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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成立20周年纪念会的主题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与学科教育。会议围绕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问题，以及出版业的改制与产业发展、数字化传媒时代的编辑实务等，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在提升编辑出版学为一级学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编辑出版教育；国际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i23l；(164
       文献标识码：人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22—06
       由中国编辑学会、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河南出版集团、河南报业集团协办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暨专业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18—20是在七朝古都河南开封召开。来自俄罗斯、法国、日本以及国内上几所著名高校和编辑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主题，结合20年来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实际，从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层面，就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问题，以及出版业的改制发展、数字化传媒时代的编辑实务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情况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2006年是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创办20周年，本次会议也是为了庆祝这一盛事而召开的。与会代表向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表示热烈祝贺。
       2006年11月18日上午，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成立20周年纪念会在河南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和河南省编辑出版界、学术界及河南大学的有关领导80多人参加盛会。会议由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主持。中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副会长袁良喜，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教育处处长李宏葵、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长席保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桂晓风会长与宋纯鹏剐校长共同为新成立的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揭牌。
       桂晓风代表中国编辑学会，对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河南大学的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出版学教育开始得早，起点高，20年来成绩突出，影响较大，值得祝贺。希望河南大学的同志们继续努力，再创辉煌!同时，他也热切希望与会代表各抒已见，以推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深入研究。李宏葵代表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教育处指出，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从办培训班到招收硕士研究生以及办本科专业，办学方式、办学道路以及专业特色，在全国都很有代表性，20年来的办学成绩值得作为个案进行研究。
       日本、俄罗斯、法国的专家也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们和其他与会代表一样对会议的召开和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成立，2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2．本次会议是在国务院学位办即将对出版学专业研究生目录进行修改的背景下举行的，针对目前编辑出版学在国家教育部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的现状，提升编辑出版学为一级学科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目前，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学科归属上隶属于新闻学和传播学下面的三级学科。这不但与我国出版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更严重制约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针对这一问题，18日中午。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教育处处长李宏葵和与会代表舍弃休息时间专门召开一个调研会。会上李宏葵说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对修改出版专业研究生目录也十分重视，2006年11月16日副署长柳斌杰专门前往国务院学化办，与吴启迪副部长就这一问题进行会淡。加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和论证，加快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建设步伐，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的当务之急。希望各位代表一方面要做好做好建立科学学位的论证，另一方面要尽快做好设立专业硕士以上学位的论证，尽一切努力推动编辑小版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与会代表群情激昂，发言积极，讨论热烈。尤其是就未来一级学科的名称问题，河南大学的王振铎教授、南京大学的张志强教授、北京大学的肖东发教授、北京印刷学院的李频教授等各抒己见。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建伟发出了“求同存异，不要争论出版与编辑准大谁小，不同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来使编辑出版专业整体地位得到正确体现”的呼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同时，他提出了“明确分工、划分责任，制定计划、投入资会，总结成果、夯实基础”的具体建议，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最后，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代表们求同存异，就晋升编辑出版学为一级学科的建议达成了多项共识。
       3．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以及编辑学、出版学、传播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本次会议争论最多的话题。争论的焦点是编辑出版学属于传播学。或者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争论和探讨对进一步厘清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定位以及进行学科范式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振铎认为，编辑学是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他指出，小国的编辑学和美国的传播学是同一年(1949年)出现的学科专业术语，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但编辑学更具有中国特色，它诞生于中国本土，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根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需求；它把中国的编辑史上溯到从中国殷商甲骨文版开始的版媒介传播时代，并下延到广播影视媒介传播时代和当今数字网络媒介传播时代；它在人文主义传统基础上研究如何创构媒介、传播文化。而传播学则把中国纸墨写印读物出现的公元105年作为源头，重点研究出版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的传播，注重实用主义的过程分析与现实应用。总之，编辑学是中国人首创的、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传播学。是一门原创性、综合性极强的基本学科。编辑与出版是一种传播媒体的两个方面，在多媒体发展的今天，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对一切传播媒体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田建平在提交的论文中认为，出版学的历史远比传播学悠久，并且具有明确的认识与研究客体，出版的各种媒体及其传播与人类文明的演进同步，出版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的纪录史、折射史与文字表现史。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出版学的学科历史、学科实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出版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所在，并对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和本质属性作了进一步探讨，指出出版学的研究内容主要为人类出版史、出版现状、出版思想及出版文化；本质属性即编辑性、积累性、文化性和传播性。最后他指出，不能因为其具有传播的显著功能、特性、价值及意义就把其纳入传播学的门庭中，从而抹杀出版学自身的独立性与多样
