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袷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关键词：隋代；皇帝宗庙；七庙；禘袷祭；礼制
中图分类号：K241；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129—06
古代中国是一典型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处于较为显赫的地位。自先秦时起，帝王宗庙在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为体现不同等级、阶层的血缘亲疏、尊卑贵贱，历代统治阶层对不同等级、阶层的宗庙庙数、祭祀仪式，进行了种种详细、严密、繁缛的礼制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要对古代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有一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帝王宗庙礼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令人有缺憾之感的是，据粗略分析，迄今中、外学界对古代中国帝王宗庙礼制的研究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学者们多聚焦于汉、唐等若干国力强盛朝代的皇帝宗庙礼制，对若干国祚短暂的朝代，比如本文将要探讨的隋代皇帝宗庙礼制，似乎有所轻忽。或许因为这一缘故，尽管隋于589年灭亡南朝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由于隋统治者，尤其是隋炀帝施政乖谬，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隋二世而亡，以至于后世治史者往往基于伦理道德立场，对隋代暴政加以诟斥，而疏于对隋代礼制进行较为客观、公允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中国学者高明士、
[1]甘怀真、
[2]陈戍国、
[3]日本学者金子修一
[4]等皆曾对隋代皇帝宗庙礼制相关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但是对隋皇帝宗庙制度的渊源、“五庙”、“七庙”、禘、袷祭祖礼仪，及其与当时社会、学术之间的关系诸问题，尚缺乏比较系统的论述。本文拟在借鉴以往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考论。
一、隋初沿袭北周皇帝“五庙”制度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逐渐确立其在思想意识、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和正统地位。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陆续成书，被秦汉以后儒家尊为经典的若干典籍，比如《
礼记》、《
尚书》记载的所谓商、周，尤其是被后人视为大同盛世的周代礼仪制度，逐渐成为两汉以后历代政权礼制的渊源。但上述典籍对“五庙”、“七庙”的记载存在分歧，详见下表1。
汉魏晋南北朝时，儒家学者围绕“五庙”、“七庙”，“七庙”究竟是由始祖庙、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的二“祧”庙，与在位皇帝高祖父以下四世“亲庙”组成(西汉韦玄成、东汉郑玄说)，还是“祖”、“宗”庙不在“七庙”常数中，“七庙”由始祖庙、在位皇帝六世祖以下六世“亲庙”组成(西汉刘歆、三国魏王肃说)等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辨争。这一时期，历代皇帝“七庙”制度也变更频仍。大致说来，除西汉成帝时期，东汉初期、三国魏曾实行过“一祖二宗四亲庙”的“七庙”制度外，两晋、南朝、北齐皆大致依据王肃学说，实行始祖庙与在位皇帝六世祖以下六世“亲庙”为“七庙”制度。与此不同的是，北周建立后，“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
[9]1549变革两汉以来皇帝“七庙“制度，实行“五庙”之制：“后周之制，思复古之道，乃右宗庙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亲尽则迁。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
[9]135 杨坚以隋代周后，仅仅策告在同州为其父亲杨忠修立宗庙：“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询，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
[9]136杨坚追谥杨忠日武元皇帝，立高祖父以下高、曾、祖、父四庙，以杨忠为隋皇帝宗庙“始祖”，其庙世世不毁；太祖庙以前三祖庙，随世代递进，亲尽后依次迁毁：“是时帝崇建社庙，改周制，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庙，二曰皇曾祖康王庙，三曰皇祖献王庙，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
[9]136从隋初皇帝宗庙“亲庙”制度来看，其依然是沿循以往两汉(元帝以后，哀帝采纳刘歆说实行六世“亲庙”制度时期除外)、三国魏、北魏、北周奉行的四世“亲庙”传统，而不是自西汉刘歆发其端，魏晋之际王肃鼓煽，两晋、南朝、北齐奉行的六世“亲庙”传统定制，应无疑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隋初皇帝“五庙”制度，渊源于北周制度。
二、隋炀帝“七庙”制度变革
