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国家追赶欧美获得成功的过程与原因曾引起许多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型表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依赖于许多因素，但最为关键、最为困难却又被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是政府的作用与财政的效率，而东亚的崛起恰恰是因为其政府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它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
关键词：政府作用；财政效率；经济发展；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22—11
一、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转型与现代经济发展问题历来是学者们百谈不厌的话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及东亚地区在追赶欧美的过程中获得的成功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那些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调整发展政策的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正如Meier和Stiglitz在其编写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如何使不发达地区迅速转变为发达的现代经济地区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目标与主题，而且也是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这样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与研究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尽管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与贡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已有的这些研究却并未能提供一个令读者满意的框架或模型来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特别是现有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革命的原发性爆发及演化历史、也不能解释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成功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当然也就更无法指导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在最近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Jomo曾反复强调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主流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经济均衡与稳定增长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有的新生事物。三百年来，无论是关注发展问题本身，还是研究经济政策、或是讨论发展过程中的转型与增长理论，经济学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只是到了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成熟使主流经济学彻底转了向，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理论不再关心尚未成功的发展中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经济问题仅仅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然而，尽管发达国家的今天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忽视，发展中国家急于致富的急躁，对发达国家均衡的发展结果与不均衡发展过程的混淆以及主流学派本身的失误与误导都使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实践在近几十年中走了很多的弯路。
当然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经济发展的失败既不是学者们智商的缺陷，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主观推诿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问题过于复杂的必然。由于现代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人类社会行为而很难依靠一个学科的知识来进行解释，因此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的充分发展就成为经济发展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但相关学科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与集体合作博弈理论直到最近才得到有效发展的事实影响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发展问题所可能进行的研究。由于这些影响，发展经济学就一直缺乏一个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从而不得不依赖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与分析。研究尚未起步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却是以主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二战后稳定增长的Kaldor典型事实为材料基础与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跛脚与落后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对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困境，除了上述方法与理论上的原因之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割造成的感性认识缺乏、研究者过于依赖统计资料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这些二手资料本身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收集并积累起来的，一方面这些资料对发展经济问题可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在获取过程中被过滤掉的一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信息可能对问题的研究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消费者的偏好与效用、企业家的作用、财政制度的功能等，近年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质疑已经反映了这一点。如果研究者面对的经济发展事实与资料是不全面的，那么他们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对社会生活的现实观察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无论是18～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经典、古典作家，19世纪的德国、奥地利学派，还是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大师们，他们的出现无一不是与他们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经济发展现实的近距离详细观察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总是社会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直接的、感性的近距离观察始终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前提。