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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校长与学报]匡亚明校长与学报
作者:沈道初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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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184—05
       匡亚明教授曾先后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在大学工作的几十年间,把办好学报当作促进大学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手段。对学报管得具体,抓得切实,使学报办得出类拔萃,成绩卓异。
       一、匡亚明校长与东北人民大学学报
       匡亚明教授1950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后期,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建制,组织上征求他意见,匡老愿意去高校工作,并且愿去新建的高校工作。1955年5月他被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一)《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词
       东北人民大学是解放后新创办的学校。匡校长到校时,学校尚无学报。他上任伊始,就着手创办学报。1955年6月9日他在《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为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而作》一文中指出:“我们学校在短短的几年中,特别在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后,就注意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最主要的缺点是普遍性、计划性还不够,学校的学术水平还不够浓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与教学工作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的作用,认识不足,估计不足。有些人还不了解:绝没有一个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中的懒汉,而能成为教学工作中的良师的;反之,任何一个教学工作中的真正良师,必然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中刻苦用功、勤奋钻研的真正学者。对于学生,特别是对于高年级学生,我们也应该指导和培养他们结合自己专业,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兴趣、习惯。同样的,绝没有一个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中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和兴趣、习惯的大学生,能成为合乎社会主义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反之,任何一个合乎社会主义要求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必然是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和兴趣、习惯的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在上述思想问题上,真正做到认识一致,再加上正确的领导及其他方面的努力,然后学校的学术空气就会逐步浓厚起来,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的普遍性和计划性就会逐步加强起来,思想性(质量)也就会逐步提高起来。”
       匡校长强调,创办学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空气,要提高学术水平必须统一思想认识,正确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不仅教师要参加学术研究而且还要注意青年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匡校长在创刊词中谈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当前状况的,一类是关于历史遗产的。”“首先,关于当前状况的,我们必须把当前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理论的学术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说明。学术不是空谈,学术必须在各种不同程度和各种不同角度上为现实服务,空洞无物的所谓‘学术’,即‘为学术而学术’的所谓‘学术’,是一钱不值的。”“研究现状,把现状中的重大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解决和说明,或对重大问题的错误见解给予理论的批判,是我们学术工作者的创造性的重大任务。”“其次,关于历史遗产……我们祖先曾经在长期劳动中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遗产。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使得这些遗产遭受到严重的歪曲和埋没。对这些遗产多加以批判的研究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和当前实践相衔接,并为当前实践服务,乃是我们学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又一重大任务。”“至于研究的重点,一般地说,应该立足现状,为当前运动服务,对于历史遗产,也应首先发掘其中对当前运动有关的部分……即使是对当前运动不是直接有关,只要在保存历史遗产原来面目上有价值的(例如考古学),我们也应予以必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匡校长在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与重点”中强调了毛泽东曾说过的关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搜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马恩列斯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对于历史遗产的研究,匡校长也引用毛主席的话,即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有重要的帮助。
       匡校长在创刊词中明确指出,“指导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从事理论工作和学术工作有一条著名的原理,就是必须联系实际……对我们学校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来说,我以为联系实际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眼:第一,必须联系教学实际。在大学里,抛开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片面强调教学工作,是不对的,也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的;反之,抛开教学,片面强调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也是不对的,也不可能真正提高学术水平。第二,必须联系当前运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哲学的、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都有许多问题要求提高到理论的、学术的水平去解决和说明,我们应该在结合教学或不妨碍教学的情况下,逐步去满足这些要求。对于历史遗产的批判和总结,也应首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对于各种历史遗产,目前仍存在着各种错误的看法和想法,从各种历史遗产的真实状况出发,批判和澄清那些错误的看法和想法,以便揭示某一历史遗产的本来面目,这对于当前总的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三,必须贯彻在学术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的精神。”
