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156—23
北宋立国半个世纪后文风大盛，诞生了像范仲淹、欧阳修、“三苏”等众多大家，其盛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有直追盛唐之势。在考察北宋文坛盛况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文坛巨擘都与一个被神宗皇帝誉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重臣或师或友，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韩琦。韩琦在从政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韩琦的研究极少，在一些史学论著中偶尔涉及到韩琦及其贡献，几乎没有专门研究韩琦的学者和论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部分史学家开始将韩琦纳入研究视野，相继发表了一些论著，但有影响的成果较少，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其文学成就极少提及，这也是韩琦研究的一个缺憾。因此，有关韩琦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上都有进一步开掘的必要和可能。
一、“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的一生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戆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韩琦自幼聪颖过人，风骨秀异，不满20岁就中了进士。他在步入政坛的短短几年间，就给人以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感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纲纪、亲忠直、远邪佞为急”。他曾连续上疏70多次，针砭时弊，受到时人称赞，30岁时就享有盛誉。韩琦为“三朝社稷臣”，在政治上，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群小，敢言直谏，取得仁宗皇帝的信任，入朝辅弼，当了宰相；以后又辅立英宗，匡扶社稷，在皇帝暴疾、太后垂帘听政、左右谗言蜂起的困境中，他一直坚持“奏事帘前”，委曲进言，度过了重重难关，使国家转危为安；神宗皇帝上台后，他横遭御史专横跋扈之劾，虽然皇帝理解他，他却急流勇退，辞去了宰辅之位。在北宋政坛上，他与富弼齐名，世称“富韩”。在军事上，当时西北边陲，北宋与契丹摩擦不断，时常告急，危难之际，他运筹帷幄，克敌制胜，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也倚以为重，其成就与范仲淹齐名，世称“韩范”。在他的一生中，朝廷多故，危机迭起，不少人只求自保，而他却知难而进，不计成败，做了许多决大策、安社稷的事，殚精竭虑，坚贞不渝。就连政见相左的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皇帝辍朝三日，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所享受的哀荣在整个封建时代实属罕见。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于图画、博奕(弈)凡声伎之娱无所嗜，独喜观史书，昼夜不倦，记览博洽”，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韩琦的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安阳集》50卷中，诗20卷，记、序、表、启、制词、行状、祭文、墓志等共30卷，可谓洋洋大观。然而，这远非韩琦著作的全部，清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名臣言行录》载司马光辞枢副时，琦有书与文彦博。《东莱诗话》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载琦手书《早夏》三诗，备萧散闲适之趣。皆《安阳集》所无。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人，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
二、“简重有气”的文章
韩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风甚炽的时代，和韩琦同时代的著名文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989—1052)、尹洙(1002—1047)、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苏舜钦(1008—1048)、苏洵(1009—1066)、曾巩(1019—1083)、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等，和他们相比，韩琦的文章似乎稍逊于诸君，但也有一定成就。韩琦之文多为辨文，鲜有美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然而，这并不表明韩琦缺少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的能力，他的这些能力可以从他的诗词创作上得到确切无疑的印证，其文章的这一特点正说明他秉持名相正臣的正统观念，把文章创作作为从政的附属，换句话说，他写作文章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
