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共同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传播学中视觉接受与听觉接受结合互动、强化传播效果的规律。中日两国出版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出版文化生发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出版印制—发行销售；日本的出版文化形成的历史顺序是市场交换—刻印出版—编辑著作。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近20年来交流充分，发展很快。编辑、出版、发行，已开始形成交互循环型的现代多元化经营模式。两国出版教育的交流还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
关键词：编辑出版；文化教育；中日交流
中图分类号：G23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001—08
对于中日两国的编辑出版及其专业教育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论著，笔者还没有看到过。这篇论文是应日本出版学会前后两任会长的邀约，为第12届国际出版学学术研讨会撰写的。先是现任会长，东京上智大学著名教授植田康夫先生，2004年11月在第ll届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向笔者提出：日本的出版学与中国的编辑学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比较认识这两个不同名称的学科?后是日本出版学会顾问(上届会长)吉田公彦先生给笔者出了个题目“演变中的中日出版与教育交流”。作为出版教育家，吉田先生认为，对出版教育的思考，也是全面地对出版本身的思考。2006年10月，日本出版学会在东京举办第12届国际出版学学术研讨会，并纪念日本出版学会成立35周年，第3任会长清水英夫先生，不顾93岁高龄，多次莅临会议，也同笔者探讨中日编辑文化与出版产业的比较问题。清水先生20年前写的《现代出版学》一书，对中国出版史多有涉及，但没有对两国出版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没有从发展演变过程中进行出版文化的历史比较与民族国别的跨文化比较。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已有百年，从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叶德辉的《
书林清话》，到钱存训的《中国古代书史》、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与《五代两宋监本考》、向达的《唐代出版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都是研究中国书刊史的。近10年来，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出版技术史和断代出版史的著作，例如钱存训著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缪咏禾著的《明代出版史稿》，周宝荣的《宋代出版史研究》，肖东发等著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理论》，田建平著的《元代出版史》等，有的也讲到某个时期出版的书籍与刻版印刷技术如何传入日本、朝鲜与西亚、欧洲诸国，但没有对双方的出版物与出版技术进行整体性的比较。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较多讲到两国出版印刷技术与书籍的交流盛况，但也未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作者是美国学者卡特。他通晓中文，收集了不少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珍贵资料，论述了中国印刷出版技术如何东传朝鲜、日本，西传阿拉伯、欧洲和美国，影响遍及世界。这部经典性的出版史著作，涉及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勾勒了中国出版技术及文化典籍向外传播的线索，但缺乏往返交流的比较研究。1934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贺圣鼐、赖彦予合著的《近代印刷术》，详细讲述了欧洲古登堡的机械印刷术传人中国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出版盛况，与前书形成了中西出版交流的对接。此外，还有一些书史，如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钱存训重新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等，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在东京等地出版。上述著作以及港台出版的有关论著挖掘了不少出版历史资料，都为中日出版文化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其中，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作者曹炯镇是韩国人，提出金属活字印刷最早为韩国所创，同时比较了两国印刷之不同。