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扬州由于徽州盐商的介入，其城市发展的传统动力机制被打破，转由以外来力量为主导走上内外结合的双重发展道路。随着城市发展推动力的转变，扬州的文化、艺术内蕴和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城市文学上，徽州盐商在跻身扬州文学圈的同时，也给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动增添了极大活力。在城市艺术上，徽州盐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大力投资与扶持，促进了扬州城市艺术市场的健全和商品化发展，使扬州城市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发展。在学术上，徽州盐商的广泛参与和推动，使扬州学术和文化的发展较稳定地走向高度繁荣，并深层次地提升了其城市文化精神结构状态。
扬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很早就成为江南极为重要的核心城市之一。但宋元以前，扬州与江南乃至全国其他核心城市一样，在城市发展推动力上它主要依靠本土自生力量和文化的创造及推动。唐人卢求《成都记序》将成都与扬州对比时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这一段文字，特别是其中的“人物繁盛，悉皆土著”和“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对于解释城市精神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前期扬州城市发展的精神资源特征同成都基本一致，即从人力、物力资源到智力资源，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及其城市文化精神形态的供给形式，都主要依赖其本土自生力量的孕育和推动。外来精神力量和文化模式此时对其城市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精神文化结构模式上，前期扬州的发展呈现为相对纯粹和单一的模式。但明中叶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盐商，尤其是徽州盐商，作为一股特殊的文化和智力资源的大力介入，彻底打破了扬州那种单一的城市发展动力机制，使其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力量。此时徽州盐商的介入使扬州在城市发展动力模式上发生巨大变革，其特征为由本土自生力量推动到外来力量主导发展，扬州开始走上外来力量与自生力量结合的双重发展道路。
徽州盐商，尤其大盐商，都具有积极参与扬州城市文化发展的意识，加上他们的独特经济、政治地位，因此除了在经济方面的强烈刺激以外，他们在扬州的城市文化模式和精神结构的塑造上，同样起着巨大的刺激、培育和推动作用。随着城市发展推动力的转变，扬州的文化、艺术发展模式和内蕴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明清扬州盐商的豪侈生活，对于吃的专心与执著，培养出了以淮扬菜为核心的扬州饮食文化。扬州园林的高度典范艺术成就，也是由徽州盐商的雄厚资本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所造就。而以段玉裁兄弟、王念孙父子、江潘、阮元、刘文淇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大都曾受业于徽州大盐商以及其他盐商兴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私人藏书楼；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在艺术创造手法、表现主题和艺术理念等方面，都直接受到盐商艺术需求市场的影响。对于徽州盐商在扬州城市文化、艺术和城市精神结构中的巨大影响及作用，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作具体论述。
第一，由于受徽州社会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徽州盐商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雅的兴趣爱好，加上他们个人在诗文辞赋、学术上的造诣(像江春的《水南花野吟稿》、《深庄秋咏》等诗稿曾受诗坛领袖袁枚的赞赏)，当他们跻身扬州文学圈的同时，也给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动增添了极大活力。
