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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内陆农区市场化导向的开放带动型工业化模式
       刘东勋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内陆农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处于“制度锁定”和“贫困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外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体的示范和带动下，可以通过参与外部经济活动而逐步“发现”本地资源潜在的比较优势，通过学习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管理知识，开拓者的创业成功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从而带动社区群众性模仿，启动本地的分工专业化收益递增的演化进程。
       关键词：内陆农业区；农村工业化；区域发展；长垣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4—0008—07
       内陆传统农区的经济发展，与沿海农区有着不同的特点。与沿海地区不同，河南这样的内陆农区虽然居中国之中，但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却难以拥有什么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国家地区开发政策之中，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区域政策，可南这样的内陆农区都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一直难以得到国家资金的注入和外资的进入。同时，河南这样的内陆农区的经济发展一直相对滞后，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工业化程度相对滞后，政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模式都相对落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处于一种“制度锁定”和“贫困陷阱”并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面没有外来资金的注入，另一方面没有外来冲击和内部压力促动制度的良性变迁，就很难跳出传统生产方式的制约，顺利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转型。
       一、内陆农区启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难题
       如何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以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生存理论”(subsistence theory)认为，通过某种可行途径(抑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在人口压力下去发现和开发新资源和新技术)解决或超越快速增长的人口对产出(生活资料)的消费压力，是经济发展的要义。不过，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长是外生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但到了生存的极限时，由于疾病、瘟疫和争夺生存资源发生的战争，则会出现人口数量的陡然下降。而生活资料的增长由于受到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土地数量固定，人口不断增加)，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所以产出的增长总是难以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陷入“饥荒一战争循环”的“生存陷阱”。这种思想为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双缺口模型”、“二元经济模型”等，增长理论中的“增长阶段论理论”、“哈罗德一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认为资本积累是工业化的必备条件打下了基础。但是，M.Blomstr，R.Lipsey和M.Zeian却证明，长期来看，人均GDP的增长有助于预测投资占GDP的份额，但投资无助于预测经济增长。
       在上述思想的启发下，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条受人关注的主线是，随着研究人均资源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实现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作用，形成了大量的有影响和说服力的文献。在这里，一般强调的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使得人均产出超过了人均消费，从而产生农业剩余，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农业剩余的产生同时还产生对于(手)工业发展的内生需求，且农业剩余产生后才可能产生多余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对人均资源和劳动生产力的分析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范围。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K.波拉伊“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形成了一个不十分有力的传统，即他们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诺斯和P.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速水佑次朗和拉坦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述了人均资源下降的作用：“诱发人类历史划时代变化的基本力量是在人口增长压力下自然资源稀缺性的提高。”Engerman等人则更进一步认为：“虽然有许多影响经济的因素，但要素禀赋(或初始条件)在更一般意义上对经济制度的演化、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及制度与经济发展的长期路径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在这些文献中，人均资源是决定相对要素价格的变量，从而诱发了收益增加的技术和制度改进。这种分析与人均资源的降低对技术创新产生的解释是类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要素价格变化的情况下微观利益主体做出的理性选择会逐步推动新制度规则的产生。