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国外出版集团直接市场进入，出版业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人才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更加突出。编辑出版学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等问题更加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及纪念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专业教育20周年，经国家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同意，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暨专业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在古都开封举办。与会国际国内代表就学科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不少方面达成了共识。为进一步延伸研究与扩大影响，本刊特从会议中选出了一组有关编辑出版教育的代表性论文组织了这次笔谈，以期引起学界、业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共同促进编辑出版学教育和出版产业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231；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173—16
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三点建议 李宏葵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它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出版业迎来了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深刻和广泛，涉及到出版的编、印、发各个环节。数字出版、数字传播和发行、数字印刷方兴未艾。美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出版业正在普遍建立自己的网络出版系统，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网络出版品牌，网络出版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出版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的网络出版也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和我国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产值已超过信息产业总产值的10％。
在数字化时代，出版业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对出版专业人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人才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瓶颈。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急需的图书选题策划、出版物发行、出版经营管理、版权管理、国际版权贸易等复合型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没有专门的通道，出版业人才数量不足、层次不高、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卜分突出。出版业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出版学学科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紧密结合产业的人才需求，发挥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
自1984年胡乔木同志致信教育部，倡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学专业以来，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逐步开展，蓬勃发展，成果显著。20多年来，经过产学研各界，特别是有关高校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出版专业教育格局，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出版学教学与科研人才队伍，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专著，创办了数十种学术刊物。编辑出版学相关的学术团体、社团组织和研究机构不断建立，每年都开展多次在国内甚至国际较有影响的学术活动。但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借此机会，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简要地谈三点建议：
1．要努力提高专业的学科地位
目前编辑出版学在国家教育部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隶属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与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很不相称，与我国出版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出版专业人才在数量和知识结构上不能满足行业的需要，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此非常关注，2006年11月16日下午柳斌杰副署长专门前往国务院学位办，与吴启迪副部长就出版学专业研究生目录问题进行会谈。从会谈情况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各位专家学者配合总署共同做，以加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和论证，加快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步伐。一方面要做好建立科学学位的论证，另一方面要尽快做好设立专业硕士以上学位的论证，要尽一切努力推动出版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要对产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从大多数学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上看，我们的教学更多偏重于理论的学习，对于学生实际编辑校对能力、选题策划能力、出版物营销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考虑不够，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是弥补这一不足的最佳途径。各校要让学生从书斋中走出去，到编辑出版发行的一线去调研、学习和实践。要邀请那些在编辑出版发行部门通过实践磨砺、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的编辑出版发行行家里手到学校里来，增加实践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认知，真正做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许多学校其他专业已经探索了不少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编辑出版学专业借鉴。
教育必须为产业服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第二，科学研究，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笔者希望我们的大学要加强人才培养，找准定位、合理设置课程、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培养数字时代新闻出版业迫切需要的人才。同时，也要加强科学研究，对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提出前瞻性的意见，在理论上指导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3．要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
目前，在师资方面，很多高校出版学专业的骨干教师存在年龄普遍偏高，年轻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我们要采用调任、特聘、兼职、客座等多种形式不断充实和壮大教学科研队伍。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也可供我们借鉴，美国纽约大学、佩斯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许多教师都是出版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具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西方国家办学成功所在。在教材方面，目前我国高校权威的出版专业参考书和教材仍然很少，我们大力提倡校本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鼓励各校多出教材、出好教材，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科目齐全、质量较高的专业教材体系。下一步，新闻出版总署将发挥出版学专业负责人联系小组的作用，加快推进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建设。
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为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献计献策，努力把这个专业办得更好，为我国出版业人才培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姬建敏]
略论编辑出版类专业学科定位 田胜立
