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谁在为我们祝福
作者：熊正良
《人民文学》 2000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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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天———我们就从一个星期天开始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过于安静的缘故。我就老看徐梅的嘴,心想她怎么不唠叨了呢?我又跑到门外去看太阳。太阳还没有升高,被楼房挡住了,但显然不是从西边出来的。太阳照旧从东边出来,可是徐梅却不唠叨,这很不正常。不久以后我就看见她朝我笑着,她说小弟,你多久没去老河桥啦?我正在发愣,她又说,去看看吧,别一天到晚像只书虫似的,顺便看看金娣她们,看看她们在做什么。于是我就明白了她原来是要我到老河桥去,去看刘金娣和刘银娣。她就是这么实用主义。
到老河桥去要穿越整个下风区。我们这儿的主导风向一般是西北风,所以下风区指的就是城市的东南区域。只要一起风,整个下风区便一片迷蒙,使我们顿时失去空间感。我们都眯着眼睛,闭紧嘴巴。现在我就是这样,从城东来到城南老河桥。老河桥是城南的一处地名,在徐梅和刘义离婚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儿。他们离婚像打拉锯战,旷日持久,我一直不明白刘义在想些什么,不过是离婚,又不是要他的命,怎么那么不痛快?
有关婚姻或夫妻之类的问题我不大懂,我觉得这些问题与我还有相当距离,因此我不敢对刘义和徐梅的故事妄加评判。我能看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迟早都要离婚。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清了这一点。我甚至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劝他们干脆离了算了,使他们狠狠地吃了一惊,他们连面部表情都僵住了,就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鱼一样。他们一定以为我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他们后来真离了也不是因为我这句话,相反为了我这句话他们在某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和克制,尽量避免争吵,即使吵起来了也尽量不使用过激言辞。他们伪装得就像一对酸溜溜的文明夫妻。对于他们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和他们的秉性相去太远。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我,他们怕我受伤,其实我无所谓,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容易受伤,他们那样耗下去真是有一些冤枉。
从徐梅对我的称谓来看就知道我是我们家的老小。刘金娣和刘银娣都比我大,她们的名字有一种小街小巷的味道,或者干脆就是乡村气息,这跟刘义和我爷爷刘老七有关。刘义来自乡村,是一名七十年代初的退伍军人,他能在退伍之后顺利地来到省城当一名工人全靠我爷爷刘老七。在往南几百里开外的一片地方,刘老七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盘踞了多年。他只有刘义这样一根独苗,刘金娣和刘银娣的相继出生对于刘义和刘老七都是一种打击,尤其是刘老七,他居然在一个正月初三的晚上着老脸给徐梅下跪。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做徐梅的工作,徐梅不住地打呵欠。徐梅说烦死了要睡觉了,明天还要赶车呢。刘老七一脸的绝望,他突然从凳子上滑下来,双膝一弯,咚的一声跪倒在徐梅面前。那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一些稀松的皮肉软耷耷地挂在上面。他说徐梅呀!他一连叫了三声徐梅呀。他说生什么我都不怪你,但你无论如何要再生一个试试,现在我就给你磕头。徐梅不敢让他磕头。徐梅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这真是相当悲壮也相当卑劣的一跪,徐梅被击溃了,我因此得以顶风违纪来到这个拥挤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下风区。
在徐梅终于决定要跟刘义离婚时,她坚持要把我带在身边,理由是刘金娣和刘银娣都已经到了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年纪,而小弟却不行。她对刘义说,别说跟着我,小弟就是走到天边也还是你的儿子,还是跟你姓刘,你怎么就这样想不开呢?你霸着他干什么呢?刘义觉得有点道理,但他没想到徐梅早有预谋,在获得对我的监护权之后,徐梅立即改变了我的姓氏。她在浮荡的烟尘中来往奔波,递送和申请一些相关材料,成功地让我姓了徐。
徐小弟。她这样叫我,对我说,你现在是徐小弟啦你记住啊,你还要记住这事别让刘义知道,记住了吗?然后她开始自言自语,刘义刘老七,我让你们认识一下徐梅。
然而我不愿意改姓。我好好的姓刘,现在突然要姓徐,我没办法向我的同学作出解释。徐梅发出一阵冷笑,说,好好,真是刘家的孝子贤孙,你不愿意改,我知道你姓不姓刘对于刘义和刘老七有多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你不改也得改,因为我已经给你改过来了,从户口本上开始你就是徐小弟,你们刘家已经没办法了。她站在她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使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我确实没有半点要站在刘义和刘老七的立场上跟她对峙的意思,无论姓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别换来换去,别把我当成一件武器。我不是武器,而是一个少年,我对种姓血缘之类丝毫不感兴趣,那些东西抵不过罗纳尔多的一颗脚趾头。可是我没法跟她说这些。她不可理喻。我只好沉默。
我认为现在我可以较为平静地叙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了。那些事情纷乱如麻,一度将我湮没了。那时候我正在少年,而现在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拥有了一个成年人本该拥有的从容和冷静,甚至还有冷酷———关于这一点马上就可以得到证实,因为我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大姐刘金娣。刘金娣是一只鸡。我想不会有谁不知道鸡是什么,如果有谁装傻那这家伙一定是个混蛋,而且混蛋透顶。这是一件很严肃很残忍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说自己的姐姐是鸡,如果不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说是,谁要企图诽谤,我会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我会让他人头落地。但是非常不幸,我必须实事求是,刘金娣肯定是一只鸡。
在那个星期天以前我不知道刘金娣是一只鸡,我再怎么胡思乱想也不会想到这种事。一路上我很愉快,我很久没去过老河桥了,老河桥是我的出生地,对那儿我非常熟悉。我甚至熟悉那儿灰尘的气息、颜色和形态,它们从我家那扇惟一的窗户里飘落下来,分别是一些细微的颗粒和灰色绒毛。
我没有看见刘义和我二姐刘银娣。刘金娣说刘银娣早就不在这儿住了,人家还住这鸽子笼?刘金娣一边说一边撇撇嘴。撇嘴是什么意思?撇刘银娣还是撇鸽子笼?不得而知。
我去的时候刘金娣还在阁楼上睡觉,从阁楼上爬下来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睡意像粥一样稠酽。她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趿着鞋啪哒啪哒地跑到对面伙房里去梳洗,又重新爬到阁楼上去换衣服。我当然也熟悉这个阁楼。我曾经占据了阁楼三分之一的地方,与她们的隔阂是一张胶合板。她们在楼口里拉了一块绿色布帘。现在还依然是一块绿色布帘。我不知道换衣服怎么这么费时间,于是我开始敲屁股下的床板。这是刘义的床板,床和床板跟刘义一样都来自乡村,包括画在床头上的那些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使人一眼就能洞穿我们的根基和渊源。
这一天我收获了不少礼物,刘金娣在购物时的大方和阔绰使我感到吃惊。她先是带我在外面吃饭,然后又带我去逛商场,给我买了皮带、夹克、随身听之类,还有旅游鞋,真皮的,而在此前我穿的全是仿皮的。尽管我有了意外的收获,但我还是觉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她不是刘金娣,而是另外一个人,她的穿着打扮和神态作派都使我感到陌生。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还穿着徐梅穿过的衣服,那时候她比现在瘦一些,裹在徐梅的旧衣服里显不出一点内容,而现在她像绑一只粽子一样绑着自己,弄得自己跟蛇似的扭来扭去。我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一条沙漠中的蛇就是这样的。夕阳西下的时候,她把我送到老河桥。阳光从楼与楼之间的空隙里斜过来,如同一些长长的脏污的布条,她就站在这样的阳光里,她的栗色的头发、裸露的膀臂和半个胸脯以及一只摇了两下的手(指甲上的银色蔻丹闪闪发光)构成了我对她的最后印象。但不是作为一只鸡的印象,这一点我可以指天发誓,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她会是一只鸡。我对鸡没有半点感性认识。
关于我二姐刘银娣,那次我没有多问,就随便问了一句。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刘银娣心存芥蒂,而是我心不在焉。虽然刘银娣确实有些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用白眼看人,但这是她的一贯毛病,她用白眼看一切人,你拿她没有任何办法。我回到城东以后,徐梅也没有问到刘银娣,或者说来不及问到刘银娣,她的注意力全在刘金娣给我买的那些东西上面,她一件件拿起来看着,翻来覆去地问我,真是金娣买的?你没骗我?不会是你没去老河桥而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坏事吧?徐梅就是这么烦人,到后来我懒得理她。接着她又问我另外一些问题,金娣现在干些什么呢?你问了她没有?她的脸迅速沉下来,开始骂我。徐梅骂人就那么回事,张口便牵扯你们祖孙三代,琐屑而恶毒,虽然刘老七早已成了一堆土,但她总是株连他。我不明白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后来我隐隐感觉到她在想什么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往下一沉。我听见了咕咚一声。
有一件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徐梅不知道坐台小姐是怎么回事。她知道鸡,却不知道坐台小姐,虽然这两种说法在最初都具有某种隐晦意味,但时至今日,都如擦过的窗玻璃一样明白透亮,可是徐梅偏偏不知道。满大街的人都知道的事就是她一个人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她如同一个从生活中路过的人,而且是一个背负太重的人,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周围的事物,她所知道的一点东西都是被乱风吹进耳朵里的只言片语,比如鸡。这是一种勉强可以过得去的说法,否则她的蒙昧无知便无从解释。
她跟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眨得跟两片蝴蝶翅膀一样,使我感到一种迷乱。
我觉得她的样子既愚蠢又神经质。她显然在外面跑了很久,一边拍着灰尘一边问我。灰尘飘浮起来,家里的光线更加晦暗。她的眼睛也眨得更快。她本来应该眯着眼睛,为了看着我回答便眯一下又赶紧睁开。这说明她心里很紧张,她忘了现在只需要用耳朵。
我说,坐台小姐?谁?谁是坐台小姐?你管是谁?我问你知不知道?
