，某人某某事，某人某某村云。忽戛然停语，执手而起，曰：客至不恭，歉歉，请屈尊舍下一观。
       笔者一向认为红尘中通脱达观者所在定多，而伯吹慷慨有识，早已心许。伯吹自房，内梁上取下包袱一只，掸去灰尘，悉令观览。一面自谦道：我识字无多，不知价值，请自取用。笔者早已解袱取书，蹲地开阅。谱名《张氏族谱》，一函，函封系借用，其签条书题《有正味斋全集》，乃张道渊纂修，张璐增订，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本。伯吹自一旁日：先君爱读书，重文物，动乱之年，“四旧”人俱焚之，独秘藏梁端，易箦之时，尚叮嘱再三。伯吹摩挲族谱，怅然往忆。笔者亦陷入沉思：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当会含笑欣慰于九泉吧?
       后来，七八月间，在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张信和等人的协助下，笔者又访见康熙六十年(1721)刊残本《张氏族谱》与道光五年(1825)张协鼎重修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各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抄本张氏先人诗文集。九月中旬，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时有恒捐献书目编制告竣，也发现有一部康熙六十年(1721)刊残本《张氏族谱》与一部晚清抄本《清毅先生谱稿》。
       在这些新发现的张氏家谱中，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本《张氏族谱》最具文献价值。该谱辑录有关张竹坡的资料最多、最全，计有：《族名录》中一篇175字的竹坡小传，《传述》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997字的《仲兄竹坡传》，《藏稿》中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杂著藏稿》中张竹坡的一篇770字的政论散文《治道》、一篇386字的抒情散文《乌思记》，以及其他一些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
       《张氏族谱》发现以后，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因而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
       譬如，《张氏族谱》中的张竹坡是否即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如前文所述，有人怀疑或误植。现在《族谱·传述》录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兄)曾向余日：《金瓶》针线缜密……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铁证如山，怀疑论从此可以打消。
       再如，张竹坡的家世，地方志乘、郡邑诗征里涉及的彭城张氏族人有限，记载也很简疏，又有不少谬误，并且世系不明，无法统系。如上所述，前人只能知其大略。但在《张氏族谱》中，族人俱有小传，重要人物还有家传、志铭、行述、藏稿等。这就可以全面、系统、详尽地了解竹坡的家世。如竹坡的祖父张垣，是明末抗清殉难的民族英雄，清人纂修的方志，自然只能含糊带过，族谱等文献则详细记载了张垣壮烈牺牲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于是便可理解为什么竹坡的大伯父张胆以副将两推大镇而未获批准，竹坡的父亲张拥一生流连山水，啸傲林泉，等等。
       又如张竹坡的生平，今天不仅可以进一步确切知道他评点《金瓶梅》、《幽梦影》的时间，到扬州和在扬州给张潮写信的时间，到苏州的时间和在苏州写的其他诗篇，而且还知道他出生时的神话般的传说，童年时期的颖慧，家庭经济、身体素质和志趣爱好，北上京都夺魁长安诗社的壮举，五困棘围未搏一第的命运，效力河干、图谋进取、不幸疾卒的结局，以及他为什么能够在《金瓶梅》评点中提出“苦孝说”等论点。这就能不是泛泛地议论，简略地介绍，而是周密地考察张竹坡的生平身世，勾勒他的行动线索，刻画他的著述行谊，探讨他的思想脉络，理解他的小说美学的源流、精髓和价值。
       又如张竹坡的诗集《十一革》，现已得其全集，从而可知《徐州诗征》所选，只是《十一草·客虎阜遣兴》组诗六首的一部分；还可以判断《十一草》的收集人、编定人和诗集名称的命名人；甚至可以推考张竹坡诗作的总数及其流传与存佚。
       围绕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笔者先后发表《张竹坡生平述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张竹坡年谱简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张竹坡扬州行谊小考》(《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十一草)考评》(《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述考》(《文献》1985年第3期)等20多篇论文，结集成《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两部专著。
       这一组文章的发表和两部专著的出版，正如许建平在《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中所说：“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对此作了如此评价：‘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这个评价是客观而恰当的。”