       匡校长在创刊词中还指出,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中应注意集体智慧与个人独立研究相结合。“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应起带头作用,带动青年助教,并吸引……学生来参加,在全校形成庞大的学术队伍,造成浓厚的学术空气。如此,则一个人所难以做到的,运用这支庞大队伍的集体智慧,就一定能够做到。但集体作用必须和个人独立研究结合起来,并以个人独立研究为基础,过分强调集体作用而忽视个人独立研究,或过分强调个人研究而忽视集体作用,都是不对的”。
       在学术工作中,匡校长还强调必须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他指出:“青年讲师和助教以及许多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就是新生力量的现成队伍。他们将是学术战线上的‘后起之秀’一开放鲜艳的花朵,树立惊人的功勋,达到我们老一代所未能达到的水平。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培养他们,是老教师责无旁贷的。但另一方面,青年讲师和助教,又必须尊敬老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必须防止骄傲,防
       止自满。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亲密团结合作,是开展学术工作和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保证。”
       创刊词最后指出:“人文科学学报的主要任务,在校内就是结合教学工作,不断推进全校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工作,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展学术工作中的自由争论,不但支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鼓励这种争论,以便通过这种争论,逐步提高学术工作的思想水平。在校外来说,就是‘抛砖引玉’,就是争取各兄弟学校和学术界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教,藉以收切磋琢磨之效。”创刊词指明了人文科学学报的宗旨是:为学校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工作服务,为校际学术交流服务,提供学术讨论的平台。
       (二)《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发刊词
       匡校长于1955年11月22日在《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问题——<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发刊词》。
       在发刊词一开头就表明了创办自然科学学报的目的、方向:“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出版,是我校继人文科学学报出版后的又一件值得庆喜的大事,这是理科各系同志们辛勤努力的成果,通过学报的出版,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并藉此达到进一步与全国各兄弟大学和科学界互相观摩、交流科学经验,从而得到他们更多的批评与指教的目的。”
       匡校长在发刊词中指明了如何办好自然科学学报,并强调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科学研究必须与提高教学质量相结合
       匡校长强调学校要出两个成果:人才和科研成果。他指出:“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密切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科学研究中的每一成就,都能直接间接地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因为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将必须学习的科学知识及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正确地、系统地、有成效地传授给学生,使他们成为系统掌握所学的科学知识,并且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凡在综合大学毕业的学生,则应名副其实地成为人民数学家、人民物理学家、人民化学家及人文科学方面的各门专家……这是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大学教师们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匡校长根据当时综合大学师资的情况,提出: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研究,提高教师们的学术水平,才能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才能表现出综合大学与高等工业学校分工不同的特点,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理论科学的合格人才。因此,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相辅而行……目前尚有一些思想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把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内部联系;二、片面强调教学,轻视科学研究,认为不进行科学研究,也能搞好教学工作……认为教学工作是埋头苦干,不能成名,而科学研究则既可成名又可获利,其结果势必影响教学质量……有人怀疑,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相结合,是否会束缚科学研究……答复是不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系统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进行系统的不断的钻研,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就这一点来说,把科学研究工作搞好,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必要前提。”
       2.密切联系实际
       匡校长要求高校的教师们必须结合教学、面向实际地进行科学研究,并在科研、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密切联系国家建设实践,一方面从实践中丰富自己科研的内容,并协助解决实践中的某些科学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又能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完全适合于当前实践的要求。
       那么与哪些实际对象联系呢?匡校长在文中指出:“主要是和工厂、矿山、农场等生产单位及实验室联系,和业务领导部门及其研究室联系,和其他有关高等学校联系。”“这样,就能大大开阔科学研究的眼界,大大提高科学水平,从而切实使教学内容能够反映不断前进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实际,而反过来又促使建设实践中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3.正确对待祖国科学遗产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在科技上同其他方面一样,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用现代科学的精神,对其分别加以整理,吸收其合理的精华,才不会割断历史,才能合理地接受历史遗产。匡校长提出:“在对待历史遗产上必须批判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都好,甚至比现代科学还好。这种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另一种偏向是认为历史遗产样样落后,不值一顾。这种一概抹杀和割断历史的思想当然也是不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科学遗产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包含着若干弱点和错误,但像指南针、印刷术、冶炼、陶瓷、火药等伟大发明对世界科学和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有许多科学原理如数学、光学、力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真理,至今仍是有用的,把这些原理和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并使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加以改造、补充和发扬,就一定能更加增强科学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就一定更加有助于推动现代科学前进,不认识这一点也是不对的。”
