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纸币发行中的“钞本”，是研究元钞的性质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元代的钞本，广义上包括金银之本和用作经营本金的纸币两种，狭义上指用作发行本金的金银。至大三年(1310年)，印制的钞本正式出笼，“钞本”由金银演变为纸质印造，使银本变成了形同虚设的纸币本金。此后，元代币制大坏，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加剧了社会政治、经济局面的动荡。
关键词：元代；纸币；钞本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1—0135—09
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的朝代。纸币的发行流通，对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以及中国货币的发展史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元代纸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货币史、经济史和钱币学者所十分关注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但未见有专门论述元代纸币的“钞本”问题者。“钞本”是探讨元钞的性质、币值、币制等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元代纸币“钞本”的研究来论述这一问题，并对元代纸币的性质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促进元代纸币的研究。
一
元灭金后，在宋、金行用纸币的影响下，在中央政府正式发行纸币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曾使用宋纸币会子，并发行有地方性的纸币。《续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云：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前，“钞法未行，亦尝暂用会子。当太祖末年，何实行元帅府事，于博州值兵火后货物不通，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宪宗三年夏，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时各道以楮币相贸易，不得出境，二三岁辄易。钞本日耗，商旅不通，真定兵马都总管史楫请立银钞相权法，人以为便。”另据史载，1240年，刘肃曾在邢州行楮币。
[1]由此可见，在元中央政府正式发行纸币之前，地方政府或官吏发行的纸币，便有准备金——“钞本”。后来，元中央政府最初发行的纸币，沿用地方发行纸币之法，也备有准备金。
元中央政府正式发行纸币，始于中统元年(1260年)。《
元史》卷93《食货志》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据吴晗先生考证，“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千”当为“百”之误
[2])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
《续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云：“世祖中统元年十月，行中统宝钞。帝擢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乃诏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交钞。是年冬，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按此，有学者认为虽然诸路领钞时交纳的金银可作为准备金，但中央政府支付中央财政开支和用作赏赐等的宝钞是没有准备金的，因此，元钞是没有以金银为准备金的。
[3]据笔者所识，“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语，仅见于此，其他有关史料未见有此记载。
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初行中统宝钞后，为推行之，翌年正月癸酉，元政府颁布“中统元宝交钞榜”，其文日：“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搭钱数，照依下项拟定元宝交钞体例行用，如有阻坏钞法之人，依条究治施行。据此须议出给者。一诸路通行中统元宝街下买卖金银丝绢段匹斛斟一切诸物，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
[4]中统宝钞与金银并行，并有固定的比价，说明中统宝钞是可兑换的纸币，金银为纸币的钞本。