中韩之间，由于1966年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中唐时期的汉字纸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而引起了两国学者关于雕版印刷出版技术哪国最早的讨论。但中日两国之间的出版文化交流，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讨论。笔者的这篇论文，在酝酿与撰写的过程中，就同吉田公彦先生通过E—mail多次讨论，并互相查证历史资料。在东京的学术研讨会上，又由吉田先生翻译成日文，与韩文、英文共4种文本共同提交大会讨论。在主要的结论性观点方面，取得了与会的许多日、韩学者的基本共识。2006年11月吉田公彦先生来河南大学参加“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一再指出，对编辑出版学要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历史演变的比较与民族国别的比较，在比较中我们能取得更新、更多、更深刻的共识。他的讲话，得到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同志的高度赞赏。桂会长认为，这种时空比较研究，能够有力地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
一、中日出版文化交流的背景扫描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古籍中记载的传说云，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曾两次派齐人徐福赴东瀛寻仙求药。徐福带领数千青年男女携五谷种子和百工技艺，东渡大海到达日本本州和歌山县雄野川畔的蓬莱山。有人说，徐福还到过佐贺县诸福町。他在那里登陆，却没有取得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连同去的数千青年男女都留在了日本，至今没有回来。
公元前138—119年，随着汉使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路也发展起来。通过班超等人多次与西域诸国交往，佛教传入中国，蔡倍、秦景赴印度取经，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法师来华赠送贝叶经，汉朝皇帝在洛阳修建白马寺，颂经传道。此时，日本已有使者到中国，朝见汉官威仪。据晋时陈寿《
三国志》记载：日本在中国带方郡(今辽宁锦州沿渤海一带)的“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1]633。对日本列岛二十多国的方位、面积、居户、官员、交通线路及生产、生活状况等均有记述。特别详细地记载道：“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日：‘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厨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
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1]635公元3—6世纪，即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简版与绢帛文化已传入日本等国。公元7—9世纪，中国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佛经、佛像、儒家经典以及个人著作的诗文集等出版物更是大量传入日本。据钱存训考证：“自630—834年间，日本官方所派遣唐使达15次之多，为数众多的僧侣及学者远道赴中国求学，常居留多年不返。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及宗教接触既如此稠密频繁，印刷术恰在这时期内初次在日本出现。
[2]315200年间，日本大批留唐学生和僧人长期居留长安，学习汉语言文字知识和佛经翻译。他们陆续将唐朝书籍运回日本，达16000多卷，几占唐籍总数的1／4。他们回国后开始创造片假名和平假名，促进了日本文字的形成，为日本的雕刻出版业奠定了基础。645年日本大化革新后，701年《大宝律令》出台，764—770年间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出版物“百万塔《陀罗尼咒》”大量问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写道：为了“藏于家，传于后，寻前好，结后缘”，专门将自己创作的大量诗歌，分别“编”成七八种不同的“集”本，刊行问世，传播到“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据统计，唐代出版的个人诗文集有700余种，总集有75种。在“编集”成风的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思想和编集思想，也随着大量儒家经、史、子、集等著作与佛经、道藏等多种读物传入日本。白居易编成自己的《白居易集》后，写了一篇《与元九书》，讲他如何编集这部15卷集。首先是检索出“囊帙”中收藏的“自拾遗来”所作“新旧诗”，按体制“各以类分”，列出“卷目”；其次，再“因事立题”，发凡起例，将不同时期的诗作，按所立题目归类命名，如“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赋闲“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其三，“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然后，“致于执事”，以待出版。