       4.培养学生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匡校长一贯认为大学生必须具有独立思考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片面强调专门化,轻视基础课,以及片面强调理论课,轻视实验课,都是不对的。当然,片面强调基础课,轻视专门化,和片面强调实验课,轻视理论课,也是不对的。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打好基础、循序渐进,才能逐步提高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上教师的正确指导是有决定意义的。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的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能力的最重要的考验。同时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依赖思想,完全依赖课堂、依赖教师,把科研神秘化;另一种是急于求成,基础尚未打好,甚至放松课程、脱离教师指导,侈谈“独立研究”,既误了功课,也误了“研究”。这两种偏向,都要反对,都要防止。教师们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在教好功课的基础上启发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能力。
       5.说明、发明与创造性
       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匡校长指出,在科学上,不论是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任何创造都只能是在人类已有的知识基础上的某些加工。把创造神秘化,夸大到“绝对新的东西”的地步,其本身就不是科学态度,就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科研的成果一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用已有的原理、原则或公式去说明新的事物和问题,或用新的事物和问题去证实已有的原理、原则或公式。另一种是根据新的事物和问题的研究,去修正补充已有的原理、原则或公式,以至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进一步探索自然秘密,推翻陈旧的原理、原则或公式,从而确立新的原理、原则或公式。前者有所说明,后者有所发明,二者都有创造性。在科研中,二者都应提倡。哪怕是很小的发明,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造性贡献。在高校里凡能结合教学任务,通过科研深
       入浅出地写出有价值的讲稿、讲义和教科书,总结先进的教学经验,研究改善教学方法,藉以提高教学质量,增进教学效果,同样应该是难能可贵的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6.长期性、艰苦性和计划性
       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工作。匡校长指出,科学上任何细小的成就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任何细小成就,都是经过长期努力,在研究的长途上克服种种挫折和失败才能获得的。没有这种认识、决心,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了认识,有了决心,还必须有切实的计划。这样,才能把自然科研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提高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的水平,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有高度理论科学修养的新生力量。
       二、匡校长与《南京大学学报》
       1963年4月,匡校长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匡老到了南京大学,也和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样,重视学术,亲自抓学报。
       匡校长认为,办好学报,能够促进科研工作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1963年他任职校长后不久,看到学报设在教务处,刊物出版也不正常,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同年8月28日南京大学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切实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量的决议》。在当时大抓阶级斗争,批判“白专”道路的政治背景下,在党代会上通过这样的决议,显示了匡老的敏锐思想、胆略和魄力。
       该决议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办好学报的意义:“学报是高等学校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集中地通过学报反映出来。办好学报可以起三个作用:第一,标志作用。学报是学校科学和学术水平的标志。人们是通过一个学校的学报去衡量它开展科学研究的情况和水平的。第二,促进作用。学报在校内来讲是促进科学研究不断开展,促进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有力因素。第三,交流作用。通过学报可以把学校的学术成果和国内外有关学校、单位的学术成果进行交流。为了充分发挥学报的作用,我校必须把自然科学学报和人文科学学报这两个学报办好。”
       决议还强调了办好学报的关键在于:第一,必须在广泛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办好学报,使学报能反映学校科学研究的特色。绝不能脱离广泛的、系统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单纯采取约稿、组稿的办法去办学报。必要的约稿、组稿也应尽可能和科学研究计划密切结合起来。第二,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即密切联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的原则。第三,必须提高学报的文章质量。学报新登的文章,必须具有较高水平。要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绝不能降低学报水平。对那些具有一定质量但尚未达到刊登水平的文章,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另行出版文集或专刊等,以满足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需要。第四,大力改进学报编辑工作,提高学报的印刷质量。大会责成自然科学委员会和人文科学委员会把办好两个学报当作首要任务。
       决议最后指出:大会要号召全校人员都来关心和支持学报。号召全校教师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优异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支持学报。希望大家都把支持学报看成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树立起集体的荣誉感,以办好学报为荣。
       三、匡校长与学报成果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匡校长亲自抓学报,撰写的《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词和《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发刊词以及在南京大学党代会上的决议,这些可说是办好学报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他的关心支持下,两校的科研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成果累累。
