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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里发生了很多事
       我也曾在墙上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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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浏览一件件新闻随时要晕倒
       死去活来得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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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准备看晚间新闻
       一页页看得心神交瘁
       每天几个马克买来世界的谎言
       我也没占什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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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堆的灾祸和革命
       鲜花展览的报道也叫我心惊
       那是西德作家柏昂(Nicolas Born)在六十年代写的诗。柏林墙仍然森然隔离着东西柏林。犹太人对纳粹的残忍仍然记忆犹新。
       柏昂和他美丽的妻子尔茉伽（Irmgard)一九六九年秋来爱荷华。那年以色列夫妇档作家森乃德(Yonat，Alexander Sened)也来这儿。两对夫妇同天到达。我和Paul请他们去餐馆吃午饭。Paul开着他的白色大吉普，与我去作家们的住处。到了爱荷华河边的五月花，只见他们两对夫妇分别站在台阶的两端等待我们。互不相识，这也罢了。
       我坐在Paul旁边的前座。他们一一进了后座，挤在一起。
       我叫柏昂。他向森乃德伸出手。从西德来的。
       森乃德嗯了一声，没有和他握手。
       Paul望了我一眼。
       满车的人，寂静无声。
       看! Paul突然大叫。看河上划船的年轻人!看到人划船我就高兴!当年我在牛津是划船选手，代表我的墨藤学院。最后一年，五天五次大胜。每人得到自己划的桨，上面有各自的描金名字……
       那是Paul生平最得意的事，我说。
       从那一刻起，我们和那两对夫妇分别谈着中性话题，没有战乱，没有杀戮，没有敌意，天下太平。
       饭后我们送他们回五月花。柏昂夫妇向我们道谢后下车。
       非常谢谢!到了爱荷华立刻就见到你们，森乃德对我和Paul说。很对不起，我们没有礼貌，拒绝和那两个德国人握手。
       我了解，Paul说。
       请原谅，我们再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
       慢慢来吧。柏昂是个好诗人。他有首诗的第一行:她是个金发女郎。他是个工程师。
       不，我们不想见他们。森乃德说。
       从那以后，我们只得和那两对夫妇分别聚会。森乃德一九二一年出生在波兰，一九三五年移民以色列。二次大战后，到欧洲处理犹太难民移民以色列的问题，遇到尤娜蒂，她一九二六年出生波兰，二次大战中曾在华沙犹太集中区生活。他们相遇几天后，她去了维也纳大学，专修法国文学和哲学。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打六日之战，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得惨败。他们在战争期间潜赴以色列，在沙漠的集体农场定居下来，种水果和蔬菜。森乃德是出版社总编辑，尤娜蒂教希伯来文学。两夫妇联名写小说。
       柏昂被拒之后，几番给森乃德打电话，要求和他夫妇俩谈谈。他说二次大战期间，他只有几岁。他要他们重新认识他这一代的德国人。
       但是，没有用。
       那年，波兰作家司崔考斯基(Julian Strykowski)也是犹太人，大约五十多岁吧，二次大战中身受纳粹虐待，在那六十年代，在波兰又受到政治压制。一天，他来我办公室，递给我一束康乃馨花，一面说：我可以和你谈谈吗?他告诉我，他和一个女子相爱，但不能结婚。为什么呢?我问。因为他是犹太人，又是被禁的作家。他不能连累他们。
       我一定要回去!和她母子在一起!他说。
       那不是一样要连累他们吗?