       性。要将整个编辑出版学纳入传播学的学术范围中的观点，值得商榷。
       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则从追溯“出版”、“出版学”词源着手，通过考证“出版学”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背景，改写了学术界一直以为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出版学”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将出版看作一项独立的活动或事业，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出版学”一训，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义重新受到了重视。目前这门学科仍在不断完善中。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尹玉占认为，现在编辑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编辑学的学科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却有6种代表性的观点：纯理论学科说，纯应川说(技术科学说)，理论加应用说(编辑缔构说)，理沦为主、应用为辅说，三结合说，边缘学科说。他对这6种观点进行了依次辨析，最后得出了自已的结论，即编辑学是研究编辑荩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综合性学科。
       4．对中国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和改革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编辑出版教育的开展和新形势下的革故鼎新。不仅关系到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研究。也关系到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操作和发展。尤其是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定位、发展现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等是讨论的重心。
       关于专业定位，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田胜立作了专题讲话。他认为，目前的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定位、专业特点、培养目标都不清晰。解决的办法是，在本科学段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明确为出版学专业，依托在建的出版学学科，定位于培养“出版人”。在研究生学段，另设编辑学专业。以编辑学学科为支撑，着重培养知识复合型编辑人才。即掌握某一门知识加编辑学知识，以便更有效地从事该门类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在博士培养学段，着重培养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以推进学科发展。
       关于发展现状，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则从成绩和问题两方面作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是从1984年编辑出版学正式走进大学课堂，到2005年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30多所高校设立了与编辑出版有关的研究生培养方向。7个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办学点，初步形成了地区分布合理的出版学高等教育格局。每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专业人才5000人以上，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高校出版了一大批教材、专著，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研究机构，推动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深入。但编辑出版学学科定位不明确。专业归口不统一、课程设置不统一、主干课程不统一。不仅影响本科生的培养，还导致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和博士办学点审批困难的现状。同时，他还指出，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编辑出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副教授杨鹏主要从编辑出版教育存在的危机谈起，他认为，从教学科研自身规律来看，目前编辑出版教育在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方面存在危机；从用人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教育成效受到批评，本专业毕业生受到冷落。如何从危机到转机，他强调关键在应时而动，也就是编辑出版教育要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强化国际性特色；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利用正在形成的新媒介研究力量，尝试开设新型课程，如网络编辑、电子出版、电子商务等；在师资队伍方面，利用高校已有的平台，联合经济管理系科和业界资深专业人士，注重向外拓展。
       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教育处处长李宏葵也认为。目前多数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上，都更多偏重于理论的学习，对于学生实际编辑校对能力、选题策划能力、出版物营销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够；很多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骨干教师年龄普遍偏高、年轻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也影响到编辑出版专业的知识更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走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让学生从书斋中走出去，到编辑出版发行的一线去调研、学习和实践；邀请在编辑出版发行领域通过实践磨练、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的编辑出版发行行家里手到学校来，增加实践案例教学，真正做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系博士、讲师潘文年则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编辑出版教育领域内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8所大学出版学硕士课程设置情况的比较分析，指出由于国内没有独立的出版学硕士点，出版硕士研究生教育挂靠在新闻传播学和图书馆学一级学科门类下招生，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和信息检索等课程，冲淡了出版教育的主题，影响到出版人才的培养。因此，他认为中国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有待遵循一些启示性原则：设置上侧重，显示个性化；结构上平衡，强调应用性；内容上更新，加强实践性；课程上调整，突出专业性；必修课综合，注重全面性。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出版集团的邓雷仓就如何创新出版教育提出了4个指导性观念，即创造性价值观念，关联性课程设置观念，发展性知识观念和建构性过程观念。他认为，高校现有的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除了必修的专业科目以外，还应增设非智力因素开发的课程，像“编辑风范”、“编辑公关”、“知识产权保护”等。