但又觉得“杂律诗”长短不一，还有绝句、长短句之类，只是一时兴发，为“释恨佐欢”，“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的“为时”、“为事”之作。所以嘱托后人“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要求替他“删去”。白居易还在编《元白往还诗集》时，说他和元稹“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博搜精缀，编而次之”，时称“元和诗体”。白居易虽然感到“诗到元和体变新”，但还是认为自己编自己的诗，惟恐取舍不当，期望能有他人来编辑自己的诗文。他说：“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3]卷28《与元九书》此后，编集他人诗文集的风气大为兴盛。像刘禹锡那样为他人编集子的“编集家”，唐代出现了不少。唐诗中的赠答唱和诗文，杂律、绝句与稍后的“词”，可能影响到日本“往来集”与“和歌”的兴盛。
日本文字中常用的“编集”一词，至今还与唐代汉字中的“编集”一词相同，而不用以丝绳在户下编制册籍，并可用舟车运行传播的“编辑”一词。日文中的“出版”一词，18世纪以前写作“出板”，大约是随着刻印出版作坊的发达，工匠们把从雕版上印刷出纸本读物的工艺活动意译流传到日本的。汉语与日语同属于汉藏语系，文字也同属笔画表意形体。两种语言的互译碰撞往往会激发出更鲜活的思想、概念、词语等文字符号的创新。10年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6届国际出版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的《符号建模编辑论》发言底稿被工藤早惠女士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刊物《出版教育研究所所报》1995年第7期上发表，后又被中国洛阳大学李鸿恩教授译成中文。两种语言文字在两位译者的对译过程中碰撞出来的新的思想火花，使笔者想到“出版”一词可能是中日文化在互译、互学以及印刷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汉语言文字中，刊印、付梓、印行、拓印、雕印、版印、版行等文雅的出版词汇，在民间俗语中还有“出榜”一种说法。意思是把书写或刻好文字内容的“版”抬出来，或张贴出来，“榜示于通衢要路”，即公布于众。“榜”与”版”音同意近，在不同方言中，往往ang与an两韵互转，而所指词意相同。在一些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们的方言俗语中，“出榜”极有可能被说成“出版”，而后为中日两国出版印刷工匠们互译通用。至今日语口音仍将“出版”读作“chubang”。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德川幕府时期的文献中，“出版”还写作“出板”，但在1833年，“出版”一词，就通过荷兰布道会派到东南亚传教的普鲁士人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返传入中国。于是出版的古代概念——把标记思想观念的文字符号出示在版上以供阅读，演变成后来的概念——把雕刻在版上的标记思想观念的文字符号翻印到纸上，成为出离于版的印刷品，如图书、报刊等，更便于阅读。随之，书的概念，也由手执刀笔在版片上刻写文字的动词，演变诞生出一页页、一册册装订起来的一本本书籍的名词。不同的刻版，印出不同的书本。因而，不同的书籍，出自于何种抄写版或刻印版，就是鉴别出版物的版本之学了。例如，前述日本出版的“百万塔《陀罗尼咒》”，版本质量很差，印刷字迹不清，刻版错误又多，只求印数多，赠送佛寺积功德，一点也不顾及能否阅读，好像只是敬佛念咒的冥用之物。直到公元983年，宋朝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汴京(开封)将钦定的精印本大型经藏《开宝藏》整套赠送给日本来华僧人奝然。宋真宗咸平年间日僧奝然再次到汴京开封(王继麟先生说，此次来宋的日僧是寂昭，奝然986年回国，没有再来)。或奝然托寂昭代他“以郑玄注《孝经》来献”。《宋史·日本传》说：“其国多有中国典籍，角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孝经》即郑氏注者。”这卷《孝经》可能是此前传人日本的中国版印本，后又“返传”回国的。出版文化这样由多人多次来往交流，才导致日本此后陆续出版“摺本”经书，或称“折经”。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精本《成唯识论》，就是按宋版《开宝藏》抄写并于1088年刊印于奈良的版本。
13—14世纪，元帝国继承了秦、汉、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编辑出版文化，包括造纸、印刷技术，并且更加广泛地传播到东亚、西欧和北非。前面提到的美国学者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详细论述了颇为具体的传播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佛经、造像和儒家经典学说及诗文著作大量传播之外，元代的纸币印刷、地图印刷、彩色印刷、石版印刷、活字印刷与多种文字、多种技术的出版装订方式也西传东播，流遍世界。元朝中央设专门的出版印书管理机构。中书省下置国子监、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秘