       随着1985年6月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第2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随着1989年6月14日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金瓶梅》研究，包括张竹坡研究，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迄今为止，张竹坡研究已有4部专著出版，另在其他20多部“金学”专著中，亦有关于张竹坡研究的部分内容。而张竹坡研究的专题论文已有百篇之多，几乎年年均有张竹坡研究的新成果问世，以20世纪为例，1950－1978年1篇，1979－1984年9篇(其中1984年3篇)，1985年13篇，1986年2篇，1987年8篇，1988年5篇，1989年2篇，1990年2篇，1991年3篇，1993年1篇，1994年6篇，1995年5篇，1996年4篇，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年1篇，2000年1篇，累计68篇。第一奇书本的整理出版亦颇见成效，如《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1月第1版，1988年3月修订重印，1991年10月收人该社《明代四大奇书》；《会评会校金瓶梅》，刘辉、吴敢辑校，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1版、1998年第2版；《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删节本)，秦修容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版等。
       张竹坡家世生平的全面知解，极大地推动着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研究。王汝梅《论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康熙本》(《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1期)、吴敢《张评本<金瓶梅>琐考》(《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1期)、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2期)、王汝梅《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3期)等将第一奇书版本研究引向深入。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整体研究亦有新篇，吴敢《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徐朔方《论张竹坡<金瓶梅>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6期)、加拿大汉学家米列
       娜《张竹坡的文学批评理沦体系》(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交流沧文，提要载《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等均有系统客观的论述。徐朔方肯定“在《金瓶梅》，则是张竹坡作了开创性的探索”的同时，也指出张竹坡的“寓意说”、“苦孝说”“没有任何书内或书外的事实作为依据，却把外来的封建伦常观念强加在作品身上”。徐朔方强调“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张梦华《春日访徐朔方谈金瓶梅研究》，见《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此即为一例。米列娜则通过“张竹坡论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张竹坡论《金瓶梅》的有机统一性”、“张竹坡论《金瓶梅》的浅层意义到象征意义的转化”的论述，“证实张竹坡的评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17世纪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潮流的体现”。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专题研究更为多见。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人物论》(《金瓶梅学刊》创刊号，1989年6月)、周书文《张竹坡论<金瓶梅>的人物系统刻画》(《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等为张竹坡《金瓶梅》人物研究一组；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金瓶梅研究》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周书文《张竹坡论<金瓶梅>的艺术结构特色》(《洛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王平《评张竹坡的叙事理论》(《金瓶梅文化研究》第3辑，华艺出版社2000年9月)等为张竹坡《金瓶梅》结构研究一组；另外，吴敢《(金瓶梅)的文学风貌与张竹坡的“市井文字”说》(《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研究的是张竹坡的小说美学风貌，蔡一鹏《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研究的是张竹坡的小说批评思维方式，崔晓西《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的“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研究的是张竹坡的情理说等，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更可谓张竹坡资料专集，所有这些均标志着张竹坡研究的全面展开。