       不同。抄家，总不能抄他们的家吧。
       我们和所有的作家应邀去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 Company)。总裁何伟德(William Hewett)是我和Paul的朋友，我们叫他王子——英俊的美王子。他每年请作家们游密西西比河，在他那豪华的游艇上，吃纽约空运来的海鲜，看河上风景。一九六九那年，我们先去参观工厂。原来在一八三七年，约翰开了个双轮犁的小公司，后来决定做拖拉机的生意。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农业机械公司了。我们在工厂看到双手推动的小犁，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巨型拖拉机。约翰迪尔公司是何伟德妻子家的产业。
       约翰迪尔公司本部坐落在伊利诺州的莫林(Moline)郊野，远离工厂，远离人烟。世界著名的芬兰建筑家萨瑞能(Eero Saarinen)设计的，简直就是一座现代艺术品。一座赭色钢架独立郊野，八层钢架，层层叠叠，镶嵌透明玻璃，楼前湖水涟漪。艺术和自然融合。钢水相映。整个景观刚中透柔，工业居然也有人情了。钢架内部到处点缀着现代画和雕塑，简直就是个现代博物馆。
       何伟德邀我们傍晚去他家。他妻子大块头，大花大朵的长袍，色彩浓艳，闪亮的大耳坠，轮廓坚硬的脸。那么豪华的家，他们夫妇俩特别得意的，却是那间简陋的阁楼。从楼上的小梯，再上一层，只见一间小小的阁楼，铺着日本榻榻米，阁楼天花板下一溜柔软的通铺，沿着屋顶绕去，玩具似的小梯子，可再上一层，上到软绵绵的铺上，再也上不去了。人只好躺下了。在拼搏的工业社会中逃到家里，逃到阁楼，逃到天花板下，无处可逃了，就躺下来吧。爱，恨，悔，贪婪，虚妄，全涌在那一小角天花板下了。世界虽大，竟没容身的地方。
       饭后大家去客厅喝酒。音乐奏起来了，一人弹钢琴，一人拉小提琴。喝酒，谈天气，谈旅游胜地，谈当时东欧流行的笑话。
       美酒，笑声，音乐。人热络起来了。
       乌干达作家毕特可(Okot p’Bitek)坐在地上唱起情歌，男欢女拒，逗来逗去，女人终于委身。他两手“啪”的一下，闭着眼，如梦如幻，回到非洲的原始森林做爱去了。阿根廷作家露伊飒(Luisa Valenzuela)，彩虹纱巾兜着有棱有角的脸，眉浓眼黑，和男主人双双舞得有情有意。
       突然，三个犹太人——司崔考斯基、森乃德、尤娜蒂高声唱起来了，原来钢琴和小提琴奏起一首犹太曲子。司崔考斯基突然跳起舞来。音乐悠悠荡着流放人的哀伤，司崔考斯基幽灵似的舞动，森乃德、尤娜蒂低声吟唱。那犹太曲子突然高昂急速起来，悲苍透着强悍，司崔考斯基着魔似的快步舞起来，闭着两眼，——死亡，灾难，生存，又魔幻似地呈现眼前了。
       我们全怔住了。
       柏恩独自站在一旁，脸色沉重，沉默不语。
       作家们在爱荷华八个月，终于要离开了。Paul和我在家里有个送别晚会。相处几个月，都有些留恋不舍，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流动性不大，此别也不知何日再见了，点滴不沾的人，也喝起酒来。只见柏昂拿着酒杯，走到森乃德、尤娜蒂面前，举杯对他们说：我敬你们酒。他喝了一口。离开爱荷华以前，我可不可以和你们谈谈?
       森乃德、尤娜蒂笑笑，未置可否，举杯应付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柏昂来了电话：兴奋地对我们说：森乃德、尤娜蒂邀我和尔茉伽明天吃晚饭！
       他们的友情就从那夜的长谈开始了。
       森乃德夫妇离开爱荷华时，甚至邀请柏昂夫妇以后去以色列，做他们沙漠上集体农场的客人。
       Paul的祖先来自德国的黑森林。他在牛津三年(一九三三——一九三六)，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游历欧洲，他必去德国。第一个暑假，他住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山中，在那儿认识了一位非常“欧洲”的德国人傅然子。他唱法国民歌，在英国贵族学校教过书。他邀Paul去柏林和他家人共度一九三四年的圣诞节。他们住在柏林郊区。Paul常去逛书店。那时他要翻译里尔克的诗，常去逛一家书店，因为那儿有一架子里尔克精装本的诗集。他双手捧着书，那软皮书面，那印着题目的彩色书页，仿佛就是里尔克那个人。
       一天，书店老板走过来对他说：来喝杯茶吧!
       老板带他走进一间小屋。他们把里尔克的书全搬出来了，放在桌子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端着茶进来了，透亮乌黑的眼睛，欠欠身退出去了。老头儿一面为Paul斟茶，一面说：这些书全是你的!
       那些书全是他的!就是大打折扣，Paul也买不起。
       你全拿去吧，老头儿说。
       突然之间，里尔克的书全是Paul的!那个永远在逃避的诗人写的美丽的诗篇，到过巴黎、瑞士、亚得里亚海上，身边永远有女人，却不能和妻子在一起，德国人称为软性诗人的里尔克。
       Paul问：为什么给我呢?
       我是犹太人。他们会把这些书毁掉的。
       他没用纳粹那两个字。说起纳粹，就是他们。
       然后他转身指着那个可爱女孩走出去的门：我老了，没关系。但是我女儿，那个女孩……他说不下去了。她必须走。离开德国。我们是该死的犹太人。你是美国人，你是幸运的。把她带走吧。我留在这儿等死。
       我想办法，Paul说。我一定想办法。
       一个月以后，他找到人答应帮忙，给老头儿写了信。信退回来了。邮戳注明：无处投递。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和Paul去西德和东欧。柏林已分裂成东西柏林了。在西柏林重见分别两年的柏昂夫妇，还有一九六七年第一位到爱荷华的西德作家卜赫(Hans Christopher Buch)。
       柏昂和卜赫两家住在一栋陈旧大楼里，街道两旁一溜菩提树，仍有树大根深的气派。
       Paul看见菩提树如逢故人，欢喜得大叫：对!我认识!我以前就住在这个区域!
