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不同层次转型的涵义，转型将被设定为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转型之前，传统农区的原始形态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简单的家庭小农生产方式极易水平位移，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由封闭到开放的演化博弈中，传统农区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越大，开放程度越高，具有改革信念的人在公众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则经济转型就越容易启动并获得成功。最后传统农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型。从经济层面上来讲，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表现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
关键词：传统农区；经济转型；原始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015—06
一、引言
经济转型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从国外研究来看，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缘于不同学者所属的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框架和思路的不同。靳涛在《经济转型理论研究的成就与困惑》一文中，对经济转型理论的主要流派做了综述，主要有以下观点：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经济体制的转型。2．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转型观。强调了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3．新古典转型次序观。虽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是转型国家改革的目标，但是向经济市场化过渡有一个最优次序问题，而这个次序的制定和把握必须依赖政府。这三种观点显然是基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争论是介于自由市场、政府干预程度之间。本文从转型本身实际的涵义出发，把传统农区的经济转型设定为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转型就一般意义来讲通常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严格来说转型不仅仅涵盖经济体制本身，它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现在人们谈到转型的问题时争议特别大，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所谈论的转型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对转型问题的看法，转型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次的转型是指文明转型，即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变，如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型到后工业文明等等。第二层次的转型是指社会转型，即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型，如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等。第三层次的转型就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在这个层次上转型研究主要是关注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是把社会政治的其他方面作为重点来考察。一般来说，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社会的转型又通常会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但社会的转型不一定会导致文明的转型，同样，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我们这里讲的传统农区泛指居民户以农民为主，长期以农耕为生计，且具有浓厚的传统农业文明痕迹的地区，并且这些地区计划经济的意识至今仍存在于方方面面之中。所以，传统农区的经济转型就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第三层次，它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化，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演化过程。或者说，传统农区的经济转型是一个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但是，要想对经济转型过程进行一次完整的结构性考察，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就是对某一具体地区在转型中如何把握转型的演进逻辑也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基于此，我们需要首先拨开表面的东西，抽象出经济转型的最一般的模型及途径。
二、传统农区经济转型前的初始模型
我们首先把原生农耕经济形态从理论上抽象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自然地理特征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二)只有第一产业，没有第二产业。在第一产业领域，农业是惟一的经济活动领域，没有采掘业和渔业。(三)基本不与外界进行人力和产品的交换。(四)属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五)手工业分工不明显。具有手工业专长的劳动者往往是兼业的，即在主业之余为别人搞点手工业劳动，以补充主业收入的不足。
这种传统农耕社会，要素赋予基本上是一种劳动力要素具有较强供给弹性而土地和资金则有一定刚性的反差格局。在这种结构性失衡的要素供给结构中，供给弹性较高的劳动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其他物质要素的供给约束，从而使农业产出的增加需要通过追加更多的劳动投入而实现。
在上述假设条件的前提下，以小农配置劳动力资源为例说明农耕文化类型经济形态的运行状况(见图1)。