但二战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与条件：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逐渐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逐步坠入空洞的数学模型游戏、满足于自然科学化的抽象推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中，有机会详尽地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深受其国家技术与制度模仿成功路径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与能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从而未能发展出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尽管东亚、南美与南亚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活跃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也对经济发展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顽固的主流学术范式与源自发达国家求学经历的主流经济学学者的学术背景阻碍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发展经济学对财政效率与政府作用的忽视
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主流增长理论发展进程的缩影。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摆脱主流学派影响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发展经济学家对主流增长理论的依赖、以及主流理论对发达国家经济现实事实的依赖误导了经济发展理论。由于财政制度变量分析的缺乏，政府的积极作用与财政效率的影响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当然不同于市场机制的政府工作与财政制度的效率机制与评判标准更不可能得到认识。
战后初期，受战前大萧条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甚至与主流学者一道开始怀疑市场的功能，试图让国家来取代市场的配置资源职能。为了更快地积累资本，又基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败的判断(或许还有前苏联短期内工业化、技术进步成功的激励)，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一道为落后者的工业化之路开出了一剂相同的处方：国家主导下的中央计划统一配置资源的发展战略。由于缺乏政府活动与市场经济各自有效的活动领域的划分，各司其职的专业化分工未能在宏观领域被大家认可，而福利经济学与结构主义的流行又为政府越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忽视可能会影响执政者利益的、效果较慢的制度变迁，而依赖政府
进行资源配置的发展战略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战略失败使学者开始怀疑国家的功能，在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对新古典的回归是改正错误的唯一办法。在正确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本身并没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特殊性的同时，他们却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并试图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经验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起步阶段。由于忽略了发达国家转轨时期的财政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他们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增长模型所推出的资本市场与技术革新上，不仅财政制度建设与政府效率的提高未能提上日程，而且市场交易机制的效率分析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失败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的失败才彻底扭转了发展经济学的关注方向，财政与政治制度才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努力中，在发展成功的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对比中得到研究。到20世纪末，东亚追赶的经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再次改变了学者们对国家与政府作用的看法。在1999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首席经济学家Stiglitz已经意识到，在以往的经济学训练中忽略了国家与市场关系。因此在分析发展经济学的任务时，Meier才会指出：“合适的制度、历史的经验、社会资本的内容、发展进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而在借鉴新制度学派的成果方面，Bardhan正确地指出，落后国家的制度功能或政府职能的缺位、过于关注分配的制度对发展进程的阻碍、集体行动本身的效率、国家处理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能力等都是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相关而又需要特别努力的领域”。
当然除了对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心之外，Meier还提醒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增长原因的解释，因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Abramovitz提到的增长的剩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事实。尽管制度的作用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但什么是正确的制度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他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家的作用、政府的内部机制、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必将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当然，即使已经将政治与社会结构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范围，如果仍然将增长局限在生产函数的定义域内，对增长源泉的认识也很难会有质的突破。因此将企业家与财政制度的作用引入到经济增长函数中来、而不仅仅是强调文化与制度对产权保护的激励作用就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正如Hoff&Stiglitz所说，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制度的变迁已经取代了新古典的模型成为发展经济学日益重要的分析工具。其实，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Hirschman早就指出，尽管自然资源在美国1929年以前的发展中比资本更为重要，企业家与管理者则至少和资本一样重要，但是这些微观要素要想发挥作用，一个有效的政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他正确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以旧体系、即表现为集体主义的生存经济体系的摧毁为代价，必须以旧利益格局的调整为前提。但这种为大众所拥护的、在生存经济体系中十分成功的、同时又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
很明显，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问题，是政府与财政工作的效率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型中引进财政制度变量就是十分必要的。