受乡土重诗书传统的深厚影响，徽州为商贾者素以“贾而好儒”著称，即戴震所言的“吾郡……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扬州的徽州盐商亦不例外，他们或由儒从商，或以儒兼贾，或以商名而儒行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休宁人汪弘“暨长就学，疏通闻见，弃儒就商，力行干蛊之业。于是被跨淮扬，南游吴越，服贾鹾卤之场”，歙县方勉柔从父命而投笔为盐商，休宁汪远“贾，儒行者也”等等。甚至有驰贾而张儒，宛然为一学问家者，大盐商新安程晋芳即是一例。近人徐珂在《
清稗类钞》中，记他治盐于淮而不流于俗，独愔情好学，服行儒业，罄资藏书，庋阁之富首屈一指，好与多闻博学之士讨论世故，商量旧学。这些徽州盐商极端注重与官宦、文人的诗文之交，在扬州积极发起文学集会，与当时江南诗文大家互相唱和。如扬州历史上著名的“虹桥修禊”诗文盛会，每次均由徽州盐商出资举办，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以自己的诗、学、才、情深深打动他人。像王士祯、孔尚任、陈维菘、厉鹗、方士庶、王藻、陈章、全祖望、张四科、杭世骏等诸多诗文名宿，纷纷与他们唱和往来。清代扬州著名学者阮元曾评记当时这种盛况，说：“联句之盛，莫过于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今有堂’、张氏‘著(按：当为蓍字误)老书堂’。”而对清中期以后，由于盐商的衰落，诗文之风大不如前，则大发感叹曰：“马氏之后，有江橙里先生防继之。先生卒后，此风歇绝矣。故元挽先生诗有句云：‘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
徽州盐商还在扬州大肆修筑别馆幽园，专门用以招待四方文人墨客，作为进行诗文雅会的幽雅之所。如江氏兄弟建有“康山草堂”和“紫玲珑阁”，马氏兄弟修筑了“小玲珑山馆”和“行庵”、“师古斋”，郑超宗创“影园”、“嘉树园”、“休园”，黄晟兄弟则造“易园”，江潘也购黄氏“容园”以为觞咏之地等等。由于徽州盐商在扬州创造了如此活跃氛围，使得扬州的诗会声名鹊起，超越了它历来烟花柳巷的盛名，成为文人雅士心中向往之地，以至于时人有“广陵绝胜知何处?不说迷楼说影园”(明·陈肇曾《寄题影园》诗)的盛赞!
第二，徽州盐商与扬州城市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促进了扬州城市艺术和文化消费的高度繁荣。这是因为，富足的资本使徽州盐商在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上比较容易，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化和艺术修养就较高，这使其成为扬州艺术消费中的高素质消费群体。在徽州盐商中既饱有学识又富有艺术修养者不在少数，如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氏兄弟，是江南大藏书家、校雠学家和艺术收藏家；江春、江昉兄弟是扬州著名诗人；而查士标、汪之端、江韬等人，则为自成一体的画家，他们同时都是扬州最富资财的大盐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大力投资与扶持，又促进了扬州城市艺术市场的健全和商品化发展。从这两点来说，徽州盐商的出现对于扬州城市艺术结构的完善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群高素质的消费主体，扬州就无法真正从整体上提升其城市的文化艺术品位，而没有成熟和发达的艺术市场的存在，就无法使城市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发展。
一方面，扬州为徽州盐商的主要集中地，他们不仅巨富天下，生活奢侈好声色娱乐，而且他们也热衷于文化、艺术这种高雅的精神享受，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如看戏、听曲，收藏字画、古董等上面。徽州盐商作为扬州主要的艺术消费主体，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巨大潜力的艺术消费市场，更使扬州都市艺术的商业机制