       张竹坡研究的成果影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文学通沦、中国小说学等多门学科的建设。如中国文学批评史，20世纪80年代以前，郭绍虞、朱东润等人的经典通史，均未涉及张竹坡；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之《清代文学批评史》即专列一节“张道深评《金瓶梅》”。新兴学科如中国小说理论史，无一例外均有张竹坡专章，见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等；又如中国评点文学史，亦给张竹坡以相当的篇幅，见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等；又如中国文学研究史，不止在一章一处讲到张竹坡，见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黄霖主编之7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等；又如宁宗一主编之《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傅璇琮、蒋寅总主编之7卷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等均有对张竹坡的专门评论。
       张竹坡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热点之一，论者见仁见智自然在所难免。近年其争议之处，已经不是张竹坡的生平行谊，甚至不是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理论分析，而是张评本《金瓶梅》的评价与版本问题。
       关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越到后来，评价越高，这才有前文徐朔方先生的持平之论。横空出世的《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妖魔神怪为主体的叙事内容，以家庭为社会单元，采取网状树形结构方式，极尽描摹之能事，从平常中见真奇，被誉为明代社会的众生相、世情图与百科全书。得益于此，《金瓶梅》的评点评议也水涨船高，为有识者所重视。而张竹坡的评点在《金瓶梅》所有的评点评议中最为出色。随着世界思想解放的浩荡潮流，随着新时期中国百家争鸣的和煦春风，随着新学科、新课题的层出不穷，《金瓶梅》研究被尊为“金学”，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视其为热点，张竹坡研究不但成为“金学”，而且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分支。张竹坡之受到重视，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之得到赞誉，大势所趋。确实，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采取书首专论，回首与回中总评，文问夹批、旁批、圈点三种形式，或概括论述，或具体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画龙点睛，对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细微、深刻的评介，涉及题材、情节、结构、语言、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成为《金瓶梅》的阅读指导大纲与赏析示范，使中国小说理论与中国文学评点健全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体系。给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公正、相当的评价，给张竹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评点史，尤其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中以恰当、应有的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学术进步的必然。可以说，张竹坡没有辜负《金瓶梅》，学术界也没有辜负张竹坡。同时，也不必掩盖，张竹坡的小说评点，也着实说了不少迂腐的话，写下一些牵强附会的文字。另外，他从金圣叹、李渔那里得到不少启发，他的评点中留存着众多的金、李的痕迹。只是张竹坡之后的中国小说评点家，相形见绌，这才使张竹坡脱颖而出，高标独帜。张竹坡毕竟只是17世纪的一位青年才俊，不必抑低，也不要拔高。
       关于第一奇书本，有两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原刻本问题。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原本未见”。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版本考再补》均认为是康熙乙亥年的皋鹤堂刊本，“但它的下落不明”。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据陈思相《<金瓶梅>后跋》推测原刻本“应在1684年(康熙23年)之前不久版行”。戴不凡《小说见闻录》认为是在兹堂本。刘辉《<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认为在兹堂本只是“第一奇书之早期刻本”，其“第一奇书之原刻本”应为康熙乙亥本。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却认为“本衙藏版甲、乙两种为其他各种第一奇书祖本”，又说：“本衙藏版乙本……只是在装订时未装入各回的回前评语”，他同样认为“本衙藏版翻印必究本”所少的《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亦系漏装，“如果是有意不装入此两篇，则可能有政治上的原因”，其理由是“张评本回首评语与总评各篇、眉批、旁批、夹批是同一时期同一写作过程中的产品，而不可能分两阶段：先写总评、眉批、旁