时人王恽在记述中统钞初行时的情形时说：“其法大约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见银流转(此所谓“银货”，似乎指中统元年用文绫织成的中统银货。其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同白银一两，但诸史皆说这种银货‘未及行’。交钞以丝为本，单位是两。中统元宝钞初发行之时以何为本，史未明言，仅说其‘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其单位却以钱的货币单位文、贯称。银货被用作现银充当宝钞发行的准备金，兑换宝钞之银被用作本金，在本金不被挪用和充足的情形下，银货的作用很难发挥，故其在中统元宝钞发行后，因未能流通使用而被废除了。宝钞以银为本，是随着银货的废除及以兑换所得之银、中央政府岁钞发给的部分银为本而形成的——笔者注)，据倒到库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至互易银钞及以昏换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并无增减……在都总库印到料钞，不以多寡，随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其钱贯显应钞面，将来以钱钞互为表里，此张本也……又当时钞法有甚便，数事艰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银，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
[4] 王恽是元世祖中统元年(1206年)秋七月十三日令行中书省札付各道宣抚司选取通钱谷的儒士吏员之一，其所记当时推行交钞之事，当为其参与制定或非常熟悉的，自然较可信。因此，中统元宝钞初行，当有准备金。但《秋涧集》卷80《中堂事记上》这两条记载，并未谈到诸路“领钞”事。按“发钞”与“领钞”不同。“发钞”是中央把纸币发给各路，“领钞”是各路向中央领取新钞。“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是对诸路发行完原来发给的纸币，要求领取新钞时须交纳金银本金的规定。中统五年(1264年)设置诸路平准库前，中书省交钞提举司每年发给诸路的钞额大概为12000锭，诸路平准库设立后，为维护钞的币值，稳定物价，兑换昏钞，故“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诸路平准库用完此钞再领新钞时，须交纳金银才可。这种办法，既可保证所发之钞有充足的兑换本金，又能起到限制纸币发行量的作用，对维护中统钞的信誉和币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统钞初行时期之所以出现了较好的流通局面，当基于此。
二
元代的钞本，广义上包括金银之本和用作经营
本金的纸币两种，狭义上指用作发行本金的金银。金银之本，指随纸币拨给的银和用纸币倒到的存库的金银；经营本金，主要是用来平准物价、兑换昏钞的金银和纸币。后者并非发行纸币前所备的准备金，而是用来维持纸币经营活动的纸币或用纸币兑换到的金银。这种情形为元钞钞本性质的变化和钞本的动用，留下了隐患(换言之，元代纸币的准备金是纸币发行后才提存的兑付准备金)。
元钞钞本，初由交钞库以钞兑换的留库金银和钞本课银构成。中统五年(1264年)，各路设置平准行用库后，政府发给其12000锭纸币作为钞本，实际上是不再为纸币筹措发行金银准备金了，而是把纸币发给平准库行用库，令其以此为经营和收兑纸币的本金。这种情形，金代已经出现。《
金史》卷48《食货志》记载：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参用之”。受金代交钞的影响，元中统钞初行便出现有以纸币兑易纸币的现象。据史载，刘肃为真定宣抚使时，中统新钞初行，罢银钞不用。当时，“真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用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钞。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5] 元代拨付给有关机构纸币，令其作本经营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机构的经营活动中。《
元史》卷89《百官志》记载：“广惠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三十年，以钞本五千锭立库，放典收息，纳于备用库。”《
元史》卷96《食货志·惠民药局》记载：“元立惠民药局，官给钞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仍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其深得《周官》设医师之美意者。”“初，太宗九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等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又命王祐开局。四年，复置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今并著于后：腹里三千七百八十锭；河南行省二百七十锭；湖广行省一千一百五十锭；辽阳行省二百四十锭；四川行省二百四十锭；陕西行省二百四十锭；江西行省三百锭；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云南行省真 一万一千五百索；甘肃行省一百锭”。
中统钞发行后，诸路惠民药局的经营本金，由原来的银锭变成了中统钞，但仍称钞本。地方平准行用库建立后，元钞的钞本，变成了兑换纸币留库的金银和用作经营纸币盈利的钞本两种。元政府规定，这两种钞本均不能任意动用。因此，虽然纸币钞本的投放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但也相对增加了兑换备付金，故在初行中统钞时期，对币值和物价的影响不大。然而，随着纸币和纸币钞本的发行量不断增加，流通中的纸币币值，便随之贬值了。
元钞钞本的挪用或动用，大概发生于至元初年。《
新元史》卷167《马亨传》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马亨进嘉议大夫、左三部尚书，寻改户部尚书。“有贾胡恃制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帝以问，亨对曰：‘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事遂寝。”是年六月，还发生有“东平严忠济向为民贷钱输赋四十三万七于四百锭，借用课程、钞本、盐课银万五千余两，诏勿征”之事。