但要素价格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化却用外生的因素来解释。强制性变迁理论认为统治集团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以后，也可能推动原有制度的变革。强制性和诱致性因素共同作用着制度变迁，但两方面的解释都把动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实际上，在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研究中，已经隐含了一种新的解释：把制度变迁理论扩展为开放经济，再加入人的观念和行为变化，即可把上述的外因内生化。这正是本文欲做的努力。当然，本文亦可对广大内陆农区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更一般的发展理论认为，工业发展是内生的，是分工专业化过程中群众性参与和分享的过程，“斯密定理”的本意亦在于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探讨富民强国的一般性经济发展的理论。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群众性参与的、通过众多个体独立的利益最大化决策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分工专业化过程。斯密实际上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在协调众多独立决策的个体进行最大化决策时能够保证整体最优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迄今为止致力于论证的经典理论；二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群众性参与的分工专业化过程，只有群众性参与，才会有分工专业化程度随着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断提高和发展，也才会有足够的群众性消费市场来支撑“萨伊定律”关于“购买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经济的长期有效性，这是以阿尔文·杨格、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专业化理论致力于论证的主要内容，这也正是卡尔·马克思坚持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才创造价值的根源。文玫(Wen)用新兴古典经济模型证明，当人均可用资源减少时，生产条件变得苛刻，人们追求高效用的欲望会迫使人们选择高分工水平以提高生产率，并用这个模型解释劳动力剩余和能源危机何以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力。K.Murphy，A.Shleifer和R.Vishney说明，在开放的经济里，本地市场的“最小市场规模”将不再成为工业化的门
       槛，通过开放后在外部市场诱导下发展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的工业是快速工业化的捷径。
       关于内陆农区经济发展，耿明斋是较早关注并研究欠发达农区经济发展的学者之一，认为鼓励民工流动是带动流出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李小建等认为，用P.Krugman的偶然因素可以解释欠发达农区经济发展中区域专业化的启动。但总体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尚比较欠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温州模式”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路径。史晋川等人的研究揭示出“温州模式”具有的内在普遍意义。河南涌现的“长垣模式”、“虞城模式”、“固始模式”等发展路径从本质来说与“温州模式”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在严格假定下论证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对于如何才能进行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动态过程则几乎没什么贡献。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专业化理论致力于解释分工的产生和演化规律，特别解释了随着人们进行社会性的组织试验以及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断分工演进的机制，但遗憾的是，杨小凯仍然把知识积累进行外生处理。新增长理论虽然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但不能从内在角度说明分工专业化这种群众性参与过程的演化机制。本文在内陆传统农区的分工专业化发生和演化机制上，尝试沿着主流经济学可以接受的范式把知识积累内生化。
       二、发现比较优势。突破“贫困陷阱”和“制度锁定”
       (一)贫困陷阱和制度锁定
       根据前述文献的理论脉络，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人均资源决定着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进而决定着是否能够产生剩余一资本积累，并决定着产权规则等制度变迁。显然，如果人均资源足够丰裕，人均产出足够高，那么就容易产生剩余和资本积累；如果人均资源太少，以至于难以养活现有的人口，那么就会发生战争、饥荒，或者促使现有人口向其他地区流动(“难民流”)；如果人均资源恰好能够在“生存工资”的水平上养活现有的人口(人口增长率处于稳态水平上)，那么既没有剩余产生，从而就没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也不会发生大的社会波动，从而处于“贫困陷阱”和“制度锁定”的状态。
       有研究者发现，英国近代化的秘密是：人均产量超过了人口增长，避免了马尔萨斯危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而是得益于“富裕农民的出现”。就粮食生产率而言，西欧中古晚期比中古中期提高130％，而中国清代与明代相比并没有上升。恰恰相反，江南一个中等农户的粮食生产率下降了11％。
       对于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问题，关于人均资源(特别是人地比例)的作用，“最早是由Elvin提出来的，后来，唐宗明、赵冈和其他一些作者又对之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姚洋进一步证实了非常高的人地比例与比较低的资本存量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黄仁宇把中国的停滞归结为“内卷化”或“过密化”增长，即生存经济体系下土地单产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却保持不变的状态。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大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演化路径上的“李约瑟之谜”。