我那时候根本没去想她为什么不知道。我脑子里很乱,惟一清楚的就是坐台小姐四个字。坐台小姐就是刘金娣。这是怎么回事?刘金娣在坐台?刘金娣是一只鸡。一只鸡?有一种冰凉和疼痛骤然而至,像风一样掠遍全身,跟着有一种坠落的感觉。那一年我不到十八岁,而且我瘦得像一棵草。
几天以后,我悄悄把刘金娣给我的东西用塑料袋装好放在书柜下面的橱子里。我的书柜其实是一只旧碗柜,总有一种去不掉的油垢气味。我放塑料袋时消灭了一只胖乎乎的蟑螂,第二天我买来了灭蟑灵,把灭蟑灵撒在塑料袋周围。以后我过一些时候又重新撒一次药。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有理由,只是我理不出头绪。有些事情不是想说清楚就能说清楚的,尤其是企图说清楚自己的一种心境。
那些日子我的功课一塌糊涂。我们那个像蛋糕一样的女班主任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肯定完蛋,你说你都想些什么呢?我咬了咬牙,说,我想朝刘义脸上吐痰。她立即像看见了一泡痰一样,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表情,问我,刘义是谁?我说一个王八蛋。她说他干了什么呢?伤害了你吗?我摇摇头。刘义确实没干什么,也没有伤害我,但我就是想对准他的脸吐一泡痰。女班主任说,徐小弟,我告诉你,第一,吐痰不文明;第二,这种时候你还不全心学习,将来要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别怪我没有及时提醒你。
然而我还是想吐刘义一口。我总觉得在刘金娣这件事情上,刘义罪责难逃。我没有任何根据,但我觉得我有理有据。我在一个下午偷偷地跑去了老河桥。这是我惟一的一次逃学经历。我在老河桥一家工厂的职工食堂里找到刘义,我对他说,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们就站在食堂外面的墙根下。在我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是一条马路,食堂里的小卡车从那儿开过来。一个人跳下车,经过我们身边时突然说,刘师傅,这是你儿子吧?刘义笑眯眯地连连点头,嘴里不停地哎着。他在脏兮兮的围裙上擦着手,又对着我笑,说,小弟,你要跟我商量什么呀?
我看着那个人走进了食堂。我对刘义说,我想往你脸上吐一泡痰。
刘义又笑了笑,然后他把笑容赶跑了,他说,你是跟我说着玩的吧?
我说不是。
我看见了刘义的愤怒。我看见愤怒像几只可怜的蚂蚁一样在刘义脸上爬着。可他敢怎么样呢?他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像掂量一个对手似的。他问我,你好好的往我脸上吐痰干什么?我不想说。虽然我有理由,但是我不说我的理由。我说过我不满十八岁,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觉得有没有理由都不重要。我对他说,我就是想吐。刘义摸出一根烟来,一边点烟一边说,你跑来就是想吐我一口痰,没有别的事?我摇摇头。我看见他不仅愤怒还很困惑,这两种表情拼凑在一起使他的脸显得滑稽可笑,他在往肚子里吞烟的同时也吞着唾沫。过了一阵子我看见一种无奈主宰了那张像肿了一样的脸。好吧,他说,你吐吧,吐完了你赶快回去,别到处乱晃。他说着把脸仰了起来。我比他高半个头。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的脸。阳光和灰尘都落在那上面,我的一泡痰也要落在那上面。我开始酝酿一泡痰。
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弄出一泡痰来,倒弄出了一种罪孽感。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而且我也不认识它,它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或干脆就像个帝王一样,它一来了许多东西都逃走了,我就怎么也弄不出一泡痰了。我的痰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唾沫。我不能向刘义吐唾沫,唾沫和痰是有区别的。虽然后者更令人恶心,但我们的协定是一泡痰,我不想违约。我对等着我的痰的刘义说,算了。
刘义看着我离开,说,怎么又算了呢?他真有点贱。我恨恨地说,我吐不出来行不行?
第二天女班主任要我把家长叫来。我说我妈病了,来不了,等她病好了以后我再跟她说吧。女班主任很生气,她说徐小弟,你要撒谎你就撒吧!
我没有撒谎。徐梅真的躺在床上。她被人撞了。一辆摩托车撞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又撞了徐梅。我们家前面的街道每天都拥挤不堪,撞来撞去的事情经常发生,一点也不稀奇。徐梅呆呆地看了看自行车和摩托车,爬起来又走。她不知道脚腕儿已经崴了,只是觉得有点疼,可是不知道哪儿疼。她就那么一直走回了家。她的脚像发面似的肿了起来,趾骨和踝骨都被淹没了,皮肤上亮着一抹青灰。
她现在已经知道坐台小姐是怎么回事了。她问过她的同事和其他一些人,但没有得到确切回答。问这样一个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问题确实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疑惑,以为她不是心怀叵测就是精神病。她最终从一个小男孩那里得到了答案。她朝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迎面笑着,小男孩倒退了两步,警惕地盯着她的笑容。那是一种像锈铁皮一样破烂而毛糙的笑容。小男孩一边后退一边说,你要干什么?徐梅又用力笑了一下。小男孩说你别这么笑好不好?徐梅说你别怕,你就当我是你的老师行吗?小男孩说,可你不像老师。徐梅说我怎么不像呢?我是前面那个子弟学校的老师,你知道子弟学校吗?好,现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徐梅就把她的问题提出来,话音未落,小男孩就说,鸡。徐梅哆嗦了一下,说,什么?小男孩又说,鸡。
小男孩看见她的笑容像灰屑一样掉落了。小男孩又往后退,他退到旁边让她走过去。他站在那儿傻傻地看着她,后来他看见一辆摩托车撞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又把那个胖胖的神经病撞倒了。
一连几天,徐梅就那样斜靠着床头,垂着眼睑看着她的肥胖的青色的脚,除了偶尔轻轻叹息一下,几乎不发一声。而平常她的唠叨简直可以杀人。一个满腹怨气又不习惯沉默的人的唠叨是片无边无际并且冒着黑汁的泥沼,是一把钝锯或者一架磨床,反正就是让你觉得没法活下去,末日已经到了,你恨不得揪光头发,掐掉一块皮肉,你最想做的就是撕掉两只耳朵。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一个没有耳朵的人是多么幸福。还是在读小学时,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过类似的句子,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在文中这样写道:我妈是一只啄木鸟,她把我当成一根长了虫子的树干,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把剪刀,我想把我的耳朵剪掉。
我的耳朵突然享受了一种清闲,我简直可以听见灰尘流动飘落的声音,但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某种幸福。我的耳朵紧张地竖立着,像一只进入陌生之地的兔子那样惶恐不安。我知道静寂不会长久。我就这样张着耳朵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了徐梅的一声哭泣。
一切都不同于以往,以往她一哭便是哭诉,是唠叨的另一种形式;而现在哭就是哭,哭得非常纯粹。如此纯粹的哭泣对于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陌生的感受。我觉得我并不喜欢这种感受,她的抽噎太尖锐了,她不把哭声全部放出来,而是把哭声憋在喉咙里,让它们一点一点往外挤,呃呀呃呀---使人想到恐怖片里某一扇悠来荡去的门。她呃呀呃呀了许久,具体多久我说不清,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世纪,后来总算慢慢停了下来,一切复归于沉寂。几乎又是一个世纪之后,我听见她叫我,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声音虽然不是珠圆玉润,但也不至于如此苍老干枯。
小弟,你---
她忽然又停下来,把我悬在那儿。我知道她心乱如麻。等了许久,她才又说,你看,要不要请你大舅来一下?我装出满脸迷茫,说,我不知道,什么事呀?她剜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红又湿,但剜起人来依旧锋利无比。你真像刘义,她说,你跟刘义一个德性,算了,本来我想请你大舅来喝一杯酒,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再说他也不见得会来喝我的酒。
我在我们学校对面的一幅广告上看见了我二姐刘银娣。
我们学校在上下风区的中间地带,灰尘和烟气从我们头顶上向东南飘移,我们在它们下面走过斑马线。刘银娣就在对面公交车站的广告栏里朝我微笑。我用脚点住了车,接着我愣了很久。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被印在一张广告上。全市有许多公交车站,每个站台上都有这种广告栏,所有广告栏里张贴的广告在某一段时间内都千篇一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二姐刘银娣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着全市人民微笑。我在她的微笑面前感到了一种迷惘,她的白眼到哪儿去了呢?是谁使她终于肯用正眼看着我们?
