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江南城市文化受制于北方政治伦理话语而屡遭压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唐代中后期政治的混乱，令原本处于文化中心的北方城市迅速衰落。以长安为例：“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宦官田令孜在逼唐僖宗出奔时，‘焚坊市’，并‘火宫城’。其后唐军围攻长安，农民起义军和唐军双方以长安为战场展开激战。公元883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唐军及沙陀兵进入长安后，即大肆烧夺抢掠，‘宫、庙、寺、署焚荡殆尽。’‘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其后王徽任大明官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修复殿寝宫室，长安才略有一些生气。公元890年，岐州军阀李茂贞军攻占长安，‘宫室廛闾鞠为灰烬。’李军撤退后，唐王朝己无能力来重建长安，只是对局部宫室修葺而已。公元901年，朱温为控制朝政，劫帝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遂丘墟矣。’‘废市荒街麦苗秀’，‘强半今为瓦砾堆’。唐末，节度使韩建为军事防御的需要，在皇城的基础上重建长安城，但规模仅原长安的十分之一，人口也大大减少。五代时期，长安屡遭动乱，地方割据势力横征暴敛，关卡林立，货币混乱，经济凋敝，农业和工商业都十分衰落，世界第一大都市的长安成为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隋唐时的繁华兴盛已成为历史陈迹。”经过如此反复的大动荡，北方很多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无法恢复元气，重现繁荣。于是，江南的城市便成为饱受动乱之苦的人们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这一时期，中原统治秩序遭到空前破坏，但这一切却未对南方尤其是江南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西南的成都平原和东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日渐繁荣，江南地区也继六朝之后再度迎来了大批北方移民。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城市迅速发展，主要体现为中心城市的地位上升和城市群的扩大：“自隋平南朝以后，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市)地位一落千丈，唐初废为蒋州，继沦为润州属县。但是，金陵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天下大乱时的重要地位，势必成为吸引北方移民的中心，永泰中(765—766年)博陵安平人崔造和其朋友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便侨居于此。唐末，自北方南下的感化军牙将张雄自苏州退出后占据升州，零散迁入的移民为数更多，长安人刘著便是代表。”历史赋予了江南城市又一次发展良机，也由此奏响了都市文化艺术的嘹亮乐章。
       江南有一个天然的太湖水系，围绕这一水系还遍布有众多的城镇，这就为江南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提供了条件。因为城镇商业的繁荣可以使资源调配更加合理，于是以扬州、金陵、苏州、杭州等几座城市为中心，江南的商业经济不断发展，打破了原来农业经济过于封闭的不利环境，使江南农商成为一个有机互补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看作是经济型都市的基础。当历史进入晚唐五代以后，面对战火摧残、孤立无援的长安和洛阳，江南拥有了繁华的扬州、金陵和杭州三座大都会，由这些都会向四周辐射延伸便形成了城市文化的群落。其实早在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便已经令扬州逐渐获得了“扬一益二”的中心城市地位，只是到了晚唐以后，江南更进一步发展成为由一系列城市构成的经济文化圈。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以词为代表的市民艺术推动了城市文化精神的迅速提升和延展。
       晚唐五代的江南地区，城市的发达不仅体现为规模和人口的增加，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商业经济异常活跃以及由此引发的审美文艺活动高潮。据考证，“杭州在唐代已经日趋繁荣，到五代时，又继续得到发展。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吴越既以丝织品、茶叶、瓷器向北方朝廷进贡，又利用以此换取的允许贸易的机会，往来贸易以获利。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商业贸易的繁荣，吴越扩展旧城。凿石填江。吴越扩建后的杭州城包括子城、夹城、罗城三重。夹城周围50里，罗城周围70里。钱塘江捍海堤，一般认为是保护农田，其实更具有保护杭州城市的功能，保证了杭州城郭的安全”。这充分说明，当时江南城市的发展，不再单纯取决于政治因素，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业。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便是市民阶层对文艺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当时，在城市中的公共娱乐场所流连驻足的不仅有贩夫走卒，也有不少文人墨客，甚至达官显贵。据说，唐代诗人杜牧在扬州为官时，经常在晚上忙完公务后去秦楼楚馆笙歌一番，并曾做诗曰：“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其中，这句“春风十里扬州路”更是成为了唐代扬州繁盛的象征。
       如果说，唐代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影响还多局限在义学与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么江南的审关文化则从一开始就与更广泛的城市世俗文艺活动紧密联系，著名的《西洲曲》以及南朝乐府民歌的流传就是例证。晚唐以及五代时期，文艺活动走向审美化和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花间词派的兴起，这个作家群体登上历史舞台预示着江南城市审美精神的凝聚开始由个体自发转向群体自觉。