       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学者们的计算表明，虽然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亩产几乎同比例地增长，但劳动生产率要么长期不变，要么呈现下降趋势。例如，宁可的计算表明：从汉代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胡戟的推算结果亦表明：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帕金斯估算结果也同样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基本不变。吴慧的估算中，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卢锋的估算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这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妇刘克祥总结出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马鞍型，1934年是鞍底，1932年和1936年是高峰，而且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清前期，比20世纪20年代少了近一成。侯建新讨论了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等问题，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冀中地区由于耕地上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格局，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这是旧中国农村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也就是说，建国以前，中国内陆农区的农村发展一直难以逃出“贫困陷阱”和“制度锁定”。
       按照曹锦清的调查，在改革开放之后，黄河边(开封地区)的农村，人均0.8亩与人均1.5亩是两条线，如果人均耕地仅0.8亩甚或更少，则全部耕地只能用于粮食生产，且全部粮食只能供全家一年食用，就没有多余的土地用以发展高效经济作物，也无法用多余的粮食发展家庭饲养业。倘若地方政府课征过重，则农民在秋季必须多种红薯方能生存。这类乡村如果缺乏发展乡村企业的条件，则只有向外输出劳动力。而在人均耕地达到1.5亩或超过1.5亩的村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确保粮食自给情况下，或可发展经济作物，或可发展家庭饲养业，农民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就是说，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在优良品种、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现代技术应用于农家生产的条件下，人均可耕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仍然是十分严重的。
       那么，如何才能跳出“贫困陷阱”和“制度锁定”呢?随着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收入差距落差越来越大，在当地难以寻求提高和改善生活条件途径的人们倾向于向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多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当这种人口流动成为社会性的群体活动时，社会开放便打破了固有的社会制度框架，人们在收入差距、价格差距等市场力量的诱导下，逐渐改变了生产资源的利用方式、改变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启动本地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
       (二)“发现”比较优势的条件和过程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比较优势的“发现”过程。这正是熊彼特欲“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创新理论对于欠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意义。沿着亚当·斯密、阿尔文·杨格、杨小凯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比较优势源于人们由于历史地理等偶然原因产生的分工和专业化，但比较优势是潜在的，只是具备了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其具体的“发现”(属于约瑟夫·熊彼特的“六大创新”之一、杨小凯的“组织试验”过程)却依赖于开放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型资源的比较优势才能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下，通过经济人对市场盈利机会的发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独特的经营管理，得以发挥
       出来。特别是对于内陆传统农区来说，由于市场发育不全，各种生产型资源的潜在价值难以通过市场信号的诱导来显现，因而，开放和市场化对于内陆农区工业化进程的意义更大。实际上，对于后发展经济体来说，这种“发现”过程就是对外部发达经济体的开放、贸易、接受FDI、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对于市场赢利机会的激励内在化驱动过程。
       内陆欠发达传统农业区由于拥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可能具有的自然资源)而具有较大的潜在比较优势，但在半封闭(只有工业品的输入)的条件下，这些比较优势难以通过商业化而真正成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仅仅依靠资源投入的积累和增加之类技术性因素就难以真正使内陆欠发达传统农业区跳出贫困陷阱。但如何才能具备制度变迁的条件呢?笔者认为，只有在开放的背景下不断增强人员和信息交流，才能在外部市场中“发现”当地资源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对外部经济体的贸易来扩大生产、输入资本和技术，加速经济增长。由于劳动分工的知识积累机制的作用，在地域上的产业集中可以极大地加速信息的交流并充分利用聚集的外部经济效应，从而加速地方性的分工与协作、学习与创新，逐步形成地区性产业竞争力，加速当地的经济增长过程。
       依据赫克歇尔一俄林的人均资源学说，比较优势可以表示为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可以表示为生产要素使用量的比值。假设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L)和资本(K)，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资本一劳动比率(K/L)或人均资本拥有量来一般性地表示某地区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工业部门中的产业仅划分为两大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中国广大的欠发达内陆农区来说，人口密集，简单劳动力非常丰富，但全社会的固定资本拥有量却非常有限，人均资本拥有量相对比较低，属于具备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地区。
