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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非农经济要素的迅速培育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在深层则表现为生产资源的再分配与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重构。在都市化进程中，各种新型、高效、优质的经济要素与生产关系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垄断地位的形成，除了继续削弱经济结构中的农业生产要素，同时也对现代工业生产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农村、城市与都市，或者说自然经济、现代工业与后现代工业三者相互缠绕，是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由于它们分别代表着三种现实需要，各自有各自的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使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中小城市生存的需要，以及城市群发展的需要，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使有限的中国资源更加紧张，而竞争也会愈加酷烈。
       关键词：都市化；农村经济文化；资源分配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063—05
       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度与迅速集中直接打破了人口流动平缓、资源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化最新特点与最高表现的都市化进程，恰好构成了推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不仅限于大都市对一般中小城市的影响，也在更广阔的空间上关涉到广大农业与农村地区。在学术研究上看。由于对都市化与城市化一直不加区别，所以关于都市化进程对农业与农村地区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都市化进程对农村经济文化的影响为视角，拟对此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矛盾在都市化进程中进一步升级
       非农经济要素的迅速培育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在深层则表现为生产资源的再分配与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重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经济资源的转移与城市生产方式的扩张直接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使小农经济在边缘化中陷入彻底破产与绝对贫困中，这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在失去土地之后沦为城市的雇佣劳动力；二是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丧失自身独立存在的空间与价值，被以机械化、工业化、科技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取而代之。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的相结合，使自然经济彻底沦为城市经济的附庸。如冯友兰先牛所说：“城里彻底破坏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农民有麦，但他还要上城里买面粉；农民有棉花，但他还要上城里买布。”而城市化进程每向前推进一步，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的加深与更加严重。如西方学者所说：“过去，农民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群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至少从西欧看，农村的特色正在消失。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和渔业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是25％，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是50％。到20世纪60年代，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是15％，在英国和比利时则降到10％以下。结果是：许多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不知道农村原来是什么样子。”。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已然存在的这些问题与矛盾，在都市化进程中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与严重。
       在都市化进程中，各种新型、高效、优质的经济要素与生产关系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垄断地位的形成，使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然十分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经济都市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以农业自然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生产体系，这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与财富神话的同时，也给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分配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在经济都市化过程中，除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依然存在，还有许多新的与更加严重的问题则是由都市经济要素的聚集、都市新型经济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对传统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模式的冲击而导致的。这在同时面临着城市化与都市化两种模式的中国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明显。
       正确认识与阐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必须从城市化与都市化的本质差异人手。都市化进程不仅针对一般的农村与农业地区，同时也针对着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直扮演主角的大批中小城市。这是由于城市化与都市化在生产方式上的不同而引发的。在都市化进程中，除了继续削弱经济结构中的农业生产要素，同时也对现代工业生产提出了重要的挑战。简单说来，城市化进程，依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体系，如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矿山开采、冶铁、蒸汽机、机械工业制造等。工业文明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恶性地损耗了资源、环境与主体的精神世界，使它们无法承载进一步的发展。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工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这不仅意味着现代工业经济要素将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使都市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对此也可分两层看，对那些工业化程度高，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与地区，由于已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发展经验，因而它们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会相对比较轻松。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水平较低，主要依靠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不仅直接遭遇到更为复杂的发展背景与面临更多的发展障碍，同时由都市化进程本身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再分配对其引发的各种震荡也更加剧烈，有些甚至是不堪忍受与无法承受的。农村、城市与都市，或者说自然经济、现代工业与后现代工业三者相互缠绕，是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由于它们分别代表着三种现实需要，各自有各自的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使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二、农村地区面临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双重剥夺
