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文化对于历史小说家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家学传统给予历史小说家的文化熏陶对于历史小说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的苦乐体验使作家对历史小说如何以史鉴今、重塑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理解，家庭文化的负面因素也造成了历史小说的缺憾和不足。
关键词：历史小说；家庭文化；成就；局限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047—06
长期以来，在兴盛不衰而又争议不断的历史小说创作阵营中，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熊召政、赵玫、刘震云等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作家，他们文本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一直都是学界评述的重要内容。在众说纷纭的评述中，虽然不乏深中肯綮、识力通透的权威裁判，但从目前笔者所能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尚未见以作家生命与情感体验为视角，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美学质性置于家庭和身世遭遇的背景之下作纵深考察、研析历史小说与家庭文化互动关系者。为弥补这一缺憾，我意欲将当下历史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局限投放在作家家庭环境和个人遭际的层面上，追溯他们历史理念和学识构成跟家庭文化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考索家庭变故、生命磨难对历史小说家创作思维机制影响的哲理内涵，并通过对作家所处文化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历史小说艺术成就和意义指向差异性的研究，为在快速变化的文化生活面前变得严重失衡和滞后的历史小说诗学提供匡正和拓展的视点，管窥蠡测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
当我们把审视的目光由历史小说文本移开并锁定于作家身世的时候，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文坛上走红的历史小说家，不仅大多出生于有着较为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庭，而且大多经受过这样或那样忧患的无情冲击。浓厚的家庭文化使他们较早地领略了传统文化的美好，家庭遭罹的灾难则使他们深入骨髓地洞悉了世态的炎凉和亲情的虚伪。这种文学和非文学的因素在作家意识中的消长进退，腾挪跳跃，对于作家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帮助他们孕育情怀、创造锦绣、抵达万理会通之境的同时，也几乎宿命般地左右和规定着历史小说家俯仰古今时对题材的选择和对史识阐释的逻辑。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积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需要多代积累，真正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人才，往往出现在富有积累的世家子弟中。”当下历史小说热点作家的家庭大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家学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是他们走向成功之路的重要因素。二月河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世代秉持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曾祖父兄弟四人，三个秀才。一门三秀才，虽然在才冠华夏的江南也可能算不得什么荣耀，但在地狭人穷的河东地区却是不可多得的盛景。“方圆百里提起来，都是称先生而不名，这个影响通逼今日。”杨书案的祖父是清朝监生，父亲先后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校长和县教育局长，叔父辈也均以教书为生，家里藏书甚多。叶兆言的祖父是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父亲是作家叶至诚，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叶家还是南京有名的藏书家，所藏书籍尤以翻译过来的小说为多。唐浩明的父亲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历任总统府第一局长、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长等文职。赵玫祖上是满族中的贵族，镶黄旗，在谈到她的历史小说与家庭的关系时，她曾深情地这样说道：“这首先得益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父亲是戏剧方面的专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的爱好使我从小就生活在四壁是书的环境里。他所拥有的各类史书使我无论想翻找中国历史中的任何人物和事件都不必再去图书馆。父亲的古典文化修养使我从小耳闻目染。”刘震云出生仅8个月便跟住在乡下的外祖母相依为命。外祖母以瘦弱的肩膀为他带来温情和欢乐，也成为他后天故乡寓言中一道抹不去的底色。家庭可能并没有专门教给他们什么，但家学的积淀是透过长辈的阅读爱好、言谈话语、日常生活，对历史小说家后天的价值取向、情感内涵、表达方式和审美追求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小说的理论生气和学术深度。