三、经济发展模型的构建
即使应用经济学家有足够的理由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感到满意，发展经济学家也无法享受同样的心情，发展经济学家对互补与多重均衡问题的研究使他们开始有理由怀疑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经济发展方面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主流学者津津乐道的均衡与收敛理论更是如此。以并未包含任何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化内容的生产函数为基础、以生产过程为唯一增长源的增长模型，自然很难让主要关注经济体系转轨的发展经济学家感到满意。
当然，最不能让发展经济学家感到满意的是主流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在一个典型的不存在企业家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建立在两个必要的前提假设之上：第一，所有同类产品都是同质的；第二，买卖双方的人数都无穷大，因此任何一个交易者都不能影响价格。在这里，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机制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是经济主体决策的信息基础，在经济增长函数中是一个外生的变量。于是主流的经济学不仅排除了企业家的作用，而且把市场经济活动完全假设掉了，剩下的只是经济主体的内部组织，市场经济不再存在。对市场组织形式改进的讨论完全让位于对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讨论，对制度必要性与演进路径的讨论与分析逐步退出了主流标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市场与价格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离开了人可以单独存在的市场机制决定的。是不是进入市场以及产品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企业家第一次决策的结果，而看到对方报价之后决定要不要交易是购买者的第一次决策，这是博弈或讨价还价的开始。当然后面的决策会以对方的报价与自己的出价为基础进行妥协，这是一个典型的管理学教材中大家习以为常的商业谈判过程。在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是企业家或经济主体决策(主观猜测)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与决策不相关的外生变量，因此奈特早就强调了企业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与磨灭的。以主流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虽然指出了信息完备的假设的缺陷，却并未认识到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正是这个不完备才使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才使市场经济因为有企业家多样化尝试的可能而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
由于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模型仍然是市场理论与生产者或厂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市场价格从一开始就被假设为是外生固定的变量，因此以价格猜测为己任的企业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无法在模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经济增长模型与主流经济理论忽视并隐藏企业家的作用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不会影响它对企业家作用相对固定、市场机制基本定型的美国经济现实的解释。但若将这种理论移植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进行考察，问题就会出现。并且这些问题更由于资本家与企业家概念的混淆而得到放大。源于经典作家而流行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的概念与范畴，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阵地，似乎只有资本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应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似乎只要把资本家的符号性代表——资本纳入增长模型就万事大吉了，企业家个人经营的作用自然被彻底埋没掉了。
其实，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角是主事经营的企业家，而不是被人误解的资本家或资本。相反从荷兰共和国到大英帝国，资本的集聚对
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一再揭示着资本的消极本质，但企业家进取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虽然主流的增长模型忽略了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的作用，但学者们对企业家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外，Young沿着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路径早就研究了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增长的可能性，即用市场交换与分工的深化来解释经济增长，这种研究近年来在制度学派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这些非技术、非资本的制度因素仍无法在生产函数模型中得到反映，交易过程与作为交易条件的政府的作用至今仍游离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之外。
实际上，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特色或优点就是企业家的讨价还价或谈判过程，正是这个谈判过程而不是最优化决策过程，才是市场经济效率的真正来源。当然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隐藏自己的信息、猜测对方的信息是谈判取得优势、获得更多收益的关键。因此信息的完备不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在笔者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价格理论(当然包括以公共品价格为内容的公共经济学)，并且是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不分析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核心的谈判过程与机制，就不可能构建一个全面的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新的经济发展模型的拓展必须把企业家的讨价还价作用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
实际上简单化与模型化的主流经济学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仅仅简化为是资源配置问题。既然只是资源配置，那么在配置中政府当然可以替代市场，并且政府还因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可以考虑外部性问题而更为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于是就有了在现代主流增长模型中计划者总是优于市场机制的与现实相悖的结论。
