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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159—08
       200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的110年诞辰，作为现代出版业的肇端，作为文化界的“伯乐”和读书人的“世界精神公园”，百年商务秉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鞠躬尽瘁寻常事”的精神传承，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商务传统、商务文化、商务人、商务品牌。近代中国向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大出版巨头之说，其中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并世而立，双雄竞起，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被誉为“冠哑军”、“双子星座”。百年风雨，世纪沧桑。学者陈思和这样评论道，“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这的确是精当之论。百年风云杏林路，百岁续言写华章。在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周年之际，作为出版人的一分子别有一番感想。
       110年前的1897年，当夏瑞芳、张元济诸先生怀着救国济民的雄心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之际，他们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此举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然而，一百多年来，现代出版业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塑和文化传承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一百多年来，商务人默默耕耘，甘为人梯，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开启民智，对我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以昌明教育、民族振兴为己任，致力于文化建设，为读者服务，是商务的所思所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科学文化知识，把健康进步文明的生活方式送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手中，商务成为中国人的心灵滋养和精神启蒙之地。百年出版知多少，大梦先觉人自知。功在当代，福泽千载。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次成就都融入了出版人的努力和追求；中国社会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辉映着出版人的心血和足音。商务印书馆的一百多年是奉献的百年史，光荣的探索曲。
       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主要出版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图书和新式教科书；采用现代印刷技术，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发行运作模式，不乏现代革新理念。百年来，商务印书馆成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梁启超、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鲁迅、叶圣陶、邹韬奋、茅盾等与商务印书馆日月共辉；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引进外国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厥功甚伟，如翻译出版严译著作，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编辑字典、词典等；改革开放后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又续写华章，续而不辍。百年沧桑，洗尽历史风尘。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至今已有110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已有职工4500人，资本总额500多万元，年营业额1200万元，国内外分支馆36个，年出版图书800多种，图书营业额占全国30％，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1897年，全国年均出版图书仅有429种，到1936年全国年出版图书增长到9438种，在40年的时间里，图书品种增长了20倍。商务对传播中国文化，甚有功绩。据粗略统计，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到1950年6月共出书15116种，28058册。王云五1935年总结商务创办与中国文化30年关系时，列有7项：(1)关于教科书之编印；(2)关于文体之改革；(3)关于西洋文学之介绍；(4)关于社会科学之介绍；(5)关于自然科学之介绍；(6)关于国故及国故之整理；(7)关于文学工具之应用与研究。并说：“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著名出版人王建辉曾以“文化的商务”之名研究这一现象。
       所谓文化的商务，既是指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文化事业，同时也是说把文化作为商务来运作。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是近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是一条滋润中国人思想文化的长河，有几大贡献：编写新式教材、译介西方名著、编纂工具书。商务初创于世纪转型、社会重构、文化变迁的旧中国，“出版救国”成为开启民智，淳化民风之动力，成为近代出版人的文化体认和社会责任。夏瑞芳精明能干，远见卓识；张元济编印小学《最新教科书》；王云五组建大学编委会编印《大学丛书》；20世纪20年代商务对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在内的杂志群进行全面改革；商务创办的著名杂志有：《东方杂志》(胡愈之)、《小说月报》(茅盾)、《儿童世界》(郑振铎)、《学生杂志》(杨贤江)。自1915年出版肇始的《辞源》(正编)，开创了编纂新式辞书的时代。在风雨如晦的抗日烽火岁月，商务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重获新生，老树新芽，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编写辞书、辞典，成为一个传播文化新信息的出版机构，成为一片聚集文化明星的夜空。
       陈原先生曾经以《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评价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的贡献：认为邹是政治家，张是企业家，胡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均以新闻出版为职业，为事业，为工具，为媒介，为武器，锲而不舍地在书林报丛里“寻找”了一生，“奋斗”了一生，“战斗”了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着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千古哲人的崇高理想。三个读书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激变的时代，一个艰难的时代，当然也是英雄的时代。管中窥豹，其他出版人我们也应作如是观。王建辉曾解剖近代出版人的心路历程：为国家谋文化之建设的理想；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价值取向；新旧文化转型的困惑或遗憾；引领一代文风学风，如开明风(务实精神)。商务以昌明教育、民族振兴为己任，致力于文化建设，为读者服务。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出版业跨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现代出版企业。总之，在20世纪的出版史上，商务与中华成为比翼双飞、并世而立的双子星座，它们共同推动思想文化的进步，引领了出版的潮流。商务以印刷起家而发展到以出版为主，中华以出版起家而以印刷为主。商务与中华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出版格局。回眸凝望，我们向商务和中华出版人致以敬意!有人曾这样评价：对于身处苦难的近代中国，它既需要革命家揭竿而起，也需要出版家为启蒙民众而作的长期艰苦的努力。大概这就是双子星座之于中国的意义吧!
       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思索商务印书馆110年走过的道路，不无启迪。出版始终与近代文明相始终，出版兴则国家兴，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一，商务印书馆曾被誉为“革命大本营”，传播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出版工作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依托，出版物是文化创新、传播积累的主要载体，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二，商务印书馆以传播文化、普及知识为己任，如“为文化而奋斗”的张元济，被誉为“出版事业的楷模”的邹韬奋，要使“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的叶圣陶，为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的文化战士鲁迅，“以汗水来做天才的养乳”的郁达夫等。出版是文明国家的基石。新时期中国出版界必须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使命，高举启蒙文明的火炬。
       第三，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出版新路。最近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是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以精品创新结构转型为核心，以社会效益为至上追求，从而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伟大决策。我们要顺势而为，正确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普及与提高，速度与质量，专业与多元，引进与输出，竞争与竞合的关系。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推动我国出版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必须培育一批目光深远、坚忍卓越、与时俱进、奉献忘我的出版人。有品乃贫的张元济，有商务灵魂之誉的王云五，中华书局创办人夏瑞芳，一生从事编辑生涯的赵家璧，大百科丛书创始人陈翰伯，读书杂志的发起者沈昌文，还有王建辉、董秀玉、陈昕……都是我们的楷模。商业化时代的出版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既要有市场眼光，又要有文化品格。新时期我们要以文化为本位，恪守学术伦理，提升人文情怀，多出精品、多出好书、不出坏书、杜绝庸书，为繁荣中国学术文化而努力。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