       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与农村地区面临的是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双重剥夺与影响。
       首先，这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本身仍在继续，其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仍然十分巨大。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资源迅速膨胀，使城乡差距不断加大。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与之相比，则是乡村两级政府近万亿的沉重债务。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乡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乡镇基层债务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
       2500亿元。这是因为，传统的“以农为本”正在被“以工为本”与“以商为本”所取代。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工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85％，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而农业只占14％多。同时这也是中国必须走城市化之路而别无选择的根本原因。二是城市化进程仍在吞噬着农业地区的各种资源，使自然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薄弱。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可举几个数据加以说明。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农业用地的“污灌面积”即“超过农田水质灌溉标准”的污水灌溉面积，已从500万亩增加到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粗放的城市化模式对本就紧张的农业用地疯狂圈占与大肆侵吞。“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短缺，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为0.8亩估算，我国2000多个县中就有666个县人均耕地少于0.8亩，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因此，人口——耕地矛盾将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粗放的城市化模式最严重的问题是城市土地利用的低效与浪费，“由于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加之城乡体制使城市和镇村各自为政，形成了土地开发和出让的混乱状况，导致土地利用的规模失控，利用率低，土地资源的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开发区的设置和规模随意性大，利用效率低。据建设部对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五省区各类开发区的统计，现有155个各类开发区总占地2763.43平方公里，实际开发建成的面积848.22平方公吼，仅占总占地面积的30.69％。”还有工业固体废弃物与城市生活垃圾的露天堆放和填埋处置问题，有关统计表明，“1998年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2／3被垃圾带所包围，全国垃圾占地累计75万亩，仅工业废弃物年均就占地面积为5.4亿亩。其中侵占耕地面积4144万亩。”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源的被破坏，带来的是城乡矛盾的进一步紧张与激化。一方面，是城市化直接破坏了“传统的、乡村的、农民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农民在乡村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迁居进大城市”，则足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发生过度城市化的主要根源。
       其次，这两方面本已十分严重的问题，在都市化进程中正在迅速激化与升级。都市化的直接表现是大城市与城市群资源的进一步膨胀。以首位城市北京为例，其占有科研资源的主要数据为：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了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位两院院士，这个数字占到全国的50.9％。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技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总部经济与大型企业为例，最新统计表明，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04家，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20多家位于长三角，其中上海44家，浙江42家，江苏40家。这在直接剥夺不发达地区与中小城市的同时，也使城市化水平低的农业地区受到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都市化进程对农村资源的剥夺与破坏在进一步升级。
       以都市化对农村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恶性损耗为例，它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距离大城市与城市群越近，所受影响与损害就越直接与越严重。这是因为，“中心城市的城市扩张、工业增长及人口增加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生产及生活，对区域性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如城市的空气污染损害了周围地区的蔬菜和农作物生产。有资料表明，上海市近郊农村菜地受镉、汞等重金属污染已较为严重。”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为例，“如浙江省温岭市，中心城市周围分布着30个乡镇。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使全市地表水已10余年不能饮用，而在局部地域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竟导致两年中地面下沉1米左右。再如，无锡地区环保部门对太湖污染监测显示，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占149％。在都市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的侵吞与破坏也在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递增着，以土地污染为例，据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信息，“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为例，“从城市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及特点看，中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总产生量1951年为3.37亿吨，1995年增长到6.45亿吨，2000年则为8.16亿吨。从1981年到1988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年增长率高达8％-15％的高速增长时期。1989年起，增长率降为2％-5％。2001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总产生量为8.88亿吨。”以城市扩张对农业空间的挤压与吞噬为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城市的发展都要占用一定的地表空间，土地资源为城市提供了生产布局的场所和发展的舞台，是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巾国巨型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均用地普遍偏紧，如何解决城市扩张与土地资源有限这一矛盾以及如何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难题。”由于都市化进程意味着城市规模在更大空间上的扩张，因而与城市化相比，这必然要吞噬掉更多的农村土地与农业空间。据国土资源部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同时，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共有闲置土地、空闲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计393.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以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为例，其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0.4-0.56亩。浙江省许多乡镇人均耕地不足0.4亩地；珠江三角洲的东莞、佛山人均耕地不足0.35亩。