而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模型本身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前所述很多有用的信息与经济活动被假设掉，同时把不可能事先存在的信息——价格假设进来。尽管信息经济学以为只要把信息收集成本包含进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忽视消费者偏好的不可知性与可谈判性，忽视企业家与制度等公共经济活动的作用，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当然无法解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其次是模型中的代理人与读者或模型外的旁观者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信息与结构。虽然对模型的设计者、学习者与使用者来说，最大化与最优化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解题过程，但对模型中的代理人来说，这个过程却是一个不可能事先求解的冒险经历。由于他不可能同时清楚地看到或尝试所有的路径及结局，当然也就不可能比较出哪一个选择是最佳方案，因此对现实中的经济人来说，寻找最佳方案的过程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试错决策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猜测过程。由于这样一个试错过程的不可逆性与不可重复性，在现实的操作不可能由同一个经济主体反复尝试不同的方案，现实往往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同时尝试不同的方案，最后只有做出了正确决策的主体能够成功并存活下来。失败者则被淘汰，而这样一种竞争解题机制只有在多元化的、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才有可能存在。
正是由于这些影响，市场经济的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才成为近二十年来政治领域讨论的焦点。随着增长理论越来越多地关注技术革新、社会制度与政府政策的作用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以前却被忽视的因素，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再次交流融合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缺乏公共经济理论的支撑，发展经济学只是对投资能力、投资机会与投资条件的循环关系进行研究，并总结出恶性循环(生存体系)与良性循环(市场体系)的区别或多重均衡理论。至于如何从恶性循环的均衡跃升到良性循环的均衡这个关键的发展过程却没有得到研究，他们只是期待着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已经奠定，新体系的制度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因此我们不用再担心会回归到旧的恶性循环(生存体系)中去了。
其实，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包含着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带来的企业盈利增加或超额利润的激励是经济体系转轨的推动力。但缺乏一个可以将交易活动与公共经济活动包含在内的综合模型，不仅主流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企业家的作用以及市场价格的内生性，而且诺斯对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的考察也无法解释政府活动的积极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一个问题的原因无法得到有效的经济学解释。
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财政制度的演变要远早于市场制度的变迁，因此用新古典模型去分析非市场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演进必然会出现偏差。正如诺斯所强调的那样，“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做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不幸的是，在解释经济史中的长期制度变迁时，这一重要的基石却被人们忽略了。”并且他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之所以最“有说服力”，恰恰是因为它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把新古典分析的范围扩大，把交易费用包括在内，就能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途径，通过它就可以分析经济组织，并探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一个经济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冲突。”因此笔者下面要做的就是，将诺斯的扩展模型引入到公共经济领域进行分析，从而对主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作一补充。正如奥尔森在一本书的前言中所建议的那样：当我们在某一个领域中遇到麻烦时，我们应该去尝试一下在一个更为全面的背景下去研究问题。
鉴于这些理论与实践的需求，很多人都曾在新模型的构建上进行了反复的尝试。在讨论东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奇迹中的作用时，Wade曾提出一个将公共经济体系与私人市场经济体系都包含在内的综合分析模型，并强调了公共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尼尔森也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试图再次将新制度学派的贡献纳入到主流的经济学范式中去；克尔不仅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努力试图将政府纳入分析框架，而且对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行为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由于布坎南与塔洛克的贡献，政治与市场开始被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思考，Gabe甚至将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了最贴近的准市场经济分析。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尚未体现为主流经济增长模式的扩展，特别是未能将企业家活动与政府活动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综合模型进行分析，未能为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体系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解释提供帮助。
在宏观经济学中很多人都曾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问
题，如诺斯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讨论制度的变迁，并指出潜在的利益超过成本是制度变迁发生的前提条件。而在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范围进行讨论时，经济学家同样借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因此在借鉴这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构造了一个成本收益对比的经济发展与体系转型激励要素分析框架。笔者在分析框架中引入了更多的经济要素，特别是笔者把生产与交易过程、制度与技术要素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讨论，从而使体系转型过程与生产增长过程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得到全面分析。下面，笔者用消费者的效用总函数U来代表总收益，用效用总函数与消耗掉的总成本c之间的差额Y来代表经济增长的成果。
于是有：
在这里，Y为净收益，U为总收益或总效用，C为总成本；i表示第i个产品，Yi为产品净收益函数，Ui为第i个产品效用函数，Ci为第i个产品成本函数；Pi是第i个产品的市场价格，fi为第i个产品的消费者偏好，di第i个产品为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的深度与广度或商业的繁荣程度，qi为第i个产品数量，ni为第i个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人数，li为第i个产品消耗的劳动，ri为第i个产品消耗的资源，ti为第i个产品所使用的技术，ki为第i个产品所用的资本，它的本质是普及了的技术，作为技术它仍可带来人均财富的增加，但作为企业经营手段它在市场上的赢利价值越来越小，因而只能带来收益递减的利息；Cim为生产成本，ti1为第i个产品使用的生产技术，作为新发明的产物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一旦普及就只能成为资本了，Cis为社会交易成本即公共产品成本，其主要成分是文化与制度建设成本(g1为意识形态，g2为法律制度)，Cic为企业交易成本，其主要成分是货币体系与运输成本及企业支付的微观法制成本，ti2为第i个产品使用的交易技术。在这里产品价格函数是消费偏好、市场交易程度与消费者人数的增函数，是产品数量的减函数；产品数量函数则是劳动、技术、资源与资本的增函数；而生产成本函数Cim则是劳动、资源与资本耗费的增函数，是技术水平的减函数。因此，在经营中生产可以增加产品数量，交易可以增加产品价格，技术可以减少单位产品成本，创新可以增加产品种类数量，并且产品种类的增加没有任何上限。其中除了劳动的增加外，任何因素的变化都能带来人均的增长。