新闻出版类专业在本科教育阶段主要有(按历史长短排)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编辑出版学专业和网络传播专业。新闻学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以纸媒体为重点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则以广播电视媒体为重点培养新闻传播的能力。比较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和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定位。前者跨广播电视学和新闻学两个学科，后者则依托新闻学学科。培养定位上，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由于媒体的技术复杂性则突出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包括节目策划、编导、节目主持与管理工作能力，而不仅仅是采、摄、编、评等新闻基本功。网络传播专业在2004年时全国只有6所院校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暨南大学)。由于网络本身并未成“学”，该专业是依托新闻学科加网络技术概论性课程而成。武汉大学称他们的网络传播专业使学生“既具备网络新闻传播能力义胜任传统新闻媒体工作，是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全能新闻人才”；北京大学则称他们从“人文、科技双视角”培养新闻人才。抛开各校自已的特色。上述三个新闻类的专业主要依托新闻学学科或者再加上一门媒体技术性学科(或技术)来支撑。
出版类专业则不同。出版学作为学科尚未达成共识，现称“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是合并专业目录时由“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学”两专业合并而成，是学科建设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权白：之计、过渡之策。但时过8年未采取后继措施则对该专业的发展相当小利。这8年时值高等教育扩展，许多学校新办r编辑出版学专业，使没有该专业的学校由原来的十几所猛增到70多所，从而使该专业的学科定位不清晰、专业特点不明显所带来的问题也被放大多倍。由于该专业的学科定位不清晰，不少相邻学科则延伸过米，新闻学、传播学、语言文字学、图书情报学、历史学、管理学等专业纷纷孕生编辑出版学专业，使该专业的主导学科和培养目标更加不清晰。
笔者设想的解决办法是，在本科阶段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明确为出版学专业，依托在建的出版学学科，定位于培养“出版人”(也可称发行人)，这样，与国际通行的概念相一致，既同行业人才需要结合，也便于进行阳际学术交流。在研究生阶段。另设编辑学专业，以编辑学学科为支撑，在硕士培养阶段着重培养知识复合型编辑人才，即掌握某一门知识加编辑学知识，以便更有效地从事该门类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在博士培养阶段，着重培养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以推进学科发展。
这里涉及到编辑学学科定位问题。笔者下面的论述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任何传播活动都需要内容编辑环节，编辑学研究内容编辑活动(包括反馈)的规律。因为任何新闻、出版物、可传播的作品、供流通的文献或情报，其内容都有一个编辑过程，离不开编辑规律的支配。研究编辑规律的学科就是编辑学。实践上，编辑活动同传播活动棚衔接，即编辑为传播服务。这样编辑学同传播学也有了接续关系，而不是先前认为的包含关系。因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规律，虽然包括传播的内容因素，但并不研究这些内容产，上的规律；传播过程中有反馈调整，包括调整所传内容，但它只提出调整要求或目标，并不研究内容调整的编辑规律，后者仍是编辑学研究的范畴。
显然上述编辑学学科定位，是普通编辑学或通用编辑学的概念，是大编辑学的概念。由于编辑加工的媒介对象不同，可按对象分成语言编辑学、文字编辑学、影视编辑学、图片编辑学、音乐编辑学、手语编辑学、舞蹈编辑学、跨媒介编辑学(翻译编辑学)、代码编辑学；由于媒介载体不同，纸介质和各种光、电、磁介质载体则分别衍生出平面媒体编辑学和各种光电磁媒体编辑学；由于媒体功能不同，则产生报纸、杂志、画报、图书、广播、影视、戏曲、曲艺、游戏等各自的编辑学；由于接受对象不同，还可分成少儿读物编辑学、少儿影视编辑学等。
本科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定位为出版学专业，培养的“发行人”和原来图书发行专业培养的“发行经理人”不是一个概念，后者原指计划经济时代新华书店各级业务员，前者是指市场经济中的“publisher”，既可称“发行人”，也可称“出版人”。作为出版学专业培养定位，不妨称“出版人”更容易被社会公众理解。目前，出版人的典型代表是活跃在出版物市场上的项目负责人，他们对某些细分市场有深入的调研和了解，创意并策划适销对路的大众出版物，并组织实施。按“出版人”要求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大众出版物编辑发行各个环节的一般要求，这样规格的毕业牛能独立承担大众市场出版项目，是出版产业近年来大量需要的。而现行的该专业的培养定位多数培养不出这样的毕业生，不少学校设计培养计划时在“编辑”和“发行”之间摇摆权衡，结果两边都削弱了。
本科学段只适宜培养大众出版物的出版人，这同其他传播类专业相同，如新闻专业培养记者、广告专业培养广告人。对出版界需要的既有厚实的某一专业知识基础又熟悉编辑工作的学术编辑，则宜在研究生学段培养，从事学术出版物的编创(亦可称专业出版)。这同专业记者的培养道理一样，科技记者、体育记者、军事记者等也同普通记者有所区别，即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胜任。而这样的知识结构只能在跨专业招收研究生情况下由编辑学专业培养出来。
按以上分析，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以把握出版物市场为主线设立，在基本理论学习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借鉴MBA培养经验，加大案例分析教学。出版物商品的文化特点突出，这同纯物质商品不同，因而要有从文化角度的案例分析和文化消费心理分析的课程。在本科4年学习中让每个学生有从头到尾做成一件“出版物”的经历是必不可少的，一本书、一张盘、一份小报或期刊，从酝酿到上市反馈的全过程，哪怕是模拟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训练。
出版单位往往拿学术编辑的要求来评价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生，说他们什么也干不了，这里有很大的误解，本科新闻出版类专业的毕业生是做大众传媒的，不适合做专业传媒人。另一方面，高校新闻出版类专业本科毕业生的知识能力结构，也确实同产业要求有明显错位现象，主要是实践训练不足，其次是重编辑轻市场倾向。笔者认为本科教学计划中通识性基础课占40％学分、专业理论占20％学分、专业实践(含必要的实务讲解)占30％学分、毕业综合训练占10％学分比较合适，其中专业理论和实践中选修部分可占30％～40％，应在教师指导下结合职业生涯设计来选。在教学方式上要加强实践训练，减少知识讲解的比重，增加实务体验分量，在编好教材和实践指导书的基础上，少讲多练，多议多悟，以培养能力为着眼点。出版人需要较强的综合能力，这点同工商管理类专业相似，应借鉴他们的培养模式。出版实践中，每一种出版物都应有创新，都应有自己的“个性”，可惜这样的出版物太少，这里有体制问题，也有信息不畅问题，但创新型人才是个关键问题。出版业最需要创新型人才，亟须高校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综观许多学校的教学计划，信息收集、分析、决策的训练普遍偏弱，而这方面的能力是创新的基础，不可轻视。
总之，现在的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应定位在培养大众出版物的“出版人”上，放弃既培养“编辑人”又培养“出版人”的兼顾思路，把培养“编辑人”即学术编辑(或专业编辑)放到硕士研究生学段去培养，把培养“研究人”放到博士研究生学段去完成。这样，新闻出版类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和支柱学科定位就比较清晰了，新闻出版业所需人才层次规格也区分开了，人才培养供求结构性矛盾就容易解决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容易厘清了。
[责任编辑 姬建敏]
中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危机与转机 杨 鹏
中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历经20余载风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专业学科点从最初的零星几家，发展到近年来的百余家；每年培养的专业本科生从无到有，以至于发展到数千人以上；教育学历层次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而且个别高校还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总体上来说，形成了“多专业(包括编辑、出版管理、印刷、图书发行、装帧设计)，多层次(包括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技校、职高)，多规格(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函授、夜大、职大等)，多渠道”的格局。然而，与这些数字一起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界的反思与担忧。
一、编辑出版教育面临的双重危机
总结多位业内人士的调查研究成果，并结合出版业的总体发展状况，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危机”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从教学科研自身规律来看，目前编辑出版教育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着危机。
编辑出版学是新发展的专业，必然存在定位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不断调整、专业理念不断调整的过程。多位学者指出，2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至今未调整到位，而且很难预期在未来会有实质性进展。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在定位不明的情况下，课程体系、教学手段等问题的解决则无从谈起。高校专业教育承担着为业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任务，那么专业定位一定要在对行业历史、现状有充分把握，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向有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学科定位、专业定位。但目前大多数院系的相关专业还只是权且设立了学科点，然后开设一些编辑、出版课程。即使有定位，也只是笼统地泛泛而谈，充其量只是申报学科点时的文牍内容。学科定位、专业定位模糊，培养方向不明的情况具有普遍性。
学科建设的主体是人，而诸多学者均指出，编辑出版々业师资力量极其薄弱，尤其缺乏具备编辑出版从业经验的专业教师、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教师。目前超过百家的专业点，师资力量绝大多数是从其他专业转来，是“火线上岗”的产物。甚至有研究者称，本专业教师是文秘专业教师培训一个月转型而来，是为了设立学科点而转型的。这样，就难免存在何平先生所指出的“专业化程度欠佳，专业学术机制与市场机制脱节”等弊病。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在相关领域体现出危机。例如，至今没有形成科学和系统的课程体系；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办学条件并不成熟，专业教材常年缺位。而且，还缺乏明确的教育区分认识。大多数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院系没有特色；办学层次流于形式化，未能真正为人才的分级培养服务；不同层次的教育是原班师资、原样教材。