       我们又见到美丽的尔茉伽。两个作家的妻子都是医生，工作辛苦。他们写作、编辑、在家照顾孩子。生活艰苦。西柏林虽然有战争遗留的残骸，但到处波动着挣扎的生命。我们在柏昂和卜赫那儿见到许多作家。柏林作家多，因为柏林情况特殊，生活较便宜。文坛也特别活跃。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中忙碌地生活，重建家园。
       西柏林到处是废墟。墙上仍有点点弹痕。在柏林墙边，可以看到东柏林。但在西柏林这边，居然有一尊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巍然屹立，碑前还有两尊火药味浓厚的大炮，站岗的士兵笔挺地拿着刺刀。
       西柏林的居民不能去东柏林，但旅客可以去观光一下子。我和Paul搭上游览车。服务员告诫我们：不能带任何文字的报纸刊物，每人必须带着护照。车到柏林墙边，西柏林的服务员下车。东柏林的女向导上车。另一穿制服的女人上车，检查护照，并收每人十马克，同时记下每人随身携带的钱，防人做美钞买卖，或将钱接济政治分子。另有一身穿军服的人，用长柄反光镜探查车底。气氛突然严肃起来。
       车子开动了。车子在菩提大道上行驶，行人好奇地看着游览车。Paul说，以前那是柏林最繁华的一条长长的大道，是柏林文化中心，现在给柏林墙堵断了。矗立大道两旁的宫殿和博物馆，许多在二次大战中毁于一旦。昔日的皇宫遗迹，已被铲平成广场，作为群众运动的场地。这样一条史绩辉煌的大道，现在却是阴森森的。车子一路驶去，满目废墟，到处弹痕。列宁像威立街头。阵亡将士纪念碑，却是纪念苏联的阵亡将士，站岗的德国士兵正举枪正步换防。
       为什么要竖立一道柏林墙?有个美国旅客问向导。
       因为东柏林的教育全是政府供给的，政府培养的人才，不能外流到西柏林。
       为什么士兵仍用正步换防呢?
       那是普鲁士传统。普鲁士军就是解放军。
       墙上贴着标语：社会主义越强盛，和平越巩固。
       一张大海报：拿破仑的一只大手血淋淋的。
       一只大熊竖立在一栋大楼顶上。
       熊是东柏林的市徽，也是西柏林的市徽。同一个市徽，却被一堵森严的墙隔开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德国是个悲剧。我回到西柏林后，对柏昂和卜赫说。
       不!我们不是悲剧!两人同时回答。上一代做错了，我们受处罚，罪有应得。不是悲剧!
       三十三年以后，二○○五年的今天，正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名叫凯萨瑞娜(Katharina)的人，写信给现在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墨锐(Christopher Merrill)，探听她父亲柏昂在一九六九年写给Paul的信，是否可容许她发表，并且问到Paul和我。我当即给她写了信。
       亲爱的华苓：
       看到你的信，十分高兴，但也黯然，不能和你丈夫通信了……我父亲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因癌症去世。你也许记得，他吸烟太多了。我那时只有六岁。就在他于一九七九年春天发现癌症时，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小说《反面故事——历史》(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History)轰动一时，翻译成多国文字(也许没有英文翻译，我要问妈妈)，另一小说《欺骗》(Deception)也译成多国文字，有英文译本，并拍成电影，名导演史隆朵夫(Volker Schlondorff)导演。一九七四年以后，他几乎不写诗了。
       我妈妈尔茉伽，小儿科医生，即将退休。她会给你写信……
       凯飒瑞娜
       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亲爱的华苓：
       得你音讯，非常兴奋。回想当年在爱荷华的美好日子，就令我神往。
       我当找出一些旧照片寄你，供你回忆。
       我可想象，你突然形影相吊，一定苦不堪言。我也一样。所幸我儿孙都好。我和柏昂有两个女儿：瑞柯，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在爱荷华时，我正怀孕。她是医生，有两个儿子。凯萨瑞娜专长比较文学，和法国丈夫住在法国，即将生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在整理她父亲的诗稿和信件，今秋出版。
       你的两个女儿都好吗?
       卜赫问你好，我刚在几天前看到他。
       尔茉伽
       二○○五年八月十日
       爱荷华鹿园二○○五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