上述公式表明了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激励要素的多元化特征。作为经济发展内涵的经营利润的增加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过程，正因为如此，以前的符种单一要素决定论的解释能力才会难以令人满意。何况，这些因素之问也还存在着难以割裂的联系，他们的相对地位也在不停地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不仅技术与资本难以分开，制度与技术的影响难以分离，而且正如wright指出的那样，美国早期的自然资源丰富也并非完全是上帝的恩赐，同样是其相应的技术发展的结果，到20世纪中叶，当能量技术得到普及之后美国的能源与资源出口的优势就完全没有了。
确实，工业化转型是一个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陷阱的束缚，开始追求一种目标迥然不同的新生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增长既可能来源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成本减少，也可能来源于产品种类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效用增加与效率提高，同时还有可能来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技术与资源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很显然无法在主流增长模型中得到解释的前两类增长都可以为笔者所扩展了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型所囊括。
在上述公式中，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率的提高源于六个方面的进步：一是企业家的活动对消费者消费偏好的认识或猜测fi，表现为适销对路的市场交易带来的边际效用的增加，销售价格pi的提高；二是货币与交通等交易技术的改进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ti2，并表现为盈利的增加或市场活动的扩展；三是产权制度变迁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与市场制度改进di，ni，表现为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或／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即销售数量的增加；四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组织的改进ti1，并表现为生产成本的下降；五是财政制度的变迁带来的财政效率的提高，并表现为交易成本的下降与财政活动的增加；最后，资源的使用ri与资本的使用量ki的增加虽然并未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却可以带来人均经济的增长，并以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对人力劳动的替代成为人类经济革命的标志。而劳动投入的增长既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也不能带来人均的增长，但却可以导致经济总量的增长。笔者这里真正关心的经济发展是指经济效率提升带来的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体系的转换，但以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为代价的人均增长，虽然未必能带来社会的进步，但却可以提高人类的福利与生活水平，因此也被接受为各个社会追求的短期目标。
由于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技术与资源材料的贡献已经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因此企业家的作用与制度变迁的作用就成了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将沿着诺斯所开创的制度分析方法讨论财政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留待以后的研究。
四、东亚奇迹中的财政效率与政府作用
国家或政府究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还是一个问题解决者?Evans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抽象的国家概念本身并不能决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我们不能仅从概念上就决定企业是一个利润获得者，还是一个亏损承担者一样。财政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是否有效、财政制度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都作了哪些事情，以及它是如何去做这些事情的。因此，20世纪50—80年代东亚的成功与南美的失败一样既不能说明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发展的障碍，也无法证实它是一个发展成功的保障。这些事实能够说明的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财政效率的高低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与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变量。
当然，一个社会的能力或其提供的财政效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其政治家与官僚们的智商，也不取决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该国所执行的政策的正误，而是取决于其内部的结构与制度。错误的政策可以很容易地改过来，也可聘请国外的专家来帮忙制定，但结构与制度的变迁却是一个依赖于其历史、地理、文化、传统与利益结构现状的缓慢的社会变革过程，特别是来自于统治者本身保护既得利益的阻力往往会使这个过程无限延长，甚至使之不可能成功，并且这样一种格局很难从外界获得帮助(制度不能像技术那样可以简单地模仿引进)。很明显，仅仅打烂一个旧制度并不能保证财政效率的提高，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新制度，这个任务成功与否往往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结果。
自从20世纪1970与19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市场至上论”解释就一直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舞台。但一些非主流学者却始终坚持政府的作用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政府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但这些学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把东亚国家因其文化背景而独创的非正式制度和政府的特殊作用泛化了，从而混淆了财政活动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界限与领域。将资源配置与资本积累职能交给政府带来的寻租活动导致了所有的政府活动，而不仅仅是那些不合格的政府活动在20世纪60—70年代普遍受到怀疑与指责。由于不知道一个有效的政府或财政制度的缺乏正是大多数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原因，同时又没有分清发展成功所需要的有效政府与现实生活中不合格的政府之间的差异，经济学家无法区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起的客观作用与各个国家政府官员工作失误、能力不足以及主观寻租行为的不利影响。
