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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幼年即对《圣经》熟稔于心的海明威，在其一系列硬汉小说中成功地化用了“受难的耶稣”这一原型意象，突出了主人公在受难中所体现出来的男性准则，将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耶稣意象由拯救者形象转化为维护自我尊严、恪守男性准则、具有人格力度的硬汉形象，从而完成了这一原型向世俗化的转轨。
       关键词：海明威；耶稣；硬汉小说；原型；呈现；变形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85—04
       关于海明威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成了海明威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虽然有所涉足，但大多是对海明威单部作品的基督教文化阐释，如邹溱的《(老人与海)的圣经隐喻》、汤琳的《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的圣经解读》、刘丛如的《(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影响——以莎士比亚、海明威为例》以及马云飞《(永别了，武器)中的动物与(圣经)隐喻》等，前三者是对《老人与海》的《圣经》阐释，后者从《圣经》隐喻的角度讨论《永别了，武器》，有关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在我所检索到的资料中还未出现。为弥补这一缺失，本文试图从耶稣这一文化原型的角度解读海明威的小说创作，讨论“受难的耶稣”与海明威文本中的硬汉形象塑造的关系以及这一文化意象在其文本中的呈现及变形。
       一、耶稣原型在文学中的呈现
       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祖先的“原罪”，凡是现世的人必定会承受苦难，而苦难是上帝对人必要的考验和锻炼，因此，《圣经》中描写的诸多使徒如摩西、约伯、耶稣等都历经磨难，然后才得以救赎。其中，“受难的耶稣”形象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极大渗透与影响，已经成为原型意义上的文学意象，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对于原型，荣格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的。在他看来，原型即神话原型，是一个种族先在的“原始经验”，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英国学者鲍特金认为，情感的原型模式并非先天性地根植于个人的心理结构中，而是依靠特殊的语言意象在诗人和读者的心中重构而成的。正是在这种理解基础上，弗莱把原型转化为文学领域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象征(包括人物、意象或情节模式等)，使其近似于主题学研究中的主题与母题，反复出现与程式化是其显著特征。按照弗莱的阐释，原型“在既定的语境之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传播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显然，鲍特金和弗莱对原型的重新阐释扩大了原型批评的适用范围。
       在西方文学中，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把不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一种“已知联想物”，它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文学中多有虔信的基督徒或虽不叫基督徒但具有基督这种诗人般的爱的情怀的人物形象，他们不具有基督之名，但明显的是，他们被作者视为了耶稣基督精神的载体。这类人物形象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如夏多布里昂《阿达拉》里的奥勃里传教士，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卞福汝主教，巴尔扎克《乡村教堂神父》里的神父，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的吉洪主教，《少年》里的马卡尔，《卡拉马佐夫》中的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罪与罚》中的索尼亚，《白痴》中的梅诗金等形象。”这些人物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他人的职责，以爱和宽恕的方式引领“迷途的羔羊”回到主的怀抱。这些隐喻的耶稣形象由于其反复出现与程式化，是“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因而是一种原型意象。
       二、海明威与基督教文化
       世界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耶稣原型也大量出现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克林顿·S.伯汉斯说：“除了自然，海明威最丰富的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来源是基督教；但对于海明威来说，上帝的意义并不是那个殉难的上帝，而是那些受尽折磨和忍耐的人。”也就是说，海明威尽管在极少数作品中仍然延续了上述作家对基督原型的拯救意识的表现，却把主要的视角投向了“受难的耶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韧性精神以及人格硬度。
       “耶稣受难”的故事出自《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和《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耶稣受难”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其中，《马可福音》第15章以记叙性语言讲述了耶稣受审、被判死刑、被钉十字架以及安葬的全过程。该章以及其他福音书有关的记述是基督教义形成的主要载体，突出了耶稣基督的受难经历与牺牲精神，从而体现出基督教爱与救赎的主题。“基督教关于所有历史、教会、信仰、拯救、未来和希望的传说，都来自这位被钉十字架者。”耶稣一生都献给了向民众宣教、传播真理，给人带去天国的福音这一普救众生的神圣事业，但最后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以自己蒙受的巨大苦难拯救信徒，为所有的人赎罪，使他们死后都有可能进入天国。耶稣的受难成了典范，它告诉人们，即使被遗弃也不要失望，要忍受最不公正、最难以名状的苦难，以寻得上帝这个最后的立足点；也告诉人们，要耐心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剥离耶稣身上笼罩的宗教光环，耶稣身上体现出来的不惜以自我的毁灭来拯救他人的个体承担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是以赋予他英雄的光芒。耶稣受难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给苦难中的人以勇气与力量的精神源泉。