由于土地、资本的相对稀缺，我们把它们权且看作为固定费用，小农的生产函数仅以劳动力投入多少为变量。即：Q＝F(L／E，C)，Q代表产量，L为劳动力，E为土地面积，C为资金，MP＝Q′＝F′(L)，AP＝Q/L=F(L)，MP，AP分别为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MP曲线的最大点为A′，AP曲线的最大点为B′。当MP为零时，TP将达到最大，OA段为TP的生产递增阶段，AB为增长率递减阶段。由于小农面对着硬性的消费压力，一个理性的小农在其他资源不变而仅以劳动力多少来进行生产时，必然会追求消费压力最小化，也就是产量最大化，即小农要越过A′点，沿A′B″来配置，直到达到B″点为止。A′点与TP线上的A点相对，OD便是最低生计数量。由于自给自足下的小农的劳动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缺乏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小农的消费压力逐渐增大，最低生计数量也将不断变大，但是这个不断变大的最低生计数量沿着A点向B点移动速率是递减的。假设起初土地供给增加，那么总产量会随人口增加而增加，TP曲线就会向上移动，可以减缓最低生计数量的递减。但是，在既定的土地面积和技术条件下，总产量很难继续增加，而人口压力所导致的消费压力会使小农对土地投入过多的劳动以满足家庭的生存需要。这样小农最低生计数量的增大更加缓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总产量曲线TP向上移动，只有提升技术，即所谓的精耕细作。然而，精耕细作的程度是有限度的，达到这一限度，如果人口仍继续增加的话，边际产量就会减少，MP曲线向右下移动，直至接 近横轴为零。当然，为了让TP线向上移，完全可以加快农业机器设备的开发和应用，但是这样的话，小农的边际生产率会不断降低，在特有的传统社会背景下，一个理性的小农不会因为土地和资金的严重短缺而容忍“剩余”劳动力的滞存，即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尚不足以满足一个劳动力维持生存的消费量，劳动力的投入也不会停止。这样一来所谓的技术创新也只能停留在精耕细作这个层面上了，难以产生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这里隐含的假定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零，即不存在农业外部的就业机会，这与传统经济中产业结构
单一的事实基本相符。同时，劳动力对闲暇的边际评估趋于零。假如闲暇对于劳动力来说其价值大于零，劳动力投入将会在边际产品大于零的某一点达到均衡。由于传统社会中小农的生存压力较为沉重，闲暇的价值也相对较低，故图中的假定与事实也基本接近。
图中也清楚地表明，农户并没有因土地和资金的严重短缺而容忍“剩余”劳动的滞存，而是积极地用“丰裕”要素替代“短缺”要素，因为前者从农户的角度看也是一种不存在机会成本的固定费用，它提供的产量愈多，其使用效率就愈大。因此，即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尚不足以满足一个劳动力维持生存的消费量，劳动力的投入也不会停止。换言之，对于经济开发空间非常狭小的农户而言，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不从土地等稀缺资源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实物产量，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势似乎有悖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按照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在生产均衡点上，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力实物工资，据此判断，传统农户的生产配置似乎是缺乏效率的。但应该指出，该效率原则适用的条件是：(一)劳动力是从市场上雇佣且可以自由配置的生产要素；(二)决定配置形式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这两个基本假定都不适合于传统农户经济。在传统农户面临的资源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力投入符合农户生产的目标函数——最大限度地维持生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劳动力是传统农业克服资源瓶颈约束的基本手段。传统农业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克服土地资源短缺压力的经验，这些经验的核心是用劳动力要素来扩大现有土地的产出功能，表现为精耕细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结果必然导致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反差不断扩大。
姚洋在对李约瑟之谜再考察中，提到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中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对于同一个初始的资本存量而言，一个经济最终是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动态过程还是进入一个低水平的动态过程只取决于它的人口规模。当一个经济位于具有较小的人口区域时，它将拥有一个正的资本积累率，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动态过程；当一个经济位于具有相对较大的人口区域时，它将趋向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动态过程。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革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资源的约束。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另外，与农业现代化成长中的资源配置明显不同的是，在传统农业阶段，实现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是习惯或习俗。人们把世传的范式当作了有效的指导，根深蒂固的习惯支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特别是资源的分配和流向。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处在缓慢生长、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反复循环耕种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量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传统农业知识和农业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于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所言：“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墨守习惯的经济方法，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而且，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持续存在的影响，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社会期望。所以，在传统社会，文化的变革实属缓慢的边际性变革，重要的新生事物很少出现。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动机会逐渐趋于稳定，任何信息对需求曲线的影响甚微。在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中，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而不是改革和更新。尽管农民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形成了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也正如孟德拉斯认为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