书监、兴文所、翰林院等，署理编辑出版事宜，并任命或抽调专职的“著作”、“编修”、“校书郎”等文官，组织编辑出版工作。以1285—1288年元朝至元年间编辑《类编地理图文字》、《圣元大一统志》为例，“其著述也，必须稽考古来图书，凭准今日事迹，——重加类编”。上下多个部门通力协作，限定日期，集中人力，“依式类按体例”编写。其编书程序是把今朝文册与古书相参，再由秘书监编修官“勾、引、改、抹、贴、说”并抄写清楚，然后“乞中书省元摘委令”，翰林院学士“赴监详定”，完成“编定稿”。再“权设书写人”“誊录静稿”，“以待博学洽闻耆儒宿德，润色删定成书，以备进呈”。并要求注明时日，“以见纂修次第”。元代的编辑技艺已相当讲究，书籍媒体有了封面。扉页编有纲目，标明卷次、文体。封面上有书名，印行年月，有些封面还有图饰，或有广告词，说明该书的特点和版权。文本内容大多编校精良，有的插图也十分精美。
元代印刷技术继承宋版之精要，而出版物数量聚增。西传地中海沿岸诸国，东播朝鲜半岛、日本岛及东南亚诸国。元代中国与日本的图书贸易十分发达。据日本木宫泰彦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当时五山的出版事业很盛，但印的多半是禅僧的语录和诗文集。儒道诸子百家的书，历史书以及其他杂书，似乎都是从元朝输入的。”
[4]405当时日本学者编辑出版的《庭训往来》、《明衡往来》、《东山往来》、《十二月往来》、《尺素往来》等书所记录的写信、交际、劝学类书目中，还列有经、史、子、集的许多书名，杂书有《
山海经》、《
尔雅》、《
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
列女传》、《
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
群书治要》、《玉篇》、《广韵》等。还有不少宋元佛经乃至唐人书画，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禅林类聚》、《佛祖统纪》等，多是日本使臣、僧徒与书贾从中国获赠或从书肆采购，经海运传到日本的。
元代有许多雕刻印刷出版方面的学者、僧道人士、技师工匠赴日本，长期留居，刻印书籍。史载著名的版刻工匠，今有姓名可考者50多人。“元初去的有四明徐汝舟与洪举，在日本正应2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刊《雪窦明觉大师语录》，洪举又刊《祖英集》。元末去的有福州南台桥人陈孟千、陈伯寿……他们有的直到明初还在日本刻书，或合刻，或独刻，《宗镜录》则有30余人合刻”
[5]392。其中陈孟荣有弟陈孟千，能诗文。陈家除与人合刻《宗镜录》、《杜工部诗》、《玉篇》等外，又单独刻印《重新点校附音增注蒙求》、《昌黎先生联句集》、《天童平石和尚语录》、《禅林类聚》。其中，《禅林类聚》刊于日本贞治6年，中国元至正22年，公元1362年，称为“孟荣妙刀”。为弘扬佛教禅宗，此书除日本百余僧侣化缘捐梓外，陈家还义务刊印赠送日友和僧寺，附识“孟荣刊施”字样。莆田俞良甫寓居日本京都近郊的嵯峨，在1370—1395年问，以刻书出售为生。他不仅刻印佛经、“蒙求”课本、字书《玉篇》，还刻印唐宋大家诗文集，而且带领日本学徒，培养优秀的日本刻工人才。“嵯峨版”或“俞良甫版”书籍，与“五山版”典籍同样有名，至今仍为日本学界珍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刊印书籍中，有不少数量已是启蒙识字和教学用书。尤其是“蒙求”课本，开始使用日语的“假名”为汉字注音，以“返”、“点”符号，标记汉文的训读。日本的假名虽然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但“首次见于印本书籍，最早的实例见于1321年”，“连笔的假名”到16世纪才在“嵯峨版”书籍中出现。
[2]319由此可见日本的出版与教育互相依托推进之史实。
14—16世纪，日本与中国的出版文化交流更加扩大。朱元璋一当上明朝皇帝，就“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建立出版机构，大量刻印图书，传播于世。同时提倡教育兴国，开科取士。1371年(明洪武四年)，朱元璋赠日本王怀良《大统历》。1453年(明景泰四年)，日本天龙寺僧人东洋允彭以使者身份来华，船舶9艘，人员1200位，带回有《劝忍百箴孝经》、《清江贝先生文集》、《诸史会要》、《翰墨全书》、《
元史》等大量图书文籍。中国僧人祖阐、无逸等人1371年赴日，道成1403年赴日，后不久又有真圆、觉海、超然等赴日。日本也不断有僧、商来华，如中津(1368)、如明(1376)、龙室道渊(1433)、惠明(1436)、真蕊(1464)、雪舟(1468)、向明(1475)、周良(1534、1547)等，明代来华日僧史载有姓名者110人。他们与华人讲学经藏，交流出版，促进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的发展。
1475年，日本室町幕府的主政将军足利义政两次派出勘合船来华，向明朝政府请求三种东西，一是铜币，二是勘合符，三是书物。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中国的朱国桢多次赴日，在通商口岸长崎看到中国赴日本做生意的商人增长极快。感叹道：前几年中国到日本去的“明商不过20人。今不及10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
[6]《倭官倭岛条》从万历到崇祯，明朝民间商船每年去日本的约有30—60艘。载去的货物除了纺织品、药材、砂糖、矿物、染料、皮革，就是大量的纸张和书籍。据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所载，日本周防大内大夫多多良义隆从中国私商手中，“初见大明律令，诚信笃敬。告彼学校之徒，咸称正法而录之”。并派僧人随贡船到华，“愿识中国礼法，奉命到国施行”。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出版与教育交流的历史是何等源远流长，其局面是何等繁荣昌盛。
二、中日出版文化交流的演变逆转