欧阳炯在《花间词叙》中写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风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十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他很推崇词人温庭筠，甚至把温庭筠在词坛的地位比作了诗界的李白：“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荃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他对于词的这种积极态度是过去所不曾见过的，一度被视为“末技”的词开始逐步拥有属于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这个比方是否恰当且不说，仅从这里便可看出：温庭筠及花间词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令城市文艺走出中唐新乐府运动和“文以载道”的精神影响，继而面向更广阔领域的一条路径。欧阳炯把温庭筠比作词界李白的说法颇有深意，李白在中国诗坛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诗歌艺术传统。在我看来，李白的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古代社会鼎盛时期北方生命伦理学一种率性奔放的文化姿态。从8世纪安史之乱以后，这种青春蓬勃的精神衰落下去了，而此时出现的以杜诗为代表的另一诗歌艺术高峰，则体现为在政治伦理要求下，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这里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教义为其哲理基础的”。而词界出现李太白式的人物说明，审美精神以江南作家群体为代表、词为载体而获得再次觉醒，从此形成伦理一审美话语二元共存的局面。
       到了晚唐，城市文艺活动更加活跃，并直接推动了文学体裁的更新和创作个性的凸显。花间词人就
       是诞生于这一环境中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出现象征着古代的江南都市文化已经趋于成熟，花间词中所蕴含的艺术趣味也就是江南城市的文化精神。
       晚唐的花间词人中，有不少在江南的城市中留下了诗篇词章，最为人们熟知的当属韦庄，他可以说是晚唐时期江南城市艺术文化的代表。与中晚唐的许多诗人不同，韦庄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江南士人气质和城市上层市民趣味。他在词作中展示了江南城市所特有的审美情调。例如：“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和温飞卿的潇洒不同，此公的作品更多了一丝哀怨和感伤。可以想见，韦庄遥望着长安的方向，正微微地叹息，纵使市井的歌舞升平，在他的眼中，也难以抹去内心的孤寂。于是他写道：“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玉鞭魂断烟霞路，莺莺语，一望巫山雨。香尘隐映，遥见翠槛红楼，黛眉愁。”韦词的这一种“艳”，充分表明了词人心中的无奈和惆怅。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古老诗性记忆的失落和由此产生的感伤。这是词人初离中原伦理话语大环境，乍到江南城市中的情绪，他的期待和无奈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令其难以释怀。韦庄曾在《金陵图》一诗中写道：“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当词人又一次走过印着六朝诗人足迹的城墙脚下的时候，他看到的只有那一排排的柳树，当年的魏晋风度、繁华都会何处去寻?在诗人看来，那是个性张扬、心灵自由的黄金年代和江南城市罕见的兴盛期。古人的审美气质与他正在发生共鸣。在韦庄的精神深处，残存的诗性智慧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将再一次迸发出夺目的光芒，这就是花间词。虽然中国的伦理异化力量十分强大，它通过传统的儒家思想自上而下不断把审美精神挤向边缘地带。但伦理话语和审美话语永远是构成中国诗性文化的两个部分，倘若其中一个不存在，那么另一个也必将随之消亡。因此，审美话语即使屡遭挤压也不会消散。韦庄所处的正是一个审美精神蓄势待发的时代，那种短暂的失落感不久便会被城市审美文化的巨大感染力化解，能实现这一变化的只有江南的城市群落。
       刘勰说过：“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神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当文人心底的诗性记忆被再一次唤醒的时候，也就预示着那饱经沧桑的江南审美话语也即将复苏。六朝精神的载体是诗人，与之有家族类似性并能够继承这一血统的正是以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人。韦庄在词中写道：“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古城。”这一句“六幅南朝事”分明在告诉我们，词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六朝时期江南城市的精神气度!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包容性使得古老的诗性智慧没有像西方那样遭到彻底的扫荡，它在江南城市文化中依然被保存着。当北方伦理体制遭到破坏时，大批的北方文人不得不背起行囊来到了江南，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只有这里才是可以安居的家园。韦庄说：“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里的“无情”并非只是感慨历史之河无情地向前流淌，而是在面对博大、宽容的江南时，感到自身个体的渺小以及政治理想渐渐远去的无奈，这种感觉也只有在江南才显得更加强烈。对于花间词人而言，在江南方可找到心灵的归宿，城市中的灯红酒绿能够暂时化解心中隐藏着的无边惆怅。
       韦庄心里非常清楚，六朝的士人随着中原大军的南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隋唐实行科举取士，更瓦解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那些“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文人，心里有了功名利禄的困扰，就不会再产生出那飘逸俊朗的魏晋风度，这才是最令他感伤的!当众多的志士文人满怀抱负向北而行的时候，也意味着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政治伦理异化达到了高峰，而这也是令那些仍怀有审美期待的中国诗人心中最苦痛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或者军事变乱很容易使这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看似坚固的体制遭到破坏。原因在于政治伦理所依赖的自然基础是传统农业，而中国北方农业生产环境又非常不稳定，历代对于都城的不断选择就是证明。倘若这样的生存机制出现危机的话，那么词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因为大河上下遍布着他们的诗心所难以理解的阴谋和荆棘。当大变乱把这些文人推向南方的时候，他们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灵魂真正的故乡竟然是这片芳草萋萋的江南!