尽管对市场至上论的下述质疑很难下定论：东亚各国没有市场扭曲与政府干预是事实、还是其他人强调的政府的指导作用是主要方面是事实?但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对海外市场开拓的支持却是确定无疑、没有争议的事实。正是这些支持很好地提供了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所必需的各种公共产品。
正如Ortiz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由于政府的腐败以及没有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教育、基础设施、科技、健康、道路、港口等)，仅仅实行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的哥伦比亚并没有取得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成功。相反，东亚的日本、韩国取得成功的经验则表明，政府在教育、科技与其他基础设施上面的有效投资所提供的财政效率确保了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来说，是自由贸易重要?还是国家的保护重要?这些当年曾经困扰着发达国家的问题今天正在考验着发展中国家政治家们的智慧。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却再次表明，不是要不要国家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以及保护时机选择的问题。
不了解市场经济与财政的差异，却试图在政府财政效率与市场机制效率之间作一比较，正如拿田赛运动员与径赛运动员进行比较一样很难得到一个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可喜的是，Wade已经认识到，不是国家干预本身，而是政府服务的内容与效率带来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成功。而政府财政活动的效率除了无法更改的规模效率以外则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作为执行机关的中央政府的主权强制力与凝聚力、作为纳税人决策与监督机制的政府制度化程度，以及作为公共产品偏好显示与协调机制的沟通交易效率，即政府与市场主体就公共品供求进行沟通的效率。
类市场的谈判机制对政府的激励与推动是财政效率提高的基础，而在民主化进程之前首先建立有效的、有权威的政府制度同样是财政效率提高的必要前提。新制度的建造需要模仿与创新的能力，但新制度的巩固却需要合作博弈与矛盾协调的能力。只有两者共同具备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成功。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些合作博弈与协调能力的忽视使我们误解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使发展中国家因忽视宣传与培养而造成了这些能力的缺乏，最后误导了经济发展过程。
当然，无论是解决冲突的能力、协调共处的文化，还是讨价还价的机制，这些对经济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社会结构却是很难模仿与引进的。于是在专制的强权与民粹式大众民主或试图绝对公平之间的摇摆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病，这正是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发展难以起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东亚地区，由于专制政体与中庸文化的影响，和谐思想与集体主义传统推动了公共财政制度的引进与巩固，中央集权确保了政府执行能力所需要的强制力与凝聚力，于是现代经济的追赶与发展才在这个地区获得了独特的成功。
当然东亚地区财政或政府服务的效率并不是取决于政府机制内省的结果，而是公共产品使用者内部协调及与供给者谈判的结果。为了确保财政的效率，由公共产品的使用者通过一定的形式来控制约束政府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控制的机制与形式可能会随国家与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由于在工业化的初期，公共产品的主要付费需求者就是资本家或企业主，因此由他们来监督控制政府就成为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前提。但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与利益结构安排很显然不可能使人民大众或普选的立法机构感到满意，于是在经济发展初期适当地推迟民主发展的进程就成为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与地区的一个共同的经验(这也是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其发达的现状教给我们的成功经验)。否则，像南美的民主运动那样，在中产阶级出现以前，任由大众用民主的方式来再分配富人的财富必将摧毁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基础。
当然，由于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财政的效率，因此对大众民主的推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专制体制的推崇。相反，我们的观点是，基于合作博弈均衡所要求的一定数量之内的、与公共产品使用最密切相关的付费者的决策参与约束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限制决策参与人数一方面纯粹是为了减少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贸然扩大选举权可能会带来的忽视选举权、出卖选举权等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可能会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长期的、健康的与有效的发展。而民主机制的效率恰恰是民主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逐步实现的基础与条件。正如Wade自己所言：坚持这样一个渐进式民主国家的观点肯定会让那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珍视北美与西欧式政治自由的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当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万众欢呼的政治术语的时候。但激进的民主改革却注定会使财政的效率遭受损失，从而使经济发展的进程最终受损。
当然，了解了渐进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财政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了解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程度的民主，我们就会理解为何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学家基于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会推导出来令人难以接受的专制与暴政比民主与自由更有效的结论。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发展经济学未能在经济发展的结果或发达国家的现状与经济发展过程之间作出区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发达国家今天的现状就是我们要学习模仿的对象。不愿付出时间等待与不愿付出过程代价的民众与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亢奋激进的结果只能是无奈的失败与更大的代价。因为没有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愿意背负一个不支持进步的民主制度的黑锅，于是没人关心这个一步到位的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也没人讨论这个先进的民主制度的经济效率含义。
相反，深受中庸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正是由于民主进程的缓慢才得以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逐步实现纳税人参与的财政效率的提高，并最终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追赶式的初步成功。
[责任编辑 蔡胜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