与她同在广告栏里的还有一幢住宅大楼和一辆小轿车,她在中间,她的背景是一圈又一圈无线电波,广告词说,××寻呼,沟通你和我。广告商无疑看中了刘银娣的眼睛。那真是一双无与伦比的眼睛,尤其是不翻眼白的时候,清澈妩媚含情脉脉。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有不少人工台的寻呼小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这种事情一般发生在深夜,骚扰者猥亵而露骨。有一张晚报曾报道过此事。我不知道这是否和刘银娣的微笑有关。那时候刘银娣正在打官司,她状告广告商。这似乎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她说她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广告,也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签约,广告商盗用了她参加某次选美大赛时的照片,侵害了她的肖像权等等,她要求广告商公开向她道歉并且支付相当数额的赔偿。如大多数类似官司一样,这场官司也不了了之,一份小报说原被告在某些方面消除了误会,最后达成共识。一些日子以后,我又在另一则广告中看见了刘银娣,这一回是本地电视台做的直销广告,内容是一种丰乳药物,镜头将刘银娣推到了观众眼前,几乎要碰着人们的眼睫毛。刘银娣穿得很少,少得不能再少,很形象很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她使用该药物之后的丰隆。
现在我先说一条狗。
那条狗叫大灰,徐梅曾经对它寄予厚望。徐梅养它完全是因为听说我大舅养狗赚了钱,其实我大舅是赚是赔只有天知道,他在狼狗都快没人要了的时候养了一条母狼狗,而且十有八九是杂种,母狼狗下的崽更是杂种的杂种。但我大舅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狗崽绝对纯种。他动员他妹妹也养一条狼狗。他对徐梅说,最好养一条公狗,公狗配种比母狗下崽更赚钱。他说你想想啊,母狗下一窝崽的工夫公狗可以配多少种啊。徐梅便蠢蠢欲动。刘义说这么屁大的地方,养人都紧巴巴的,还养什么狗?徐梅说怎么没地方?她把狗抱到现在我们在城东住的这间房子里,那以后这儿就成了一个狗窝。徐梅像侍候老爷一样侍候这条麻灰色的小公狗,小公狗长成大公狗以后胖得路都走不动,整天懒洋洋地塌着沉重的腰肢,幸好狗市早已凋零,它无种可配,否则真要难为它。
塌着腰肢的大灰后来归了一个名叫青皮的人。徐梅如送走了瘟神般地舒了一口气,但是狗账还没清,她还欠我大舅二百元狗崽钱。她决定不还这笔钱,她要赖账。她说我要是认账我就是天下第一蠢货。我大舅嘿嘿地笑着,他说他只不过随便提提,认什么账呀,没账。然后我大舅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我大舅也喜欢喝酒,和刘义坐在一起就像一对亲密的酒友。
徐梅对刘义说,以后他来了你就往床上躺,你就说你病了。刘义病了两次,第三次我大舅看见刘义走向那张床就笑了,他说妹夫呀你又要病吗?刘义很尴尬,不好意思躺下去。徐梅说这有什么,该病就病,躺下吧。然后她对我大舅说,是我让他病的,我对他说,只要我哥来了你就病,不病自己负责,他自己喝从乡下弄来的土烧,他负不了这个责,所以他不能不病。她一边说一边搓洗衣服,眼睛盯着自己沾满泡沫的手。那一次我大舅不好下台,他说那就病吧。他把脸拉得很长。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一条狗使徐梅损失惨重。她算了一下细账,狗吃的牛奶牛肝牛肺加上我大舅喝的酒,少说也使她丢掉了一台洗衣机,所以她一洗衣服就骂我大舅,她说这个南霸天!南霸天是谁?后来我在一部爱国主义影片中认识了这个人,我发现我大舅确实长得很像这个人。
徐梅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南霸天请来。她的那条腿从小腿肚子开始一直到脚趾头都肿得肥胖透明,她只能拖着它靠在床头上。她没有别的人选可以考虑,除了我大舅我们家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我去请我大舅的时候是黄昏,他住在城东和老河桥之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你是谁?他很困惑。我说大舅,我是小弟。啊啊啊,他像唱歌一样仰着头啊着,小弟,啊啊,小弟,大人了嘛,有什么事吗?啊,小弟。我说我妈请你去喝酒。这时候我发现大舅确实很聪明,起码比徐梅聪明,他一眼便看穿了徐梅的骗局,他说这么多年了你妈会好好的想起来请我喝酒?不会吧?是有什么事吧?我摇摇头,我说真没什么事,她就是好好的想起来请你喝酒,她说哎呀你大舅多少年没来啦,你去请他来喝酒吧。我用的是重复谎言的办法,大舅显然没有防备这一手,他开始将信将疑,我又说,我妈还说要是大舅不肯来你扯也要把他扯来,你别怕他是你大舅,大舅你不会要我扯吧?我大舅还是聪明,虽然跟我走了,但还疑疑惑惑,他一边走一边说,小弟你很会说话,大舅这是看了你的面子,其实大舅早就不怎么喝酒了。
站在我家门口我大舅感到一阵愕然。我家看起来就是一条短促的巷子,在两张床铺之间横着一条铁丝,铁丝上挂着布帘。现在布帘没拉上,徐梅在里面一张床铺上歪着,小茶几上摆着几碟菜和一瓶酒。日光灯很亮。徐梅脸上浮着一种灰色,因为几天没有梳洗,头发乱得像一个鸟窝,一条粗肥的腿从皱巴巴的裤管里捅出来,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坐吧。她对她哥说。声音似乎也有些浮肿。我大舅就像把屁股放在针毡上一样放在一只凳子上。徐梅又对我说,小弟你去玩你的吧。我出去的时候我大舅的目光一直跟着我,我看到这个被叫做南霸天的人的目光竟显得那么神魂不定可怜兮兮。
我走出小巷,蹲在那儿看着街面,因为眯着眼睛,我的视线是小角度的,进入我的视线的大多是车轮和腿。我旁边是一家酒店,再过去是西饼屋,灯光像瀑布似的透过大玻璃往外泻。我看见我大舅的腿从我面前划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腿,但我觉得有点眼熟,我把视线抬高,结果我看见了他的背影,他快要走过穿红衣服的酒店门僮身边时,我叫了他一声,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走得更快。我没有再叫。我还蹲在那儿,眼前依旧是车辆和腿,非常稠密,就像一座移动的森林。
后来我的腿麻得站不起来。麻是一些密匝匝的蹦跳着的灼热感觉,我不知道骨头和肌肉在哪儿,只剩下了这种感觉。我干脆坐在地上。我又坐了很久。回家后看见徐梅还那样靠着床头,酒和菜原封不动地摆在茶几上。
他走了。徐梅说,他说去买一包烟,可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他肯定走了。
我说是走了。我又说我看见他走过去。我后一句话真不该说,也许前一句也不该说,如果我知道徐梅已经快要崩溃的话,我决不会吭声。可是我已经说出来了,我看见徐梅的眼睛鼓了一下。你看见他走?她说,你看见他走为什么不叫住他?我说叫回来干什么呢?徐梅歪着脸反问我,你说干什么?这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她用双手撑着床把身体挪过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没办法我可怜我找不到谁帮我,找到一个还买烟买走了,听完了我的话就走了,什么都知道了就走了!她一点一点地疯狂起来。她顺着自己的话往下滑。早知道我说什么呀,我这张嘴不是嘴,不是嘴!她说着啪的一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接着把另一只手挥起来又抽了一个。她左右开弓,像抽别人一样痛快淋漓,响声清脆薄亮。我目瞪口呆心惊肉跳。我想不到一个人可以这样掼自己的耳光,可以对自己这样心狠手辣。
我企图抓住她的手。我说你的嘴已经流血啦。她说你放手,你让我打,我不打它它不长记性,天大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谁让它乱说?我不打得它记住我不罢休!
大约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大姐刘金娣去了另一座城市。也许我这样说不准确,应该说她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她说她去了一个更往南的城市,去向和风向一致,她给了我们一种随风而去的错觉。她用一张明信片完成了她的花招,这张基本上没什么内容的明信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蓝色的邮戳印鉴,据此我们相信她已在另一座城市。后来我们知道,她其实还在我们这座城市之中,或许真的离开过,但不久又回来了。她虚晃了一枪,成功地从我们(主要是徐梅)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徐梅抽自己嘴巴的第二天下午,刘义来到了城东,他说是我大舅叫他来的。我大舅对他说,徐梅要疯了。他来了以后看见徐梅没疯,虽然脸颊红肿头发散乱,但他看见她的眼睛就知道她没疯。他自己找了一只凳子坐下来,他说你哥什么意思?好好的说你要疯了。接着他想问候徐梅的腿和脸,他伸出一根伙夫的油腻腻的指头,说,怎么啦?
徐梅不理他。徐梅突然说,你知道你女儿在做鸡吗?刘义犹豫了许久,点点头。徐梅的目光一下子飘忽起来,脑袋往左偏一下又往右偏一下,忽然发出一声尖叫。这么尖厉的声音从一张肿胀的嘴巴里吐出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徐梅居然灵巧得像一只猴子,拖着一条肿腿纵身一跃,把刘义扑倒在地。现在刘义相信徐梅疯了。徐梅的指甲和牙齿无所不在,刘义很快就成了一名伤员,不断地发出受伤的声音。他说你疯啦。他把徐梅滚到下边,捉住她的手用力压着她。他的脸伤痕累累。我有什么办法?嗯?他对着徐梅的脸说,我没有办法,没法说她,我拿什么说她?他想让徐梅安静下来,但是徐梅不停止挣扎,他开始粗声喘气。他说再说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她上了路啦,这种事一上了路就没办法啦。徐梅啐他。徐梅说,世上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你还活着?我要是你我就吃老鼠药。
那天下午我家里成了一个兽笼,到处一片狼藉。刘义总是想逃但难以逃脱,他被徐梅捞住了一条腿。徐梅抱住那条腿张嘴就咬,刘义一条腿和半截身体弓在门外,我放学回家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刘义仰着破脸像一匹狼那样惨嚎。
我很小的时候,徐梅就对我说,你是一个债,你明白什么是债吗?我摇摇头。她说,你还不懂,可你就是一个债呀你。
这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她说她的婚姻就已经非常不幸,而我的到来则使她遭受了更大的不幸。她本来应该把这笔账算给早已入土的刘老七或者是刘义听,而不应该算给我听,但她偏偏只算给我听。她有她的理由。她的意思是原来的不幸还仅仅在精神上,而现在的不幸却是物质的有形的,是全方位的,比如长不了工资,分房没份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她说。她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这些,把我作为一个倾诉对象,我渐渐明白了她的推理和演绎,明白了债是怎么一回事---沉重得像山一样---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债主,同时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负债人。我远比我的同龄人更为深刻地懂得了物质先于精神这一辩证原理的朴素品质。
由于一切都因为我而变得沉重起来,变得可感可触坚硬锐利,所以徐梅最初的错误就显得不大重要或者微不足道。我使用错误一词也许不大恰当,似乎过于偏向徐梅的立场,对刘义有失公允。有一次徐梅试图检讨自己,她说我当时怎么那样轻率呢?刘义立即说,你一点也不轻率,你考虑了差不多有半年,你填那张表的时候高兴得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刘义提到的那张表在他们缔结姻缘的过程中是个关键细节,徐梅由此而结束了知青生涯。但是徐梅不愿意提起那张表,她厉声说,刘义你最好别提什么表,那是卖身契,只不过变了相而已,提起来我就伤心!她确实显得很伤心,她说不就是因为我目光短浅意志薄弱受不了诱惑吗?要不你和你们家的腐败贫农刘老七怎么可以得逞?刘义愤愤不平,摇着头说,你真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徐梅说拆桥就拆桥,我早就想拆桥,我不能卖在你们刘家一辈子,就算那真是卖身契,我也能把自己赎出来!
他们的离婚事宜就这样被提了出来。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什么新奇之处,陈旧不堪淡而无味,据我所知,以往这样的故事遍地皆是,俯拾即是。惟一新鲜出奇的地方是他们接下来的对话。我可以记不住他们所有的话,这两句话我不会忘记,它们简短明白,干脆利索,就像拍卖会上的槌子,让你没有理由忘记它们。
我记得刘义当时似乎笑了笑,他说,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赎?