其次，从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教育成效受到批评，本专业毕业生受到冷落。
学科、专业的发展有自身逻辑，但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才培养来检验。而目前的状况是，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出版界人才匮乏却不认同专业毕业生；业界迫切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高等教育的“产品”却往往被拒之门外。
关于这一点，早在2003年就有人撰文在《中华读《书报》上进行讨论，2004年《出版广角》还开设了“质疑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专栏，传递业界的声音。例如，张品义说到日前各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认为与出版工作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他指出，在国外，出版行业的人才很大一部分是在出版社培养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在学校，而我们恰恰相反。高校所设置的编辑出版专业，带有不少一厢情愿的成分。不注意研究出版实际，所用的教材，不但理沦化、空泛化严重，而且过时。译林出版社章祖德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用人标准，坦诚指出，在选用毕业大学牛的时候，他们并不在意学生是否是编辑出版专业。这应该代表了很多出版社对于编辑出版专业的共同态度。另外，章祖德表示，如果选用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学生，可能主要用于发行岗位。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编辑与专业》中也明确反对在本科阶段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孙琇的《教育与学生出路》也表达了对人才培养与业界需求之间矛盾的担忧。李国华的《打开天窗说“科班”》则从一名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的角度，表达了对这个专业的失望。
教育界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些情况。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调查表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对毕业生就业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使学生在就业中出现了很多的障碍，造成就业形势严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关于出版专业与就业情况的趋向性状况调查》表明，出版单位对现在的出版专业认可度都不大。
在这里，体现出的是业界对编辑出版教育的信任危机。这一情况在就业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自然会转变为学生对专业的信任危机。
二、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外部的挑战。主要是宏观层面，出版业整体面临挑战，进而对编辑出版教育提出了挑战
就较长一段时期来说，出版业总体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以往计划经济模式、国家办出版的思路造成出版业结构失衡，出版资源存在明显浪费。不同地区的同类出版社过多，而不同类型的出版社也都在出同类的书刊，出版业还缺乏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等，这些都阻碍了出版业良性竞争格局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库存增加、退货率增高，出版单位效益低下。在很多地方，出版业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出版教育的发展，反而因为自身的问题无法接受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也不能吸引优秀学生选择编辑出版专业。
就近年来的情况来看，国家对出版体制的调整，促使出版业进入快速转型的轨道，特别是重点出版单位的转型速度很快，公司化步伐很大，而编辑出版教育很难及时应变。但是随着WTO保护期即将结束，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在迅速增强，各个领域、不同层面上都在进行改革。从2006年柳斌杰同志的多次谈话、多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进行出版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加快。而且，多个出版集团的组建、出版单位公司化以及发行集团的股票上市(如新华传媒集团)，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先是发行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是整个出版单位的集团化、公司化。而在此之前，各种类型的“擦边球”早就打得很娴熟了。出版主体多样化、业态多样化，出版方式也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
宏观的对外开放逐步将中国出版业置于国际竞争格局之中。虽然多数出版单位还没有真正加入国际竞争，但是越来越密切的国际合作，在给出版业带来大量国际化出版物(如翻译图书大幅度增长、中外合作期刊增多)的同时，也为出版人带来了许多新的出版理念。但足，国际合作更多的是在业界，而专业教育领域的合作相对来说非常缺乏。这就可能造成出版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新型出版越来越多，而出版教育的发展跟不上。困扰业界和文化产业管理部门的版权贸易逆差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人才匮乏的一种体现。
不同类型的媒介之间也存在竞争，冲突对立与融合协作时刻都有。数字媒介在朝着纵深方向发
展。报刊的广告收益近年来早现迅速下降态势。图书出版受到纸张等原材料成本增加、印刷发行成本增加、库存和退货率增高的困扰，很多出版单位都存在效益下滑的情况。而电子出版、网络在线出版的知识产权问题还不能有效解决，出版单位还缺乏新型数字出版的行家。
在读者方面，青少年读者群体的媒介接触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的普及以及服务功能的日渐丰富、便捷，使得青少年群体接触其他传统媒介的时间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其中尤以印刷媒介最为突出。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专业图书需求量增大，而大众消费类图书受到多种新型媒介的强劲挑战。所以，出版业越来越注重有专业特长的复合型人才。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不能提供的情况下，出版业往往选聘各专业领域的毕业生，而后通过行业内部培训，完善他们的编辑出版知识结构，并通过老人带新人的方式、在职学习的方式进行业务技能训练。
总之，社会环境在变，受众在变，出版物市场在变，出版业的体制、观念和行为也在变。与此相对的，是编辑出版教育界发展速度滞后，甚至没有变化。
(二)内因的作用。主要是教育体制内部存在薄弱环节，这是具体的微观层面，根源在出版教育理念
首先，高校在学科布局中，存在肓目跟风的情况。一些高校往往出于扩大招生、吸引生源、改造院系建制、求得学科点数量多种类全的目的而上新专业。或者是因为对出版业发展有较好的预期，为了“抢占阵地”而筹办专业点。更有个别高校仅仅为了以较低成本贴近“新闻传媒”，而把文史类专业改建为编辑出版专业。
肖东发教授认为，2003年时的40多所院校中，“一半以上的编辑出版专业条件并不成熟，准备也小够充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科定位不准、培养目标不明、课程设置不清、师资力量不足、教材选择不当、硬件投入不够等问题”。这样，培养的学生知识结构难免存在不完整、不科学的情况，也很难适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出版业。
能够取得各方认同的教育理念还没有形成。一些高校也意识到了出版教育同出版实践之间的反差，并着手改进，但是一些矛盾问题仍很难解决。例如：固守书刊印刷出版“阵地”与拓展新媒介疆域的矛盾；学生知识面的专与博的矛盾，或者说“专家”与“杂家”取向的矛盾；学与术的矛盾，即学术研究、理论构建与业务技能的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商务与文化的矛盾，即出版作为产业与书刊传播作为文化事业的矛盾；人与事的矛盾——这是高校体制下的特殊性，例如，不少高校设立新专业，往往根据现有教师开设相关课程、设置相关专业方向，很难做到人才更新、人尽其用、合理布局。
各学科点生长的基础不同，往往不能有效地形成合力，促进整个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虽有协会的协调以及学界学术带头人的努力，但是目前效果还很不理想。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了课程改革方案，但是因为各学校、各院系的情况不一，尤其是师资力量不够整齐，源出多方，所以很难有效推广。课程设置无法形成基本的稳定模式，教材建设也就无从协力促进。武汉大学罗紫初、黄先蓉老师都做了这样的努力，但是推广中遇到许多阻力。
另外，出版业发展对人才提出新的要求，而目前的高等教育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例如，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聂震宁就从一个业界专家的角度提出：出版业的一些新的业态需要新型出版人才。一是内容供应商，如一些文化公司、文化工作室等；二是出版业市场调查商；三是出版法律服务；四是出版经纪人；五是出版产业评介。还有数字化出版、信息化建设、现代物流等，都需要新型人才。而这些，都不是目前绝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所能满足的，即使在其中少数几个环节做了努力，其质量仍无法满足业界的要求。
可以说，是这种“内外交困”、“内忧外患”使得不利因素反倒“相互促进”，进而使得编辑出版专业教育面临严重危机，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恶性循环的趋势：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质量不高——学生培养质量得不到保证——缺乏业界的认可——学生就业受阻…～优秀生源流失一学校不重视使得投入得不到保证——硬件设施缺乏——师资水平无法提高——课程质量进一步下滑……如果目前的状况不改变，恶性循环在所难免。
三、从危机到转机——关键在于应时而动
危机之中往往潜藏着转机。编辑出版教育在受剑挑战的同时，也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对编辑出版教育构成挑战的那些因素，并非绝对的不利因索。那些作为外因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是因为内因的制约而产生小利影响，如果我们从内部着手进行改革，则外在的不利条件往往可以转化为有利条件。