       黑龙江大学编辑出版系主任于迎胜则从宏观上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教育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要利用好全球化这个契机与平台。国际上公认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定位是：培养具有图书选题策划、文化产业营销策划、将优秀稿件和文化资源组织成能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出版物能力的专业人才。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应立足于对选题策划、组稿、整合出版资源能力的培养，突出文化出版产业管理和跨国经营能力的获取。
       关于人才培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建伟介绍了河南大学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提出经验性的人才培养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以提供设备保证，鼓励自创校内刊物，举行专业演练活动竞赛以加强学习实践，利用新闻资源，与新闻媒体广泛合作以提供实践机会等途径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科研能力和交际能力；实行3学年学习，第7学期外出实习，第8学期写毕业论文和参加毕业实践活动的学年计划；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政策，即选派教师到新闻单位参与实务，到国外相关院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或培训，同时聘请国内外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提高专业教育水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科技与出版》主编、编审蔡鸿程根据中国出版社的发展亟须补充编辑人才，出版
       业在职人员也亟须继续教育的现实，提出“双专业”的编辑人_才培养模式。他认为，在具体形式上除了传统的双学位培养模式外，还可从具体情况出发作多种选择，比如而向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开设编辑出版学主干课程选修课，课程修完后，以编辑出版工作为就业意向的研究生，可以选择专业出版的有关课程为顾．1：论文题目；具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可逐步加大对在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招生规模；部分编辑出版学硕士培养点争取得到教育部批准，试行定向招生委托培养，高校与用人单位共旧商讨培养同标和培养方式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出版学院副院长南长森在提交的论文中则从现代书业运作及其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要求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以教会学生文本解析与文本创建为龙头，注重培养学生理论思维品质和传媒运作能力为重点，以强化学生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能力为一翼，在校期间培养学生图书选题策划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书业前景预测能力。
       《编辑之友》主编庞沁文就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与业界的用人机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办学单位应有自已的培养目标，当然应同用人单位沟通，用人单位也应尊重人才培养规律，不能过高要求编辑出版本科毕业生刚毕业就能独当一面。
       关于编辑出版学教育教学，河南大学出版社原礼长、教授宋应离结合自身2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提出了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的革新建议。他主张教师转换角色，确立学生为主体、教师作引导的角色关系，杜绝放不开手脚“抱着走”、急于求成“拉着走”的错误倾向。同时要强化学生的写作技能，以课题带动学习，并将课堂教学与出版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他特别指出，应把研究牛的论文写作当作教学中的重要一环来抓，从选题、占有资料、修改打磨等几个环节用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巩固所学知识，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
       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王瑞也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学手段进行了探究。他认为案例式和释疑式教学是对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的颠覆，是对“以学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贯彻。案例式教学适合对相关知识、理论和原理的实证式校验或实践性解读，释疑式教学则使学生不仅以听讲者、参与者的面日出现，更通过所提出的问题直接介入教师对课堂教学的设计，甚至可以从根本上影响、决定教师授课的思路。将案例式和释疑式教学方法引入编辑出版教学实践之中并将二者加以整合，符合当前的个性化培养原则，也与复合型、应用型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关于教材建设，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天定认为，现行教材与本专业核心课程不相配套，为满足现代化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迫切需要对主干课程教材重新编写。他在历述了专业教材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教材建设的背景，探究了编辑出版学专业10门核心课程的性质和要求后，针对性地提出了配套教材的建设要求，即规范性、前沿性、实用性和复合性原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于翠玲也就《现代出版文献信息检索》教材的编写思路、方法、内容特色等进行了探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兰肖介绍了对我国部分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开设课程、师资状况等进行调查后的分析结果。
       5．密切联系编辑出版实际。从现实出发探究编辑出版教育的模式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倡议性方向。像当下出版业的改制问题、产业发展问题、国外出版业动态等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出版业改制问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关义刻意强调了出版业的经济功能并论述了中国出版业的生存环境。他指出，出版物也是一种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同时因为出版物是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就目前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中国出版业市场化、企业化发展的态势日趋明显，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中国出版业直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出版业平稳发展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对策。
       南京大学的蔡子聪则认为，当前国内出版业存在的弊病较多，像政企不分、管理结构不合理，地域、行业、媒介形式等方面相互分隔，缺乏市场意识、国际化意识，重复出版，融资能力差，从业人员素质低等；改制两年来效果不明显，出现了改名不改实、政策不健全、出版业门槛高、编辑质量滑坡、出版物质量下降等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建议从树立危机意识，加速进步创新；树立发展H标，建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降低门槛，健全完善管理和法制体系以及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解决。