[6]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中统钞的发行量开始增大。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执政的阿合马增大发行量，并动用诸路平准库的金银本金，致使钞法大乱，严重贬值。王恽论述当时元钞法遭破坏，物重钞轻，“一贯才当往日一百”的原因有四：“至元十三年已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是自废相权大法，此致虚一也；其钞法初立时将印到料钞，止是发下随路库司换易烂钞，以新行用外，据一切差发课程内支使，故印造有数，俭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钞常艰得，物必待钞而行，如此钞宁得不重哉。今则不然，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也，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涌贵而难买，此致虚二也；又总库行钱人等，物未收成预先定买，惟恐或者先取，故视钞轻易添买，物重币轻，多此之由，此致虚三也；又外路行用库令库子人等私下倒易，多取工墨以图利息，百姓昏钞到库不得尽时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转既难，遂分作等级，其买市物必需上等，除是则必需搭价，然后肯接，此致虚四也。”。
[7] 钞本是保证中统钞币值稳定，流通渠道畅通的基础。一旦失去钞本，中统钞就面临流通受阻、货币贬值的艰难处境。因此，亲历中统钞演变过程的时人，在论及钞法的得失成败时，多以钞本的管理张其说。如吴澄《吴文正集》卷80《大元故御史中丞赠资善大夫上护军彭城郡刘忠宪(宣)公行状》所记刘宣议钞法语云：中统钞初行，“稍有壅滞，出银妆钞，恐民疑惑，随路桩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当时支出无本宝钞未多，易为权治。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后阿合马专政，不究公私利病出纳多寡，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定者，又将随路平准库金银尽数起来大都以要功能，是以大失民信，钞法日虚，每岁支遣又逾向来，民所行皆无本之钞，以至物价腾踊，奚止十倍。”
钞本的动用或挪用，严重破坏了元代的钞法。尽管元政府意识到了发行无本纸币的严重后果，但因财政拮据，惟有以发钞来转嫁困难，维持政府各种费用。发钞的数量日增，钞价贬值难以流通，就只好借用或挪用钞本。
关于借用或挪用钞本的情形，史籍多有记载。
《
元史》卷16《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九月乙巳，“敕河东山西道宣慰使阿里火者发大同钞本二十万锭，籴米赈饥民”。
《
元史》卷19《成宗本纪》：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丙子，太阴犯心。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
《
元史》卷20《成宗本纪》：大德三年(1299年)春正月壬辰，“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帝嘉纳之，仍令谕月赤察而等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
《
元史》卷22《武宗本纪》：至大元年(1308年)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
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赐者，不以何人，毋得蒙蔽奏请。”’
钞本的肆意动用，使得流通中的纸币成为无本之纸。然不动用钞本，则无法解决财政困难。面对增印纸币引起币值大贬，库中又无现银可用的窘状，在以大量发行新钞(至元钞)兑换旧钞(中统钞)仍不能摆脱急遽贬值的中统钞的情形下，元政府开始用印制钞本来解决财政困难。于是，钞本由原来平准物价、兑换昏钞的经营本金，变成了正常纸币发行之外的另一种没有固定发行数量的纸币。
三
纸币钞本始发行于何时，史无明载。据《
元史》卷93《食货志》关于中统五年(1264年)给各路平准库“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之记载来看，中统钞发行之初，当未印造和发放钞本，而史文所谓“钞本”，指的是金银等。纸币作为钞本的印造和发放，与原存储于各路的用作兑换纸币的金银被运至大都或挪作它用，致使纸币无金银可兑付有关。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阿合马等把“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破坏了子母相权之法，中统钞出现危机，后经整顿，钞法虽得以部分恢复，但不久又坏。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行至元钞，以僧格(桑哥)为尚书省平章政事，“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中统钞通行如故。以至元宝钞一贯文当中统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
[5]翌年五月，力主钞法改革的僧格以中统钞行用达30年，省官皆不知其数为由，“差官分道置局钩考中统钞本”。
[8]十二月，诏令诸省禁止动用钞本。
[9]同时，把中统钞本用作至元钞钞本，