徐梅指指我,说,这还不够吗?我企图摆脱债的感觉。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感觉。生物课告诉我,一粒精子和一颗卵子相遇,我们的生命就算是开始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不需要替谁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但我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我做不出那种凡事与己无关的轻松姿态。我发现我要摆脱的不仅仅是某种感觉,而是芯片---像一个探索者把芯片植入动物体内一样,徐梅把她的语言和由语言传递的情绪植入了我的体内。我无法清除它们。我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那个下午,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战争,只是看了他们一阵子,然后侧着身体从惨嚎着的刘义身旁走过去,又横跨徐梅因为衣服翻卷而裸露的一截腰肢,软耷耷地倒在自己床上。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一切。没有关系。
刘金娣的明信片上的图案是一只鸟,有点像鸽子,但也可以像别的鸟,比如麻雀。也就是说那是一只抽象的鸟,表现了自由和飞翔。纯白的底色可以理解为无限的天空。不知道她为何要用这样一张明信片,当然她也许根本没有挑选,而是随便填写一张。她写道:这里的风很干净/你们在吃午饭吗?这简直是诗。现在我的一位师兄就天天写些这样的诗,并且附以一种深刻忧郁的神情。相比较而言,我大姐刘金娣的写作状态就显得非常轻松。大约在正午时分,她刚刚像一个旅游者一样感受了那儿的风和空气,然后就用一支被一根污黑细线拴着的圆珠笔随意写了两句。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让没有鸟的那一面显得太空旷。
徐梅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脚还没有完全利索,她先是盯着那只鸟,又把它翻过来,看那两句话。她把它们念出来,什么意思?她说。接着她又看邮戳,念邮戳上的字,包括年月日,最后她还是看着那只鸟,说,她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她真准备去找刘金娣。我觉得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对她说你这是大海捞针。她像看那只鸟一样看了我许久,说,你是个冷血动物,你们刘家一代一代都是冷血动物。我提醒她我不姓刘而是姓徐,她斩钉截铁地说,可你还是刘家的种!我不再吭声,也不想跟她讨论血缘问题,关于这一点,解释权当然在她那儿。我当然也不是要干预她的行动,只是那么说说,但我忘了跟她说话有多么困难,她总是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嗡嗡嗡到处乱撞。
她开始收拾自己,然后又收拾行装。她干得很潦草,出门时匆匆忙忙,好像刘金娣就在什么地方等着她。其实她心里很清楚,希望十分渺茫,最终将一无所获。那是一个繁华而拥挤的城市,人群像蚁群一样,仅凭一张没有标明具体住所的明信片,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人呢?而事实上那时候刘金娣已不在那儿,她把那张明信片扔进邮筒之后,便和一个名叫李红卫的人去了附近的另一个城市。那一带的城市就像平原上的村庄一样稠密。对于徐梅来说,那座城市其实也就是一座空城了,但是她不知道,她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她天天都在寻找,走遍了那儿的大街小巷,而且走了一遍又一遍。那儿的风确实很干净,阳光很明亮,离开那儿的时候,她的脸成了一张褐色的脸,脑门、鼻梁和颧骨上泛着一抹厚厚的釉光。
大约半年前,我在街上遇到过刘金娣。我们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没见过面了,自从她给我买过那些东西之后,这是第一次。冬天依旧有灰尘。冬天的阳光就像秋天的阳光一样干燥浑浊,尤其是下午。她在斜斜的阳光中从我身旁走过去。她没有认出我来。我跟当年大概是有些不同了。我叫住她,她犹犹豫豫地看了我很久,说,你是小弟?她穿着一件薄呢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脖子站在西北风中。我点了点头。我朝她笑着。她没有露出一丝亲热或者惊喜,只是那样笑了笑,似乎很无可奈何。我们站着胡乱说了些什么,后来便草草结束了。
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她很警惕地反问,想给我介绍工作吗?然后她扔下我就走了。我叫道,刘金娣!我又叫,大姐!但是她头也不回,这一次她不像一条蛇,而像一只奔跑的鸵鸟。
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徐梅曾经在那个遥远的城市里找过她。
我又一次回到老河桥,并且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星期。
徐梅临走时叮嘱我到青皮那儿去吃饭,她说她跟青皮说好了。青皮就是那个要了大灰的人,现在他是大灰的主人,带着大灰在东郊养奶牛。我从家里到奶牛场花了半个多小时,也就是说我一顿饭得白白丢掉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这样很不划算。我去的时候是傍晚,附近一家工厂的烟囱还在吐着黑烟。大灰懒洋洋地躺着,看了我一眼,又把眼睛眯起来。它真是一条懒得出奇的狗,它脖子上的铁链纯属多余,一条站都不愿意站起来的狗根本用不着铁链。
我对青皮说,我不在这儿吃饭。青皮用力嘿了一声,提着一只塑料桶走过来,说,那不行,你到哪儿吃呢?再说你妈回来要骂我的。我说那就让她骂吧。我走出奶牛场大门时他在后面叫着,你妈她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呀?我说,不知道!
我天天吃方便面,吃了整整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人不能连着吃一个月的方便面,否则你看见方便面就会反胃,但我不是因为反胃才中断吃方便面的,而是徐梅给我的钱已经花完了。我断餐了。饥饿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种滋味,这一点我已深有体会。一开始我想去找刘银娣解决问题,我站在一个公交站台上看着她微笑,尽量不去想她的白眼。我觉得一个白眼跟一顿香喷喷的饭食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何况她是我二姐,白我一眼就更算不得什么,简直理所应当。这样一想我就迫不及待了,但我马上发现我居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她,我都想好了吃什么可不知道怎么找她你说难受不难受?
我别无选择了。我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想斗争就来到老河桥投奔刘义。
我想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我看见刘义很紧张,用兔子般红红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说有吃的吗?弄点吃的吧。刘义把我领进他们的食堂。食堂真是好地方,虽然早过了吃饭时间,却还有红烧冰冻排骨和卷心菜,还有西红柿炒蛋。我吃得满头大汗。这是我吃得最幸福的一餐。幸福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具体,而且非常通俗。一个人在幸福的时候会陡生一种感激之情。我没有心理准备,我被它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我很想笑一笑。刘义就坐在我对面,我为了一顿饭对他笑吗?可是我非常需要笑一下,我总不能躲到桌子底下去笑吧?就是给刘义一个笑容也不过分,当你饿得眼珠子都发绿的时候,有人让你饱餐一顿而你笑都不肯当人家的面笑一笑吗?何况你又不是有意要笑给谁看,你只不过想笑一笑而已。
于是我就笑了笑。似笑非笑,很草率,几乎是敷衍自己。
最初几天刘义一直在纳闷。他说徐梅呢?她知道你来这儿吗?同样的问题他最少问过五遍。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我去找她拿伙食费?刘义说你瞎想,然后一再表示他很欢迎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吃他一辈子。只是……他锁着眉头摇了摇脑袋,说,只是徐梅怎么会放你来的呢?
刘义没有提一泡痰的事,那泡痰虽然没有吐出来,但他绝对不会忘记一泡痰。他的记性一直很好,比如他能记住老家的许多谚语和格言,他一边喝酒一边把其中的一部分讲给我听。他似乎一天到晚都在喝酒,一点一点地啜,用一只弧形的金属扁瓶装着他的土烧。弥散着浓郁酒精气味的土烧没有烧坏他的脑子,他用地道的老家口音讲的谚语或格言都是他挑选出来的,具有某种针对性。他说老子是块铁,儿子来打钉,什么是父子,这就是父子。诸如此类,一天讲一点。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当老子的谁不想儿子有出息,可是儿子不能光读书不明理,我们老家说那是读到书壳上去了。他们老家的这些东西简直是一条河,他企图把我拉到河里浸泡一通,让我脱胎换骨悔过自新,最起码不再要求吐他。我不知道他们老家有没有劝诫娼妓的谚语或格言,如果有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讲给刘金娣听一听?
至于他自己,他说,夜想千条路,早起还是磨豆腐,想也是白想,不如落个轻松,反正一把年纪啦,指望你啦。他的轻松原则只限用于他自己,而我则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怎么会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够对我起作用,居然大功告成般地对我寄予起希望来?他们老家难道不知道知子莫如父这句话14 中篇小说
吗?他怎么对我如此陌生?
这真是一堂漫长而又无聊的民俗课。这种情形一般都是在夜晚,我在做作业,他在喝酒。桌上有一点他从食堂端来的什么菜,菜碟旁边是我的课本和作业本。他只是讲谚语和格言,从来不翻我的课本和作业本,它们对于他来说好比天书。但是有一天他一边举着酒壶一边盯着一本书的封皮---他们老家叫做书壳,后来他放下酒壶拿起了书,目光像锥子似的戳在封皮上,接着稀里哗啦地把我的课本和作业本全部掳过去,检阅所有的封皮。
徐小弟?徐---
他的表情极其混乱,混乱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的错误,我把我姓什么给忘了,现在我无疑成了刘门叛逆,徐梅的同谋,所有的封皮都是铁证,在那上面我一律姓徐。
你不姓刘?姓徐?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你为什么不姓刘?!
刘义已经在冒烟了,他马上就要烧起来了,但我没想到他会撕我的课本和作业本。最初他只是撕封皮。他哧的一声把一张封皮撕下来扯成两片,又抓过另一本书。我冲过去想救我的书,被他踢翻了,他平时走路都东倒西歪,那天的腿脚却灵活有力。我躺在地上说,刘义你混蛋!他说我让你姓徐!他像一只愤怒的猩猩一样又撕又扯,破纸碎片四散纷飞。我从地上爬起来,踩着破纸片东奔西窜,咯咯地磨着牙。我要寻找一件东西,我想只要我找到了刘义你就活到头了!我从一堆破烂杂物里把它翻了出来,虽然它已经锈成了一块烂铁,但它还是一把威风凛凛的刀---我们家从前用过的菜刀,我提着它扑向刘义,在把它抡起来之前我还捋了捋袖子。菜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阴黑的粗线,但是没有劈向刘义,而是剁在桌上。我不敢杀人,我连一个撕毁我的课本作业本的人都不敢杀,只敢将刀贴着他的手剁在桌子上。桌子差点散架了,锈铁渣子四处迸溅。
后来那张桌子还是散架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毁掉那张桌子。我已经收不住了,我不毁掉桌子就一定会毁掉刘义。我一刀接一刀地剁着桌子,锈刀呼呼生风,桌子成了一堆尸骨。桌子是刘义的替死鬼。桌子倒下了,我还提着卷刃的锈刀乱转,身体绷得跟铁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使我颤栗不止。我不想让快感消失,我还想剁下去,我用刀指着刘义说,我姓徐关你屁事!我想姓什么姓什么我非得姓刘?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想姓,我跟你们没关系你们都别惹我!锈刀一直在刘义鼻尖上晃来晃去,刘义木然地往后退着。我没有看见他的恐惧。他靠在一面墙壁上的时候我把刀丢掉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在菜刀落地的一霎间,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受将我吞没了,我蹲在我的破碎的课本和作业本中间,长久地凝视着它们,目光渐渐一片迷蒙。
刘义后来离开了那面墙壁,他也蹲了下来。他开始捡拾破纸,将揉皱了的纸张抚平。他这么干了一夜。他把他撕下来的纸张全部用透明胶带粘了回去,包括纸角和封皮。那么狼藉的一堆破纸,他竟然没有出错,一丝不差地找准了它们的位置。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似乎是个奇迹。每粘好一本他就把它塞在屁股底下,天亮以后他屁股底下坐着一摞课本和作业本,地上连一片纸角也没有了,只有一堆桌子的残骸和一把卷了刃的锈菜刀。还有一只锃亮的金属酒壶,扁扁的壶身上有一道恶狠狠的刀伤。
我把书粘好了,一点点对着粘上去的,不知道错了没有,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想想又说,你姓什么我都不怪你,我知道是徐梅在搞鬼。不过你记住,无论你姓什么都要好好读书。他又搬出了他老家的一句话,世上千万行,惟有读书郎。我没理他,也不看他和他屁股下的书本,我已经不想要它们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体验过凄凉和沮丧,如果没有,那么我告诉你,那是一种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东西。那个早晨我非常萎靡,我像梦游者一样虚飘飘地走到门口,但被刘义一把扯住了。他像捞一条风丝一样轻轻一带就把我扯住了。
刘义说,你到哪儿去?书都不要啦?不想读了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把我剁了。他把菜刀捡起来,说,剁我!他抓住我的手,将刀柄放在我手掌上,又一次要求我剁他。剁吧,昨晚上你不是想剁我吗?现在剁15 特别推荐
吧,你把我剁了!
