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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宗教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外政策和战略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早期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思想使美国人具有了民族优越感、“天命论”的思想等。美国在“9·11”事件后，对伊斯兰世界推行“民主改造”的战略，这是美国宗教极端主义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对立的结果。
       关键词：宗教；战略思维；极端主义；美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69—04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像一些弱小国家那样是防御性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国际扩张性。那么，美国为什么会一直秉承扩张性的战略思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对它的影响。宗教是美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战略思维的方式和结果。从宗教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战略思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美国的战略文化，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目前，国内外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很多，其重点主要在战略历史、战略理论和现实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专门论述战略思维特别是美国战略思维的著作并不多见，除了许嘉教授的《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外，很少有人从思维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美国的战略。宗教是美国战略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发展历史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宗教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战略思维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分析宗教在美国战略思维的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笔者的创新之处。
       一、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没有国教，它有着政教分离的传统。很多人，包括某些美国人，把美国视为世俗的物质主义国家，就像把它看做是现代化国家那样。但是，宗教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科技、军事最发达、最现代化的旧家。传统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认为，越是现代化就越是世俗化。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不信仰宗教。另外，美国宪法明确规定，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的自由。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不能以公职身份对某种宗教作出评论；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参加，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进行。这体现着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这也让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国教。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使得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而形成了一些宗教活动，各种基督教的节日等在美国甚至已经衍化为娱乐活动。这就错误地引导人们去相信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所谓的世俗化，就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的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等。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是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看不到美国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宗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事实上，美国既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又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当代美国文化朝着享乐主义和用户至上主义的方向发展，但美国的社会民俗却崇尚节俭、勤奋工作、自我克制和讲求效率等传统品德。关于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对宗教作出规定是出于两点原因：第一，在制定宪法时，美国一些州的代表认为，如果对宗教有立法权的话，这项权力应该赋予州立法机构，而不是联邦议会；第二，各州代表认为，如果在联邦宪法里写进宗教这种有争议的问题，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争执，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推崇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美国，政府既不确立任何一种教派的合法地位也不干涉任何一种教派的活动，允许各种宗教教派自由发展，这样就使得各类宗教教派都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然而，美国虽然教派林立，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习俗始终被认为是美国文明的根基。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基督教思想的产物；民主、人权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新教)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因此，在美国，人权、自由、民主的思想都用基督教语言和基督教哲理来表达，这直接反映了美国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基督教(新教)关系的渊源。
       二、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思想对美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美国，尽管有多种宗教派别同时存在，而且美国政府并不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他们最早是从欧洲逃离出来，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并用他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寻求宗教信仰的自由。清教徒们的领袖相信，一旦他们寻求信仰自由在美洲大陆获得成功，欧洲的清教徒也会效法他们追求信仰的方式。清教徒是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基督教新教徒。他们认为，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清教徒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他们用世俗的权威来推广他们的信念。清教徒自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用与上帝所立的盟约支配着清教徒的思维方式，清教徒的思想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清教徒的这种思想影响了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
       1．美国民族优越感的形成
       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徒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是美国历史上早期的清教徒。他们极端地强调经济利益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推崇个人主义。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既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度束缚的国家，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这些，美国清教徒才自封是世界上最廉洁、最能够代表上帝意思的人，从而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美国的民族优越感与美国的种族优越感相结合，认为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是典型的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即勇于创新、富于进取和个人奋斗的精神同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结合在一起，使美国人更加具备进取性、进攻性的特征。表现在战略制定上有三种特点：
       第一，美国在世界上不断追求霸权，充当世界警察和推行扩张的行为；第二，美国总是不遗余力地实现其战略地位的绝对优势；第三，在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时，将国内道德国际化。美国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如果哪个国家不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就要遭到美国的谴责甚至打击。
       2．“天命论”思想的产生及其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
       “天命论”的思想最初与美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有关。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有相当数量的清教徒迁徙到北美大陆，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认为有责任使宗教更加纯洁，有义务把上帝的意愿传给世界其他民族。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而美国要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以封建制度为主导的国际舞台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扩大和增加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扩张和宣传自己意识形态的使命感。随着工业革命的胜利，美国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使命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过去美国的使命观表现在国家战略上，是以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保全自己为特征，而在当今则变为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谋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夺取世界领导权为主要特征。美国建立领导地位的目标，最初在美洲，后来扩展到全世界。