文如其人。韩琦始终以一个君子的形象活跃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其文章亦以“简重”、“典重”著称。正如清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生平不以文章名，而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安阳集》文章类作品存记9篇，序7篇，杂文10篇，表状92篇，奏状90篇，书启46篇，书状34篇，制词25篇，册文3篇，祭文36篇，挽辞13篇，墓志38篇，李之亮、徐正英《安阳集编年笺注》又收录诗文补编9卷161篇，其中大部分为文章类作品。在欧阳修的大力倡导下，北宋文坛逐渐摆脱了西昆体的浮艳文风，诗文革新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欧阳修揄扬提拔了大量文人，韩琦的文学创作受欧阳修的影响较大，二人的感情也非常深厚，韩琦自谓其“道同气类”，他们还互相唱和，欧阳修《寄题相州荣归堂》称赞韩琦“不须授简樽前客，好学平津自有文”，欧阳修逝世后，韩琦为之撰写了《墓志铭》和祭文，其骇异悲痛之情到了几欲相从的程度。
在以“古文”为主流的时代，韩琦的文章写作颇有时代特色。他严谨自重的生活态度与他反对浮艳文风的观念一脉相承。李清臣“所为文章明白简重有气”与纪昀“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的说法都是对其纯正文风的肯定。他以谦谦君子自许，纵观其全部作品，为文议论纯正，中规中矩，用语典雅朴实，力戒险怪。
韩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创作无不与其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有经略西北、十载为相、推行庆历新政、反对熙宁变法等，“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为政思虑大事，为文则着眼于时事。当时有“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公第一，富(弼)、韩(琦)皆不及”的说法，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的地位。“他的政论文，多是与这些现实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如他的《论西北议和奏》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指出了“兵冗为精，轻蠹财用”的现实，阐明了“边备不可弛”的道理，希望选派“才望近臣”担任主帅以防不测，言词肯切，有理有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即或有应酬之作，也多与时事相关。
《安阳集》中有大量的奏疏、书启、表状，这些作品在数量上构成了韩琦文章的主体，他总结了自己
在此方面的创作体会。他在《谏垣存稿序》中说：“夫欲说而必听，言而必信，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又说：“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矣。故主于讽者，必优柔微婉，广引譬喻，冀吾说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则忽而不听也。主于显者，必暴扬激讦，恐以危亡，谓吾言之能动，而不知论或过当，则怒而不信也。”提出了“无讽”、“无显”和“理胜”的创作主张，强调了作品内容的严谨性和作品风格沉稳平实相结合的重要性。这种持论，非常符合像他这样一位太平宰相的身份。
三、“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的诗歌
代表韩琦创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诗歌。《安阳集》中收录其古风54首，律诗637首，《安阳集编年笺注》在诗文补编中辑录其诗词及残句12首。
在韩琦的诗歌创作中，一位令他十分倾慕的先贤是他的榜样，那就是白居易。他倾慕白居易诗歌达到迷醉的程度，所以将自己在家乡建造的厅堂名之为“醉白堂”。《安阳集》中其诗成后不久就病逝的、最后一首古风《醉白堂》表达了他对白居易的崇敬之情：“戆老新成池上堂，因忆乐天《池上篇》。乐天先识勇退早，凛凛万世清风传。”苏轼为之撰写了《醉白堂记》，对白、韩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二人的共同点是：“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牛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我们考察韩琦的诗歌创作，同样可以发现韩琦深受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论诗论文，以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就是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问题，所谓“为事”，就是主张文学要反映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事件。在诗歌理论上，白居易特别强调感情对诗歌的根本作用，用根、苗、华、实来形象地说明诗歌中情、言、声、义间的关系。韩琦的诗文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白居易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我们先看白居易的《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绝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再看韩琦的《岁旱晚雨》：