我把刀扔了。刀摔在地上的响声破烂不堪。
我说,鬼才剁你。于是我见识了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无赖行径---刘义自己剁自己。他直勾勾地看着我,不剁?那好,我就是鬼,我来剁。他把菜刀捡起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就是一刀,然后问我,你说还要不要剁?好,你不吭声,我再剁。他又剁了一刀。虽然刀刃又缺又卷,但剁一条手臂还是刀刀见血。我的喉咙发干。我看见他又把刀举起来了。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把刀举起来。他这样做简直跟当年刘老七跪徐梅如出一辙,徐梅受不了那一跪,我也受不了这一刀。我们都被打败了。当他再问我还要不要剁的时候,我用力摇头。我像裸身站在冰窖之中。刘义说,不剁啦?行,那你把你的东西抱走,上学去吧。他那条破损的手臂还举在那儿,血不住地流淌滴落。血的气味像灰尘的气味。
他捡起躺在地上的酒壶。酒壶早空了,于是他从床底下挪出一个酒缸,酒缸里全是他弄来的老家的土烧,他把被剁的手臂浸泡在土烧里,嘴里发出一种类似喉管破裂般的声响。这种疗法也来自乡村。他浑身都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他把手臂从酒缸里抽出来,往伤口上敷一种名叫金狗毛的草药。这种草药长在一种枯死的植物根部,毛茸茸的一片金黄。他朝敷了金狗毛的手臂吹了一口气,然后往床上一倒。
如果那个晚上我把刘义剁了呢?这事想起来总有些后怕,剁桌子或剁刘义,只是一念之差。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什么在那儿保佑我。刘老七死的时候,刘义和徐梅都说,你要保佑小弟呀。他会保佑我吗?那个干巴老头儿。
从此以后刘义便为他对我的署姓权---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而奔波劳碌。他满腔悲愤,像一个哀兵,用一条白纱布把左臂吊在胸前。伤口在一天天愈合,没有破伤风的迹象,但是他心里很疼,他在向有关部门陈述时完全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最后他找到徐梅,他已经弄清楚了全部的症结所在,他对徐梅说,谁姓徐都可以,但是小弟不行,小弟一定要姓刘。徐梅不理他。徐梅刚从南方回来,浑身都是阳光的气息。刘义只好再说一遍。徐梅还是不理他。刘义又说,徐梅你想不改过来是不行的,我不能让小弟跟你姓徐。徐梅把褐色的脸扭过来,说,你是谁呀?到这儿来干什么?小弟,拿笤帚赶他走,喂,小弟,你是个聋子吗?
我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对着我的粘补过的课本,像个百分之百的聋子。
徐梅从那座充满明净阳光的城市回来之后,青皮来了一趟。我说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只知道他们曾经是那种相当好的同事,徐梅肯分文不取地把大灰给青皮,青皮又愿意养一条没用的狗,这就很说明问题。但也仅此而已,我不能诋毁他们,我必须尽量客观。他们坐在那儿,主要是青皮在说话。青皮说,你这回干什么去啦?现在好了,把工作都丢掉了。徐梅无生气地笑了笑。青皮很困惑,他说你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徐梅说,那怎么办呢?碰到这种事的也不止我一个。青皮说,要不跟我去养奶牛吧?徐梅摇摇头,说,以后吧,以后跟你去养奶牛,现在不行。青皮又困惑了,怎么现在不行呢?现在你干什么呢?徐梅叹了一口气,站起来给青皮杯子里续了点水,又默不作声地坐回了原处。
青皮临走时说,徐梅,你变得不愿意说话了,我坐了这么久,你只说了两句话。
徐梅的回答还是叹一口气。她说,唉---
我曾经以为,倘若徐梅学会了沉默,太阳一定会从西边出来,然而现在太阳照旧东起西落一如既往,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徐梅却像掐断一条溪流一样掐断了自己的倾诉和唠叨。我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原委,现在想起来大约只有两件事情,首先是刘金娣,其次是她自己。她的工作丢掉了(她的工作与任何学校无关,虽然她骗过一名小男孩,说自己是位老师)。丢掉工作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在此不必细说,反正在像她这一类的人群中,丢掉工作是一件较为普遍的事情,既然普遍,就不16 中篇小说
足以使她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我觉得或许还是与刘金娣有关,她在那座城市里寻找刘金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行走,孤独的很茫然的行走,市廛之声虽然纷繁披复,而她感受的绝对是一种空旷和静寂。城市如同沙漠,眼前的情景只是海市蜃楼。我这么说似乎有一种凄美的味道,但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一种颇有些凄美意味的行走中,徐梅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现在我的情形就如一个正在桥上走着的人,忽然发现桥不见了,脚下毫无依托,一片虚无。于是我像陷入深渊一样陷入了静寂,它们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发现它们首先是黑色的,黑得一塌糊涂躁动不安;接着我就感到了它们的重量,它们既沉缓又不容分说地压下来,你觉得自己快要瘪得只剩下一张皮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的存在。我从小在徐梅的唠叨里长大,面对蜂拥而至的静寂我除了惶恐毫无办法。现在我想起那些事就会感到一阵迷茫:所有的问题都以一种非常物化的形式凸现出来,尖利得如同枪刺,作为一个尚未成人的少年没有被完全刺伤,惟一解释的可能就是我天生皮厚,而且厚如铠甲。
我把刘金娣给我买的随身听翻出来,我不听磁带,听广播。我只需要声音。我又发现这些声音救不了我,徐梅不在家时还好一些,可如果徐梅在家,我就觉得不对劲,尽管我耳朵里灌满了声音,沉重的、黑色的静寂依然如期而至,它们跟着徐梅回家了。或者说徐梅本身就是一种静寂。她垂着眼睑走进走出,做饭,洗衣服……无论她干什么,我的感觉都是一种压抑,一种深刻的不安。我无法进入任何一门功课。这真是有些悲哀。具有某种宿命色彩。但我内心非常清楚,我忍受不了静寂,也同样忍受不了唠叨,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失去了依托,我空虚迷惘。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无端地发脾气,见什么踢什么,门或门框,凳子桌子,有时候是床。能踢的东西不多,但我可以重复地踢一件东西,比如一只比较结实的小凳子。
徐梅说,有本事你把房子拆了,反正都活得不耐烦了,拆吧。
我当然没有本事拆房子,但是我说,你看我会不会拆!
她抬眼看了看我,扭了一下嘴角。我以为她要骂我。她骂我的时候会不断地扭嘴角。但是她没骂,她说了一句话,让我愣了半天,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把你的随身听给我听听吧。有谁能转一下这么大的弯?即使绕地球一圈也未必能转过去。
我问徐梅,你要随身听干什么?是不是想没收它?