       但是，对于尚处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农民来说，如果仅仅从封闭经济体系来看，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人均资源决定的人均产出(Y/L)恰好处于生存体系边缘。但如果从开放经济体系来考虑，即使本地区的各种生产性资源拥有很大的潜在比较优势(本地的K/L大大小于外部的K/L，从而显出劳动力相对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通过工业生产和大商业、大流通的方式，有着极大的潜在商业价值，但广大的农民并不懂得利用这些资源，也不了解这些资源的价格和潜在盈利价值，更不熟悉如何去组织和管理。因此，对于内陆农区来说，工业化的过程首先应该是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化的过程则首先是人们自身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过程，人自身的转变则依赖于参与外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极大的落差造成的巨大冲击，打破其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固有观念，改变自身的行为习惯，逐步学会市场经济规则，掌握与利用本地资源赚取利润的知识和技能，转变成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经济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开放条件下巨大的外部冲击造成的诱致型制度变迁过程。
       显然，制度变迁决定着比较优势能否及如何被“发现”，但人口流动未必必然形成对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的带动，因为流出的人口可能再也不会回流，从而变成人口的机械迁移，永久地流出；流出的人口也可能难以成为返乡创业的企业家，仅仅沦落为打工者，赚取现代城市的生存工资。从结构上说，那些从事管理型、技术性、营销型的人和独立职业者也许更容易成长为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因而，返乡创业者与流动的人口规模之间，只能存在一定的概率性比例。我们可以用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决定的人口流动的规模来表示外来冲击下制度变迁的快慢和大小，返乡创业人员的比例及创业成功者的比例则成为工业化快慢的决定性因素。
       创业成功者的社会性示范作用会引起群众性模仿，这种模仿实际上是信息利用的一种机制。亦即创业者的成功暗示了当地比较优势的信息和市场信息，而组织管理则可以通过仿效和培训来达到。这样，工业化过程就会在这种仿效的过程中迅速地扩张开来，成长为初级产业集群。一般来说，返乡创业往往是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通过低廉的产品价格来占领市场。这些产品和市场是竞争性的，因而容易模仿，也没有垄断性的品牌和技术壁垒。这正是内陆农区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三、典型案例分析
       (一)长垣模式
       长垣刚好处在黄河从向东直流转向东北人海的大转弯地带，是典型的豆腐腰河段，地处黄河泄洪区和黄河故道，耕地条件恶劣，住房不能稳固。长垣县全县17个乡镇有1/3地处黄河滩区，过去是十年九泛滥，黄河水一过，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只好远走他乡，四处乞讨，因而外出务工者众多且历史悠久。长垣全县平均每10个农民就有1名营销员。但经过20余年的发展，长垣县却逐渐形成了卫材、起重、防腐、建筑、绿色食品加工等支柱产业，经济发展异常迅速，非常引人瞩目。截至2003年年底，长垣县民营企业已达2026家，完成总产值68.`6亿元，从业人员10万余人，民营经济在税收、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城市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66％、54％、80％、81％；在河南省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中，由1993年的92位上升至2003年的37位，跃升了55个位次。为何长垣在基础差、底子薄的恶劣条件下，却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呢?
       “长垣模式”最初是从少数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开始的，后来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或几个乡乃至整个县域范围内聚集众多企业的产业群局面。在长垣，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脱胎于本行业的推销员。“先跑市场，再建工厂”已成为长垣企业家成长的明显路径。比如，张三寨乡农民王纪勇坦言自己进入卫材行业就是自己在外面跑推销的结果，他用推销卫生材料积累的资金创办了飘安卫材集团公司，如今已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河南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胜在办企业之前也干了六年的兽医，长期跑卫生材料推销；河南起重机厂厂长李秀林原来也是一个农民推销员。
       河南省飘安卫材集团有限公司是长垣第一家生产卫生材料的企业，诞生于张三寨乡马安和村。当时有一个叫王纪勇的农民(现飘安卫材集团董事长)，长期在外推销劳保用品，在这个过程中，因与医疗卫生部门的接触而发现了医用卫生材料市场的商机，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利用当地土地、劳动力和棉花等生产要素丰富、低廉的优势开始组织生产。由于纱布、棉签等卫生材料的市场需求空间巨大，再加上产品生产过程简单、技术容易掌握，在飘安公司的带动下，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生产同类卫生材料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这些企业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农户逐渐由张三寨乡向邻近的丁栾镇扩散，并最终在丁栾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卫生材料生产基地，并占有全国80％以上的市场。2000年该市场最红火时，街边店铺林立，有500余家。2001年，国家对卫生材