就出版体制的变动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解放出版业生产力，会给出版业带来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同家对文化产业、国际软实力竞争的重视都会促进出版业进一步改革以求繁荣，很可能形成对专业人才新一轮需求旺盛期；体制变动，预示着出版机构会更加强化市场意识，更加强化创新；出版岗位会出现较大的调整，出版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在所难免，而且力度会很大。这些，对编制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因岗用人”的出版机构而占，都会给青年人留出较大的进入机会和发展空间。如果编辑出版教育能够顺应这样的变动，则转机指日可待。
宏观体制的改革还促成了行业主体多样化的趋势。目前的状况，已不再是以前的500多家国有事业出版单位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类型、各显神通的工作室、设计室、出版公司。对于管理者而言的某些类型的违规，却是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规”一再被打破，也多少说明了“规”的不合理之处，说明了行业谋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非常强劲。如果我们的人才培养转变观念，我们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拓展就业面，改变惟旧家事业单位而论的观念，那么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出现新的局面。
随着WTO、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越米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市场也会大大拓展。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素养，能够应对国际化环境的编辑m版工作，那么发展空问会很大。而出版机构原有的人才储备会因此显出老态，需要新生力量的补充。有针对性地培养相应的人才，必然会受到业界的欢迎。
媒介格局的变动实际上也是出版业拓展疆界的契机。数字技术、网络平台，都可以成为出版业可以驰骋的疆场。在这方面，新一代的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具有明显优势，他们在新技术领域的传播意识和技能都明显超过老一辈。如果我们的课程设置能够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掌握新媒介技术的条件，则这些新型编辑出版人才一定会成为行业发展的新生力量，带领出版业全面走进信息时代。
此外，虽然存在公众阅读率下降的态势，但是全社会对信息产晶的需求量总体上是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对信息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品种的多样化也有更高的要求。这里，有专业图书需求的增长(如SMT
大类及各种考试用书、专业手册等)，也有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出版物的需要(如电子书、多媒体出版物等)。如果改变单一的编辑出版教育方式，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形成大的文化产业观念并积极地将出版纳入其中，则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例如，经营者应该延伸出版，使之与影视剧、动漫、游戏等实现对接。一方面，在其他文化产业领域寻求选题，像电视社教节目“百家讲坛”与出版社联姻；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可以产生出许多游戏题材的小说等。另一方面，把出版物转化为其他类型的信息产品，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交易。例如把小说《哈利·波特》改编为电影、游戏，通过出售改编权获利等。
四、促使转机实现——我们的尝试
基于以上认识，我国编辑出版教育有摆脱危机、实现转机的可能。而且，相关院校也正在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努力。从目前的一些成果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转机的明显迹象。武汉大学在发行营销管理领域，无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业界的联系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势，而且他们还在进行新的探索，努力调整课程体系，完善学科结构。北京大学提出了大编辑概念，而且毕业生较为广泛的就业面也体现了北大的综合优势以及大编辑的特色。河南大学的出版史论研究卓有成效，已经培养了一些高素质的研究型人才。安徽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已经确立了新的发展规划，即以书、刊、报、网编辑出版为基地；以书刊编辑和网络编辑为主体；以书籍编辑出版为重点，以辞书编辑出版为突破口，为特色，为品牌。南开大学始终坚持发展、完善编辑业务，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发展后劲足。北京师范大学则利用强大的文史教学科研平台，以培养文史编辑在业界享有盛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出版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技编辑业务也都立足学校的优势学科，形成了与传统老牌院系错位竞争的格局。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2004年重新设立编辑出版专业以来也进行了一些尝试。首先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强化国际化特色，力争在国际出版贸易，国际编辑出版教育合作等方面有所成就。复旦所处的上海，国际化优势明显，学校在大力拓展国际交流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所有教师均有多次国际交流经历，与国际相关教育机构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些优势必然会给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点带来新的面貌。
其次，在媒介新技术方面，新闻学院利用正在形成的新媒介研究力量，一方面满足新闻系科的要求，同时在出版领域也尝试开设了新型课程，如网络编辑、电子出版、电子商务等。又与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艺术专业相配合，强化学生影像观念，为新型多媒体出版奠定基础。而学院在媒介新技术方面的硬件设施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电子编辑系统、先进的影像合成设备、大型演播厅等都有一定优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出版机构都为我们提供了稳固的实习基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世纪出版集团也纳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的框架中，为新闻学院提供了更多的合作研究的机会和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渠道。
再次，利用学校、学院已有的良好平台，特别是联合经济管理系科，强化学生的选题策划能力和出版商务能力。与此同时，淡化传统“出版社”的概念，而是在学科建设与学生培养方面都强化文化产业这一更大的概念，强化编辑的信息选择加工功能、出版的信息产品传递功能。在学历层次上，基本放弃了本科层次，也不强求博士研究生层次。我们定位于硕士研究生，而且只录取跨专业研究生。通过这一培养模式，力争使学生具备专业化技能，以应对知识经济对STM大类图书需求增长的趋势，同时也培养他们国际化运作的能力。这个硕士点还与管理学院合作，为出版业经营管理者提供在职进修深造的特色MBA课程。新闻学院还注重向外拓展，把编辑出版硕士点建成一个开放型的平台，充分利用学校经济管理、文史理工和医学的专业优势，充分利用业界资深专业人士的资源，在版权贸易、资本运营、市场调研、商务策略的制定等方面求得突破。
相信在各方协作、交流的过程中，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会早日摆脱危机，实现转机。
[责任编辑 姬建敏]
现代书业模态运作及其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之要求 南长森
随着数字传媒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图书出版已进入按需出版、跨媒体出版和市场营销时代。“将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起来，并根据需要组合成各种内容的出版物，分别输出在纸张、磁带、光盘等介质上，实现一种资源多种开发、一次制作多种形态输出的信息资源传播方式”已成大势所趋。传媒业的新变化使现代书业生产不仅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而且其运作机制也使崭露头角的文化工业出现新的特点。一大批出版社在市场经济中完成企业建制和文化转制，从而使用人机制和市场运作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关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总结、探讨我国出版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现代书业运作机制和生产规律，对于出版社及文化产业不仅具有实践探索的意义，而且对于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具有理论启迪意义。
一、现代书业模态运作的内涵及特征
运作，是图书生产主体(主要指编辑、出版工作者)根据图书市场预测和受众需求心理运用多种出版手段传播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所需要的信息产品所形成的出版机制。这种机制是信息社会文化工业的必然产物，它和信息匮乏时期图书生产相比，图书生产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编辑催促其生长并形成批量复制和品牌效应。模态即模式和态势的合称。“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模式具有结构性和能动性两种类型，它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具有构造、解释、启发、预测等多种功能，可以向人们提供某一事件的整体形象和明确信息”。事态势足事物发展的趋势，它表明事物在生长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模态运作是当今图书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向，它是图书出版业走向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现代出版者谋生的职业场所和体现人本价值的智慧表征，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据业内人士统计，全行业现有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2004年我国出版业销售额达2000亿元，在39个经济门类中利润排名第5位”。从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看，现代书业模态运作是以“营销运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其基本前提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文化产业属性使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追求主辅同业、全方位发展