       一个有着敏锐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词人，是不能面对眼前这样富于沧桑感的江南景物而无动于衷的。更何况在金陵古城层层累积的城砖下面，潜藏着中国民族一股永生不息的古老智慧暗流。而这股暗流，就要在一个晚唐词人的脚下再次涌动。
       其二，韦庄的内心深处还不能达到像李白或杜甫一样的青春放达或者沉郁顿挫，因为那是北方诗人在政治伦理精神的长期浸染中所产生的感觉。作为一位长期在江南游历和生活的词人，在缺乏这种文化氛围的情况下，自然难以具有那番博大与凝重。
       韦庄作为江南词人的代表之一，他的身上有一份出于吴越水乡的独特真淳，在江南审美气质的熏陶之下，这种真淳可以理解为生活在江南城市中的市民才会具有的闲适与宽容。诗词艺术一旦进入城市，就开始从关注社会民生、政治抱负转向审美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
       对于韦庄来说，他表现内心情感，已经不再像李白那样，大声地呼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同时也不能像杜甫一样说“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他的笔下呈现出一种江南特有的委婉和细腻。韦庄写道：“满空寒雨漫霏霏，去路云深锁翠微。牧竖远当烟草立，饥禽闲傍渚田飞。”(《途中望雨怀归》)即便是乘凉小憩，他的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惬意与闲适，也是北方的士大夫们难以体会到的：“傍水迁书榻，开襟纳夜凉。星繁愁书热，露重觉荷香。”(《夏夜》)这种分外轻松的心情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儒家传统的士大夫那里很少见到的原因是他们的伦理负担太重了，即便偶尔休息一下，头脑之中闪过的仍然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然我们不能说韦庄内心没有这种情结，但他却将眼光从“家国”的宏大情怀转向了内心深处的细腻情感：“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江城子》)
       就这一点来看，韦庄与盛唐诗人有着很大的区别：盛唐诗人往往以国计、民生为核心，农业文明的伦理情结始终挥之不去。在他们那里，心中难以消解的伦理负担转化成了一种诗意的精神姿态。刘士林先生曾在《中国诗性文化》一书中说：“……晚年李白所作多为律诗，仿佛要以律诗那森严的结构来收敛前期天才的想象和热情，以规范的形式来容纳经过浓缩、凝练的思想情感，从空中回到大地，从想象回到现实。不仅诗在形式结构上注重格律，而且在表达感情上也倾向于老杜的素朴与沉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唐时动荡的国家政局已经彻底瓦解了诗人心中残存的诗性生命力。
       面对生活的失意，他们最终不得不由澎湃的青春激情重新回归到沉郁顿挫的现实理性。这同时也说明北方诗人在强大的伦理秩序颠覆之后内心是多么的无奈和寂寥!正如当代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和政权密切相连。士人追求功业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是与皇权的盛衰成败息息相关的，然而当农民起义撼动了唐王朝的根基后，士人报效朝廷的希望化为泡影。昭宗以后，皇帝成了傀儡，朝廷对士人也渐渐失去了向心力，饱经离乱之苦的文人，即使有忠君之心，也无法力挽狂澜。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士人与皇权政治疏离，把注意力转向图存和明哲保身的狭小天地。”
       韦庄等江南词人则不同，他们无论是生在江南或寓居江南，所面对的都是车如水、马如龙的城市生活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内心原本强烈的伦理期待被城市审美精神所化解，于是他们的笔下呈现出这样的心态：“杖策无言独倚关，如痴如醉又如闲。孤吟尽日何人会，依约前山似故山。”(《倚柴关》)超越现实功利的种种利诱，返归生命的自由，这是韦庄及花间词人真正的文化个性。
       构建这种诗意的生活状态，离不开欣欣向荣的江南城市。城市消费阶层的日益扩大直接推动了市民文学的蓬勃开展：“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中国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的承担者)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诗词所表现的精神也由“为民立命”自然地转向了“花前月下”。迅速提升的商业文化品位更加有利于民间文艺活动的兴盛，花间词正诞生于这种日常生活的需求中。
       试想，若遇闲暇之日，一位花间词人约三五知己，漫步于城市的街巷中，寻一处酒楼，上得楼来，捡一个临窗的雅座，摆上三五碟小菜，烫一壶好酒，再请来一位姿容俏丽、嗓音圆润的歌女，怀抱琵琶，于举杯之时，拨动丝弦，唱起《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岂是在北方寒气森森的官署朝堂之上能够吟诵出来的?
       在经历了隋唐年间扬州的富甲天下和大运河所带来的文化繁荣后，词人们的创作环境已悄然稳定在江南市井之中，即便是远离城市也不会抹去这其中的印忆。例如韦庄在漫游各地期间，还时时怀念江南的市井生活。他曾写道：“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可以说，江南城市中充满诗意的生活正是激发词人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标志着古代的江南都市文化逐步走向成熟。自六朝以降，直到晚唐五代时期，江南艺术精神已通过日益繁荣的城市文化得到抬升并辐射开来，此时应运而生的花间词派正是南唐和宋代江南高度发达的市民文化的先声。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