尽管一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兴趣和偏好，但是当它遭遇忧患、变故时，人性的自私和社会的冷酷也可能会给它成员的心灵世界以深重的伤害，尤其是当人在孩提的时候。唐浩明由于身为蒋介石秘书的父亲1949年5月随溃败的国民党退守台湾，从此之后，不仅父母之爱在他3岁的感情世界成为空白，而且许多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也使唐家受尽人间的压迫和屈辱。事隔50年后，唐浩明的哥哥唐翼明这样写道：“我7岁时父母离开远走台湾，在饥饿和屈辱中，在恐惧和白眼中，在替人砍柴放牛还换不到一天两顿稀饭的辛酸中，我度过了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的苦难对于作家而言具有原生性意义，它常常化作写作的无意识渗透到历史小说的文本之中。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涉及了从咸丰到宣统4代皇帝50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最尖锐、社会灾难最深重的时期。朝政不纲，窳颓无能，奸邪纵横，民怨沸腾。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段少见的社会灾难史、精神屈辱史和民生凄怆史，原本可写的内容很多，由于屈辱、奴性和惆怅是弥漫在唐浩明心间最浓郁的云翳，所以，不论历史如何发展，背景如何变换，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人在满汉文化对峙的聚焦点上，其心境总是一以贯之的不变：没当上奴才时焦虑于做不成奴才，当上了奴才又焦虑于做了奴才。屈辱感的过分强大及其对历史的遮蔽，致使国家立场和时代特点在唐浩明的小说文本中是找不到位置的。二月河的家庭为富农，尽管祖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献出了两个儿子和数十亩好地，尽管二月河的父母在解放后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但在政治疯狂、惟成分论的年代，其家庭仍然经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欺侮，尤其是亲戚朋友的不敢和不愿往来更是伤透了二月河全家的心。由于生活中灾难对感情造成了深重的伤害，所以，对人性的拷问和对弱势群体无望祝告的关注成为二月河“落霞”系列的显在主题。赵玫对爱主题的企盼与呵护，刘震云对历史进程中权力更迭的嘲讽和戏弄，对物质对精神的挤压与异化、历史循环中人性堕落的批判与鞭挞等，都能从家庭变故给作家精神所造成的伤害上找到根据。
刘小枫指出：“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家庭带给作家的苦难记忆，无不使他们把它当作“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素质”去参与历史史实的认知，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除了敢于对已有法则实施颠覆，打出历史是由英雄和民众共同创造的旗帜，从而极大拓展和丰富历史小说的史观外，这种梦魇般的情感记忆也使他
们更倾心于重新审视历史中的失败者和被贬毁者，并把历史内化之后进行主观化的重释。把闯禁区、唱反调、直面社会政治看成是人性嬗变神龛上不可或缺的弥合心灵创伤的几柱香和几枝烛。唐浩明说他特别喜欢近代史，对近代人物和事件有着一种亲近感。他所刻画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在人们的意识中，不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就是保皇走狗，帝制余孽，至少也是好大喜功、热衷仕宦、偃蹇作态的政客。对于这种定性，唐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正确，造成对对象的认识上的错误”，并指出这些人物不仅“都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性”，而且“于今天仍不乏借鉴启迪性的闪光亮点”。曾国藩等人身上聚集着浓厚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要义，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才是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真正动力。雍正原本是一个背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诛忠任佞恶名的刻薄好色之徒，据明清史家杨启樵考证，其“私生活的侈靡已到顶峰”。然而，在二月河笔下，雍正却是节俭朴素、事必亲躬、殚精竭虑、艰难竭蹶13年为清室挣得盆平钵满的平民化皇帝。赵玫在阐述她如何走进历史人物人性深处时也说：“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历史精神的火炬也正是在与作家们所创造的这些文化寓言的相碰撞中得到点燃的，读者从这种正反互渗的格局中也可获得精神救赎的某种启示。除此以外，寒波的《石达开》、陈斌的《李鸿章》、李全安的《左宗棠》、巴根的《僧格林沁亲王》等清代叙事，从写作智慧上而言，不能说没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