中国图书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一路走来，虽然经过“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迷茫，但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即出版社在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积存、思想创新和知识传播、娱乐服务等功能，各出版社大多“以资产为纽带，
以市场为主体”，在加快培育、完善市场主体的同时，构建批发交易平台，发展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相当一些出版社在中央提出出版转制前就已经形成文化产业链，以图书出版经营为主业，面向网络、动漫、数字出版、图书发行、旅游、餐饮、房地产、教育培训等行业辐射发展。2006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少数省市和单位进行试点转变为逐步全面展开。国家鼓励和支持出版单位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合作、联营，力求形成一批在国内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新闻出版发行集团。但是，目前文化产业客观地说，只是初露端倪，势头并不强劲。仅以动漫产业为例，我国出版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据《2005～2006年中国动漫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所提供的数字：2004年全球数字动漫产业的产值已达2228亿美元，与动漫产业相关的周边衍生产品产值则在5000亿美元以上。而2005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150亿元。全国动漫从业者不足1万人，只及韩国的1／3。据分析，在动漫产业链上，漫画连载出版是动漫产业金字塔的底层，平面出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电波媒体，第三步是周边产品的开发。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这些都可能是现代书业模态运作极力涉猎的对象。
2．文化工业的批量复制使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图书生产中，从作者写作到出版发行大致有三类出版方式：一是作者找上门来协作出书；二是编辑预测、把握图书市场，力求出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三是编辑发挥创造性思维，寻找商机，物色作者，催促生产畅销书。其中第一类占出版社出书比例很小一部分，一般无需动用出版社策划选题部门，只需按一般审阅程序把关出版即可，不赔钱。第二类则要出版社进行选题论证，策划决策，分析市场前景，猜测读者心理和潜在购买力，需要出版社策划选题部门进行常规操作。这两类出版使全国图书市场品种丰富、花色多样，但是，谈不上批量复制。最应引人注意的是第三类畅销书的生产。
一般地，畅销书只占出版社出书品种的20％左右，但产生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却可以高达80％左右。由于畅销书具有经营利润高、销售周期短、资金回笼快等特点，所以打造畅销书就成为很多出版策划人的梦想。“通过营销运作的方式打造一个又一个畅销书神话是当前国内畅销书现象中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出版社趋于成熟、书业趋于繁荣的标志之一”。畅销书运作的“二八定律”是日前出版社创利的法宝，也是引诱文化工业批量复制精神产品的始作俑者。出版社在生产畅销书时，一般都甘冒风险，不惜血本，多举并用，甚至老总上阵，全方位拼杀。大致的套路都一样，只是在市场预测和选题策划上招数不同。出版社批量复制畅销书只是文化工业的一个缩影。国内畅销书运作高手金丽红、黎波这两位“黄金搭档”在谈到畅销书出版时曾透露出，不仅在畅销书的品种上期盼下一个，而且在畅销书的类别上也期盼下一个。这可能是文化工业的操盘手所具有的普遍心理，也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一般受众的普遍心理。
3．品牌效应使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追求出版传媒的公信力
美国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个名字、名词、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在物质产品领域，品牌不仅是一种物品的称谓和标识，而且也是质量、权威的显示和确认，是生产：厂家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消费者放心使用的凭证。至于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与物质产品一样，但消费却有极大的不同：人们消费的是信息产品的内容，它有极大的趋异性，因而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图书销售如何在树立品牌和读者喜新厌旧的矛盾中显示出版社的公信力，关键在于出版社如何出版精品图书，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开发精品图书才能提高出版传媒的公信力。对此，编辑需要认真调研图书市场，预测读者心理，精挑细选作者，仔细打磨文本，创新书籍开本形式，加大宣传营销力度。精品图书不一定畅销，但它一定长销，甚至经久不衰。许多图书都是“二十年磨一剑”，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通史》历经20个春秋磨砺而成，一经面世便受到世人的瞩目，从而为该社赢得权威而恒久的公信力。当然，媒介的公信力不是由媒介一方独自生成的，而是与受众在互动中生成的。“是媒介长期、稳定地为大众提供权威、实用的资讯而获得受众普遍认可的信誉度”。受众的公认才是媒介公信力成熟的标志。如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华书局、二联书店以出版学术著作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品牌优势。而立之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品牌图书、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老虎丛书”，扩大了通俗文学的传播范围，在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出版品牌。后起之秀广西教育出版社创建“同龄鸟”图书品牌，先后从1套开发成4套，从1册发展到20册，从图书延伸到期刊，其品牌的知名度和读者的忠诚度与时俱进。
这些出版社长期形成的品牌效应逐渐凝聚成媒介公信力，不仅省去其他图书前期开发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而且还借自身品牌的优势宣传了后续图书的出版，因而更符合现代书业模态运作的规律。
二、现代书业模态运作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应该承认，编辑出版专业经过20多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办学经验。对此，编辑出版界的老前辈宋木文、刘杲、邵益义、宋原放等都给以高度的肯定，一些专家、教授还撰写卡义威文章总结这20多年来的办学经验。但是，应该反思的足相当一些理论与经验是对计划经济时期出版工作行政管理的总结。这与出版进入竞争和图15营销时期是名不符实的，甚至是相当落后的。而上述的现代书业模态运作已不仅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在一大批出版社转制为公益性文化单位和企业经营单位以后其发展趋势更加迅猛，随之已来和将来的是对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迫使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等方面都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对此，笔者认为应从招生入学、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师资配置、教材建设、教学设施、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改革以往该专业背靠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的社会背景和依托纯理科和纯文科的学科背景，改革以总结计划经济出版规律而指导市场经济出版业发展的陈旧教材；改进教师只求高学历而忽视实践经验的偏见；改进教学中填鸭式、满堂灌、缺乏互动的传统陋习。根据现代书业模态运作的特点和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变化，从办学目的上将纯文科、纯理科招生变为文、理兼招，进行文、理、艺通才教育，培养编辑出版行业能与国际接轨的紧缺人才；从办学理念和教学设施来看，要培养合乎国际规范和时代需要的具有开放创新精神和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的传媒专业人才，学校的教学设施应具备模拟教
学、情景教学、实验教学等硬件设备；从学科体系建设看，改变过去依托其他学科寻求自身发展的途径，争取建成具有编辑出版专业学科特色的独立学科。
近年来，我们总结编辑出版号业的办学经验，将学科发展总结成文、理、艺相互融合的2＋2通识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本着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原则，制定成一种学分制的结构模式。由通识模块(34.4％)、学科基础模块(19.6％)、专业课程模块(23％)、专业技能模块(9.6％)、实践模块(13.4％)组成。其中通识模块又有公共必修课、公共限定必修课、公共任意选修课组成。主要是政治、法律、英语、计算机、体育、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这些课程由学校在一、二年级统一开设，文、理、工、艺、经、管等专业大体一致，且二级学院无权更改。