       (一)《吉林大学(前东北人民大学)学报》的成果
       匡校长善做伯乐,对于培养、提拔人才,他常常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尤其对于青年教师中的拔尖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如哲学社会学院高清海教授,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1956年27岁的高清海就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理科有4名不满35岁的教师被晋升为副教授。正是由于匡校长有识才的眼力、选才的勇气和用才的魄力,一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吉林大学第二代学科带头人,如前面提到的高清海教授就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他培养的20多名博士生,属于中国哲学界的“新生代”。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在50年的办刊历程中,发表了许多学术名家的作品,推出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力作。教育家匡亚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徐苹芳、姚孝遂、张忠培、林瀛、吴振武,历史学家金景芳、瞿林东,哲学家张岱年、刘丹岩、高清海、舒炜光、俞吾金、孙正聿,心理学家车文博,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蒋善国、冯文炳、张松如、宁继福、许绍早、刘中树,经济学家吴梦觉、张维达、池元吉、贺菊煌、沈利生、王胜今,法学家马起、何鹏、张文显,政治学家王惠岩等著名学者都为该刊惠赐佳作,提高了此刊的学术声望,影响深远。现在该刊被列为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1)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1995年在首届全国社会科学期刊评奖活动中荣获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1999年、2002年连续两届被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评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2001年人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被列为“双效期刊”。2003年在《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三大文摘刊物上的转摘率位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第3位;2004年上升为第1位。2003年底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该学报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
       (二)《南京大学学报》的卓著成果
       匡校长到南京大学后的几年内狠抓党风、校风,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热情空前高涨,取得了一批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如理科的“五朵金花”: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考察、大米草引种与利用等5项重点科研成果;教学上的“学分制”;学科建设上的重建社会科学类各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与此同时,学报成绩也卓尔不凡。其中尤为突出的成果是两篇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论文的问世。1965年《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九卷第一期)发表了青年教师刘林元的《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几点体会》和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的研究生吴志根(笔名石松)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两篇论文。当时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看到这期《南京大学学报》后,对上述两篇文章予以赞扬。刘林元的文章分了几小节:一、不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二、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三、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四、不断反复地调查研究。其中谈到: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捕捉主要矛盾的过程。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对关锋、陈伯达、艾思奇等5人说:这期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事物的本质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个话我没有讲过。本质是蕴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可以一看就知那就不需要科学了,调查研究就是全力捕捉主要矛盾。石松的那篇文章,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一致,即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
       “文革”后,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教授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针对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发表后,立即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文章一方面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政界领导和理论权威的激烈反对,他们顽固坚持“两个凡是”,蛮横地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子”、“丢刀子”,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开初,胡教授感到政治压力很大,匡校长给他鼓励、支持,后来邓小平同志表了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南京大学首先开展大讨论,由匡校长主持会议,参加的著名教授有哲学系胡福明、历史系主任韩儒林、中文系主任陈白尘、副校长范存忠、学报副主任蒋广学等,他们的发言均在学报上发表。胡福明在《回忆匡校长》一文中说:《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天后,我去向匡校长请示工作,匡校长见面就说:“你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匡校长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南京大学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由于匡校长重视学术研究,亲自抓学报,后来南京大学几届校长也十分关心、重视学报工作,故《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名列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历次获得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颁发的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奖证明。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