逐步完善。而徽州盐商的奢侈豪靡风尚和沉醉于精神性的艺术消费，又必然为扬州城市艺术创造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众多的消费主体。商人对城市文化、艺术的热衷与投资，不论是附庸风雅还是真懂得个中三昧，都为扬州城市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尤其明万历时期，在徽商中有一批人极热衷于经营字画、版画等艺术品，这就使江南都市形成了以商养画，以画助商的良好艺术发展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扬州画派所以崛起于扬州地区，是因为那个历史时期唯有扬州有可能集中具有崭新审美情趣的众多欣赏者，并能为表现崭新艺术风范的画家提供所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进行自由创作的空间。”这就使艺术家完全有可能远离政治漩涡，倚赖市场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个性自由的机会。如郑板桥辞官后在扬州完全以卖字画为生，远远疏离政治斗争，其创作完全是个性自由的张扬。这也说明只有在盐商培育的高度商业化艺术氛围中，18世纪的扬州才能使“扬州八怪”这个个性张扬的艺术群体横空出世：“八怪大都出身寒微而仕途多挫折，能以卖艺谋生和成名，即有赖于扬州的富裕。当时许多富商巨贾屡开诗文酒宴之会，号称‘坛坫’。郑燮曾留居汪廷璋的文园，畅论文艺；金农曾被延至徐赞侯家园，待为上宾。汪徐二氏都是腰缠万贯的盐商。18世纪的扬州助长文风，颇似培育文艺复兴的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强弱与文艺空气的浓薄，真不无关系的了。”而艺术家由于受市场偏好的巨大影响，他们在绘画题材和技巧上多革新和创造，以便能够达到雅俗共赏，这就促成了新艺术标准的形成。比如扬州画派的艺术特色的形成即是如此，“扬州八怪之终于为世所重，就是能够一则不泥成法，用笔不拘绳墨，设色微妙多变，形象不守矩镬，感情纵横驰骋。另一则能突出个性，各人异趣，如同样画梅，汪士慎以繁胜而高翔以疏胜。李方膺变化多端，或老干权枒或瘦影支离，而金农和罗聘师弟则古拙朴实，即《扬州画苑录》中所说：‘怪以八名，各成一体’。”这样在艺术家和市场之间，江南都市艺术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发展，既能满足城市对艺术的社会需求，又实现了艺术家个人的艺术理想。
另一方面，多数徽州盐商自身就是一个高水准的艺术创造或鉴赏群体。如身为两淮盐知事和画家的歙县闽小白，“寓居盛世岩关东牌坊巷。性孝友。工六法，人物花卉，并能人品。客安庆，与丁峻友善。峻画马，褱牛，齐名一时。尝与邗上名画家顾顾山、汪研山、于小某、汤乐民、释莲溪相往还。”而像马氏兄弟、江氏兄弟，黄晟兄弟等也都是扬州著名的艺术鉴赏家。他们除酷爱艺术外，还将画家请到自己的园林中，与自己探讨研究，为其提供观赏、临摹自己收藏的名家珍品，让他们尽情琢磨借鉴，推陈出新。如既是盐商又是画家的查士标、汪韬等，不惜千金网罗名家绘画之精品，作为自己绘画模仿和提高的范本的同时，还经常邀请一些名家到自己的园林中来切磋技艺。江氏、马氏、黄氏等所建造的园林馆阁也无不将大批艺术品和艺术家网罗于其中。
因此扬州艺术家与徽州盐商(含其他盐商)之间的互动交往，如罗两峰、郑板桥等与两淮盐总的江春及马氏兄弟等的密切饮酒和诗交，使艺术家的艺术创造直接受到盐商的审美趣味和个人作用的重要影响。日本学者曾布川宽研究认为扬州画派的装饰绘画实际就是以专供盐商为主，他说：“扬州派的这种装饰绘画，是专供盐商为主的新兴阶层赏玩的。发了财的扬州盐商竞相建造大规模的别墅、庭园。清初有著名的八家花园，分别是王洗马园、卞园、员园、东园、冶春园、南园、郑御史园(影园)、筱园。扬州派的职业画家们为装饰这些庭园而奔波挥毫。例如近年经常被介绍的《东园胜概图卷》……描绘了盐商乔国祯的气势宏伟的东园全貌，其富丽堂皇尽现画中。”此外扬州画派创新的泼墨为骨，以形写意的艺术手法，也同样是受到盐商的推动和其审美趣味影响而形成的。
这实际上是从艺术创造和消费两个方面极大提升了扬州艺术的境界，从而在使扬州的艺术发展深刻地烙上了盐商文化印记的同时，也推动了扬州城市艺术的新发展。
第三，徽州盐商自身所具有的高度学术修养和成就，使其能广泛参与和推动扬州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使之较稳定地走向高度繁荣，并深层次地提升了其城市文化精神结构状态。
首先，徽州盐商对扬州学术开创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徽州盐商就不会有扬州学派的出现。徽州盐商将徽州重教育的社会传统带到了扬州，积极介入扬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大笔资金投入书院和学痒修建，聘用名师和资助费用，从而促进了扬州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进步。如盐商鲍志道曾捐3千金修建紫阳书院，又捐8千金修建山阳书院。马氏兄弟于雍正十二年(1734)独家在扬州建梅花书院。乾隆初年，两淮总商汪应庚捐5万金重建江甘学宫，又以1.3千金购腴田1500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徽州盐商尤不惜资本延请名师来掌院和讲学，如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曾被请来执掌梅花书院，并兼课诸生；江南大儒汪仲伊也曾受聘到紫阳书院等。