可见，在农耕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中，由于劳动力作为家庭固定费用的一部分，是不可辞退的，每一个人平均占有的食物等生活资料在仅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时，个人只有尽可能地去少占有，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不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是多少，小农必须无条件地分配给每个劳动力必需的消费品。这就导致各种农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变化滞缓，也因此使长期的风险、报酬和成本都能够预先知道，依习惯行事，无须创新精神，进而造成区域集团内任何人地位的上升，就意味着其余人利益的损害，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处于中庸和保守，产生狭隘自私的思想境界，形成排斥自动联合、互相协作的小生产传统，以及恐惧外来商品竞争威胁的排外心理。同时，大部分的小农生产只能够满足自家基本生活消费，在生存边缘上徘徊，由此造成小农的储蓄能力低，用于新增生产资料数量和改进投入品质量的积累极其稀缺，其数量大部分仅仅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水平上，有的甚至还达不到。所以，这种农耕文化下的自然经济结构极易水平位移，是一种停滞的经济，即该经济状态只有时间的延续，而没有质量上的提升。
三、传统农区由封闭到开放的演化模型
我们假设T—社会为传统农耕社会，M—社会为现代社会。为了分析T—社会和M—社会两个具有不同历史初期条件而形成不同习惯的经济组织如何通过文化接触而实现经济转型的演化时，考虑到传统农耕社会虽然呈现一盘散沙，但其家长制的存在，我们假设T—社会形成严密的政府组织，组织成本为c。而M—会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参与者进行博弈，组织成本为零。两个社会的总人口为k，M—社会的人口为k—1。β表示两个社会一体化程度的参数，当β＝0时，两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当β=1时，两社会处于完全一体化状态。图2是两个社会的人们相互遭遇的概率。
下面我们来考察每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均采取L(商业文化策略)或者均采取R(农耕文化策略)同一策略时的纯策略Nash均衡。在初期状态为(R，L)时(即T—社会组织采取R策略，M—社会的人们全部采取L策略)，那么两社会进行相互接触交流时，则：在社会历史初期，如果双方都选择L，可以获得2
单位的收益；如果任何一方改变策略，则其收益增加到3单位，而保持策略不变的对方因无法交易其收益为0；如果双方都选择R策略，各自仅获得1单位收益。图3中(a)为该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人们采取R策略构成该社会演化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ESS，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即在该社会中采取R策略成为人们的习惯、惯例。我们将具有这样历史初期条件的社会记为T—社会。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中的多种博弈进行加权的概率发生了变化，可能导致平均收益矩阵演化为图3(b)，从而形成了(R，R)、(L，L)两个纯策略Nash均衡。但是t—社会中受到特定农耕文化制约的人们仍停留于帕累托劣位的(R，R)均衡中，即产生了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
同理，具有图4中(a)所示的拥有竞争、创新意识的商业文化类型的社会记为M—社会，随着环境的变化M—社会的人们最终停留在处于帕累托优势的(L，L)均衡中。
图4 M—社会演化的路径依赖示意图
结合图3和图4的基本假设，T—社会中的社会组织采取R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1－c)·(1/R)，采取L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2－c)·β(R－1)/R，则R策略成为最佳反应行动的条件是：(1－c)·(1/R)≥(2－c)·β(R－1)/R
M—社会中采取L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2－c)·(R－1)/R，M—社会中采取R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1－c)·β(1/R)，则L策略成为最佳反应行动的条件是：(2－c)·(R-1)/R≥(1-f)·(1/β)
由此可得，两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参数β、两社会总人口数R和T—社会组织成本c(假设其小于均衡收益值1)对博弈均衡演化方向的影响见图5所示，其中0<β<1，R>2，0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一)根据两个社会总人R>2的限制条件，当t—社会形成严密的组织时，在接触交流过程中避免了两个社会转化为帕累托劣位的(R，R)均衡。
(二)M一社会的人口越多(即R越大)，则R—社会与具有先进文化的M—社会接触频率越大，T—社会越易于摆脱R均衡的路径依赖，转化到更优的L均衡。
(三)T—社会越开放(即β越大，β1、β2更趋陡峭)，其越易于摆脱R均衡的路径依赖，转化到更优的L均衡，图中的(R、L)范围逐渐缩小。
(四)T—社会的组织成本越大(即c越大)，其停留在R均衡的收益越小，则更易于转化到帕累托优势的L均衡，图中的(L、L)范围逐渐扩大。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T—社会而言，如果外部面临一个具有较高效率且具有较大规模影响的商业文化经济形态的冲击，内部则形成了严密组织，并且在迫切需要变革的社会体制下，其领导者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动员力量，扩大社会的开放程度，通过与先进文化的接触交流，积极推动现有社会体制的变革；相反，如果领导者坚持现有体制，拒绝接收其他文明系统的信息，只可能在帕累托劣位均衡态附近振荡，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同时，当现有社会体制的组织成本过大时，随着坚持现有体制的收益不断减少，不仅严重有损个体劳动者的利益，而且对政府组织同样会造成整体上的福利损失，迫于这种压力，社会更易于实现体制的变革。
因此，经济转型发生的条件，如果从宏观角度讨论问题，在原有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的制度结构不能适应、满足由于技术冲击、信仰冲击(意识形态冲击)所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以及在这种新利益结构中内生出的各利益集团的偏好、要求，那么经济转型就可能发生；如果从微观角度讨论经济转型问题，显然，经济转型能否启动并获得成功，有赖具有改革信念的人在公众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比例越大，则经济转型就越容易启动并获得成功。
四、传统农区经济转型的关键：农民传统身份的转型
所谓的“身份”就是指一种个人对特定团体的先赋的、固定不变的隶属关系。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这种来自家庭和群体的束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依附性的身份地位是由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造成的。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很少有契约活动的余地，往往不是被看做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被看做一个特定团体(家族、村落、国家等)的成员。这样就决定了个人同团体的不可分离性，因此在这种身份社会中，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是赖以确定人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基准。人们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