       批、夹批，刊印为‘康熙乙亥年’本(即在兹堂本或无牌记本)，过了一个时期，再刊印补写回评的本衙藏版甲本”，并举例“说明写回评在前，写眉批在后”。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认为“此说纯系误解。……现在看来，附录部分，文内夹批、旁批，是张竹坡于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随后拿去付刻。而所有回评，则系以后所补评，故第一奇书本最早刊本，皆无回评”。至于鸟居久睛所说“这些回评成于何人之手不清楚”(《(金瓶梅)版本考》)，王汝梅和刘辉对此观点却非常一致，均主张其著作权非张竹坡莫属。黄霖《<金瓶梅)考论》与刘辉、王汝梅认识均不一样，他列举9条理由之后说：“目前一般所见的在兹堂本及无‘在兹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原本。原本未见，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园所刊的四大奇书第四种本。……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并认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乃书商所为。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则认为“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皋鹤草堂本是徐州自刊本……而且是原刊本……至于皋鹤草堂本封面刻有‘姑苏原板’字样，当系张竹坡的伪托”。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认为“现存的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均为张竹坡评本的二刻本……张评本的首刊本，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包括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在内所附的上述三篇文章(按指《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谢颐序)的。……首刻则当往康熙三十二年张竹坡‘客长安’之前”。
       二是谢颐是谁的问题。阿瑟·戴维·韦利《金瓶梅引言》认为谢颐不是真名，顾希春译为中文时便干脆译成“孝义”。顾国瑞、刘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认为是张潮的化名。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亦认为谢颐即张潮。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对顾、刘二位观点作有辨证，结论是“《金瓶梅》是张竹坡批评的，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则作序于皋鹤堂的这个‘谢颐’，当即竹坡本人。《第一奇书·凡例》：‘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序中说：‘不特作者解颐而谢’。两相对应，当出一人之手，可为佐证。”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则“认为，谢颐与张竹坡是非为一人的”。
       综上所述，张竹坡研究史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古代时期主要是刘廷玑、张道渊、文龙的简明评议。现代时期又可分作六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马廉、韦利的资料收集与简单考证；20世纪50年代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睛、泽田瑞稳的《金瓶梅》版本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柳存仁、芮效卫关于张竹坡生年的准确推断与关于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叶朗、陈昌恒、蔡国梁、黄霖等对张竹坡身世的进一步追踪与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详细评沦；紧随其后吴敢访得《张氏族谱》，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其后20年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的全面展开。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王汝梅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日《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幽怪诗谭》6卷96则，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存明刊本与清抄本，较稀见。书前有崇祯己巳(二年，1629)听石居士《小引》。《小引》解释了《幽怪诗谭》取名的含义，阐述了作者的诗学观点，概述了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的代表诗人诗作特点，尤为重要的足传递了“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这一重要信息。因此，《小引》在诗歌史与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评价。《小引》全文如下：