学科基础模块包括相关基础课(逻辑学、美学原理、高等数学、新闻学概论、现代科技概论)和本学科基础课(基础写作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学、图书营销学、编辑学概论)；专业课程模块包括必修课程(中国编辑出版史、电子出版技术、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出版学概论、装帧设计与电脑排版、知识产权与对外图书贸易、新闻出版法规、中外文化史)和专业限定选修课程(平面媒体出版方向的图一托评论与编辑应用写作、图书发行教程、现代出版企业管理、广告学概论、电脑美术设计，网络出版方向的网络出版导论、动画设计制作、信息管理导论、网络传播学、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专业技能模块包括必修课程(新闻采访与摄影、汉语工具书与古籍文献整理、书刊编校软件应用、编辑出版实务)和选修课程(书刊出版策划与经营、广播电视编辑、社科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实践模块以必修课(军事理论与训练、普通话水平培训与测试、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活动、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专业实践与社会调查、社会综合实践、科研训练、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活动、毕业论文设计)为主。
学科基础、专业课程、专业技能、实践模块是培养学生文本解析和文本构建、理论思维和传媒运作能力的核心课程，其中强化学生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能力和电子出版技术操作能力是这些课程的中心任务。
1．文本解析与文本构建能力
文本解析与构建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读与写，读、写是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文本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文本，而是包含文字文本在内的音像、磁带、光盘等。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有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要有较为娴熟的现代传媒技术操作的能力。学生要养成这样的能力，其中文学语言课和传媒技术实验课的学习是关键，那种重视现代传媒技术知识而忽视传统文化知识或行正好相反的做法都是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
2．图书信息捕捉能力
当今社会信息过剩已造成信息干扰和信息污染。对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复杂多变的图书市场上。如何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热点，如何预洲主流文化的走向，如何揣摩读者的阅读心理，即如何找到图书销售的“卖点”，这是职业出版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梦寐以求的“点金术”。因此，信息捕捉是传媒人的职业敏感。为何新闻记者采访讲求新问敏感，而Ⅲ版人却鲜有提倡呢?对此，金丽红说她有8年新闻记者工作的经历，认为选择畅销书的选题工作其实与新闻记者找新闻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专业相互融合不仅是媒体相互融合的基础，而且也是其他专业难以替代的。
3．图书运作整合能力
图书运作是一种市场运作．图书运作的整合能力是经营管理能力的高度体现。图书策划专业人士认为制作畅销书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前期的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印刷发行、宣传推广四个环节，环节之间毫厘之差将导致全盘皆输。看来，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运筹谋划能力是图书营销的关键，创新则是经营管理的灵魂，与人协作共事则是图书运作整合能力必备的素质。对此，给学生开设心理学、人际传播学、媒介经济学、图书营销与管理等课程则可给他们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4．图书营销与市场预测能力
图书营销是“图书生产、销售过程中最活跃的环节，它对选题策划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如果控制了中下游，是可以进而影响上游，进入选题、策划层面的”。‘引得发行者得天下即是此理。尽管图书营销以发行为核心，但不惟发行，它还涉及市场调研、图书选题、读者心理，以及出版社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因此，图书营销能力与市场预测能力的关系十分紧密。它不仅要运用各种知识、综合理论、丰富的从业经验，形成敏锐的市场分析判断能力，而且还要调动各种力量宣传促销。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社利用各种手段和大众传媒，进行大力宣传和推销，积累了一定的营销经验。但是，目前社会上仍缺乏图书市场营销人才。编辑出版专业只有加强模拟教学、情景教学和实践教学才能培养出出版单位急需的人才。对此，武汉大学罗紫初教授在介绍国外出版专业教育时说：“对出版人才的培养重点是以营销人才为主，在要求学生具有综合素质的同时更着力培养学生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营销的意识。”看来，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来的具有图书营销与市场预测能力的学生，才是未来现代书业模态运作的执牛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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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刍议 张天定
一、教材建设的发展
编辑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涉及各个学科、各个知识领域。编辑出版工作不仅要具备相关的各学科的知识，而且要具备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否则根本做不好编辑出版工作。
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自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来，不仅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办学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些系统、全面、准确地总结和反映我国编辑出版工作规律、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自己特色的教材。专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缺乏给出版专业的教学带来了困难。回顾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更加感到教材建设的任务艰巨。
我国现存及发现最早的专业教材当属李次民先生出版于1949年3月的《编辑学》一书。作者从1947年秋天起在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应聘讲授编辑学课程，之前曾在沪港粤桂等地从事报业15年，深知传媒事业之甘苦。因感于编辑学内涵丰厚，决不是任何知识分子都能胜任，又感于编辑学的研究很少，未见教材和专著出版，因此便把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参照诸家学说，编成此书，交由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其内容涵盖新闻学、报纸、杂志的编辑理论和技术。《编辑学》的出版虽然填补了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空白，但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
校编辑出版专业开办初期，编辑出版方面的专业书籍仍非常缺乏。直到1985年，南开大学在杭州编辑工作讲习班的基础上邀请校内外专家编写了8种专业教材，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才初步改变了教师口耳相传、学生无书可读的状况。
为了克服教材的脱节和滞后现象，使教材工作能同编辑出版专业建设同步发展，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1989年5月成立了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同年8月在烟台召开编辑出版类高等教材规划座谈会，制订了《关于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编写出版规划初步方案》。在这次会后，相应成立了编辑和出版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1990年5月和1991年4月，在杭州、洛阳先后召开的编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讨论了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条例以及教材编写的质量和体例要求。经与一些大学教师和曾在高校讲授过编辑出版专业课的出版社老编辑反复酝酿、协商之后，确定了18门专业课的教材编写计划，并于1992年列入国家教委高等专业教材的“八五”规划，交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其中编辑学方面的教材8本，即《书籍编辑学概论》(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庞家驹主编)、《期刊编辑学概论》(徐柏容著)、《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科技工具书及其使用》(宋鸿国编著)、《社科中文工具书使用》(邓宗荣编著)、《编辑实用语文》(王自强著)、《编辑应用写作》(吴添汉编著)，基本上是按大学本科的办学层次所必需的专业性课程开列的；出版管理方面的教材10本，即《出版学概论》(袁亮主编)、《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王耀先主编)、《出版法概论》、《著作权法概论》(沈仁干、钟颖科著)、《计算机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孙传耀著)、《印刷基础及管理》(周连芳编著)、《书籍装帧设计教程》(张进贤著)、《校对业务教程》(淡维主编)、《图书发行教程》(罗紫初著)、《外国出版慨况》(陆本瑞主编)，则是从我国目前多数出版单位岗位设置的现实情况出发，按大专办学层次开列，与田家教委高校专业目录中提出的培养目录、业务要求、主要专业课程相吻合。辽宁教育出版社经过努力先后于1996一1997年出齐了17本教材。(原定的《出版法概论》因故未出)这套教材是新闻出版署教材建设中的重点项目，也是我国首批具有权威性的编辑出版学系列教材。