徐梅说,没事,想听听。随身听被她拿走了。我连随身听也没有了。我一无所有。我只好把电视打开,一边做功课一边听电视。徐梅居然不干预,她被一条热线迷住了。后来我查过广播电视报,在那个时段有一条热线,栏目叫做心灵碰碰车或者别的什么,虽然不伦不类,却企图充溢心灵诊所,为灵魂疗伤。
不管怎样徐梅现在由一个倾诉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从心灵诊所开始,广泛的倾听对她或许有些好处。可她也可以看电视,电视更为直接,然而尽管电视就那样开在那儿,我们却没有谁去看它。这真有点滑稽,但我们都不觉得滑稽。我们什么也不觉得。我们那时候都很麻木。大约就在那时候,我二姐刘银娣在为一种丰乳药物做电视购物广告。一开始我没有看到广告,只是听到了两个字,那两个字以一种撞击的方式进入了我的耳朵,之后它们便不停地撞击,我的注意力无可挽回地溃散了。我要看电视了。我由听电视变成看电视了。
那两个字是乳房。很平常的两个字,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不那么平常了,经历过我那个年龄的人大约都能理解,我的行为跟纯洁与否毫无关系。徐梅没有看电视,她戴着耳塞正在接受治疗。她错过了一个重新认识我二姐刘银娣的机会。广告很长,在画面上出现的不止刘银娣一人,好几个女孩轮番将胸脯耸到我面前,她们的欲盖弥彰的乳房都显得肥硕丰隆。虽然广告拍得很差,其水准如刘义床头上那些乡村艺人的涂画,但如此坦白如此写实却是其它节目所不能比拟的。我在它的帮助下得以从静寂中脱逃。我17 特别推荐
忘了许多东西,我忘了它们那么它们就不存在了。存在着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日子能不能称之为我的觉醒时期,我的那位喜欢写诗的师兄笑话过我,他说一个广告就让你启蒙啦?然后他说他十六岁就看了法国毛片,接着就热爱诗歌。
我没有热爱什么。那个广告天天都赖在屏幕上,后来又是一个关于胸罩的广告,刘银娣依然在画面上。我开始烦这些广告。我不是一个很不自觉的人,我意识到这毕竟有些委琐。我换了频道,最后干脆把电视机关掉了。我不再需要它的聒噪。迄今为止我仍然不怎么看电视,我认为没有比电视更无聊的东西,虽然它帮助我度过了危险时期,但我并不想因此就说它非常有意思。如果这算一种偏见的话,较为隐秘的原因就是我不愿意正视自己曾经的委琐:一个贼眉鼠眼朝着与女人胸脯有关的广告瞟来瞟去的少年就是我,这无论如何有些丢人。
我二姐刘银娣以后就老出现在一些这样的广告中,不是丰乳就是减肥或者塑身衣裤,当然主要是丰乳,这一类广告绵绵不绝。刘银娣几乎可以算得上一位丰乳明星。她的眼睛依然很漂亮,笑得依然很妩媚,而且从不翻白眼,但现在广告商看中的显然不是她的眼睛,而是胸脯。她的胸脯跟她的眼睛一样出类拔萃,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然而对于刘银娣的这一切徐梅一无所知,她甚至没见过公交车站上的寻呼广告。许久以来她都没有看过电视,走在街上也不往两边看,即使看了也跟没看一样。她神情恍惚目光茫然,一幅小广告进入不了她的视线,她也不会想到刘银娣就在广告上面。没有谁提醒她。我也没有,具体原因我至今还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大约与心情有关,那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好,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对着另一个心情不好的人,除非是非说不可的话,否则便懒得开口。
我已经基本上适应了静寂。整个过程还比较自然。我的脱逃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回到静寂中来,它就在那儿等着我。凭借一个广告脱逃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如果静寂也能算作一种物质的话,那么它的附着物---颜色和重量---已在那时候悄然而去,我感觉不到它们了。现在我对于静寂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我讨厌一切声音,包括人的声音。我甚至学会了哑语。我的女朋友就是一个哑女,我们愉快地相处了半年,最近才分手,原因是她觉得我不正常。她用优美的哑语对我说,你不是一个正常人。她还对我说,她很想帮助我,但又觉得我跟她在一起只会使我更不正常。她的意思是为了我她忍痛割爱。她很固执,你拿她没有办法。分手的时候她对我说,忘了哑语吧。
心灵碰碰车果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灵诊所,徐梅显然越来越颓丧就是一个例证。她终于把随身听还给了我。当天晚上,我没有调台也没有动波段,戴上耳塞听完了这个节目。是个大杂烩。我听来听去听糊涂了,不明白徐梅到底听的是什么。无论对心灵还是对情感,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华丽而轻飘,动不动就来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发现这句话被重复的次数特别多,可是徐梅总不会听广告或寻人启事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徐梅自己便可以开一家心灵诊所。
今年秋天---现在就是秋天,那么我说的就是现在---我去看望过徐梅。我不常在秋天去看望她,一般是夏天或冬天,那时候是假期。我发现这一次她情绪比以往要好一些,或许是秋天的缘故。她对我说,你胖了一点。她裹在囚服里边,脸色有些微黄。我突然问她,那回你用我的随身听听什么呢?都听了差不多半个学期。她把脸抬起来。她老得很快,脸上的皱褶越来越密。哪回?她说。真是往事如烟,虽然这件往事就在身后不远,可她回忆起来仍显得很吃力,我只好提醒她。我说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你不是每天都听一个什么节目吗?你听的是什么节目呢?徐梅终于想起来了,她说哦,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听了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听。我说那你是干什么?她摇摇头,叹了一声,说,我给金娣点了一支歌,我想她万一从那儿回来了呢?你说是不是?我一阵愕然。至于她点的是哪一支歌,我就没必要问了,无关紧要。回忆这些事情似乎使她很累,她神色呆倦目光空泛,然后便陷入了沉默。
一个人千万别自作聪明,有些事情原本很简单,比如徐梅为什么不到电视上点歌呢?对于徐梅来说,便宜是惟一的选择,哪怕只便宜一块钱。关于这一点也许让人不好理解,但这没关系,作为徐梅的儿子,我理解得非常深刻。
我对徐梅说,你还需要随身听吗?下次我给你带来好吗?
徐梅说,好吧。她把一只手抬起来,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指尖又干又凉,如同眼下的这个季节。
关于刘金娣,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我指的是在她作为一名坐台小姐之后,而在此前,她的履历很简单,从小学到初中然后是高中。她上的是一所普通高中。普通高中的学生怎么说都有点像一群快乐的羊,至于为什么快乐以及快乐得是否彻底,似乎无须细说,我们只需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离他们很远。当然也许在别人那里情况稍有出入,但在刘金娣这里,快乐是一块夹层饼,滋味比较复杂。临近毕业时饼已经吃完了,即使是滋味复杂的快乐也荡然无存。
闷在阁楼上睡了一些日子之后,刘金娣抓着满身的痱子,灰灰地说,他妈的。然后就穿着徐梅穿过的衣服上街找工作去了。她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酒店服务员,两个月以后又成为一家服装专卖店的店员。这一回做得要长一些,大约有三个月,每天像一棵树似的站在那儿,但最后还是跟老板吵了一架,原因好像是她在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几分钟,这几分钟不但使她丢掉了工作,还差一点连押金都拿不回来。再往后刘金娣还做过一些别的工作,但都不长久,我想也用不着一一细说,反正她翻来覆去所能干的就是那些,除此之外,只能是坐台小姐。
与李红卫相识对于刘金娣来说应该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不能肯定的是李红卫出现的时间,是在刘金娣做坐台小姐之前还是之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在刘金娣手里,可是刘金娣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怎么也不肯拿出来。时至今日,关于李红卫她只说过两句话:我们在公交车上认识的,我们是恋爱关系。怎么认识的姑且不问,然而一名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龟公居然是恋爱关系,而且皮条客还有老婆孩子,这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不能说妓女和皮条客之间就一定不会有爱情---其实爱情不爱情跟我的叙述无关,我说了不少废话。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的困惑,我一直在想,当初徐梅为什么执意要把刘金娣找回来呢?她能给刘金娣什么?她不让刘金娣做鸡让她做什么?刘金娣像走马灯似的换工作,换来换去什么也不做,选择了做鸡,这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刘金娣的考虑肯定是超越常人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没有谁逼良为娼。徐梅的悲剧就在于她根本不了解刘金娣,尽管刘金娣是她的女儿。在刘金娣眼里,徐梅永远充当不了一名拯救者,她不具备应有的力量,她只是一道坎,刘金娣只要跨过去而已。
高三上学期,大约在十月份,我参加了成人宣誓仪式。我们站在操场上,西北风卷着烟尘从我们头顶上飘过去。阳光有些浑浊。我和大家一样举起一只拳头宣誓。我对自己说,你长大了吗?我的拳头很瘦,很苍白。但是我对自己说,你长大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之所以重要不是指意义或内涵,而是一种感受,我站在那里感到自己正在滋滋地长着。从前的时光要像一坨干皱的橡皮泥一样脱落了,我是一个成人了。我紧张而兴奋地转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但转来转去还在一个点上,就像一只陀螺。成人是怎么回事?接着我就发现,作为一个成人我缺乏必要的准备,显得过于仓促。
刘义对我说,现在你是个大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了。
他蹲在学校对面的马路边上等我,旁边就是公交车站,刘银娣已不在广告栏中微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肾药物。虽然我已是个成人,但我却不知道健肾几乎是所有成年男人的普遍愿望。我走过斑马线之后刘义笑着迎上来,我们就站在肾药前面,他用力拍拍我的肩膀。那条手臂挨过两刀,但还有点力量。我请你吃一顿。刘义说。我接受了他19 特别推荐
的邀请。我没有理由不接受,我心情这么好。我的成人仪式说到底就是宣誓和一顿饭。刘义很寒酸,他发出邀请时很轻松,但在选择饭店时就犹豫不决,在那些大饭店门口探头探脑,最后咬牙切齿地走进了一家湘菜馆。我坐下来不久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刘义说,你第一件要做主的事就是你的姓,你要姓自己的姓,现在没谁可以干涉你,你长大成人啦,你应该姓你的刘啦!他用总是被几缕血丝兜着的眼珠子瞪着我,像一个怀揣血海深仇的人一样,重重地呼出一口酒气,说,小弟,你知道吗,我等的就是今天。
他在跟我谈判。我的心情立即龌龊起来。他没有注意我已经放下了筷子,他肯定以为胜券在握可以报仇雪恨了。他说,你看你嘴唇上都有胡须了。他开始欣赏我的毛茸茸的胡须。我站起来往外走。我说我还以为你真要请我吃饭。他慌忙付了账追出来。他没有骑车,付账又花了点时间,可是没多久我就看见他追着我的自行车跑,小弟小弟!他一边跑一边叫。我停了下来。我们又站在肾药旁边。他一边喘息一边做出一些零乱的笑容。
小弟呀,我怎么不是请你吃饭呢?他说,你不愿意我说你的胡须是吗?你是大人嘛,怎么能不长胡须呢?你大了嘛,该长了嘛。
我说随你的便,你怎么说都行。
他把眼睛眯起来,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姓刘?你会愿意姓徐?你不会这样想吧?
我问他,那你以为我会怎么想呢?他说你这么不懂事?
