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浙江金华的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意欲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派之间的学术争执，于是年四月下旬，吕祖谦至福建与朱熹相聚，五月底，朱熹陪同吕祖谦至江西上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已是六月初。朱、陆双方辩论至“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陆氏门人朱亨道、邹斌，吕氏门人潘叔昌以及福建、浙江、江西的某些学者列席，算得上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当时的会议气氛比较紧张，双方各持其见。“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结果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争的中心问题是治学方法，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问题。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辩论开始，是以诗的形式展开，以诗明道，诗与哲学相融通，这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其典型性。
朱、陆的鹅湖之争，首先从治学与修养方法上展开。朱熹认为一个圣贤之人，应格物致知，一旦豁然贯通了，就能处处符合天理。陆九渊则强调做人首先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说人的立场为第一，否定涵养修身。其实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是相通的。他们都讲“理”，一个在我心中，一个在我之外，其内容指封建纲常。陆九渊既讲“心即理也”，又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这个“心”，超出了个人之心的范围，也就向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了。朱熹既肯定“理”是不依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精神，又提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这样，朱熹的“理”同陆九渊的“心”，就殊途同归了。根据陆氏门人朱亨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也就是说，朱熹着重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工夫，认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要途径。
在鹅湖会上，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做诗明确地表明他的观点：“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心。”诗的前两句说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五、六句认为有天赋的本心，反对把力花费到注解诠释古代经典以探求精微大义上去。当陆九龄的诗念了一半，朱熹听出了意思，就对吕祖谦说“子寿(九龄字)早已上子静舡了也。”即指出陆九龄与陆九渊是同一观点。接着陆九渊又和陆九龄诗一首：“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陆九渊颇为狂妄自大，标榜自我为“真”学，而讥讽朱熹是“伪”学；宣扬“践履”务实才是靖国雪耻之道，指责朱熹的讲学传道是“屋中架屋”，是“支离事业”，无补于国事天下事。朱熹听了陆九渊的诗，大不高兴，讨论了三天，不欢而散。三年以后，朱熹和了陆氏兄弟一首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这三首诗辩论的主题是为学之方。朱熹的方法是教人按照《
大学》的要求，从“格物致知”做起，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知识积累多后，自然达到“豁然贯通”的程度，然后由博返约，认识心中本具之理。陆九渊认为朱熹的这套方法未免太繁琐，因此，他主张应首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即首先树立伦理道德的本体，然后再去读书明理，就会一通百通了。对《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学问”，朱熹强调后半截，即“道学问”，陆九渊则强调“尊德性”这前半截。所以，陆讥朱太烦琐，即“教人为支离”；朱讥陆为“禅学”，即“教人为太简”。陆九龄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道统”就是“此心”。“此心”千古不磨，亘古皆同，离开“心”犹如“无址”而“成岑”，没有地基而构筑房屋。陆九渊认为自己的心学终究要长久流传，并能发扬光大；而朱熹的理学则是“支离事业”，毕竟要沉没。所谓“陆沉”、“支离事业”是对朱熹的治学方法繁琐的讥讽，而“易简工夫”是陆九渊的自诩。朱熹经过三年的考虑，坚持了自己的学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而且以“无言”之说，讥陆氏兄弟为“空门”。
这场辩论虽然没有涉及更多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没有达到吕祖谦“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的初衷，但两家都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朱、陆治学方法的不同并非本质的歧异，而只是在如何去认识先验的理的途径上略有不同而已。当然，这与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因而也表现了朱、陆之间哲学的基本分歧点。
“鹅湖之会”是吕祖谦以私人名义邀请召集的学术盛会，参加者多是当时学界名人，所以影响很大。八百多年来，学界研究“鹅湖之会”多是从三方面展开的：一是认识论，认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治学与修养的方法，理学重道学问(“我注六经”)，心学重道德性(“六经注我”)，是“易简功夫”与“支离破碎”的争论，争论从治学方法开始，后又波及世界观问题，形成理学体系与心学体系，在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二是本体论，认为双方的争论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内部争论，其实质是为了争夺正宗教主地位，也有人认为朱陆之争并非唯心主义内部不同派别之争，主要是道德伦理修养方法之争。朱熹受道家影响，尊“天理”——实际上把道德伦理客观化、绝对化，人获得天理的方法是“格物穷理”；陆九渊继承孟子思想，认为天理就是人心——实际上把道德伦理主观化、内在化，获得天理的方法是发明人之本心。三是治学精神，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互相切磋，倡学术自由，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也有人认为讨论未进行到底(不欢而散)，既狭隘又不透彻；讨论的方式不是学术语言，而是七律诗，使“鹅湖之会”成了“鹅湖诗会”，淡化了学术味道；讨论违反学术规范，不是正面阐发道理，而是简单地讽刺与否定对方，因此不能评价过高。本文在论述评价“鹅湖之会”内容的同时，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哲学的诗意化传统在宋代的特殊表现方式，研究古典诗歌的“求真”之道。
二
哲学与诗，一个重抽象思维，一个重形象思维，但诗是最为精炼的语言，哲学是高度概括的思想，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精炼与概括自有相通之处，因而二者相得益彰。当然，哲学思想不等于艺术感受，但艺术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受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诗给人以启迪，哲学给人以方法，哲学给诗以洞察万物的利器，诗给哲学以形象，二者相融产生出真、善、美。从源头上讲，诗与哲学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
的怀抱。后来，哲学与诗渐渐分离了，但是犹如同卵生子一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诗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所以说，哲学与诗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对孪生的姐妹，在人类向自由王国攀登进程中，哲学与诗以其囊括宇宙之博大，探索万物之精微，而又寄至味于数语之中的共同特点而携手前进。
中国古典诗歌许多是以格言警句出现的，格言警句是诗人刻意追求的，否则，就不易为人们接受，寓意深刻通常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从而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这方面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冯友兰先生认为：“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的一览无遗，是中国一切艺术的理想。哲学诗化和诗化哲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观念不再追求明晰的表达而成为意义不确定的象征或隐喻等。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所直接呈现的，而是诗中所隐喻、暗示、寄托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带有浓厚的诗意化特征，有人称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诗化的哲学。中国哲学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渗入土人心态，起到稳定社会、提升人心的作用，与哲学诗化和诗化哲学的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鹅湖之会”以诗明“理”、传“道”，应该说是哲学诗化的成功案例。通过理学家吟诗明“理”、传“道”，可以看出理学思想是如何通过艺术思维方式透射到诗歌创作之中，理学家把理性的、感悟的、非审美的观物态度和抒情的、审美的、诗化的观物态度结合起来，为理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起了重要作用，也创造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种思辨的强音。
中国传统哲学的诗意化特征，导致了人们面对现实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哲学的意义向社会和实践开放，哲学的功能完全是社会化的，从而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哲学的诗意化表达不仅仅是哲学家思想的外在表现问题，它直接关乎哲学的交流传播和发展。当前人们在探讨着“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哲学遭遇社会公众的厌弃而失去应有的功能与市场，这固然与哲学内容陈旧等问题有关，但其表达方式上的枯燥乏味，语言的干瘪、思维风格的千篇一律、纯粹的逻辑思辨等，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哲学研究的“贵族化”倾向也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因此，当代哲学的复兴与创新，应该深挖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与规律，借鉴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诗化探索的经验，从内容，更要从形式，从哲学家自身，更要从哲学接受者的多维角度进行全面的努力与探索。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