       同样是对出版业转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的讲师王军则抱之以乐观的审视姿态。他认为，出版转制时间较短，其本身的利弊尚未彰显。正规出版社在市场化背景下将选题、编辑制作乃至发行等核心业务让渡给民营图书工作室，导致出版社自身沦为有名无实之“空壳”；地方出版社在具有地理优势、行业资源丰富的发达地区设立各种形式的外驻分支机构，从事出版发行工作，造成总部“空巢”；这二种现象并非坏事。它有助于民营书业进入核心的编辑生产领域，有利于出版行业优胜劣汰机制的早口形成，有利于形成以北京为中心、上海为次中心的“领结式”业态地域布局结构，从而突破原有的行业垄断、地域保护和市场割据局面，促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他还认为，由“空壳化”和“空巢化”造成的跨地域、市场全国化趋向以及新媒体技术兴起造成的出版主体多元化，使得出版市场的生产经营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从而也就使出版管理模式的变革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可以促成出版市场经营管理的日臻完善。
       出版产业的文化特性和国外出版巨头的合围之势使我国的很多学者认识到了出版实力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密切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肖东发以目前华文出版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通过版权贸易逆差的分析、全球各地孔子学院的方兴未艾和新马泰等国近年来对华文教育及华文出版的新政策，探讨了华文出版突破困境的方法。他认为，两岸四地要加强出版学术研究和业务信息上的沟通交流；各地区间优势互补；区域联盟之外，还可探索以内容资源为核心的纵向开发整合，并加强所需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宏观上，利用“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宣传之便和东南亚国家对华文教育及出版新政策的出台之利，以开放的国际化眼光，奉行“走出去”战略，扭转版权贸易的被动局面，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崛起和伟大复兴。
       日本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员下村昭夫介绍了日本出版业的现状。他谈到，日本出版业已经持续7年的负增长，就现在的发展取向，业内人士正进行着痛苦的摸索。发言中他对日本经销机构和书店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对由委托代销制和二次销售制构成的
       出版流通机制进行了介绍，对自1997年以来连续7年呈负增长、“退货率”逐年上升的出版业现状进行了解析，最后他提出了振兴出版业的两条宏观指导意见，即从“出版的初衷”人手，对泛滥的社会信息进行筛选，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以此开展出版活动；不能抛开“流通自由”去谈“出版自由”，必须在“搞活出版流通”的基础上谋求“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日本出版学校董事长兼日本出版学会顾问吉田公彦就对日中两国编辑出版学比较研究作了发言。他呼吁日中两国应加强编辑出版学在人员组织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的交流，在当前阶段可以通过引进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加强这种交流。他认为这种交流既有地理和文化背景层面上的可行性，在取得相对化、距离化的视角之后，能更加客观地观照本国的学术研究客体。谈到近20年中国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及两国出版业同样受到数码化现象冲击而面临的多种问题时，他再次强调必须进一步激活出版研究与交流，方能充分认识现在，面向未来，提高水平。
       6．在数字化传媒时代，对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务的探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对新兴网络媒体及网络编辑的研究更是与会代表感兴趣的话题。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巴拉巴什认为，把互联网建成新兴大众传播阵地是完全可行的。他指出，网络商业是目前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在俄罗斯，网络服务市场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出现了三家大型电子网络公司。由于俄罗斯计算机网络用户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促使俄罗斯网络广告持续增长并带动了俄罗斯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传统大众传媒与互联网不冲突，互联网允许保存那些读者或听众感兴趣的资料，传统出版物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传播。
       关于电子出版与网络编辑，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许莹以新兴的网络电子杂志为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融合媒介”背景下产生的电子杂志在内容构成、传播方式以及传播主体、传播频率等方面与传统杂志相比都有较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了编辑活动的变革。首先，编辑活动的中心发生了转移，即从在传统媒体中单纯的对审美、文化和知识的关注扩展到了对数字技术层面的重视。其次，传统媒体中编辑对“内容类型”的“成批处理”工作理念开始向“点对点”传播中对“具体内容”进行“个别处理”的编辑理念转变。再次，编辑的主体范围得到了，扩大。最后，网络编辑的媒介传播时效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更。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网络出版研究所所长陈少华就网络编辑及其专业化教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网络编辑是我国网络媒体迅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兴职业，网络编辑的专业化教育，目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或是配套服务上都很难满足网络出版传媒发展的需要。对网络编辑进行专业教育非常必要、迫切。教育应遵循网络编辑工作的要求和特点将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理论与信息科学技术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搭建新兴的教学平台。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刚教授王京山也从生态位原理出发，探讨了网络出版的优势以及与传统出版的关系。他认为，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各有特色，它们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可以在内容、形式、经营方面实现互补与统一。
       河南大学的张锦华则从思想政治高度对网络编辑工作指导原则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她根据编辑的文化缔构原理，认为网络也在缔构文化，网络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缔构原理同样适用于网络编辑。在缔构和谐网络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网络编辑应从多方面提高自身的素质，实现文明办网，保证网络文化的健康和谐。
       另外，对编辑学的探究始终是学界和业界水永恒的主题。
       南通大学学报的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就读者接受与编辑选择进行研究，他认为，尽管接受美学理论在当时中国10年之后，已在上世纪90年代式微，但在读者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将接受美学理论引入编辑学领域，将会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新的启迪、编辑应该意识到读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参与性角色，利用读者的接受参与性发挥组构中的1+1>2效应。陕西师范大学张莉也就编辑意识上的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总之，会议展示了编辑出版学2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预测了该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大会收到的近50篇论文，既有对编辑学学科性质等传统问题的探讨，又有对编辑学学科归属、出版转制等一系列新问题的思考；既有对编辑出版学形而上层面的宏观观照，又有对形而下层面的微观审视。大会正如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袁良喜总结时所说，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会场讨论既激烈又和谐，达到了境进友谊、交流思想的目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得非常成功。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