显然徽州盐商在扬州的教育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科举志》统计：明代两淮科考，中进士共137名，歙人70，陕西30，山西6，土著31；举人共286名，歙人162，陕西42，山西9，土著73；贡生共88名，歙人3，陕西3，山西1，土著81。其最大成绩则是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扬籍的通人硕儒，如戴震、江潘、焦循、汪中、阮元、段玉裁父子、洪亮吉、孙星衍、刘文淇等等，乃至“扬州学派”的形成。扬州学派的重要人物都与徽州盐商的关系非常密切。戴震自身出身于徽州盐商家庭，曾在扬州就学于徽州盐商创办的梅花学院。阮元则为盐总江春的甥孙，江氏三代业盐于扬州。他承继戴学，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其著作《积古斋钟鼎款识》，所需的各类拓本资料560件，除部分取自友人所集外，大部分源自扬州徽州盐商的收藏。江潘也是徽州盐商后裔，同时又与扬州阮元等人同学交善，其学术成就极高，以朴学名东南。在扬州，江潘与焦循同为艺林推重，时有“二堂”之目，又与黄谦牧、李滨石一起，号称“江、焦、黄、李”。
扬州学派主要人物之一的刘文淇，在其《沤宦夜集记》中追溯其家学渊源时，就祖述江潘为其学术始流，并清晰地梳理出江氏衣钵发展演变之脉络。他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先大父早受经于江都凌氏，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劘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先征君承先大父之业，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达为尤近。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征君执友者，又多缀学方闻之彦，是为江氏之四传。寿曾梼昧，无以承乡先生之教，读先世之书，惧江氏之学遂坠于地，将与诸弟修先大父、先征君故事，会于《沤宦》为第一集。因举扬州经学师法，与同社诸君子互相勖勉，蕲复乾嘉、道咸朝之盛。江
氏生于孤村，不假师承，犹且开扬州之风气，以大昌学术。今距四传之时，渊源濡染，近不越十年，岁会月要，锲而不舍，其为江氏之五传，盖不难也。诸君其有志于是哉!”由此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徽州盐商及其后裔的学术活动，就不可能有扬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取得的高度学术成就。
其次，徽州盐商的大量藏书、刻书与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扬州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徽州盐商利用雄财厚资，广泛收罗各种秘籍珍本，在丰富自身收藏的同时也为扬州储藏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学术资源，使扬州的学术活动质量极大提升。如程晋芳在扬州的藏书至五六万卷，江春的“随月读书楼”、郑侠如的“丛桂堂”藏书都极为丰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所藏，多达十万卷，汇聚了各种善本精品书。当时藏书家吴翌凤曾说：“乾隆初，扬州殷富……秋玉(马曰琯)尤富藏书，有稀见者，不惜千金购之。玲珑山馆中四部略备，与天一阁、传是楼相埒。”。这些大盐商藏书家广交天下学者，为其学术研究提供经济支持和图书查阅，极大地扩大了学术知识的传播，为扬州学术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知识人才。如扬州学派著名人物凌廷堪，如果离开了马氏的财力和藏书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有其后来的卓越学术成就，而且他也正是因参与戏曲修纂工作，经常出入小玲珑山馆，才得以结识程晋芳、翁方刚等学者，使其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学术圈当中。杭州人厉鹗也曾在扬州被马氏兄弟延为上客，一边校勘图书，一边利用马氏藏书善本，间以古器名画，因得端居探讨。最终，厉鹗利用马氏藏书完成了《
辽史拾遗》、《
宋诗纪事》、《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湖船录》等著作，蔚成大家。徽州盐商在使扬州受益的同时，也波及到了江南其他地区。如杭州藏书家赵昱的小山堂所藏秘籍，多半都是从马氏处借抄的。黄宗羲晚年搜抄的稀有书籍，除来自宁波鄞县范氏天一阁之外，多半是从郑侠如的“丛桂堂”借抄。