虽然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但是，南北文化依然保持着交流、融合。隋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南北学术差异逐渐缩小，南北经学出现了综合倾向。南朝遵行的大致以魏晋时期儒者对儒家典籍的诠释体系为主的风尚，逐渐代替北朝大致以两汉儒者诠释体系为主的学风：“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
[10]193—196南北经学的融合，儒家经典诠释体系取向的转型，对当时国家礼制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隋初，主要以汉、魏礼制为蓝本，“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
[9]13隋文帝延续北周武帝时兼采北齐、南朝礼制传统，
[11]166 —167命牛弘等依据南朝梁、北齐礼制，修订五礼：“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9]107“弘因奏征学者，撰《
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
[9]156602年，隋文帝又命杨素、苏威、牛弘等重臣硕儒，修订礼仪：“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
[12]816侧重于北朝礼制的隋礼，因大量采撷南朝礼制因素，其内容、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文帝末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9]1706—1707加之文帝诸子为争夺储位而明争暗斗，朝臣官僚结党营派，相互倾轧，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然而，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尊崇儒学，儒学繁盛规模远远超越隋文帝时。好大喜功
的隋炀帝希冀追步三代，制礼作乐以体现太平盛世的心态，为部分儒者援引儒家典籍有关记载，变革当时与典籍所记载的周礼不合的国家典章制度，提供了有利契机。许善心、褚亮等人建议依据古礼、两汉以来有关制度，尤其是以王肃学说为依据的两晋、南朝皇帝宗庙制度，对隋皇帝宗庙相关制度进行变革：
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礼部侍邓、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曰：“谨案《
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玄又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七庙。王肃注《
礼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为七……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后，为不毁之法……”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从迭毁之法。诏可，未及创制。
[9]137—139 据许氏、褚氏奏议中“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之语，他们建议隋炀帝大致依据刘歆、王肃学说，遵循两晋南朝庙制定制。若依其说，当时隋应设置九庙：始祖庙、太祖庙与高祖庙(以上三庙世世不毁，太祖庙、高祖庙充当周文、武二祧庙)，在位皇帝六世祖以下六“亲庙”。不过，他们的建议却与刘歆、王肃学说存在抵牾之处：刘歆除了主张“亲庙”是在位皇帝六世祖以下六庙外，还着重强调“祖”、“宗”庙的数量不可事先预定，不列入随亲尽而迁毁的“亲庙”系统中，世世享受后人祭拜。揆之情理，大概没有哪个皇帝，即便是恶贯满盈、庸碌无为者，会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位时期毫无功德可言；也不会有哪个皇帝愿意接受自己死后遭到后人冷落的冷酷现实；在孝观念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的道德衡量水准时代里，在浓郁的血缘亲情驱使下，也难有哪个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先帝平生事迹作出无功德的定论。因而，对历代皇帝而言，刘歆学说无疑既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巨大心理诱惑，也是一种不敢轻易改变、突破的心理压力。而许善心、褚亮等人却对此说轻易，或者说是轻率地进行了变更：“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始祖及二祧之外，从迭毁之法。”除了始祖、太祖、高祖三庙世世不毁外，后世皇帝即使有功德，宗庙有“祖”、“宗”庙号，亲尽后也应当被依礼迁毁。当时，隋皇帝宗庙系统中，除太祖、高祖庙外，并没有始祖庙。虽然从杨氏家族远祖中或许不难寻找到一位声名显赫的祖先，充当隋朝的“始祖”，但这却与秦汉以来基本以开国皇帝，或以开国皇帝近世祖先为皇帝宗庙“始祖”的传统背道而驰；从许氏、褚氏等人奏议中反映出来的蔑弃周礼，主张尊古、适时，两者难以兼顾时侧重后者的观念，与隋炀帝“欲遵周法”的取向难免发生冲突；更为关键的是，许氏、褚氏等人除上述三庙世世不毁外，其余六庙(实际上也将隋炀帝本人的宗庙包括在内)亲尽后依次迁毁的主张，或许极大地触怒了好大喜功，意图流芳百世的隋炀帝，以至于事隔两年后，隋炀帝对此依然耿耿于怀：“于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 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后子孙，处朕何所?”