家庭里雄厚的文化积淀，不仅有助于子孙天性的充分发展，有助于后代诗文禀赋的全面开发，而且它还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家庭的每一位成员产生发愤攻读的感召，使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勤奋攀登，学有所成。二月河的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自嫁到凌家(二月河原名凌解放)后，通过刻苦自学，“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母亲的行为深深影响着二月河。二月河凭着不怎么优异的中学水平，在文坛毫无奥援、更无只字片言发表的情况下，之所以敢于枯守陋室18载，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写出530余万言的“落霞”系列，不能说不与凌门刻苦向学传统有关。在谈到家庭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二月河说：“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膊(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手腕以清醒神经。记者们知道了，无不为我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坚强勇毅的歌颂成了“落霞”系列行文的重点。对于年届不惑仍坚定执著地选择文学人生的勇气渊源，二月河也说：“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赵玫是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对女性痛苦的关注和对不公命运的抗争，一直都是赵玫小说创作的主题，对女性的爱使她积极而勇敢地加入进这场为女性而战的“战争”。当她以崭新的人文视角展现“为天下姐妹悲歌一曲”的梦想时，其力量也来自家庭“全力以赴的支持”。赵玫的父亲总是说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赵家在“文革”中经历了多大的磨难，一旦动荡结束，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想方设法送赵玫去读大学，从而使她能够得以“不断向西方文化倾斜”。家庭对她工作的支持与督促及由此带来的感动，使赵玫总是充盈着不竭的阅读和创作激情。杨书案的父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知识颇为崇尚。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书案从小就对阅读文学书籍有着浓厚兴趣。书房是杨书案童年最迷恋的地方，八九岁就开始阅读《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儒林外史》等。光《
三国演义》一书，杨书案说他便读了几十遍，有些情节至今仍耳熟能详。这些经历为他以后从事历史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南京家里的藏书尤其是外国小说对叶兆言的审美风格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外，祖父北京家里的文化沙龙对拓宽他的艺术视野也有着很大帮助。对此，叶兆言在《文学少年》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经常有机会接触沙龙的外省文学少年，北京老家给我在文学上的影响的确太重要。”唐浩明由于家庭的原因，不仅完成了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学业，苦读博览还使他习得了大量课堂以外的文化知识。
这些来自家庭、课堂的陶冶和教育，对唐浩明、赵玫等人汲取中国文化中思想和艺术的精华恩惠良多，视野的开阔使得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把握有着一般学术研究未到的精深。曾国藩是晚清最后一个硕儒，在小说中，他复杂、多面，既酷毒，曾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剿杀太平军，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之风，为取媚洋人，不顾外惭清议、内惭神明去杀人割地，人称“曾剃头”，又儒雅，身上不仅融有儒学因素，崇尚礼乐仁义、忠恕中庸，重视伦理道德和修齐治平，同时也有理学因素，讲究道统，强调去欲自律。作者没有立足于厚诬或粉饰，而是以文化的视角穿过清末的腥风血雨和权谋机诈去客观、理性地再现曾国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曾国藩那酷毒儒雅、刚烈仁慈、奢糜勤俭、人世超俗的既矛盾对立又丰富驳杂的心性之上，高屋建瓴地以文学而非历史的手法去阐释经世致用的哲学体系，并且以曾国藩40岁投笔从戎，在社会发生激烈动荡、满对汉疑虑加剧的形势下，扫平“长毛”、位极人臣、全身而退来证明这一思想体系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在极度病态的社会环境中，曾国藩身上所焕发出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光辉，在今日的国学热潮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经商要读《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人们的热情期待已远远超过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的本身。唐浩明先秦文学研究生的学习经历，博考文献的扎实功夫，使他能够在《曾国藩》借道士陈敷之口把神农雨师赤松子《青囊经》和东晋郭璞《葬书》中的风水地学知识演绎得准确而又形象，其隽永的意蕴令人赏心悦目。赵玫也是在大学和家庭的教育影响之下而读了大量外国书籍，怀着将西方“崭新思潮”同“身上的民族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的愿望，让武则天、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这些美丽皎洁、乖张怪戾的女性通过性达到对男人的支配与征服，从而实现对男子性霸权的颠覆和对性秩序的重建，专精博涉，雅俗共赏，多维度地展呈了女性形象的情感世界。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也具有较高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月河没有上过大学，由于《