       尽管这已被人们注意到，并受到广泛的批评，如建设部部长批评国内众多城市定位不准确，如“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批评这是城市化“大跃进”，但可以相信，随着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矛盾不仅不会缓解，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愈演愈烈。在都市化所有的不良影响中，最可怕的则是由于环境的破坏，直接牺牲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发展成果。如位于晋江图入海口的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水头村，曾是全国最大的蛏苗生产基地，所产蛏苗远销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村里1万多卣滩涂，其中有4000多亩用于养殖蛏苗和缢蛏。全村人口5900多人，从事水产养殖的占80％以上。正常的年份全村养蛏收入都在4000万-5000万元，是石狮市最早通电、通路、拥有存款最多的亿元村。但从1997年之后，由于上游晋江市西滨工业区大量的工业污水，使这个村上万亩浅海滩涂、2000多亩水稻良田几乎全被污染，养殖面积逐年下降，养殖收入也从5000多万元下降到不
       足100万元。由此可知，“新农村”与“城市群”已经现实地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极，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未来五年内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三、在都市化背景下探索中国农村发展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的同步性而引发的。大城市与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高端结构，是各种最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的云集之地。按照常理推想，它与农业自然经济应该是距离比较遥远的，对农业地区有着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其以机械化、化学工业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尽管这对传统农业赖以存身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必然要带来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但由于发展的层次与现实处境不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化不发达区域与农村地区的发展，实际上还很大程度地依赖于城市化模式的发展道路。这是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合理性与较为广泛的社会需要的根源。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城市化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特别是由于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进行艰难转型。尽管这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然的，但在客观上却严重损害了农业地区对现代工业强烈而直接的需要。如果说，大城市与城市群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直接受益者，那么也不妨说，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以及依附于它们的现代农业，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从现代科学(如化学工业)与现代工业(如大型农业机械)中寻找发展的资源，是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但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工业与科学的合法性已完全丧失，因而对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科技与机械化落后的中国农村，其负面影响是自不待言的。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中小城市生存的需要以及城市群发展的需要，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使有限的中国资源更加紧张，而竞争也会愈加酷烈。
       而最严重的对立、矛盾与冲突，无疑是在城市群与农业地区之间。以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经济机会”为例，“1998年至今，尽管城镇居民受到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有下岗失业现象，但是城镇居民的经济自由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而仍然快速增强，其经济机会稳步扩展。而农村居民却是另一种情形，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似乎成了边缘人，各种制度约束越来越不适合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需要，成了其经济自由增强和经济机会扩展的障碍。户籍制度，低水平的农村教育投入计划，没有成型的农村就业体制，农民没有失业和退休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没有包括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农民无关等等，这些经济社会制度约束都使农民参与经济活动要比城镇居民负担高昂的交易成本。农民的经济机会相对于城镇居民经济机会的稳步增加而言处于迟滞不变或缓慢变化状态。因此，这一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差异系数不断升高。”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截至2004年，中国已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而据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的就达到15个之多。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在客观上需要以更多的农业资源为素材与原料。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直积贫积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已实际上不可能再提供足够的支持。以土地资源为例，如中国先锋城市深圳已没有土地可以使用。又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两年出现了民工荒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都市化进程中，大城市与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还将使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进一步向大城市与城市群集中，使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导致了大城市与城市群各种发展资源的高度集中与严重浪费，同时也使广大农业与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资源更严重地匮乏。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导致将两者区分开的幼稚与天真想法，因为实际情况是，都市化进程正在使农村与大城市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代金融、交通与信息条件下，农村经济的每一个发展或每一次受伤害，都不可能脱离都市经济生产这个巨型背景。如全球变暖问题，尽管其产生根源主要是依托于城市社会的现代工业，但其影响却可以直接波及到远离任何中心都市的藏西北草地。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1988年至2005年间，藏西北高寒牧区草地退化了39.64％，而全球变暖、过度放牧等则是导致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将表面上看似关系不大的两者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