我点点头。
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谁家的人?谁的儿子?不是我刘义的儿子吗?你不姓刘姓什么?他在发怒。我不怕他发怒。我告诉他,姓什么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拿这种跟我没关系的事来烦我。我看见他想跳起来,他把脖子伸得很长,一只脚在地上踏来踏去。我蹬上自行车,但被他一把揪了下来。他跳起来伸手一捞就把我揪下来了。烦你?你自己的姓都不要了还说烦你?他一掌接一掌地掀我。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还敢掀我!我盯着他的歪着的脸,盯着他的悲痛和绝望,冷冷地说,我告诉你,你再掀我对你不客气!刘义像突然遭到暗算一样把眼睛一直。我们周围已有不少围观者。刘义连声说好,好好好!你真长大了你要对我不客气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我刘义没儿子了,我刘义又是一条光棍了……街灯亮成一片。刘义不见了。我还站在那儿。后来我蹬着自行车一路狂奔,从青皮的奶牛场旁边窜出了郊外,在一片撂荒的土地上坐着。我就那样坐着,什么也不想。我不知道刘义会去城东找徐梅,他把自己灌得烂醉,像一滩泥一样躺在那儿,一边呃呀呃呀地吐着一边拍打紧闭的门扇……徐梅,你是怎么调……调教那畜牲的,呃呀……让他连老子都不认、认、认了,死心塌地跟你姓徐,那我们刘家怎么办呢徐梅……我回家的时候刘义还在门口叫着。窗口和门缝里没有一点灯光。我知道徐梅在里面,但我没吭声。我把刘义弄回了老河桥。他居然不知道弄他回去的人是我,一路上还哼哼唧唧地说个不停。兄弟,你好心,好心,不嫌我这个酒、酒鬼,我没用啊兄弟,光棍、棍,全没啦!女儿……鸡!那畜牲、牲,跟他妈姓!兄弟,没用、我没用,顶顶没用,兄弟,人没、没意思……他把自己说得像个女人似的嘤嘤地哭了起来。我从来没听他哭过。我不知道他还会哭。这种哭法让我心里发毛,但我没法安慰他。我一直没有吭声。快到他们食堂时他从后座上摔下去了,我刹住车回头看他的时候,只见黑乎乎的一团影子在那儿蠕动。我到啦,兄弟,你、你走吧。他似乎爬起来了,摇晃着朝一个与他的住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以为他已经不能辨识方向,但接着他就让我吃了一惊。他敲开了路边一个小棚屋的门,有一个女人闪出来把他搀进去了。我在小亭子前面站了一阵子。这儿很僻静,路灯从很远照过来,我看了很久才隐约看清了这是一家小缝纫店。我听见刘义还在骂我和徐梅。我的成人以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回到城东,徐梅已经把刘义吐的东西冲得干干净净,但空气中依然沉积着一股腥秽之气。怎么这么晚?徐梅问我。我觉得徐梅是明知故问,我说,我们不是经常补课吗?徐梅叹息一声。现在家里已经在明亮的灯光之中,我20 中篇小说
看见徐梅叹出来的气像梅雨季节里长出来的霉菌一样,毛茸茸地泛着灰绿色。补课就补课吧。徐梅说。这天晚上我一直感受着一种宽阔而深刻的凄凉,同时又很想把刘义走进一家小缝纫店的事说出来,我如一个在水深火热中的人那样度过了我的第一个成人之夜,被一种凄凉感和一个少年揭秘的欲望弄得七上八下。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把那件事说出来,我把它压住了,能把事情藏在心里是一个成人应有的表现。这是一种隐忍,需要心力。我拿着一支笔,一开始只是在草稿本上乱画,可是画着画着我就写了一个句子,接着就一句句写下去。我把这一天的事情都写了。我发现这真是一种好办法,简直奇妙无比。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日记。在此之前我曾完成过几篇老师布置的类似作业,我在那些作业中无中生有胡说八道,而现在我的日记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比如我在第一篇日记结束时写的这些话:王八蛋,混蛋,什么东西!嗯?去你妈的!混账真混账……看似杂乱无章,如泼皮骂街,但我敢保证它们的真实程度,它们像一些野兽一样从我心里跳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它们要扑向谁,但在它们跳出去的时候我所获得的快感和愉悦无法形容。我觉得我都要像一只风筝或气球那样飘起来了。
大约也是在十月,不过已近月底,天气有点冷清的时候,徐梅在城北看见了刘金娣。徐梅当时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全是水果,她看见刘金娣提着一只草编手袋从十字路口转过去,立即像丢了魂似的喊叫一声,然后扭转车把拖着一车水果往十字路口冲去。那天徐梅不死不伤真是万幸,前后左右都是一片尖锐刺耳的刹车声。等徐梅钻出车丛,刘金娣早已不见踪影。这一天徐梅就在这一带转来转去,直到深夜才回家。
丢了工作之后徐梅成了一名专业水果摊贩。她的水果都是从城北进的。城北水果批发市场很大,在往东南流徙的西北风中常常可以闻到菠萝和香蕉的气味。一开始徐梅只是用自行车和编织袋进货,不久以后就买了一辆三轮车。她不到市场上去摆固定摊点,而是以我们那个小巷口为基地,时不时地四处流窜。她变得非常机灵起来,市容城管工商之类拿她毫无办法,即使他们穿了便装她也能发现他们,一旦有风吹草动她便迅速撤退,从另一条小巷钻出去。小巷四通八达多如牛毛,她像一名游击战士一样神出鬼没。在通常情况下,她钻出去不久又会极其聪明地回到原地,这时候她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卖她的水果了。在城北看见过刘金娣以后,她把流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有计划地分区分片转悠,但这时候她频频失手,不断地被抓获,最后一次她的三轮车被人扔到一辆卡车上拉走了,原因是她屡罚不改。她看着她的三轮车坐着卡车扬长而去,一声不吭,傻了似的站在漫涌的尘埃之中,许久之后才说,你们又不需要卖水果,把它拿去干什么呢?
有一天她来到老河桥,在食堂里找到了刘义,她说她在城北看见了刘金娣。刘义说,看花了眼吧?她说不会,你是她爸,你要去找找她,她还年轻,回来还来得及。他们站在食堂外面的一棵洋枫下面。黄叶正飘落。斜过马路可以看见那个用简易材料搭建的小缝纫店。有一只麻雀从那边飞过来,刘义看着麻雀从通风窗里钻进食堂。
徐梅也朝那儿看了看,什么也没看到。徐梅说,刘义,你在听我说话吗?我不是来求你的,不要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事,你不能这么袖手旁观。刘义说过些日子再说吧,现在我忙啊。徐梅说,再忙不能不管这件事吧?刘义皱了皱脸。一张似乎越来越肿胀的脸需要经常皱一皱。他皱着脸说,这么大的地方,人跟蚂蚁一样,说找就能找到?徐梅说那就不找了?刘义摇摇头,除非她自己要回头,她要是不回头你找也是白找,她都已经做啦,找不回来啦。刘义越说越生气,别说女儿当婊子,就是儿子不跟我姓我都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再说我有脸去找她吗?我没脸!
徐梅说,刘义,你真是贫农,还知道划清界线,还知道要脸面。
徐梅忽然笑了笑,笑声很平和。但刘义觉得很冷,他缩了一下脖子。是的,刘义肯定缩了一下脖子。这跟以往的情形出入太大,21 特别推荐
徐梅似乎从未这样平和地对他笑过,特别是这时候,绝对不是徐梅表现平和的时候。刘义充满警惕地看着徐梅,他看见徐梅的目光朝远处瞟了一下,像晃秋千一样,立即又瞟了回来,接着又听见了她的笑声,但是没有看见她脸上的笑容。他确凿无疑地知道了她在冷笑。他不怕她冷笑,冷笑从来都是徐梅的最后伎俩。他不知道现在的徐梅是一个变化了的徐梅。
那个裁缝,徐梅边说边笑,不错嘛,刚才我路过那儿看了几眼,不错。刘义,你有本事,有点本事。
刘义皱着脸发愣。他说徐梅你怎么瞎扯?你管我有本事没本事,你扯什么你?!
徐梅说,虽然衣服做得一般,但屁股跟个磨盘一样。别不好意思嘛,勾搭了有半年多了吧?觉得挺好是吧?
徐梅在话题上跳跃的本事简直如同一只优秀的青蛙。谁也搞不清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在我这里她没有任何可能。我的日记里没有一间漆成苹果绿的缝纫小店。不过她肯定有她的途径,现在她开始用一种轻蔑和鄙薄的口吻来评论刘义尚未成熟的爱情,除了上述那些言语之外,她还引用了刘义老家的一些谚语,如虼蚤配臭虫、烂脚穿破鞋、苍蝇叮烂肉之类,这完全符合刘义的接受习惯,通俗易懂。最后她总结似的对刘义说,你们真是很般配,天上难找一对,地下只有一双。
平心而论,徐梅这样显得很无聊,而且很不道德。刘义理所当然地在一堆老家的谚语中愤怒起来,他说徐梅你凭什么胡说八道,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徐梅淡淡地笑道,是胡说八道吗?刘义说,我问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刘义吵架的一贯模式,咬住一句话说来说去,徐梅以往通常败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时候没有道理可讲,而现在徐梅知道自己稳操胜券了,她开始往后退,她说刘义你凶什么?她突然叫起来,刘义你以为你凶我就会跟你复婚吗?
这真是一种蛙式跳跃,不断地改变方向。刘义有些发蒙,他大张着嘴,接着他就咬住了徐梅这句话。你说什么你不会跟我复婚?!他追着徐梅,一再说着这句话。徐梅走得很快很仓皇,边走边丢话头。刘义你别缠着我,我不会答应你的,你死心吧你!刘义咬住话头紧跟上来,徐梅你说清楚,我死什么心哪我?!直到他看见徐梅转过缝纫店,看见店里大屁股女人那张涨得通红的脸时,才明白中了徐梅的阴招。他锉着牙齿对徐梅匆匆而去的背影说,你学会了出阴招!
他垂着脑袋站在绿色的缝纫店门前。大屁股女人忽然朝他吐了一口,吐得准确有力。噗的一声,刘义脸上终于挂了一泡痰。他中了徐梅的阴招又中了一泡痰。他挂着那泡痰蹲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金属扁壶,看了看我留在壶上的那条刀伤,然后便一口一口地啜着,把嘴撇起来,啵啵地吐着酒气。大屁股女人吐了痰又坐下去踩缝纫机,踩了一阵子又停下来,找出一把扫帚,跑到门口嚓嚓地扫地。灰屑像雾一样罩住了刘义。后来刘义从灰雾中直起身,看了看大屁股女人和扫帚,朝那把正在向他扫过来的扫帚踢了一脚。
一连几天刘义都在找徐梅,他一般晚上来,但他总是扑空。他不理我,像没看见我似的,自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一边缓缓地抿着扁壶里的土烧一边等徐梅。他非常有耐性,能等到午夜十二点左右,可他还是等不到徐梅。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只好问我。但他不看我,连脸也不扭过来。我说不知道。我没有说谎,我确实不知道徐梅什么时候回家,那些日子我似乎都没有见过她,她像个影子一样,偶尔在我面前晃一晃,转眼又不见了。在后来的几个夜晚,刘义延长了等待的时间,等到深夜两点,又到三点或者四点。初冬季节的深夜寒气逼人,尽管他肚子里装着土烧,可还是不停地跺着脚,弄得我老在梦中看见一些奔跑的东西。我梦见最多的是马,白的或黑的,一匹又一匹在我的梦中奔跑。终于有一回,刘义把我的梦打断了。他站在床边叫我,直到把我叫醒。他不是像以前那样叫我小弟,而是叫徐小弟,我怀疑我听错了,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但他确实是在叫徐小弟,而且在叫法上还把徐字稍稍着重地拖长了一些,用舌苔狠狠地摩擦它。
徐小弟,你转告徐梅,我只是和她做过夫妻,但我没有挖过你们徐家的祖坟,叫她不要这么恶毒,不要欺人太甚!
我觉得有点好笑。他怎么跟小孩一样?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整整一个夜晚,我在晨曦中看见了他的疲惫,他笼着手站在那儿,腰和腿都有点弯曲。他艰苦卓绝地等了这么多个夜晚,似乎就是为了要说这句话,把这句话扔下了之后就打着呵欠走了,以后几乎没有来过,于是我的梦中也就没有了奔跑的马群。
我很犹豫,要不要把这句话转告给徐梅?最终我还是恪守了我的原则,既然一切都跟我没关系,我凭什么给他们充当一名信使?