1996年11月，由刘景同志任主编，9位中青年编辑的自选文集“中青年编辑论丛”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论丛包括：《编辑匠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出版经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杨咸海)、《编辑论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光清)、《新编辑观的追求》(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辉)、《编辑运作与文化建构》(湖南科技出版社副社长王一方)、《所想·所感·所言》(辽宁科技出版社副编审冬风)、《裁书刀》(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方鸣)、《大出版的视野》(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郑俊琰)、《在失与得之间》(山西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杜厚勤)。可以明显看出，这套论丛全由业界人士编写，与高校教材有较大差异。
为了适应出版产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为了促进出版这一以内容创新为灵魂的产业的发展，也出于编辑出版学科建没的需要，苏州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了现代出版学丛书(第一辑)的策划。这套丛书包括：《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论》(于友先著)、《现代出版学》(张志强主编)、《现代印刷技术概论》(邓普君主编)、《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朱胜龙著)、《现代书业企业管理学》(朱静雯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黄镇伟著)。该社计划共出版30本左右，以形成系列。
为了编辑学的建立，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河南大学的编辑学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紧密结合。自1987年始，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策划了一批编辑学著作和教材，至2005年共出版32种。为庆祝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建20周年，2006年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策划了一套“编辑出版学丛挡”，交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本书是：《编辑学通论》(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编辑社会学》(张如法著)、《影视编辑学》(张晓菲著)、《编辑家茅盾评传》(李频著)、《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阎现章主编)、《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李明山著)、《中国近代版权史》(李明山主编)、《中罔期刊发展史》(宋应离等主编)、《图书出版学》(张天定著)、《编辑心理论》(姬建敏著)、《图书评论学概论》(徐召勋主编)、《版权贸易基础》(李建伟、王志刚编著)、《数字编辑技术》(路振光著)、《出版传播策划学概论》(阎现章著)。另有《现代出版管理论》(朱建伟著)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编辑出版学20余年蓬勃发展，教材建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如中国书籍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论编辑和编辑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编辑学原理论》(王振铎、赵运通著)、《书籍编辑学简论》(张玟、林克勤著)、《科技编辑学概论》(王耀先主编)、《杂志编辑学》(徐柏容著)、《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徐登明著)；中国展望出版社的“编辑与出版丛书”有《编辑家列传》(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伍杰著)、《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丁景唐著)、《编辑与出版基础课程》(阮波主编)等。
港台地区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如香港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曾出版了《编辑学原理及应用》(黄幼民著)，香港地区海天书楼再版多次的《杂志编辑学》(余也鲁著)。在台湾地区出版的有台北商务印书馆的《新闻编辑学》(荆溪人著)，中国出版公司的《英文书刊编辑学》(陈世琪著)，世界文物出版社的《辞典编辑学研究》(曾荣汾著)等。
一些优秀的译著，也对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挥了良好的借鉴作用。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人的世界》(美国Gerald Gross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人丛书”(王亚民主编，包括《成功出版完全指南》等美英作者的8本译著)。上海三联书店的《出版大崩溃》(日本小林一博著)等。
这些研究著作和教材的编辑出版为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积累了经验，提供了资料，同时也进行了方法论的尝试，为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核心课程及其配套教材
我国自1999年秋起，原办有“编辑”、“出版发行”专业的高校，根据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一按“编辑出版”专业招生，但核心课程和专业教材建设一直未能真正解决。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各高校有较大差别，大多根据各自的师资情况，困人设课，教学并无统一的规范要求。现行教材与本专业核心课程不相配套，有的出版时间较甲，与现代需求脱节，有的权威性不够，一些适应新的形势和属于学科前沿的新开课程的教材，尚付阙
如。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自1984年成立以来，发展势头迅猛。据新闻出版总署最新统计，全国至2006年已有70多所高校开设本专业，100多所学校开设本课程。由于其中不少学校是近几年仓促上马，开设时间较短，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方面很多地方还欠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为了加强新闻学类专业建设，满足现代化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曾委托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各专业基本教学条件规范，于2000年9月10日下发了《新闻学类专业基本教学条件》(教高司[2000]47号)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开设专业课程为：《编辑学概论》、《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书刊编辑学》、《现代出版技术》、《编辑出版法规与职业道德》、《出版业经营管理》、《音像电子出版物》、《版权义与图书贸易》、《外国出版事业》等。因此，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要求，规范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与标准，当务之急是整合力量，编写出一套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形势要求、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专业教材，以适应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多出路的编辑出版人才的需要。
编辑出版学是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技能、宽广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口径，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业务和管理以及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基于编辑出版学的培养目标，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和教材建设应全方位考虑，其整体构想应与教育部高教司的通知精神一致。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试对上述10门课程的性质、专业特色及要求简单阐发如下：
1．编辑学概论
编辑出版活动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实践环节，始终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本课程应整合吸收理论界各种流派所长，建立大编辑、大出版概念，打破门户之见，真正揭示编辑出版实践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协调、统一的演变过程。从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中总结出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运作规律。关于编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应有比较明确的勾勒。内容上要有较高的涵盖性，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
2．出版发行学基础
以图书市场的营销环境、市场调研、产品策划、促销策略等为主，兼顾报刊、新媒体以及出版企业营销。突出鲜明的出版行业特色，瞄准市场目标，不照搬普通营销学的理论与案例，尽量选择典型、新颖的出版市场案例，深入剖析，以提升学生进入出版发行市场的能力与素质。
3．中国编辑出版史
编辑出版史是出版物的制作与流通的历史，也是出版事业、出版制度、编辑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国的编辑出版活动源远流长，很有必要让学生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编辑出版业产生、发展的过程。要把出版技术、出版经济、出版文化都包容其中，以史为镜，为今日的出版业繁荣提供借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出版业经过曲折发展，成就显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的历史经验更应认真总结，在课程中予以充分体现。古代编辑出版史应以人为主，突出介绍重要编辑家、出版家等，现代编辑出版史应突出出版政策、出版事件等，人物或事件可以系统展现，但不必过多史论分析。
4．书刊编辑学