16世纪前后，日本出版文化已相当发达。不仅大量翻刻中文图书，而且大量使用片假名、平假名与汉字互相连写，刊印了不少日文出版物，形成了编辑出版热潮。“汉籍”与日文书籍，竞相出版。为了让日本普通人能读“汉籍”，形成了一种特别新式的编辑法，在原版汉字的周边，加上“简便标志”，“返”读汉文音调，如“乎古止点”，释读旁注片假名，又加入大量的外来词语平假名。这些日本编辑创造的文字符号，通称之为“训点”，由“返点”和“假名”构成。真正日本语言文字的出版物，被称为“和刻本”。缪咏禾先生说：“汉文典籍的和刻本据说始于日本正中二年(元泰定二年，1325)复刻的宋本《寒山诗》，其后进一步在日本延文三年(元至正十八年，1358)出版的《诗法源流》。明代的和刻本，经部有《古文尚书》、《毛诗郑笺》、《
春秋经传集解》等；子部有《老子》、《庄子》的讲义；集部有韩柳文、李杜苏黄诗，还有《三体诗》、《联珠诗格》、《皇元风雅》、《古文真宝》、《诗人玉屑》、《翰林珠玉》等。”
[7]419—420 日本的编辑出版人，还通过“翻案”的手段，即以“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
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而在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上己意的改作”
[7]420。如把“长恨歌传”翻编成《唐物语》，《开元天宝遗事》翻编成《杨贵妃物语》，明初的短篇小说《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被翻编为《奇异怪谈集》(又名《奇异杂谈》)。这实际是日本在翻译汉文读物过程中进行的编辑创造活动。“日本三言”小说集，也是从明代“三言”小说中编选创译出来的。吉田公彦先生将《广辞苑》第四版“翻案”条汉译为“模仿前人所做事情的大意，改变细微之处而重做。特别指小说、戏曲等”，也是指创译、改编的意思。
中日在长期的出版文化交流中，有些已在中国失传的图书，后来又“返传”回中国，日本自己著译新编的图书有的也传人中国；这种演变过程，传播学称之谓“媒介逆转”现象。但是，17世纪中叶，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信息的风头，随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吹到东方。西学出版物，一面由汉文翻译传人中国，一面由日文翻译传入日本。引起中日两国知识人的改新思潮和封建统治者的狐疑。中国突然停止了“下西洋”的航海，日本也停止了“下南洋”的活动。两国政府都对西方文明采取封锁国门的政策。日本从1633年起，锁国200多年，一直到1853年，被美国“黑舰”闯开国门。但日本因“黑舰”闯入而人心惊慌，15年后便开始“明治维新”。中国则因陷入改朝换代的战争与大清立国重建新朝盛世的自满得意之中，无暇抬眼观望世界风云。一直到1840年因抵制鸦片输入而被英国枪炮打开国门，几乎陷入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之中。应该说，19世纪中叶，西方出版文化伴随着机械和武力，对中、日等东方古国的撞击，使中、日国运都面临抉择。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发展工业经济、近代教育和机械印刷出版文化，步入世界前列。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努力向日本学习。废除科举制，创办新学堂，允进新式印刷机构，出版《海国图志》等。许多青年赴日留学。不少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通过诸如《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万国史记》、《万国公报》、《东文报译》、《译书公会报》、《时务报》等书刊，从日本转译到中国。同时有不少日本汉学家到中国或担任教习，或创办报刊书店，如中村正直、古城贞吉、安藤虎雄、冈千仞(鹿门)、冈本监辅等，带来了大量明治以来日本出现的汉字新词汇、新概念。中国的一些进步党团组织、革命报刊乃至新型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等，受到日本朋友的支持。但是，日本在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拿起了恃强凌弱的枪炮。侵略战争是“反文化”、“反历史”、“反教育”、“反出版”交流的。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工商界和学者之间进行出版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崇高事业从未间断。康有为、黄遵宪、章太炎、梁启超、汪康年、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都与日本朋友产生出不少生动感人的佳话故事。