契约则是指个人可以通过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与自然经济产生的身份制度相对应，近代契约关系的产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这一阶段的产物。在西方，只有在17—18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才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契约思想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主要观念，进而反映出契约关系中的自由、平等、功利和理性的原则。
由于任何契约的签订都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至少在订立协定的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即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而不存在对他人的依附关系，因而这种自由选择的关系只能在作为独立个体的商品经济中才能产生。可以这样说，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原则的派生物。
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所代替、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所取代。契约社会相对应于商品经济，而身份社会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分离。在自然经济为主导形式的身份社会中，依附型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其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在这种以生产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式中，人们必须直接依附他们所属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占有土地而且从事生产活动。规模狭小的自然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对土地的依附。
在契约社会中，社会劳动以大生产的联合作业方式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使用价值。在整个社会经济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都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来实现和调整。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充斥整个社会市场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必然要求契约关系的产生来适应市场的发展。所以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最终促成了契约关系中自由和平等原则的产生。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和变动使得每一个人利益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到他人行为的制约，因而也有必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契约达成合意，去完成各种经
济交往活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动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化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化商品经济社会中一种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和分配社会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调节来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所以说，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社会主导经济形式的过程。
根据前面的分析，所谓的传统农民与职业农民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
(1)传统农民是“世袭”的，具有强制性，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自我选择的，具有自主性。
(2)传统农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难以流动，具有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员，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开放性。
(3)传统农民对于经营素质、科技知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几乎没有什么约束；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投入等方面或某一方面则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性。
显然，农民要成为一种职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重要条件：一是农民这种职业是由经营者或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并能够充分就业、自由流动；二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益；三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
所以说，从传统农民转到职业农民就是一种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是与现代社会思想价值观相契合的。
由于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农民身份的转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农民身份的转变，使得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就可以通过扩大商品性农产品的出售而获得收入的增长，进而增加对工业品的购买力；而工业品市场需求的扩大也就增加了就业岗位，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最终完成经济、社会这两个过程的变革，从而使整个社会居民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互衔接。如果在此过程中再配之以城市化，城市的集聚效应又会推动最能容纳就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而形成因农民身份转换减少农民进而推动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机制。因此，当更多的农民转变了身份，且具有改革创新信念的人不断地增加，所占比例不断地增大，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得以成功转型。
[责任编辑 蔡胜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