书籍、期刊作为传统的影响力巨大的平面媒体，其编辑出版理论与技能涵盖面广，虽有较多的共性，但个性也很突出。书籍相对多为鸿篇巨制、积厚流广，但其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及时反映学科的发展进程；期刊则能够广收各位作者、各种类型的文章，连续不断地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此二者的编辑理论与实务大同小异，同中有异。可以考虑把共同的选题策划、集稿、审稿、加工、校对等实务性的编辑流程统编统讲，然后再突出各自的特点分别补充相关知识和技能。
5．现代出版技术
进入21世纪，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给编辑出版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也给编辑出版专业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代表了改造世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及早进入此知识领域，掌握其先进技术。网上出版社、网上书店、网上报刊目前正在兴起，为适应这一形势要求，本课程就应把有关网络技术列为重点，辅以为数众多的编辑软件，择要介绍与训练。
6．编辑出版法规与职业道德
当前，我国的出版管理正处于从行政命令、政策指令为主向以政策服务、法制规范为主的转变过程，如何处理法治与人治、权利与义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维护政策法规有效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正在市场化、国际化，我国有关出版法规在立法和执法方面正逐步完善。人世前后，我国相继重新修订并出台了“一法五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条文是“灰色”的，而案例是多彩的。把抽象而又乏味的法规条文结合实例，具体而精确地阐释很有必要。
7．出版业经营管理
出版企业管理是出版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具体实施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且每个层面都有其相应的机构设置和管理原则、内容和手段。这在教学中均应涉及。尤其是目前中国面临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课程对此应有高度的关注，及时反映新的改革进程。
8．音像电子出版物
电子与网络出版是信息社会、数码时代的出版生力军，与传统的平面媒体比较，正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电子出版物是通过数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贮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并可复制发行的传播媒体。网络出版是出版机构以电子技术为手段，以网络及磁、光介质为信息载体，实现出版物数字化生产与销售。网络出版在运作方式、操作方法、经营理念等方面与传统出版模式有较大区别。对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多媒体出版的兴起和发展，要有系统的介绍和前瞻性的研究。
9．版权与图书贸易
版权是出版产业最重要的资源，出版社的经营归根结底是版权的经营。如何在国际市场打开版权贸易的局面，如何与世界惯用做法接轨，如何合理调配资源，以及如何具体操作实施，都应有比较具体的解说与示例。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按照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要求，课程要充分体现和全面展示出版业走向世界、走向市场所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的应对措施。教材编写可考虑与国外出版社合作，或听取商务英语专家的意见。
10．外国出版事业
中国出版业目前面临双重挑战，世界性电子媒
介的替代效应和向市场化转轨的困境，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出版业从业人员更要把目光引向世界，引向未来。外国出版事业课程和教材应当介绍际出版业最新动态，并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包括出版业机构类型、经营管理、出版政策、精英人才、编辑与发行手段等，应有全方位、粗线条的勾画，使学生探索全球传媒，开阔视野。增进交流意识，树立全球观念。
在教材建设实施中，依据核心课程的内涵，与之相配套的教材自然也应符合以下要求：
1．规范性
各高校既然是按统一的学科名称开设本专业，就应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核心课程调动人力、物力，保证这10门核心课程的正常开设，暂时不能通讲的。也应开设专题讲座，以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统一和规范。教材的编写也要统筹安排，系列化地策划设计，体例一致，体现经典教材的文化积淀，不能浮躁应急，应有长远打算，以利于专业教学的统一和规范。强调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认真总结以往成型的知识，突出其理论与知识的系统与稳定。一些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的探讨性观点和认识则应慎重处理。
2．前沿性
21 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高科技为代表的传媒技术产业和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是信息和知识经济的两大支柱。新闻传播业作为联系这两大领域的桥梁，增加了许多新的学科内容。这套教材，应在原有学科内容的更新上，做出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尽可能多地注入当今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科研尖端成果，在内容上占领学术制高点。要保证其理论高度和前沿优势，参加编写人员或是长期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是第一线的编辑人、出版人，或是多年从事教学的专业教师。提倡在使用本教材时不断更新其内容。
3．实用性
这套教材要能够很好地满足新时代新闻传播教学发展的需要，在宏观上使学生把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熟悉其整体框架。在微观上能够借助教学使学生对本专业的实践业务有具体的了解和深入的掌握，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突出其实际应用和实际操作。教材应打破以往偏于理论的阐发，或仅把与实际结合当作是一种点缀，应搜集大量典型的案例充实教材，有体系明确的个案记录，切合学生实际，没计出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训练题日，避免高头讲章式的说教，使学生学以致用。
4．复合性
编辑出版学产生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基础学科，许在其基础学科自身发展完善和人类文化积累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其知识结构上应具有层次性与合成性。现实社会又特别重视编辑出版人才具备综合型牛长和专业化发展统一的特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有某种所依托专业的深厚功底和编辑出版学的过硬本领，只有具备这两种专业的复合知识结构，才能适应现代传媒的需求。因此，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材就要考虑在传授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的同时要有机联系与之相应的学科知识，注意知识的嫁接与转移，而不应割裂与母体学科的联系而孤立地传授专业知识。
三、教材的开发与运作
截至2006年10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中，题名包含“编辑”二字的书有987种，包含“出版”二字的有1742种。其中理论著作颇丰，但适合直接作标准化教材的很少。在已出版的400种以上的编辑出版学研究著作和教材教辅中，有成系列出版的，也有零散出版的。如何编写一套权威、规范、实用的新教材，一直是困惑高校和高校出版社的难题。
纵观目前高校专业教材建设，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1．因人设课的随机性
由于编辑出版专业是最近20余年才“热”起来的新兴学科，很多教师都是从别的专业或实践一线调转而来。目前编辑出版专业主要知识依托有两种：一是从文、史、哲等文科学院中分离出来，研究群体通常更注重文化价值；二是依托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专业，研究群体通常更注重技术手段与市场运作。来自实践一线的研究者多会从个案分析等人手，来自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多会着力于理论框架的建构。由此形成各学校尽管专业名称虽均为“编辑出版学”，但侧重点各不相同的混乱局面。例如最基本的课程“编辑学”，就有“编辑学概论”、“编辑学通论”、“编辑学基础”、“编辑学原理”等五花八门的名称。由于研究群体相对封闭，使学术不能充分交流，思想不能激宕碰撞，学术研究举步维艰。
2．教材选择的随意性
由于目前专业归口不尽统一，特别是一些师资不足的学校仓促上马，在教材选择上通常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专业归口不统一的背景下，研究力量不足的学校选择教材时颇有盲目之感。特别是受个人学术视野的局限，教材选择上更加无所适从。
3．出版主体的封闭性
各高校的教师和出版社互不通气，各自为政，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虽然新编教材的种数较多，但印数很少。大多教材的初印数在3000册以下，且难有修订和重印的机会。由于教材建设的虚假繁荣，经济效益较差，对改制后的出版社可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出版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特别是2005年5月9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联合发文，规定了高校教材费等代收费不得强行统一收取，这就意味着高校教材这一庞大市场正在大大缩水，更会给教材的编辑与出版带来新的困难。
为此，在教材编辑出版时，我们应该注重协调编写者与出版社的关系，共同努力，合力开发。编写者应实行项目责任制，首先确定教材主编，然后由主编牵头组织参编人员，联合有关高校本专业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分工协作。在主编审定的教材纲目指导下，统一编写体例，统一行文风格，保证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书稿编写。出版社要保证教材的选题申报，保证出版。先期投入必要的启动资金，以保证编写工作的正常开展与顺利进行。要有专人负责，具体负责项目的进展步骤及日常联络。以上各项均应有严格的出版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的签订，以保证著作权人的相关权益，并利于专业教材的开发与建设。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