       今天，美国的“天命论”的思想已经在美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并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的“天命论”思想，在战略决策上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干涉主义。美国的干涉主义从门罗宣言出现之后就已经存在，如今已演变成新干涉主义。尽管在美国的战略理论中一直存在着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的争论，但孤立主义只是干涉主义的一种战略收缩，是一种权宜之计。第二，推行美国化的民主和法制。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政治上反对独裁统治，主张建立民主代议制政府和“法制”社会，也就是要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实行美国式的法制。美国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和使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法制”社会。时至今日，美国战略决策者毫不掩饰地认为，只有美国才能维护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离开美国，世界将变得一片混乱。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来自基督教的选民思想和传教思想，来自清教徒的教义。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国人之所以执著地追求自由民主，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和体制最符合基督教精神，是基督教精神在世俗事务上的体现，它起源于上帝造人和爱人的教义，体现着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美国人眼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基督教思想的产物，是基督教思想在人世间的体现和表达。
       3．“例外论”和公民宗教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例外，就是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美国人就不断地对自己的独特性作出评论。其主要观点是，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山和民主社会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自由之乡和“山巅之城”，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美利坚民族肩负着上帝所托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圣使命。“天命论”的观念是美国“例外论”思想的延伸，它是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美国“例外论”在19世纪中叶引导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扩张和引导了自19世纪末美国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在海外的扩张，并在二战后谋求世界霸权。美国人认为，上帝从他们的民族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他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事件的降临。
       公民宗教，是一个超越各宗教派别分歧的宗教。公民宗教是一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信仰、风俗、习惯的集合体，是宗教和政治的“混血儿”。政府利用公民宗教使其政治主张神对化，同时宗教也维护着政府统治的权威。公民宗教能够团结全体公民来巩固爱国主义思想。公民宗教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它使美国“例外论”深入人心。美国人从美国“例外论”出发，把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他们认为，在20世纪美国是不断扩大的事业中心，是虔诚地信仰上帝的乐善好施者，是自由和正义理想的源泉。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可以是“仁慈霸权”观念的根源，而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美国的自我形象和对外行为。
       三、美国在“9·11”事件后推行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的战略，是美国宗教极端主义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对立的结果
       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由来已久。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9·11”事件后开始凸显的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不是全新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延续了千余年的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继续。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宗教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九·一一事件，是美国本土上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恐怖暴力袭击。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的背景，其中包括很深刻的宗教背景。”
       伊斯兰教文明与美国的基督教文明原本是两种根本不同质的文明。在美国的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伊斯兰教是狂热、愚昧、落后和失败的象征。他们认为，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都是专制、独裁和腐败的，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人权；伊斯兰教徒们盲目地反对西方、反对现代化；他们思想极端、狂热好斗，内部长期动荡不定，还可能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极端分子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自由世界是巨大的危险。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和西方的仇恨并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累起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眼中，美国继承了老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抢走了石油等资源，使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美国向伊斯兰国家大量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它们进行文化侵略，玷污了神圣的伊斯兰教的信仰，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传统社会。美国还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压制和打击，甚至直接入侵。冷战的结束，对于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来说，带来更多的是挫折、失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海湾战争、巴以冲突、“9·11”事件及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看起来是比较孤立的事件，实际上都是美国宗教极端主义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互相憎恨在政治上的表现。它是千百年来矛盾的延续，表现了当代的主要矛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是双方在精神和宗教领域对抗的产物。“9·11”事件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本土所受到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它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登峰造极的产物。可以这么说，“9·11”事件确实包含着文明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它的爆发是美国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美国随后向恐怖主义开战，敌人就是以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分子。美国认定
       恐怖主义组织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对立。“9·11”事件后，世界进入了“大众恐怖主义”时代。美国自认为其主要任务是，对伊斯兰国家进行文明改造。美国自称帮助阿富汗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权，解放了阿富汗人民。在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独裁政权后，800万伊拉克人第一次参加了自由民主的选举，通过了民主宪法。1200万伊拉克人通过民主宪法，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美国企图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使伊斯兰文明美国化。美国企图把自己的民主推向中东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国家，以此改变这些国家和推进这些地区的民主化。在美国宗教极端主义者眼中，当代世界面临着以一种“傲慢”的宗教哲学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独裁统治的威胁，这种宗教以褊狭、谋杀、恐怖、奴役和压制为核心内容，这就是伊斯兰教。
       许多美国人认为，冷战之后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的敌人”。美国小布什政府一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吹要建立以美国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强大的实力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小布什当局提出了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计划，以此作为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先导。而“9·11”事件的发生，更加速了美国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步伐。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认为，为反抗“邪恶”的美国，捍卫神圣的伊斯兰教，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在任何地点进行“圣战”，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这种“任何手段”就包括人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杀性攻击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恐怖分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美国具有强烈的全球使命感和强大的实力，它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文化、思想和制度去一统天下；而伊斯兰世界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它将竭尽全力抵御对方的改造和“统一”。这就是美伊冲突的本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的发展、激化具有突出的当代意义。众所周知，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美伊矛盾的主要根源。
       宗教对美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对其战略思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出台，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在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时，应注意到宗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