       海明威从小生长在美国牛仔文化与新教文化的传统中。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自由、自立、竞争、机会均等、勤奋工作和物质享受等。简言之，通过勤奋工作享受物质财富，实现美国人的价值观，这就是所谓美国梦。美国梦的精神基础植根于早期移民的清教主义和新教徒道德。由于深受欧洲教会的迫害，所以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后，奉行清教主义，坚决摒弃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恪守勤劳俭朴和节制等信条。他们坚信只要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就能脱贫致富。他们认为如果人通过劳动创造了财富，就说明他遵循上帝旨意，上帝就会赐福于他，而他应积攒财富创建更大的事业，这就是新教徒道德。海明威出生于一个笃信宗教的公理会教友家庭，长大后到教堂望过弥撒。他说：“我是靠阅读《圣经》学习写作的，主要是《旧约》全书。”尽管他不是个坚定的教徒，但他的小说仍然潜藏着某种基督教情结，《圣经》文化的痕迹也隐约可辨。作为移民的后裔，美国人最初的生存环境是极为恶劣的，为了生存，必须同大自然、土著人抗争，因而逐渐形成推崇力量和勇气，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和拼搏获得个人的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活信念。沐浴在这种文化中的海明威，从小就形成了强悍的个性。据《海明威传》记载，小海明威在3岁时的口头语就是“我什么都不怕”；5岁时他兴奋地述说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将一匹脱缰逃跑的马拦回家；家人都了解海明威总是喜欢在自己编就的故事中扮演“一个恃强凌弱的英
       雄形象”。 这一切构成了海明威钟情于硬汉形象塑造的文化动因与心理动因。
       三、“耶稣受难”原型在海明威小说中的呈现
       对于象征与原型意象的关联，荣格也作过如下阐释：“象征是原型的外在化表现，原型只有通过象征来表现自己。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原型深深地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也就是说，原型意象是诗人的社会感知、人生态度或情感取向在一些合乎其感知、态度与情感取向、潜藏在人的无意识中的某些方面相似的事物上(即“已知联想物”)的艺术投影。某种具体物象一经赋予意义并被接受进入文化系统之后，便广为流传，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特别的原型意象。可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此外，从意象的生成来说，它从最初的提出到文化的认可、接受，便意味着对其意象结构的定型；而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对定型后的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又扩大了该意象的概念内涵，这也同时意味着该意象结构的成熟化。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已知联想物”，激活蕴含于其中的丰富的概念内涵，从而架起与读者心中的无意识沟通的桥梁。
       幼年就熟读《圣经》的海明威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一再化用“基督受难”的原型，从而唤醒读者潜意识中的文化想象。《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悲剧主角硬汉人物巴恩斯、《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等了一整天》中的男孩儿、《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没有斗败的人》中曼纽尔和《五万元》中的杰克等人物形象，身E都明显带有“受难的耶稣”的影子。通过突出人物受难的经历，突出其性格硬度及其韧性精神，是海明威代用“受难耶稣”原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巴恩斯在战争中身心受到伤害，他在坚强地接受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工作、郊游及运动，并从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世界之人》的主人公、无业游民布莱基曾在一次斗殴中失去双眼，他也逐渐被人忘却，然而，他并不因此气馁，按照海明威的理解，布莱基当然算得上硬汉，其行为、信念等都符合男性准则。深入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布莱基对生活的苦难视若无睹、对他人的奚落毫不在意，心胸开阔，心中还隐约潜藏着对人生的悲悯情怀，这很显然反映了基督耶稣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层面。《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濒临绝境却靠着坚强的意志降伏了体积巨大的马林鱼，并在鲨鱼的袭扰、攻击下，终于将其带回海岸，尽管它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老人出海的全部过程，是一次人生受难的经历。作者为了暗示老人与“受难耶稣”的关系，甚至描写了老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勉强回到家里后的形状。他爬到床上后用毯子裹上腿又拉上身，面向下趴着，双臂张开，手心朝上。这个疲惫绝望的姿势极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形象。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化用这一原型，彰显了他一再肯定的男人在“重压下的优美风度”。
       作者在化用基督原型的时候已经完全将这一原型世俗化了。“耶稣受难”是为了拯救堕落中的人类，海明威式的硬汉受难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男性自尊，或者是为了某一世俗目的，拯救世人的冲动甚至让位于某种利益考虑。这种对崇高意象的世俗化变形重构与20世纪主流文学精神是一致的。它既是整个西方社会市场化的产物，也与海明威作为“迷茫的一代”的特殊经历有关，还因为海明威从本质上来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海明威对硬汉的塑造，显然有着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饥饿、疾病、死亡和战争的创伤让人们的精神信仰发生了严重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讲，当年他们的祖国宣布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这股世界的民主”。包括海明威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为此怀着空前高涨的热情和无比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为民主而奋斗的“正义之战”当中。但是，很快他们在所谓“保卫祖国”的“圣战”中耗尽了精力乃至生命，他们经历了战场的残酷厮杀，感受到死广的威胁与恐怖，在侥幸生还后却失望地发现：这一切居然是毫无意义的，是历史对他们的一个残忍、荒唐的捉弄。于是，绝望、痛苦、迷茫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理想破灭了，信仰的光芒消失了，人的权威、尊严、荣誉被无情地践踏在脚下，从启蒙时代起就罩在个人头上的光环已变得暗淡无光。