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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婚姻形态的家庭是由男女组成的，它是社会的细胞。科学合理的家庭观有助于社会机体的和谐发展。但是现世中的男女整日往返于家庭内外，有多少人意识到并能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观，而且付诸家庭生活实践?《天堂鸟》(李治邦)与《牵手》(王海鸲)出自不同性别的当代作家，两个文本以家庭为特定空间，以两性关系为主线，在情感冲突中通过翅造男女艺术形象，不约而同地暴露出一个应该改善家庭观的问题。对比分析两个文本，对于处在家庭空间的男女而言，双方树立什么样的家庭观才是科学合理的呢?
       《天堂鸟》从男性视角入手，通过讲述一对自由恋爱的大学生步入婚姻家庭后的情感波折，反映出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家庭观。女大学生方红一毕业即与早年毕业的恋人海新结婚，婚后因专业限制无法找到工作。后来海新经过周旋，为方红谋到一个自已所在广告公司的职位。但公司经理明确规定：方红的工作是专职照顾海新。方红因不堪忍受自己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附庸地位，独自到珠海开拓事业。男作家在此把方红塑造成一个自尊自强的新女性，她人生的最大需求即是自身发展和从家庭依附中摆脱出来，取得与男性一样的事业成功。她能够追寻自由发展的生存空间，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安排人生。应该说，方红主体性觉醒和独立意识在她只身于外地打拼自己的事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靠自己奋斗取得事业辉煌的方红在小说结束时却主动向海新乞求：她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回到他的身边，做名守候在家的贤妻良母。男作家最终把方红塑造成一个向男性无条件屈服的奉献型女性，她以家庭和男性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需要，重新回到无我之地位。我们再看看男作家塑造的男性艺术形象海新，他大学毕业后发挥广告设计优势，在一家广告公司身居要位。作为事业成功的他，无论是努力为方红安排工作，还是日思夜想远方的方红，其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他的家庭归巢意识。即男作家在文本中的告白：每个男人回家时都有归巢意识，憧憬着人妻的温馨，可能是拥抱，或者几碟小菜，一杯热酒，还有能灌满全屋的贴已话。但他无暇真正面对家中精神痛苦的方红，他需要的只是营造归巢的女性，此时婚姻的外农已被用来遮掩男性担心失去女性的家庭归巢。因此，当方红远去珠海创业的时候，海新思念的守巢刘象悄然转移，他热恋上年轻漂亮的广告模特于歌，遥远的爱妻幻化为眼前的美模。男作家自始至终把海新塑造成一个应该天然实现家庭归巢意识的索取型男性，他以自己的需要作为家庭的需要，一直占据主我地位，从而折射出男性潜意识深处浓晕的封建传统家庭观：男性应该拥有一个女性守候的暖巢，当他奋斗疲惫的时候，可以惬意地停靠；至于女性，迎合男性的需要，去安心营造暖巢是她们的终极宿命。
       《牵手》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由经典结合剑渐趋解体的情感纠葛历程，反映出女性作家文本中的家庭观。钟悦与大学时真心相爱的夏晓雪组建家庭后，抛卸一切家庭包袱，潜心电脑公司的软件件开发，事业如火如荼。在家庭中，用他的话讲，当他下班一进家门，夏晓雪会递上拖鞋，端上热茶，做好一切服务工作，让人(男人)非常惬意。即便如此。当厌倦了夏晓雪之后，他又与美丽、热情的王纯热恋同居，并决意离婚。女作家塑造的男性形象钟悦符合男性中心社会的男性要求，其家庭自我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再看看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夏晓雪。她毕业后结婚生子。以地母般的伟大奉献胸怀全心营造家庭。为了支持钟悦的事业，她主动放弃自己优越的专业和事业，包揽一切家务，安心营造家庭暖巢。即使钟悦有了外遇，情感受到重创，家庭濒临解体，她最终仍然以传统的贤妻良母规范自己。用她的活讲：穷也好，富也好，热闹也好，冷清也好，一家三口团团圆圆、和和睦睦最重要，尤其对女人来说。男人得有事业，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复晓雪被女作家塑造成一个完全丧失自我主体性的牺牲型女性，即使她内心承受多大的情感屈辱，也紧抓着于中的家庭外衣不丢。其心中弥漫着呛人的封建传统家庭观：家庭女性无论忍受多大的家务和情感负荷，只要有归家的事业型男性．她愿意守候在家并承担一切。
       对比分析两个文本的男女人物形象，我们惊奇地发现。两个文本所反映的家庭观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文本创作主体的性别身份讲，《天堂鸟》的作者是一化男性，《牵手》的作者是一位女性。创作者的自然性别差异并未影响两个文本所体现出的家庭观的相似性，即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为依附的家庭观。从不同性别作家所塑造的男女形象而言，亦有“貌离神合”之处。几千年父权制男性中心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旧的等级制性别关系模式，“如主体／客体、独立／依附、阳刚／阴柔、主动／被动、主外／主内、尊／卑、强／弱、大／小、理性／感性、坚强／温柔等。