[10]以弥补至元钞无本或本不足之缺。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桑歌(哥)却奏请要求把各路平准行用库的金银运送到大都。后桑哥被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奏准各路钞本金银，没有运送到大都者，不再运送。
[9]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元廷复又谋划钞本事宜，“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
[11]这样，几经反复，地方元钞金银钞本终被中央所持有，各地流通中的元钞几乎成为无本之钞了。是后，大量增发的新钞因无本不能兑现而严重贬值，致使钞法大坏。
地方钞本运送到京师，以加剧纸币信用危机的代价为中央政府提供了“财源”。此后，大德年间，财政入不敷出的元政府，仍频以借用钞本来解决财政危机，从而把中统钞法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大德十一年(1307年)，通过政变取得皇位的武宗滥赐王戚功臣，以致国库亏空。据《
元史》卷22《武宗本纪》记载，至是年八月，“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九月，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钞万锭止给八千上奏武宗，中书省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帝曰：‘卿之言然，自今赐予宜暂停，诸人毋得奏请，可给晋王钞千锭，余移陕西省给之’”。
[12]元政府已经连赏赐万锭钞都难以支付，其“帑藏空竭”可谓甚矣。
至大元年(1308年)二月，面对各项费用开支急需820余万锭而苦于“计无所出”的元政府，为解燃眉之急，一次便“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
[12]从根本上动摇了发行纸币的本金。然而，这710余万锭钞本，也仅仅只能略缓元政府的匮乏，根本不可能改变多年来一直处于“国用不足”危机中的财政状况。
国库中的钞本是有限的，元政府借支钞本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于是，元政府又一次对币制“改革”——用新的纸币来取代旧币。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元廷颁布诏令，发行至大银钞。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隳，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或民间丝绵布帛，赴库回易，依验时估给价，随处路府州县，设立常平仓以权物价，丰年收籴粟麦米谷，值青黄不接之时，比附时估，减价出粜，以遏沸涌。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平准行用库、常平仓设官，皆于流官内铨注，以二年为满。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以便民用”。
[10]该诏颁布仅10天，尚书省臣便提出：“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今乞罢中统钞，以至大银钞为母，至元钞为子，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
[10]。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颁行至元钞时，元政府曾推行中统钞与至元钞子母相权、以中统钞钞本作至元钞钞本之法，兹又复行旧法，希望通过罢除中统钞，以至元钞与至大银钞子母相权来解决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维护纸币的正常流通。但这时的国家财力，已非昔时，已经很难筹措到足够的至大钞钞本了。因此，至大三年(1310年)二月，诏令以中统钞本供至大钞使用，“以至元钞输万亿库，销毁其板，止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并令“先发钞百万锭”，以备“今夏朝会上都供亿”之用。
[10]当时，中统钞本被借用殆尽，已无钞本可言，故只好恢复使用铜钱，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
至大银钞发行之初，以银为本，以“两”、“厘”为单位，但禁止民间私相买卖金银，平准行用库又缺乏足够的金银兑付银钞，故仅行数月，便改与铜钱相权。纸币与金银、主要是银(为本或母)相权，变为与铜钱(为本或母)相权，是对元代纸币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至大以前，元朝几乎不用铜钱，迄今也未见到有关官方正式铸钱的记载。遽然诏令以铜钱与至大钞相权使用，不可能有足够的铜钱数量充作钞本。以金银为钞本之制被破坏了，新的钞本铜钱一时又筹措不足，而钞本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以往用两种纸币相权行用方式的经验，孕育出了一种新的替代钞本的纸币。至大三年(1310年)，印制的钞本正式出台。是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今岁已印至大钞本一百万锭，乞增二十万锭，及铜钱兼行，
以备侍卫及鹰坊急有所须。”
[10]这是今见有关文献资料中记载元代印制纸币钞本的最早记录。此前，元是否曾印制过纸币钞本，待考。
至大银钞的发行和流通，不仅未能治理好钞法，反而加剧了钞法的混乱。至大二年(1309年)，立尚书省，议更改钞法之时，中书参知政事高昉曾说：“钞今已虚数倍，若复抑之，则钞愈轻而物愈贵，非法之善也”。