Angs Maddison 2001年在法国出版了《世界经济：千年展望》。根据这本书的研究，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计180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最高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3％，平均占25％。也就是说，中国曾经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领先世界1800年，而后又落伍于世界200年，现正走向复兴的东亚大国。中国与日本、韩国等作为同一文化圈的东亚强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是友好合作则互赢、分离对立则相伤。正确面对现实，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让出版和教育交流的文化传统复兴，是我们东亚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近20年来中日之间在出版与教育交流方面，进展很快。1980到1998年，中日两国版权交易额，已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版权贸易总额中的第5位上升到第3位。21世纪以来，仍连续保持上升势头。日本角川集团授权在中国出版的《瑞丽》，已成为国内非常火爆的时尚杂志。2004年，日本、韩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首次联合出书，以4种文字5种版本，共同印行了一部《东亚新的“做书之道”》，开启了东亚出版文化协作发展的新渠道。随着出版产业的突飞猛进，中日两国的出版专业教育，也密切合作，互动发展。中国的编辑学专业教育与日本的出版学专业教育建立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的协作关系。1990年，日本前出版学会会长清水英夫、箕轮成男、林伸郎、吉田公彦等人，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邀请来华进行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术交流。双方协议举办以亚洲国家为主、欧美国家也有专业人士参加的国际出版学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次，分别在北京、东京、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汉城、武汉等地开会研讨编辑、出版与印刷、发行等问题，从理论探讨、业务实践到数字应用技术与人才教育，广泛地互通信息，互相讨论，研究出版产业与学校专业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有10多所大学的专业教师参加这些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
1991—2005年，日本出版学校前董事长吉田公彦先生与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建立了两年一次的“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制度，轮流在上海和东京举行学术研讨，15年来坚持不断，召开过8次学术交流会。双方参加人数不包括列席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听众，计有100多位，提交论文100多篇。交流主题每次会议都有变化，不断出新，内容涉及出版产业与出版专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吉田公彦先生10多年来，还在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设立了出版专业教育奖学金，对中日出版文化和教育交流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令人敬佩。
三、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的问题讨论
在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交流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加深认识，进一步研讨。
第一，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传播学中视觉接受与听觉接受结合互动、强化传播效果的规律。中国2500多年前的圣人孔子，主张言教与文教并重。“言而不文，行而不远”。他一面聚徒讲学，以口语讲谈和诵读教授弟子，一面又编述“六经”，以校正刻写的文字版牍授业传道。他编的版籍保存下来，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儒学人文传统。先秦设辟雍，置庠序，“学士不息版”；汉朝办太学，拓石经，抄书籍，交易于“槐市”。唐宋兴书院，开科举，发展雕版印刷，大量出版经、史、子、集。元明设学堂，校书籍。蒙族官员伯都(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白巴图)在《
新唐书》的“跋”文中说：“经史为学校之本，不可一日无之。版籍散在四方，学者病焉。浙西十一经已有全版，独十七史未也。职居风宪，所当勉励。”
[5]14于是“遍牒九路”，提调硕儒、刻工，重校修订并刻印17史。16世纪，中国的《大明律》由私商传到日本，周防大内大夫多多良义隆非常欣喜，“告彼学校之徒，咸称正法而广
录之”。并派人“随贡船到中国”，表示“愿识中国礼法，奉命到国施行”。