在这里‘等级制’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它的意思是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及性角色行为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种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这种等级制性别关系模式内化为创作者的社会性别偏见，有意无意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男女形象的塑造。因此，《天堂鸟》与《牵手》塑造的女性形象表面类型不同，但其家庭观是不分性别的雷同，男作家塑造的方红从无法找到工作，到靠自我奋斗，勇敢地离开家庭开拓自的天空，取得事业辉煌，成为具有女性自主自醒和独立意识的家庭新女性。女作家塑造的夏晓雪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延续。她主动放弃自已的一切，把家庭当作职业去谋生与谋爱，安心为男性奉献、营造暖巢，成为具有贤妻良母意识的家庭传统女性。她们出自小同性别作家之手，同为当代知以女性，虽然一个是奋斗型新女性，一个是牺牲型旧女性，似她们的家庭观最终殊途同归：放弃自我主体性，实践家庭惟他观。方红最终出一只追求自由独立的天堂鸟主动要求飞回家庭樊笼，甘愿为海新重守归巢。而夏晓雪身上散发着浓重的传统家庭女性气质和性特征，她始终任劳任怨地筑巢守巢，并且强忍钟悦后来不忠的巨痛，在家庭舞台上，依然继续丧失自我，成为扼杀自我生存真相的空洞符码。其实，身心俱疲的当代女性本质上仍然覆盖着从男性心理需求出发、对男性隶属附庸的阴影。传统女性做不稳女奴的生存危机，在她们身上得到重演。再看看两个文本塑造的男性形象，他们表面要求不一样，但思想实质相同。海新在家庭中处处显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完全视方红为守巢对象，把实现归巢意识作为其固守家庭的核心理念，从而高举家庭男性自我主体性旗帜，淹没了应该拥有同样家庭主体性的女性的存在。钟悦比海新更过火。他不用操心任何家务，拥有温辫的暖巢和奉献型的夏晓雪，可当他产生厌倦和不满后又移情别恋，并以对抗的方式迫使家庭渐趋解体。钟悦置家庭女性的主体性于不顾，以极端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生活要求和做法最集中地体现出男权社会的男权意识。因此，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两位男性形象表面
       上打着固守家庭和解体家庭的相异的幌子，实际行动上却以共同胜利者的傲姿宣布他们的家庭观：张扬男性自我主体性。实践家庭惟我观。总之，通过对比分析以上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男女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女性的家庭惟他观也好，还是男性的家庭惟我观也罢，都丧失了家庭女性的自我主体性，张扬出家庭男性的自我主体性，家庭个体的主体性严重失衡，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封建传统家庭观，与人类期望的美好家庭观相背。
       毋庸置疑，在现代家庭中。男女双方都希望过上一种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我认为，实现这种理想家庭生活的前提是：家庭中的男女双方都必须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观。我们已经看到男女双方持有这两种思想给和潴家庭带来的损伤。试想。《天堂鸟》中的方红与海新经历了一系列情感波折和伤害后，还能如原初那样像一对快乐的鸟儿在幸福的天堂里自由飞翔吗?《牵手》还能恢复实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愿望吗?有时由男女舣方组合的家庭真像一面镜子，一破碎了，也许永远无法弥合，也许人为粘合了。但毕竟留下了缝隙。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家庭观对于一个家庭的完美存在至关重要。然而，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家庭观呢?简单地说，一个理想完美家庭存在的核心理念是：必须摒弃家庭惟我观和惟他观思想，充分尊重并体现男女双方的平等主体性。一个家庭的存在不应该注重谁主内谁主外。关键在于无沦“男耕女织”也好，“女耕男织”也罢。应该尊重并体现两性的主体性选择和实现。同时。家庭内的男女之间不应该存在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服务与附庸的关系，两性之间是平等的主体与主体的互惠互补关系。只有在家庭内男女双方既发挥了双方的主体性，又体现了存在性别差异的平等性，即在认同差异性的前提下建立两性平等主体性的家庭观念，才是科学合理的家庭观。当然，树立这种科学合理家庭观的前提还在于：男女双方作为拥有主体性的家庭个体，都要更新思想，犹如凤凰涅槃，经过共焚，方可获得新生。倘若我们仅仅批判男性拥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忽视女性自身具有的女奴意识，或者我们打出女权中心的新旗，却贬低男性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两种观念和做法都与科学合理家庭观的要求背道而驰。一个家庭的男女舣方只有避免上述两种错误观念，两性一起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观，并且坚持付诸家庭实践。共同努力改善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才有可能使家庭细胞健康成长，从而促进社会机体的和谐发。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