       尝读袁在公集于昊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夫“挂枝儿”俚语也，石公何取焉?彼见世之为诗者，碎采成句，叠缀成篇；譬玉玉相接，本非一玉；珠珠相累，原为万珠；不若“打草竿”等曲极近极远愈浅愈深。率口数语，即镂肝刻髓亦寻访不到。作诗如是，乃为真诗。俗儒不察，遂谓辽豕白头，可掩虎豹之文；楚鸡丹质，堪傲鸾骛鹜之彩。而小说一途，瞥与金版秘文，瑶毡怪牒共尊于世。讹传讹幻，解自陈化之颖为之尽秃，剡州之藤因以一空。不独冤煞古人心事，抑且乱尽今人肺肠。若风行一时，几如败箨。此《幽怪诗谭》所以破枕而出也。何言“幽”?蝉噪深林，鸥眠古涧，各各带有生意，不似古木寒鸦。何言“怪”?白狼啣钩，黄鳞出玉，每现在人间，非同龟毛兔角。以此谈诗，真堪捉尘耳。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巨匠七十余家，或开旺气于先，或维颓风于后，雅韵深情，谈何容易?然披览一过，觉集中绛云在空，舒卷如意者，则诗中之陶彭泽也。有斜簪插髻，风流自喜者，则诗中之陈思王也。有东海扬波，风日流丽者，则诗中之谢康乐也。有秋水芙蓉，嫣然独笑者，则诗中之王右丞也。有凤笙龙管，汉宫秦塞者，则诗中之杜工部也。有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者，则诗中之李义山也。有海外三山，奇峰陡峙者，则诗中之李长吉也。有高秋独眺，霁晚孤吹者，则诗中之柳子厚也。有狂呼醉傲，俱成律吕；姗(嬉)笑怒骂，无非文章者，则诗中之李谪仙、苏学士也。其余或仙或禅，或茗或酒，或美人，或剑客，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掩映者，不可殚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幽怪诗谭》亦可。
       时崇祯己巳阳生日，听石居士题于绿窗
       《小引》阐发了《幽怪诗谭》的宗旨，概括说明了作者的大文学观念，即把诗歌与小说联系起来，把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联系起来，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观念。行文完全是作者本人的语气。由此可知，听石居士即碧山卧樵，《小引》是作者的自序，也是《幽怪诗谭》纂辑的总纲。
       《幽怪诗谭》与其《小引》的重要特点与意义，有如下几点：
       1　《幽怪诗谭》从《玄怪录》、《续玄怪录》、《剪灯新话》、《广艳异编》等中选取了一些篇章，加以精炼改写，增强了原作的艺术效果。保存了《湖海奇闻集》中的《碧玉簪记》、《伏氏灵应传》等，使我们可以窥知《湖海奇闻集》的局部面貌。《诗谭》对选辑作品作了艺术加工。《荔枝分爱》据《荔枝梦》改写，
       将原作开头介绍荔枝生物特点一段删去，将原作谭徽之友人这一人物删去，文字加工如将原作“张目视之，乃偃卧于荔枝树下，心始悟其感妖，甚惊叹之”。改作将“徽之方欲辞归，欠伸而觉，乃偃卧于荔枝树下，始寤其感梦云”。不但简练，而且去掉“感妖”，使此篇成为了一篇优美的童话式作品，把食荔枝的味觉美感与性爱美感联系，表现了味觉与触觉美感相通之点：“吸残甘露，则齿颊皆香，吮尽琼浆则梦魂俱醉。”所以，不可把《幽怪诗谭》看作“辑集而非创作”的产品。
       2　《幽怪诗谭》的《小引》云，“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巨匠七十余家”，“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幽怪诗谭》亦可”。虽有夸张之嫌，但其基本精神在于打通诗与小说之分界，以小说与诗相结合，以小说作诗家之语，在小说中创造诗的意境、神韵。《幽怪诗谭》作者自觉地追求小说与诗的结合。在《幽怪诗谭》中，诗词或作人物对话，或抒发情感，或渲染气氛，有时还让小说中人物以诗歌讲解一种道理，如《泰山鹿兔》中二叟与章奏对话所吟律诗即是哲理诗。诗词均不游离在作品之外。有时小说中人物还评诗，如《神交玉女》中玉女评鸿渐诗作：“始焉触物感怀，既而因时叙景，末叙别离眷恋之情，深得诗人性情之正，佳作也。”
       3　《小引》中有“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语，这是一句极有分量的历史证言，传递了一条重要历史信息。汤显祖是欣赏肯定《金瓶梅》最初的读者之一，但从未在他的诗文尺牍中提及此事。刘守有是汤显祖的表兄弟，刘守有之子承禧是《金瓶梅》抄本收藏者。汤显祖从刘承禧处读《金瓶梅》抄本。汤显祖创作《南柯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受《金瓶梅》影响，他至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已经读完《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刊印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幽怪诗谭小引》题写在崇祯二年(1629)，汤显祖逝世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碧山卧樵写《小引》时，汤显祖已逝去13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此时可能正在改写刊印，尚未流传，仍是《金瓶梅词话》刊本传播年代。碧山卧樵应是熟识与推崇汤显祖的文人作家，是其学生辈，或晚一辈友人。“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语，是从汤显祖那里直接听到的，或从友人那里间接了解到的。至今，袁宏道《与董思白》(1596)被认为是关于《金瓶梅》的第一条重要信息。看来，“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读《金瓶梅》抄本这一事实，大约可能要早于袁宏道《与董思白》。
       碧山卧樵是何人?笔者初步考证，碧山卧樵可能是莫是龙的别号。莫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乃更字廷韩，号称水，又号后朋，松江华亭人。有《在秀斋集》10卷，《画说》16条。《皇明世说新语》有7条记载莫是龙的言论，卷5《夙惠》中有1条：“莫云卿曰：余尝独居山中时，借榻僧舍，每见林峦新霁，鸟声碎耳，岩扉初晓，云山荡胸一启，山椒紫翠，正落枕上，仙!仙乎!觉身世之欲浮也。”卷5《栖逸》中有1条载：“廷韩曰：山非高峻不佳，不远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佳，无流泉不佳，无寺观不佳，无云雾不佳，无樵牧不佳，古之真隐旷士多托迹于名岳。要之，山无隐士则林虚，故世有巢居于山林道尊矣。”由此可知莫是龙喜爱山居、流泉，羡慕樵牧，以隐士自居之心态，别号碧山卧樵、听石居士表明了这种追求与喜好。
       莫如忠(累官浙江布政使)、莫是龙父子传列董其昌传后。董其昌少年时占籍华亭，曾附读于莫氏家塾。董其昌在《崇兰帖题词》中称“余师方伯而友廷韩”，莫是龙与董其昌为同时人，其生卒年无考。莫是龙著《画说》16条，董其昌所论多与之相同。《明人室名别号索引》谓碧山卧樵为莫是龙别号，不知据何文献。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