与此同时，徽州盐商还积极资助学者刊刻研究成果，从而使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得以问世，极大弘扬和保存了扬州学术研究的成果，贡献极大。如清代朱彝尊所著《经义考》，是一部文献价值极高的超大部头著作，其后半部131卷全凭如马氏兄弟资助才得以付梓传世。他们还为戴震刊刻了《屈原赋注》和《
水经注》，为孙默雕刻了《乡谷卧全》，为王士禛刊刻了《渔洋感旧集》，并花数千金为蒋衡手书十三经进行装潢等等。此外，徽州盐商还捐助官方雕刻《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钦定全金诗》等。其中以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使曹寅刊刻的900卷《
全唐诗》最有名气。此书从校补、缮写、雕刻、印刷到装潢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楷模，亦成为清代刻书的一种标准特征，即所谓“康版”。
再次，徽州盐商大量将知识普及性的书籍商品化，不仅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普通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像盐运使汪迁讷，两淮盐运使程晋芳，大盐商马氏兄弟、黄晟兄弟等人，都曾大量地将自己的藏书翻刻变成普及书籍。如马氏兄弟在积极整理故旧、校雠群书的同时，也将其藏书大量翻刻，他们刊刻了《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数量庞大的书籍，而且其刻书因雕刻精审，被时人誊为“马版”。又如歙县吴学勉，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世传的吴学勉刻本有《毛诗》、《周礼》、《礼仪》、《
春秋左传》、《
资治通鉴》、《国语》、《国策》、《二十子》、《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东垣十书》、《笔业正集、续集》、《事物绀珠》、《新乐府》、《楚辞集注》等等。休宁汪氏刻行了《二十一家集》、《汉魏六朝名家集》、《山居集志》、《春秋四传》等等。这些书籍的普及，对扬州乃至江南社会的知识发展，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进行图书商品化时，他们并不一味求利而更重求名。一方面他们不惜重金雕刻各种大部类书，如嘉庆十七年(1812)歙县盐商鲍崇城在扬州刊刻了多达120册之巨的宋版《
太平御览》，此书是徽刻中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部类书。盐商黄晟的槐荫草堂、亦政堂，在扬州于乾隆间先后雕刻了《山海经水经合刻》、《至圣编年世纪》、《三古图》、巾箱本《
太平广记》500卷和《通志二十略》等数十种名书，总卷数超过700卷。另一方面他们也极注重一些实用的医书、科技书，生活类、生产经营类书籍的刊布，以推进实用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推进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例如，休宁盐商汪迁讷曾刊行《坐隐先生订棋谱》等书，而黄晟四兄弟刊刻的《三才图会》一书从天文、地理、节令、气候到典章制度、风土人情、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是最早的大百科全书雏形，比欧洲早100多年。医书刊刻方面，著名者如休宁人吴学勉曾辑刻过《伤寒六书》、《古今医统正脉》(44种240卷)及金代名医河间刘完素的医学名著《河间六书》(8种27卷)等著名医书。盐商黄晟之弟黄履暹，《
扬州画舫录》说他延请名医叶天士于其家，与王晋三、杨天池、黄瑞人等一起考订药性，又为其刊刻《圣济总录》、《叶氏指南》等大型医书多部。他们在扬州大力刊刻医学著作和推动医学研究最终直接导致了著名“新安医派”的形成，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推进扬州医学的发展。
总之，在徽州儒商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徽州盐商“贾而好儒”，积极参与到扬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对扬州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扬州城市文化和精神结构整体状态。而在某种意义上，扬州文化艺术的兴盛并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峰，可以说是由徽州盐商创造和推动的结果。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