       料的生产和检验都有了比较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生产销售管理规范，长垣县的卫生材料产业也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使得规模较大、生产经营较规范的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也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到目前为止，已有卫材企业38家，产品有30多个系列、600多个品种，8个消毒中心，16个专业村和1580个生产加工户，3万多从业人员，年销售额达10亿元。
       长垣起重机械产业的出现、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1984年，小辛村有过在外闯荡经历的20个人集资以股份制的形式建起了五金机械厂，生产和销售梯子。在推销梯子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起重设备这个行业，发现起重设备维修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利润回报也比较丰厚，于是转入到设备维修行业。继而接触到起重设备的零部件，并注意到这些零部件市场需求巨大，而供给又不足。然后就又转向了起重设备零部件的生产，逐渐地并进行整机的生产组装。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起重机械产业开始在长垣落脚生根。到2003年年底，长垣县该行业有整机生产企业49家，配件生产企业800余家，从业人员4万余人，年销售额17.6亿元，50吨以下起重机的生产和销售量占全国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609％由于开放促使人员外部流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信息的发现、识别、选择，加上初始资金的积累完成，具有创新意识和有能力的“企业家”开始返乡创业，继而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启动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
       (二)虞城县钢卷尺产业集群
       1985年，虞城县南庄村村民王胜喜的邻居从外地带回几个钢卷尺，从废品站弄来钢卷尺带，剪断拿到小学校里，卖给学生，当时是2分钱一对。虽然是不起眼的2分钱，但王胜喜却从中悟出了商机。他借来1000元，买来尺条，自己组装起了钢卷尺。一开始买的是废品，挑出好的一部分做尺带，差的一部分做弹簧。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组装的钢卷尺在集市上十分抢手。第一次尝试王胜喜就赚到了2000元。这让许多农民心动不已。于是一些农民开始从浙江、重庆等地贩来尺条，一家一户搞起了组装。当时，中高档钢卷尺市场被浙江企业占领着，低档市场国内还是一片空白。这给起步中的南庄村钢卷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避开了与正规大企业的正面交锋。当时，浙江那边的钢卷尺还没有销售到北方，其用工成本和虞城县相差三分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当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由于大多数产品没有自己的商标、品牌，再加上许多农民对市场规则又缺少了解，从而最终引发了一场品牌危机。在政府监管打击品牌侵权的压力下，一家家的组装户关门歇业，刚刚兴起的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时，南庄村村民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在申请自己商标的同时，他们还通过外贸公司，采用贴牌生产的方式，合法地利用国外品牌，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国门。如今在小小的南庄村，有10多家企业申请注册了商标。随着市场利润的降低，过去一直在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浙江产品，开始把目标瞄向国际市场。这让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南庄钢卷尺获得了机会，他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0％。
       然而，虽然占有了国内市场，但与国外市场的利润相比，差距甚大，这促使南庄村钢卷尺逐渐与国际接轨，产品由低档向高、中档过渡。王胜喜的公司开发出200多个品种，并获得了10多个专利。
       在南庄村的带动下，南庄村所在的稍岗乡吸引了大批配套厂家前来落户，并已初步形成钢卷尺的产业集群。现在，南庄村所在的虞城县稍岗乡一共有生产厂家200多家，年产值已达2亿多元。
       截至2006年，全县拥有各类钢卷尺生产企业238家，个体工商户1800家，其中固定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企业11家，500万元以上企业13家。目前，全县年产各种钢卷尺2.6亿只，占全国钢卷尺市场的85％以上，且品种规格齐全，达30多个系列，150多个品种，成为全国最大的钢卷尺生产基地，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相关产业发展迅猛，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四、结论
       通过在开放的外部环境中“发现”赢利的市场机会，并与本地的比较优势相结合，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进行艰苦创业，是产业群产生和起步的关键。在这里，由于本地经济自身的经济剩余形成的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撑劳动分工的发展，通过开放来“发现”外部市场机会是至关重要的。
       在规范的制度变迁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文献里，专门化的商人和商业是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曾从专业批发市场的出现和大批营销人员的涌现等角度进行过探讨。实际上，专门化的商人和商业本身就是在人类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降低劳动分工的交易成本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劳动分工形式。
       通过这种开放和发现过程，劳动分工得以不断深化和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封闭经济体中劳动分工或工业化的陷阱。整个社会同时经历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和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在这种开放与“发现”的过程中完美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用该分析框架来解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工业化过程，包括曾经发生产业革命的英国和工业化的欧美、日本和东亚。
       [责任编辑　蔡胜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