[9]139史书记载隋炀帝批准许氏、褚氏等人建议，唐人杜佑或许据此断言：“至炀帝，立七庙。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始及祧之外，从迭毁之法。”
[13]1310不过，他忽略了隋炀帝因遭到臣下冷落而产生的愤恨不平心态。而这或许是许氏、褚氏等人提出的皇帝“七庙”建议屡屡被推宕，直至隋朝灭亡也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的主要原因。
此外，隋炀帝即位后内外政策侧重点的转变，或许是他冷落制礼作乐，从而对此次皇帝宗庙礼制变革采取消极态度的另一原因。许氏、褚氏等人除了建议改变以往“五庙”制度，实行“七庙”制度外，还主张仿照周礼与西汉制度，变革东汉出于“约省”目的而实行的，为其后历代(西晋武帝司马炎时，曾有人建议恢复以往诸帝庙异处别立制度，但被司马炎拒绝)沿循不变的宗庙“同堂异室”之制，恢复诸帝庙单独别立制度。如果接受这一建议，仅宗庙的建筑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隋炀帝自即位后，营建东都洛阳、开凿京杭运河、巡幸江都、远征高丽等一系列举措，已经使国力遭到极大削弱，营建宗庙系不急之务，被暂时搁置，自然应在意料之中。尽管隋炀帝打算仿效周人为文王、武王，汉代为高帝、光武帝特立宗庙先例，在东都洛阳为隋文帝立高祖庙：“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有司以时创造，务合典制。”
[9]69但这一设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没有被付诸实行：“既营建洛邑……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又下诏，唯议别立高祖之庙，属有行役，遂复停寝。
[9]139此后，各地反隋战争风起云涌，隋朝陷入分崩离析境地，短短数年，国祚灭绝，许善心、褚亮等人改革隋皇帝宗庙制度的愿望和努力，也成为幻影。因而，终隋一代，始终实行的是皇帝“五庙”制度。其中，世世不毁的宗庙有两所：太祖武元皇帝杨忠庙、高祖文帝庙。高明士先生认为应有始祖庙、太祖庙、高祖庙三所，
[1]22—23。这一观点不符合史实。致误原由，或许在于将许氏、褚氏等人设想的，现实并没有真正设置过的所谓“始祖庙”与太祖庙、高祖庙一并计算在内。唐高祖围攻长安时，颁布号令：“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
[14]5“七庙”的概念，或许不过是借用其泛化含义，并不表示隋朝真正实行皇帝“七庙”制度。
三、隋代皇帝宗庙稀、袷祭祖礼制
目前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表明，商
[15]周
[16]时期，皆曾实行过“ 禘”祭礼。不过，其含义与儒家典籍有关记载，不尽相同。由于受文献残缺、礼仪本身发生变动诸因素影响，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成书的若干儒家典籍对商周王室宗庙禘、袷祭礼的记载，已经羼杂了大量后人虚构的内容。秦汉以来，历代儒家学者对谛、袷祭含义的诠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详见下表2。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在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意识领域的正统地位逐
渐确立。儒家典籍关于三代，尤其是周代礼仪制度的记载，尽管与史实或许多有相出入之处，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文献参证，逐渐成为汉及以后历代政权制定礼仪制度时遵循的权威依据。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皇帝宗庙稀、祫祭祖礼制在大致遵循儒家经典的有关记载，以及以往和当时儒家学者的有关诠释的同时，往往为因时适宜，而在禘、袷祭异同、祭礼举行时间间隔问题上，不断有所调整、变革，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时常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状态。由于西晋有意识地扶植王肃经说，汉魏之际在思想、学术领域颇为盛行的郑玄经说，一度相对低迷。东晋以后，郑玄学说，尤其是他对《三礼》进行的诠释，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礼》则同遵于郑氏。”
[27]2709或许受此影响，就祭祀祖先而言，隋代皇帝宗庙禘、袷祭礼制渊源于郑玄学说的特征十分明显：“三年一袷，以孟冬，迁主、未迁主合食于太祖之庙。五年一禘，以孟夏，其迁主各食于所迁之庙，未迁之主各于其庙。”
[9]136参照唐初制度，可以断定，《
文献通考》记载的“隋二年一袷，以孟冬”
[28]923中的“二”字，应为“三”字之误。这与北周沿袭两晋以来不区分禘、袷祭礼异同传统，“袷槠则于太祖庙”
[9]136制度显然不同。需要指出的是，隋初，皇帝宗庙系统中没有设置世世不毁的二祧庙，因而，不可能丝毫不爽地依据郑玄学说制定禘、袷祭礼制，只能因时适宜，适当加以变通：举行袷祭时，在太祖庙中合祭所有祖先神主；举行禘祭时，因血缘关系结束而宗庙被迁毁的先帝神主受祭于所迁之庙，即太祖庙中。亲未尽者则各受祭于为其所修建的宗庙中。
四、余论
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隋唐制度渊源问题时，提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
[29]3—4这一观点可谓鞭辟入里，至今仍为许多学人赞同、引用
①。与此相反，部分中、外学者提出，隋唐制度在继承和发展南朝、北朝文化的同时，其渊源应侧重于北朝系统，尤其是西魏、北周相关制度。
②史睿先生指出，尽管北周武帝背离以往较为重视《周礼》、《
仪礼》的复古主义传统，在注重魏晋传统取向下，吸纳大量北齐、南朝的礼制因素。不过，南北朝制度并非截然孤立、对峙，而是有共通、融合之处。隋唐制度中固然具有南朝因素，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北朝因素。
[11]165—178据本文有关论述，不难看出，北周皇帝宗庙制度对隋初的影响，不容低估。隋初实行皇帝“五庙”制度，显然渊源于北周制度。同时，隋又因时适宜，对传统有所调整、变革。受当时思想学术领域盛行的郑玄学说的影响，隋对北周宗庙禘、袷祭礼制进行了变革，大致依照郑玄学说，制定皇帝宗庙禘、袷祭礼制。由此可以看出，遵古、顺时，是隋制定皇帝宗庙礼制时遵循的基本准则。
[责任编辑 阎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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