[7]417—418正是这个时期，日本使用“翻案”手段，编著新作，大量出版本国书籍。清朝立国后，继承元明的教育和出版相结合的传统并发扬光大。近代以来，两国都把出版物视为“传于后”、“播于外”、“交朋友”、“相学习”的最重要媒介，借以教育人民和子弟。在“西学东渐”的世界文化风潮中，日本捷足先登，明治维新改革旧制，繁荣发达起来。中国则相对保守，坚持“中体”为主，“西用”为次。直到19世纪中叶，古登堡在15世纪制造的新式印刷机才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到中国，并开始用铅活字排版、机印书刊。而在日本，这时已有了相当先进的机械印刷工业，并积累了新的印刷出版经验。后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就学习了日本技师们的经验和技术。商务印书馆利用先进技术给新型学堂编辑出版了新的教科书，极大地推进了学校的教学改革，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以编辑为主体领导出版实业的文化传统，从而开拓了中国现代编辑出版业。总之，出版与教育相结合的传统，事关人文统绪、国家命脉、民族前途、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不敢轻率。特别是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更是给后代子孙“结前缘”、“修同好”、“谋后福”的事，必须尊重历史，发扬传统，实事求是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第二，中日两国出版文化的历史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出版文化生长发育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以经典古籍为主)——出版印制(抄写、刻版和印刷)——发行于市(收藏、赠送或售于书市)。日本的出版文化源自中国汉唐时期，形成的历史顺序是：市场交换(包括购买和以贡品从宫廷、佛寺换取版籍、抄本与印本图书)——刻印出版(独立翻刻印刷“汉籍”与“佛藏”等)——编辑著作(以假名注音析解“汉籍”，编印“和刻本”进而以“翻案”的方式编著本国书籍)。中国的编一印一发，与日本的发一印一编，两种出版顺序，在两国文化中形成的观念也有所差异。日本的出版观念压根儿就有很强的商贸性、市场性和工艺性，文化媒介的编创性是后来加入进去的。尽管可以“后来居”，但日本出版概念的基础还是市场销售性和工艺产业性。其出版的起落消长，主要是以书刊市场的经营管理、盈亏核算为标准的。编辑与著作，相对比较弱小与自由一些，或高高的凌驾于出版之上，或悄悄的离群索居于出版之外。因此，当前日本除了4260家出版社之外，还存在着1000家左右的编辑制作公司，即相对独立的编辑部(该数据由吉田公彦先生提供)。按照日本出版业界的研究专家下村昭夫的说法：日本“所有出版社的编辑作业，几乎都依赖于2000家专业编辑机构”。但日本对编辑出版人才的专业教育，仍是附在大学里的经济学科、传播学科、工艺或其他学科里，开设若干门专业课程来培养的。吉田公彦先生在东京创办日本出版学校，主要是为准备进入出版界就业的学员进行各种专门职业培训。在中国，编辑出版现已被视为一种文化创造业，编辑以创造文化内容为主，出版则以复制媒介载体为主，二者紧密结合创造出行销于市的传播媒介，编辑出版特别是编辑对母本的创造是整个传媒业的基础。文化传播的社会效益与市场发行的经济效益，都要在这个母本基础上创造出来。因此，中国首倡在大学里设置专门的编辑出版学科，培养编辑人才与出版人才。编辑作为出版社的主要业务部门，标志着出版社的文化特性和专业水平。在报纸、期刊等部门，编辑部是独立的主体，实行的是主编或总编负责制。主管人员的职务称谓，也是编审、副编审、编辑与助理编辑，如同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那样。
这种编辑文化事业和出版产业相结合的不同状况，反映在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专业学术领域。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角左卫门首创了“出版学”术语，1956年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日本出版学会。中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由林穗芳重新定义了1949年崇次氏提出的“编辑学”术语，1982年成立了中国编辑学会。这两个学会还与韩国出版学会等通力协作，共同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术理论和业务实践，互补互动，互相吸收发展。当日本小林一博出了《出版大崩溃》，长冈义幸出了《出版大冒险》，惊呼日本图书市场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编辑学者们却说，我们要坚持编辑的文化建设方针，科学地发展出版产业，和谐地调整图书结构，崩溃性的危机是可以避免或者平稳度过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在中国一位主管新闻出版与文化教育的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倡导下，从1985年开始，在大学里便设置编辑学学科与专业。专门为国家培养高级的编辑出版人才。目前中日两国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正在发扬传统，深入交流，努力开拓新的局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编一印一发与日本的发一印一编，两条单一向度的直线模式，已开始交互融合，逐步形成为一种双向循环的圆形模式。编辑的文化内容创新与出版的媒体形态生产，已经演变为统一的首尾相连的精神与物质相互转换的文化产业链。
第三，中日编辑出版教育，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