于是，这些受过战争创伤的青年们，怨愤、迷茫，他们酗酒、斗牛、打猎、垂钓、肆意放纵，但是他们的道德感和正义追求并未完全泯灭。作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表，从战场归来的海明威，“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巨大创伤”，并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但他不甘沉沦，从传统的英雄遗风中，从“耶稣受难”的形象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他勇敢地担当起指引一代人前进的“老爸”的责任，塑造出一系列勇敢、强悍、坚毅并敢于面对命运的硬汉形象，为迷茫的男人们找回重新站起来的自信和勇气。此外，海明威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迅速转型的时代，个人欲望的无限张扬导致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落，古老的道德信念受到普遍质疑，利他主义的献身精神受到嘲弄，海明威本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成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因此，他笔下的“耶稣受难”式的硬汉也明显地刻上了海明威本人的烙印。
       四、“耶稣受难”原型在海明威小说中的变型
       “耶稣受难”原型在海明威小说中的变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拯救世人的宗教理想主义变为拯救自我的个人主义。在海明威之前的文学名著中，隐喻的耶稣形象通常面对一个或多个“迷途的羔羊”，而通过其锲而不舍的努力或奋不顾身的献身，使“迷途的羔羊”们或走出人生现实与心理困境，或走到主的怀抱，体现出基督教的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尽管偶尔也有为不相关的他人而献身的冲动，但更多的是或为了自身的利益(《五万元》中的杰克)、或克服自身的困境(《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圣地亚哥)而勇敢接受生活的苦难与挑战。这与耶稣忍受苦难拯救世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海明威最为著名的硬汉形象无疑是《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圣地亚哥。海明威在老人身上注入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伟大品格——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从对老人平凡而又不平凡经历的描述中，海明威也表达出自己对失败或胜利的看法，那就是失败或胜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体现出自己的人格。圣地亚哥形象鲜明地体现了海明威对“拯救者耶稣”的解构以及对“硬汉耶稣”的建构。
       其次是由强调悲悯情怀转化为张扬遵守契约、维护自我尊严的男性准则。在长篇小说中，海明威塑造的第一个较为完美的硬汉形象是《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在小说中，乔丹炸桥已经失去了意义，对战局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游击队上层也令他失望，所以乔丹是在炸桥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自觉承担起献身的责任的。但他的献身已经不是为了拯救世人，而仅仅是执行命令一份与游击队订立的契约，并通过履行契约维护自己
       作为人的尊严。《没有斗败的人》是海明威早年最有代表性的硬汉小说，主人公曼纽尔年轻时曾是出色的斗牛士，青春逝去后，他不顾同伴劝阻，甘愿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和保持往日的荣誉，甚至受到斗牛场经理的剥削和蔑视也在所不惜。而硬汉的标准是敢于单身鏖战，蔑视死亡，对痛苦无动于衷，对由勇敢换来的荣誉备觉自豪。这正是曼纽尔执著追求的人生信念。《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捕鱼虽然失败，但是他没有带着悲戚的神色走向沉沦，而是仍在谋划下一个海上作业；他甚至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仍然满怀信心地梦到了充满力量的非洲雄狮。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败而不馁的气度令人肃然起敬，从而完美地体现了“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种崇高精神。
       当然，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绝非是单色调的，而是体现出复杂的人性内涵，承受苦难的坚韧与拯救、包容他人的悲悯有时也统一在同一个形象身上。《等了一整天》中的男孩莎茨唯恐将置人于死地的感冒传染给别人，所以他死死守护着自己的屋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体现了莎茨对家人的挚爱，传达出他以自身一人的死亡换取家人平安的美好愿望。小莎茨在死亡威胁面前体现出来的独自承担苦难的高尚品格，与基督献身的形象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之所以前往西班牙参战，之所以接受困难重重、很可能使其丧失生命的重任，显然是出于维护西班牙人民的利益和对法西斯的无比憎恨。为了完成炸桥任务，他身负重伤，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掩护队伍撤退，明知掩护意味着死亡，但他还是义无反顾，他告别了自己深爱着的姑娘，毅然选择了死亡。乔丹身上体现着“耶稣受难”的影子。他身上显然内蕴着耶稣基督的救世情怀。
       荣格在谈到作家创作状况时说：“创作过程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来说，包含着对某一原型意象的无意识的激活，以及将该意象精雕细琢地铸造到整个作品中去。通过给它赋以形式的努力，艺术家将它转译成了现有语言，并因此而使我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纵观这些形象，他们为了荣誉与生存表现出的坚强信念以及虽败犹荣的人生态度，体现了美国大陆最初移民的生存信条，那就是唯有坚强、不怕生死才能存活下来，才能闯过生存的道道难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硬汉形象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符码。另外，作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海明威身上充分体现着美国人对荣誉的强烈渴求与对强者哲学的推崇。在这个层面上，硬汉形象又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心理符码。两种符码的汇集，使不同语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效地激活内心潜藏的无意识，因而赢得了读者广泛而持久的青睐。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