[13]至大钞流通仅一年多，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了。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死，其弟阿裕尔巴里巴特喇执政，立即罢尚书省，并诛杀“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丞相托克托、三宝努、平章约苏、右丞保巴、参政王罴。三月，阿裕尔巴里巴特喇(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仁宗废除至大钞，恢复中统和至元钞，下诏曰：“我世祖皇帝，参酌古今，立中统、至元钞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兹矣。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弗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议，允协舆言，皆愿变通，以复旧制。其罢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买卖铜器，听民自便。应尚书省已发各处至大钞本及至大铜钱，截日封贮，民间行使者，赴行用库倒换。”
[14] 至大钞被废除后，钞本的印造和使用暂告终止，财政亏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至大四年(1311年)十一月，参政李孟奏：“钱粮为国之本。世祖朝量入为出，恒务撙节，故仓库充牣。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帝纳其言，凡营缮悉罢之。”_
[14]不急浮费可暂时不支，军需等费用却不能不解决，于是，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又被用来解决费用不足。从至大四年(1311年)至延祐元年(1314年)的4年间，中统钞和至元钞的发行量，每年都在200多万锭。尽管纸币发行量巨大，但钞本未被任意挪用，故流通情况逐渐有了好转。
皇庆和延祐初年纸币发行量剧增，但流通局面逐渐得以好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丞相哈散、铁木迭儿等的规划。他们认为：“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已倍五十矣。”并奏准仁宗，采取预买山东、河问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核实经理江南田粮，“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等括田增税(后因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而罢)的措施，严禁动用钞本。
[15]至延祐六、七年(1319～1320年)，钞法复坏，纸币的发行量从延祐五年(1318年)的50万增至150余万锭。延祐七年(1320年)，除发行中统钞和至元钞外，还印造有中统钞本250万贯，至元钞本5000万贯。至顺二、三年间(1331～1332年)，钞本与纸币一样，连年印造，几乎与流通中的纸币没有什么不同了。
钞本从借支、权支、到支，再到印造，逐步从常足不动的银本变成了形同虚设的纸币本金。自至顺三年(1332年)起，现存史籍中很少有关元纸币发行量的记载，但间或还有几年印造钞本额的记载，这说明印造的纸钞本在流通中的作用，已超过了流通中的纸币。至顺二年(1331年)，中书省臣以盐赋十分之一折银所得的2000余锭银“易官帑钞本，给宿卫士卒”，并“上向所易钞本十万锭、银六百铤，助建寺之需”。
[16]由此可知，钞本与流通中的纸币的最大不同，在于钞本大概可直接兑换白银，而流通中的纸币，一般不能兑换到白银，需要通过钞本(以钞本为中介)才能与白银发生兑换关系。因此，自印造钞本以后，元钞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至正十年(1350年)，改革币制，元顺帝颁布诏令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日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17]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以铜钱与纸币相权，即用铜钱来补充钞本之虚，维持纸币的流通。但新钞法行之不久，便导致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17] 至正十一年(1274年)后，新印的中统钞和至元钞与铜钱并行，由于纸币发行量日益增加且严重贬值，交易中，人们往往拒用纸币，“而惟钱之是用”。
[18]时人孔齐《
至正直记》卷1《楮币之患》记述江浙至正钞法崩坏的情形说：“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
钞不可行，无奈之下，只好大发钞本。至正十六年(1279年)，钞本的印造发行量高达600万锭。钞本一出，流通中的纸币顿时成为无人问及的废纸，尽管元政府严令强行流通，但终不能行。元末，民间流行有这样的歌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18]所谓“钞买钞”，即用钞本收兑流通中的纸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钞法败坏的危害，滥发钞本和强行纸币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叶子奇《
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记载，“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一旦连钞本都难使用了，钞法岂有不坏之理!