红楼梦》一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命运，更由于对于昔日家庭那份无法遣释的感伤、惆怅、眷念情怀，二月河的父亲常常陶醉在《
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中。受此影响，二月河本人对《
红楼梦》也情有独钟。尽管二月河自称“全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囫囵吞下去，不求甚解式的阅读”，但《
红楼梦》的悲欢离合还是在二月河的心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读了不下20遍，《
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我都很喜欢也非常熟悉，对我创作影响最
大。”二月河以家庭带给自己的生命体验去体悟《
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并以对《
红楼梦》的独特理解来加深自己对相关创作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在“落霞”系列这一规模不凡的鸿篇巨制中，我们随处可见《
红楼梦》的神韵与激情。曹雪芹融家庭悲欢于时代巨变之中，他的“一把辛酸泪”表现的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封建大家庭行将解体的客观必然性。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则是通过遗憾伤感的情绪来展现清王朝盛极而衰这样一种必然趋势。荣国府的等级分野与“落霞”系列中奴才主子伦理的认同；宝黛爱情中的悲戚与伍次友情感中的忧伤；宝玉、晴雯的主仆之恋与雍正与黑氏、乾隆与锦霞间的生死遭遇；贾赦、贾琏的荒淫贪婪与胤礽、高恒的堕落无耻；凤姐的狐假虎威与棠儿的借势霸恃等等，都可看出二者之间的灰蛇草线、脉息呼应。二月河也继承了《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形式，这从“落霞”系列语言上的拟古倾向和章回体标题的使用上即可看出。“落霞”系列小说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实与红楼神韵的滋养分不开。这种文化和艺术的积淀与感悟，不能说不是特殊年代家庭生活对二月河的宝贵馈赠。二月河们的历史叙事正是凭借这一馈赠，赋予了作品内容极强的张力，实现了文学与各自心中历史的融通。他们立足于非文学现实和文学现实基础上对历史所表露的认同感，不仅对于以趋同方式生存的中国创作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于时下西方文论渐次开展的有关文学的独创性探讨，擦亮西方艺术本体论盲点，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直在追风逐潮中疲惫奔波的文学，文学创作一直在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尼采、易卜生们之间钻来钻去。文学思潮虽然落英缤纷，扑朔迷离，但文学创作之路却越走越窄。近年来，人们之所以一直对历史小说的创作给予持续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仍将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而进入自觉的写作有关。饮食服饰、人伦物理、典章制度、礼仪乐律、诗词歌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庙堂江湖无不收于笔底，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作品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细节所进行的辨析和考据，体现了过去历史小说创作中所鲜见的文化功力，给人以健康、清新之感。此外，二月河的故事和民俗，唐浩明的人物和史识，凌力的语言和意念，赵玫等人的文化观念等都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
国民性、民族性是小说生命力产生的基础，而传统文化则是滋润国民性、民族性的土壤。处于民族文化浓厚氛围熏陶中的二月河等人，在他们的小说中刻意渲染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帮助读者从容地融入历史，于不知不觉中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他们的创作实践还涉及到了历史小说到底该如何把握历史本质的问题。因为学界通常认为，历史是由重大事件构成的，作家只能锁定宏大叙事，超越政治的世俗化内容是无意义的东西，不值一写。二月河等人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世俗化内容，不仅对涵养民族意识、倡扬民族精神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触发写作灵感、避免《李自成》“红娘子太红、高夫人太高”等观念化形象出现，也具有重要作用。
三