20年来中日两国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日益扩大并深入交流，都为本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学科建设培养了不少新的人才。双方都认为，编辑学、出版学是文化传播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学科与专业。现代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广播、影视及网络编辑，都是由图书出版编辑延伸生发出来的现代媒介编辑。尽管在媒体多样化与技术数字化条件下，编辑出版的手段和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根本的编辑文化思想和出版经营理念，还是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对于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中的数字化技术，正如吉田公彦先生所说：“虽然，简直是不容分说的全球现象，但论及数码化状况，也与日中两国分别处于后退时期和上升时期的对照性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吉田先生强调这一点，在编辑出版教育中值得特别注意。
日本出版业处于经济发达、技术水平高超、市场经营完全成熟，但发展空间已不太大、速度已不再快的阶段，中国出版业则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市场经营正在开发，且拓展空间还很大，仍继续努力保持健康发展的阶段。中国强调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以科学的发展观，按照编辑规律、出版规律和市场经营规律来推动整个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因而，国家把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目前，中国除了原有的出版职业技术教育以外，已有60多所大学设置了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35所大学招收了编辑学、出版学硕士研究生，6所大学招收了编辑学、出版学博士生。日本，尚未将编辑学出版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或专业纳入大学教育体制。但日本不少大学里设有传播学，辅修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十分重视编辑出版从业者与即将从业者的专业技术教育。
目前，中日两国所发生的出版产业化、集团化和出版市场细分化、国际化进程，特别需要提高两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层次，扩大教育协作范围，并完善这个学科的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以便培养高级和中级的适应多媒体、高科技和市场细化的复合型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中国虽然在高等学校开办了本科、硕士、博士等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但是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还没有修订。编辑学、出版学在学科地位、专业名分上还没有独立门户。在实践中往往被纳入其他学科、专业的名下，很不利于这个新兴专业的学科建设。有些教育家只强调实际专业教学的综合化、全面化，而不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分工的精细化、专门化。实际上二者在整个教育活动中，特别是在高等专业教育教学活动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失诸片面，既不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不利于推动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日本的高等教育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编辑学、出版学在大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中缺乏应有的地位，大多还挂靠在传播学、新闻学、经济学、艺术学或信息管理学下面。尤其是对编辑学的研究和教育，或许还未引起日本教育界和出版界足够的重视。对编辑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中的整合协调功能发挥不够，因而才产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才出现出版业会不会大崩溃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多么好，而是说我们同样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提高编辑学、出版学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培养出能够整合协调当代多媒体、高科技、大信息量、快速度、互动传播的编辑学、出版学的博士、硕士等高级专门人才，使中日出版文化不至于被西方传媒帝国的文化巨浪吞没湮灭。为此，中日编辑学、出版学教育应当共同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立争改变东西方出版文化结构的严重失衡现象，推动亚洲出版业走向世界，屹立于全球出版业之林。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