庆历丙戌夏，旱气蒸如焚。行路尽婴喝，居人犹中瘟。堕鸟不收啄，游鱼几烂鳞。絺绤亦难御，更值成雷蚊。骄阳断雨脉，焦熬愈五旬。农塍坐耗裂，纵横龟灼纹。众目血坼眦，日睇西郊云。守臣恤民病，心乱千丝棼。祈龙刻舒雁，纵阴开北门。古法久弗验，群祠益致勤。遍走于境内，神兮若不闻。或时得泛洒，蒙蒙才湿尘。丰年望既绝，节候俄秋分。忽而降大澍，霄冥连日昏。垂空状战戟，入雷疑倾盆。禾田十九死，强渍枯槁根。萧稂贱易活，势茂如逢春。蛙黾渴易满，泥跃嬉成群。济物乃容易，应时何艰辛。辙鲋骨已坏，徐激西江津。谷黍霜已厚，始调邹律温。天气孰可问，对之空气吞。
试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白、韩这两首诗内容与风格极为接近。韩琦这首诗创作于庆历六年(1046)，作者知扬州任上，时年39岁，因推行庆历新政遭朝臣反对而罢相外放，在此他体会了百姓疾苦，为扬州百姓做了许多诸如开设义仓、赈济百姓的好事。像《岁旱晚雨》这样写天灾与民间疾苦的诗歌在他任地方官时还有多篇，如：庆历五年(1045)《广陵大雪》(时知扬州)，庆历六年(1046)《喜雪答赵宗道学士》(时知扬州)，皇祐三年(1051)《苦热》(时知定州)，至和二年(1055)《喜雪》(时知相州)等。
韩琦的诗歌不事雕饰，自然高雅，随时抒感，浑然天成。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诗句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这一特点在他的记游诗和酬和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先来看《九日水阁》：
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热，蟹黄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漫有高吟力尚狂。
据《魏王别录》记载：“韩魏公在北门，重阳燕诸曹于后园，有诗一联云：‘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公居尝谓：‘保初节易，保晚节难。’故晚节事尤著效，所立特完。”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对保持晚节的赞美和向往。即事写景抒怀是诗人的雅兴所致，韩琦亦不例外，每到一处即有所吟咏，留下许多优美的诗句。他的游历并不广，既无游学经历，又在做官之外很少交游，一生在京外的主要经历是经略西北、知扬州、郓州、真定府、定州、并州、相州，因此足迹所到主要是这些地方，或者加上往返途中。足迹所至即命之诗，这些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被摄入诗中。
《安阳集》近700首诗中，以“和”、“答”、“次韵”、“寄”、“谢”命题的就有近140首，可见韩琦与同僚友人间的唱和酬应是比较频繁的。历来论者，对唱和酬应之类的诗歌不大看好，认为这类诗作少有精品，韩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像《和春卿学士柳枝词五阕》这样清新自然的小诗比较少见。
钱钟书先生认为韩琦有些诗“造语平钝”，这也许是大多数宋代诗人的共病，非韩琦一人所独有。以诗力而论，韩琦当不至于平钝如此，大约是他老成持重的性格所决定的。
四、“以情韵动人”的小词
韩琦现仅存5首词，为《点绛唇》、《维扬好》、《安阳好》(二首)、《望江南》，较有名的是《点绛唇》和《安阳好》(其一)。其《点绛唇》云：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宋初词坛尚沿五代遗风，词人主要写些软艳小词，虽宰辅大臣亦皆如此，词史称此为“晏欧”一派，韩琦《点绛唇》自是时风下之作，当时颇为传诵。宋吴处厚《
青箱杂记》卷8载：“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也说明当时宰辅重臣多作小词。但其《安阳好》二首在内容上就已有突破：
安阳好，形势魏西州。曼衍山川环故国，升平歌吹沸高楼。和气镇飞浮。笼画陌，乔木几春秋。花外轩窗排远岫，竹间门巷带长流。风物更清幽。
安阳好，戟户使君宫。白昼锦衣清宴处，铁楹丹榭画图中。壁记旧三公。堂讼悄，池馆北园通。夏夜泉声来枕簟，春来花气透帘栊。行乐兴何穷?
这与当时风行的艳词异趣。吴曾《
能改斋漫录》载：“魏公……后罢相，出镇安阳，复作《安阳好》词十章。”赵明先生品评这些词时指出，它们“用语自然，音韵和谐，能将那种不可捉摸的惆怅之情，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并且表达得委婉缠绵极有情。《词苑》云：‘公以经国大手，而小词乃以情韵动人。’”
由于词被视作“呈艺”、“侑觞”之具，因而，早期北宋文人词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反映个人享乐、流连光景、感伤时序、都市繁盛等。但是，由于仕途并非都那么平坦，宦海之中时有风波，因而，有些词人转而以词写身世之感、浮沉之叹，或写出羁旅行役的况味。韩琦是个大政治家，写诗填词对他来说只是生活中的小小点缀，所以，他大可不必依韵填词，谨守宫商，其《维扬好》、《安阳好》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调名，而是出于韩琦兴之所致，改《忆江南》调而成。
韩琦的文学作品与其为人一样质朴无华，研究者较少关注，实有璞玉遗珠之憾。我们对前人作品的研究，要顾及全局，以使文学的百花园真正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气象来，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