家庭传统和家庭苦难对于历史小说创作而言虽然是一条汹涌澎湃、激流不息的情感巨川，是孕育历史小说的一份精神宝藏，但是，并不等于说有了这些就一定能够培育和创造出历史小说领域的大家和经典。尽管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从特殊角度揭示了封建文化反人性的本质，尽管唐浩明、凌力以自己的深刻犀利充分展呈了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精神价值，也尽管透过赵玫笔下女性那种旺盛充沛的性能量以及女性对于性欢愉、性满足的重视，可以为人们改变传统妇女观特别是冲破以往性文化关系中男主女从观念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在出身、血缘、文化、政治、道德、经济表现出超稳定的多位一体性的现实生活中，科学地评价作家的家庭出身以及生存境界所派生出来的一些关乎人性的负面东西给历史小说造成的缺憾和不足，在历史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也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向以农业立国，土里刨食的艰苦繁重和生产生活从内容到形式的缺少变化，虽然对造就农民坚忍务实、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有帮助，但土地情结也常常铸造出农家保守封闭和易于满足的心理。受此影响和熏陶，不管历史小说家是固守故土还是远离家乡，这种农家意识总会作为一种先天性存在，在历史小说创作机制的深层，时不时地冒出来给创作添加一些败笔。二月河的家庭虽然素有诗书传统，但自其祖父以上一直都是地道的农民。二月河后来虽然跟随父母来到南阳，但偏僻阻绝、城乡差别不大的环境浸染已使二月河身上几乎具备了传统的落后农业烙印在农民身上的所有特征。这种性格因子虽然能支撑二月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坚忍的毅力不为物役利缚地从事“落霞”系列创作，但是农民意识和地域文化所固有的封闭、狭隘、保守的痼疾也使他不能摆脱先天的不足而面对全部或大部中西文化史上的经典去写作。《康熙大帝》出版后，当学者就其中某些史实不确、人物张冠李戴、诗词乖离格律、片牍不合体例等向作者提出建议时，二月河竟说：“你固然鉴别得我用材的实虚，钻研得诗词的真伪，挑剔得取舍的当否，可惜书的命运在读者掌握，我只能尽力用自己的才识与汗水买通你们(按：指读者)。”致使此类毛病贯穿整个“落霞”系列始终。原本应该有着厚重文化蕴涵的“落霞”系列，因为那些瑕疵的存在而使它的艺术品位和文化魅力打了折扣。信息闭塞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图书文献匮乏应该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劣势，历史小说家理应尽力克服、回避以免露拙。二月河在这方面也没有处理好，未曾清醒、正确地看待南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落后位置，文化视野的封闭狭隘和敝帚自珍心态给作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二月河说：“有关史料的搜集，我主要是从旧书摊上购买的，另外是从废品摊上获得。在南阳，有很多的珍贵历史文献。我从不去档案和图书馆查资料，我自己买的书就基本上够我用了。”这种情状也使二月河的历史书写常常捉襟见肘，难以得心应手地去营造富含文化意蕴的情节和细节。由于作者不了解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状元缪彤所著《胪传纪事》和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探花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之类的文献，所以在《乾隆皇帝·风华初露》第13回造下_『“殿试第四名一甲进士”和让中了第4名进士的廖化恩“传胪唱名”这种乖违史实的讹谬。八股文又称四书文，因常以《四书》中一句相对完整的话为题让应试者据以作文而得名。由于二月河不熟悉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在《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1回创作邬思道与车铭斗嘴的故事时，将明代《清言》中关于乡试的一则笑话移入其中，并把原文“引用”的“昧昧我思之”这句出自《尚书·秦誓》的话由原文“引用”改为“出题”，从而失却了事理真实，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与唐浩明在《曾国藩》(下)第2章对科举的准确表述相较，才学之轩轾厚薄昭然。学养的不足，还表现在“落霞”系列回目
的安排上。回目是明清小说的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文化和合观念在小说艺术中的重要体现，表达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念。它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讲求上下联的字词对称，平仄相协；二是讲求章回数目规范、圆满。由于受收集材料广度等方面的限制，二月河在他坚持使用章回形式来作“落霞”系列的每章标题时，除移用别处的还差强人意外，化用和杜撰之作往往屡失仗对，远不及晚出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章回数目规范、圆满，即是要求作者将章回数目设计成整数，如《
红楼梦》、《
三国演义》为120回，《
水浒传》、《
金瓶梅》为100回等。如果不是整数，也要以合乎9、5这些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特定文化内涵的数的倍数来设置章回的数量，如《
红楼梦》有一个版本为108回，《
水浒传》有一个版本为72回，都是9的倍数。《
儒林外史》为55回，为5的倍数。“落霞”系列的每卷回目数量是杂乱无章的，13卷书中，一卷多则58旧，少则27回，既无规律可循，又无文化暗示可言。
刘震云当年是靠外祖母碗底残留下的一点豆糁活过来的，贫穷粗俗和愚昧丑陋一直是刘震云胸中排解不掉的痛，对故乡的厌恶深入骨髓。他说：“我对故乡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在“故乡”系列中，嘲讽和批判足刘震云写作的基调，在刘震云的笔下，历史是循环的，事件是陋恶的，人物是卑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进程的无意义。透过这种偏激和狭隘，这种直刺本民族心理痼疾时所表露出来的狠毒和刻薄，这种以文化心理优势反观故土时所流露出来的鄙视意味，因为缺少悲悯情怀而难以器大道弘。