根据《
元史》卷32《文宗本纪》天历元年(1328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之言可知，钞本应在发行纸币之前准备好。至大三年(1310年)印造钞本以后，史籍记述有关钞本的制造情形时，多“印造明年钞本”、“住造明年钞本”之语，从一个侧面说明，钞本的概念在发行纸币者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当
时流通中的纸币，实际上已无真正意义上的本金了。
印造发行钞本后，因钞本可流通使用，元代纸币的年实际发行量出现了变化，以往的元钞研究者，在计算元钞发行量时，多未计算钞本的发行额，以致不能准确地统计元钞的纸币发行量。兹根据《
元史》所载，理出元钞和钞本年发行额表放在文章后面，供参考(见附表《元钞年发行额表》)。
四、结 语
元代全国统一的纸币制度的建立，对纸币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元政府在发行、管理纸币中，鉴于宋金纸币成败的经验教训，在推行银钞相权、母子相权的钞法中，一直都非常关注“钞本”问题，把“钞本”视作维系纸币流通的根本，对纸币管理和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纸币自身的发展，必然要发展成为不兑现的纸币。元纸币初为兑现的纸币，后演变成了不兑现的纸币，但这种演变并非其纸币自身发展要求的结果。换言之，元代纸币不是社会经济、商品贸易和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是政府发行的一种强制性流通的货币，因此，元纸币始终受到金属货币的束缚和制约。在人们仍十分偏爱金属货币这种“实实在在”的货币时，发行纸币的政府如不能保证纸币的无条件兑换，纸币就会出现贬值；如不能有效地控制发行量，纸币就会崩溃。元政府在纸币由兑现向不兑现的演变中，甚至在“钞本”由金银变为纸质的纸币后，对“钞本”的管理仍较流通纸币严格，只是在后期政权即将崩溃时才不顾后果地发行“钞本”，把“钞本”混同于纸币的情形，一方面说明“钞本”在元代纸币流通中，始终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本金”(准备金)的影子；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发行者对纸币的认识，以及对纸币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仍处于兑换纸币的阶段。
元纸币性质的改变，与“钞本”从金银到纸币的演变密切相关。自发行纸币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用叶李之策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划》，“钞本”为金银，元纸币为可兑现纸币。《至元宝钞通行条划》(以下简称《条划》)颁布后，根据条例关于禁止买卖金银的规定，学界几乎均认为元纸币从此以后变成了不兑现纸币。按《条划》对金银的买卖规定为：“依中统之初，随路设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
[9]笔者认为，仅以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就说元纸币由可兑现变为不可兑现了，似乎论据不足。民间不能相互买卖金银、私下进行银钞的兑易了，但可向官方设置的平准行用库兑易。虽说当时规定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至元钞1贯值中统钞5贯，以至元钞兑换中统钞，开启了以钞易钞之门，但纸币还是可兑到(向官方买到)金银的。由于官方设置的平准库行用库有“平准钞法”，承兑纸币之责，所以，《条划》十分重视对“钞本”的管理，规定：“委各路总管并各处管民长官，上下半月计点平准库应有见在金银宝钞，若有移易借贷，私己买卖，营运利息，取问明白，申部呈省定罪。长官公出，次官承行。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体察。”
[9]《
新元史》卷216《桑哥传》记载元世祖告桑哥“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语，说明当时元政府对纸币“钞本”的关切和对维系纸币信用的重视。因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后，“钞本”仍为金银，元纸币仍属可兑现纸币(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只不过纸币的兑现要取决于官方的意愿，失去了自由兑现的性质而已。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后，随着纸币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和“钞本”因被挪用而“虚空”，元政府曾试图通过发行至大银钞、以铜钱与纸币相权等手段来挽救纸币，保住“钞本”，但均告失败。至大三年(1310年)，纸质“钞本”的出笼，打开了发行量失控、恶性通货膨胀的潘多拉之盒，元钞法为之一变。迨至顺帝时期，“钞本”已与流通中的纸币无异，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交织在一起，把摇摇欲坠的元政权送上了灭亡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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