相对而言，赵玫、苏童、叶兆言等在城市出生、成长的历史小说家，其家庭的优越学习环境和大城市丰富的西化思想资源，使他们有条件把历史小说创作当作一种文化品位和精神格调来加以追求。他们的应景之作不仅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而且这种不足以承受历史之重的肤浅性的写作也是难以推动文学创作真正革命、难以进入文学史的写作。这是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他的精、气、神其实是靠文化支撑的，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人的灵魂很难离开各自文化的积淀而存活。性情和个性只能依附在相关文化的肌体并与理相通时才能有价值，如果人为地让其获得独立的资格，其内在的空虚和软弱便会暴露出来。叶兆言、苏童、莫言的小说在以个人的性情来重构历史时，由于与生俱来的无根性，所以，无论它是亵渎还是解构，都难以抵挡人们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确定性的期待。在赵玫尽情演绎理胜情和情胜理的悲剧循环时，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性放纵后也难以摆脱人性痛苦和精神茫然的纠缠。在欲望的表现方面，我认为赵玫最大的失误是用沉湎代替尊重，没有把欲望和欲望以外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通盘思考。由于作者过分放大女性的性能量及魅力，悬置、抽空了生活中的其他文化内容，因此，在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描写上不仅不能给女人带来自信，反而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佛头加秽、迎合世俗、出卖女性的错觉。小说所急欲表达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诉求信息也容易被读者忽略。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虽然在西方具有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流意识无处不在、传统文化仍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任何与主流意识相左的东西，不论它在西方是怎样的浓烈灼人，只要移植到中国现实中来，便注定找不到归属感。这类新历史小说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赋质性造成的。
唐浩明、凌力尽管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和专业文史知识，然而，学人惯常的“兴于诗，立于礼”的认知方式注定了唐、凌等人首先要以接纳的姿态作为历史书写前提。他们尽管以风俗史、文化史、社会史、精神史的审美追求和应合主流文化的历史叙述，创造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有别，也与同时期只有虚的背景而无实的内容、所谓新历史小说有异的历史小说模式，但传统文化中“中和”、“恬淡”的审美追求也会影响他们将勇闯禁区、高讴反调之作敷上一层悲凉、哀怨的色彩。由于为文之心(心情、心意、心愿)从属于文化规定，故而文本之旨与意识形态之意在自觉不自觉间走向合流，直接导致历史小说对主流文化的依附性和文本内容的教化性，从而造成历史小说与政治理性的工具性关系。作品穿越时代、穿越文化语境、经受时间和历史考验的力度受到一定削弱。同时，文化心态的依附性使作家很难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创作建立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环境的抽象化理解的基础之上。唐浩明说：“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这条主线曾在张之洞死去后不久给中断了。分析离我们最近的这辆车的倾覆，对于今人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就必须以现实的自我认知去体会与取舍历史人物及其周遭环境，其笔下历史人物便难免不同程度地存有现代性色彩。另外，当作家面对纷繁驳杂、文化蕴涵十分丰富的历史时，理解的观念化也势必会削弱作品的独立性，作家对于某种观念的偏嗜往往忽略甚至掩盖历史本身应有的审美意义，从而使作品落下形象弱于思想或服务于思想的缺憾。这也是《雍正皇帝》改编《雍正王朝》时编导突出作品励精图治、反腐倡廉主题，全国受众褒声一片而二月河只给相关改编打出59分的原因。
历史小说是一个非现实世界，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给人以不同于宗教的心灵依托和情感慰藉，因此，它的写作不仅讲究心物交融，而且更讲究在交融的基础上相互转化并产生新质。由于被史的质定性夺去了太多的注意，学者出身的历史小说家在“心物”基础上如何化生新质、如何进行融史于诗的审美转换和形象创造，往往显得过于呆板和谨慎，艺术探索的触角只愿习惯性地停留于心物交融层面，而不能围绕历史小说美学规范基点进行艺术拓展。刘熙载说：“要其胸中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炉锤”者，锻造之意也。只有在心物交融的基础上，对史实、史观进行锻造，方能提升心物交融的境界。它产生历史小说之象，并且使历史小说世界不同于一般历史文献世界。唐浩明等人的学者型写作路数，主张言必有据，史实扎实，在创作态度上倡导敬畏之心，因此，他们的作品均有僵硬陈旧、朴拙泥古的弊病，缺乏应有的灵动和韵味。究其实，“炉锤”之失也。中国文学是通过世俗世界来打动、启迪读者的，因此，当二月河提出“小的历史史实并不拘泥”、杨书案强调“创作就是创造”的主张，并把民问世俗内容，例如传说、评书、故事、笑话等引入小说时，无不给人涉笔成趣、别具机巧之感。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