现在徐梅就像一只刨刀下的萝卜,在迅速而均匀地消瘦下去。
眼看着一个人这么惊心动魄地消瘦下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先是看见她的眼圈陷下去了,接着是两腮,清瘦就是从这两个地方开始的,就如同震灾发生时地表的塌陷一样,我看见了一种速度和变化,仅此而已,然后就是一个微胖的、一向丰满的徐梅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颧骨高耸,下巴尖削,身体干巴单薄,空荡荡地缩在徐梅的衣服里面。说实话我至今都怀疑这是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一种真实。
徐梅这样说自己,我成了一个鬼了。那是一个黄昏,徐梅准备出门,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徐梅很少照镜子,大概是已经感觉自己瘦得太厉害,便去挂衣橱上那面裂了一条缝的镜子前站了站。她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叉开指头往上梳弄头发。
她的动作越来越大,把满头灰白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又说,真像一个鬼。
徐梅一定觉得镜子里的女人惨不忍睹,尤其是那头头发。我真说不清她的头发是怎么白的,我不想说她在一夜之间白了头,那样太像某个传说,我只能说在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时她已经满头灰白了。我是在一个早晨注意到她的头发的,她刚刚回家,裹着一件原来单位上发的蓝布棉大衣,因为大衣肩膀上有一小片白霜,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头上也是白霜。已经是结霜的季节了,一个整夜像游魂一样在外面乱转的人顶着一头霜花一点也不稀奇。我感到震惊的是徐梅头上的霜不会融化,我看见她掸灰,用毛巾擦脸和抹头,但依然是满头灰白。而在此前,徐梅的脑袋上似乎没有杂色。如果现在我改变说法,我说徐梅的头发被霜染白了,一根又一根,就那样染白了,有人会相信吗?然而不管怎样,我愿意这样说服自己,我拒绝更为合理的说法,甚至某种貌似深刻的探究。霜把一个女人的头发染白了,这意境有多美。
刘金娣恐怕已经知道徐梅整夜整夜地在找她,即使她没有亲眼看见过裹着蓝布棉大衣或蹲或坐地守在某一暗处的徐梅,也应该看见过那些贴在街头巷尾的纸条。那些裁成三十二开大小的粉红色纸条很醒目,它们不像那些卖鼠药治暗疮之类的招贴给人一种阴郁之感,它们坦白明快,上面都这样写着: 金娣,妈在找你不能否认在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没有同名的人,但徐梅的笔迹是确凿无疑的。冬天是西北风吹得最厉害的季节,一天之中没有无风的时刻,尤其在黄昏或夜晚,风灌满了每一个角落。然而风吹不掉徐梅粘贴的红纸,无论是老巷中的青砖墙壁还是大街上的水泥墙面,红纸都牢牢地粘在那儿,风甚至掀不起它的一只小角。它遍布全城。刘金娣只要还在这座城市,她就没有理由不看见这张红纸。
我不知道徐梅是怎样把这些小小的粉红色的纸张贴满全城的,而且显然贴得很从容,明目张胆堂而皇之。我只能想象这样一种情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蓝布棉大衣的徐梅在街巷中奔来跑去,像一名地下党贴传单一样贴她的红纸。灯光孤独而清癯,四周一片冷寂,偶尔有脚步声或雪亮的车灯,徐梅便如壁虎般贴在墙上。我的想象无疑来源于某一类电影,跟现实肯定有很大出入。当我站在学校对面公交车站上看着广告栏里的一张红纸时---当时广告栏里是肾药,较早以前则是我二姐刘银娣---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像一句暗语,徐梅早晚得有些麻烦,起码得说说清楚。后来徐梅的麻烦果然就来了。
徐梅在凌晨三点左右企图往该酒店的大理石门柱上贴一张红纸,她束手就擒,把她移交给就近的派出所,派出所觉得莫名其妙,在问明情况后,于第二天上午将徐梅移交市容办。市容办给徐梅指出了两条路,一是罚款,二是自己清除自己的张贴物。徐梅二话没说选择了后者。
像粘贴那些纸张一样,徐梅的清除工作也是在晚上进行。当清除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家又收到了刘金娣的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就寄自本市。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张贺年卡,图案就是这一年的属相,我忘了是什么,我对那十二只动物向来搞不清楚。刘金娣在贺年卡上说:别找我,找也白找。落款时她称自己为阿玲。徐梅骂道,该死的,她也这么说。我看见一滴很大的泪珠从徐梅松弛的眼窝里落下来,接着又一滴。她只流了两滴泪,便把泪抹去了,抹得两颧一片湿光。当天晚上,她照样穿着蓝布棉大衣出去了,她用刷子和水擦洗自己偷偷摸摸贴上去的红纸。她一边擦洗一边东张西望。她看着那些从酒店进出的女孩,现在她很有经验,眼睛很毒,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人该问什么人不该问,她对她认为可以问一问的女孩亲切地笑着,说,请问小姐,认识一个叫阿玲的吗?
这真是一种漫长而艰巨的劳作,整个霜期结束了,红纸还没有擦掉一半。有一回我对她说,我可以帮你擦一些。她说算了,读你的书吧。她想想又说,读好你的书!
我开始对我的叙述发腻。我发现我难以做到一种真正的平静,我看高了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像一群野马那样东奔西突,而最后那件事情更是像一只长着獠牙的怪兽一样冲了过来。既然如此,我们就省略一些事情,直奔那个夏天。我们省略掉春天,春天其实不是什么好季节,温乎乎的湿漉漉的,像一锅稀粥;连初夏我们都不要了,它充斥着无边无际的雨水,到处都弥散着一股霉味。这的确是一些应该省略的日子,那些日子我似乎只有过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形容这些日子,我说它们是一个大沼泽,另一句只有一个字:烦。
我还准备省略掉我二姐的一桩绯闻,对方据说是一位摄像师,传闻是这位摄像师要抛妻弃子与我二姐刘银娣共趟爱河。这也是本来就该省略的事情,这类事情已经太多太滥,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像是照着某一张小报进行抄袭。再有就是我的跟蛋糕一样的女班主任多次找我谈话,尤其是一次模拟考试之后,她完全是一种痛惜的表情,她差不多就要对我说你完了……好吧,让我们略去这一切---但不能完全略去徐梅的擦洗,她擦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从白天到黑夜,一边卖水果一边擦红纸。因为适当地恢复了一些睡眠,她没有继续瘦下去,没有完全成为一副骨架子,而她的手却变得又白又薄,几乎成了一双透明的手,她去撕红纸的时候都能照见底下一点隐隐的晕红。大约在初春,一个让人恹恹欲睡的午后,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城管对她说,算啦大妈,别擦啦。她摇摇头,继续擦着,她说是我贴的,我说过擦掉的,再说不擦放在这儿干什么?没用,我擦了它。她擦过了雨季,夏天真正开始了,但是夏天她还在擦洗红纸。
好了,到夏天了。夏天的黄昏总有点晚霞,尽管城市不太明亮,但天空并不特别灰浊。霞光映染着的时候,城市的灯光还不会亮起来,也就是在这时候,徐梅又一次看见了刘金娣。当时徐梅感到自己微微发颤,腿有点软,不过她还是立即起动了。她有一种飘的感觉。刘金娣听见叫声愣了愣,立即拦了一辆的士走了。徐梅也想拦一辆的士,她学刘金娣的样子招了招手。她的手在晚霞中像一片落叶。的士在她身边停了一下又走了,跟一只玩具大蚱蜢一样蹦走了,这时她才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还在对着的士屁股骂骂咧咧,他一边骂一边转过身来,像一堵墙似的挡在徐梅面前。这个人说,各人都想过自己愿意过的日子,你好好地过你的日子不行吗?徐梅盯着他额头上一条发亮的疤,将手中的刷子摔过去。刷子不知去向。那个人还站在她面前。
她说,你是谁?晚霞正在消失,附近的一些灯斑斓地亮了起来,灰尘隐匿在灯光之中。那个人突然笑了一下,像车胎放气,哧的一声。徐梅又说,你到底是谁?那个人瞪了一下眼,说,李红卫。徐梅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李红卫又哧的笑一声,说,是伯母吧?
徐梅开始发抖。她伸出一只手,想抓住李红卫,但是她的手确实像一片风中的落叶,李红卫轻轻一拂,她的手就飘开了,她自己也差点飘开了,踉跄了好几步才站稳。从路边经过的一辆自行车为了让她和其它几辆自行车撞在一起,流动旋即变成了一种凝滞。有人大声叫骂。李红卫阴着脸对他们说,兄弟,回你的家吧。然后李红卫又对徐梅说,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子?还是那句话,把日子过好了不行吗?你真是死脑筋。李红卫说话的口气就像是一个老熟人,或者干脆就是徐梅的兄长或父亲。
徐梅不再吭声。她朝李红卫点点头,回到原来的墙根下,用编织袋遮住水果,锁好三轮车---一辆刚买不久的小三轮车。已经到处都是灯光了,徐梅在灯光中一蹿,仍然像飘。她如同飘进了一辆的士之中。她喘着气,用一种发抖的声音对的士司机说,跟着前面那辆的士,红的,看见了吗?
擦洗红纸的工作就这样中止了。她最终没有把她贴的红纸全部清除掉,在老河桥一带,那些红纸经年累月地糊在墙上,早已不辨颜色,污渍斑斑,直到最近一次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活动时,它们才被彻底清除,没留下一点痕迹。
我猜想徐梅原本打算拉青皮给她做帮手的,要不怎么跑到奶牛场去了呢?与李红卫相比,青皮虽然老了点,但青皮的块头很大。她后来改变主意大约是出于别的考虑,最起码有些话难以出口。她站在青皮的奶牛场里犹豫不决,当她看见肥胖的长着一张狼脸的大灰时,她就决定什么也不跟青皮说了,只对他撒了一个谎。她说我把大灰给小弟带去玩几天吧。这是个破绽百出的谎,首先我不喜欢大灰,就是喜欢它现在也没时间跟它玩;其次是徐梅自己,她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心思?青皮知道这些,所以青皮显得有些狐疑,他说徐梅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徐梅说今天没有,什么时候有了再跟你说吧。青皮大概还想问一句,却又不知道问什么,只好看着她和大灰走了。
徐梅带着大灰来到了城西南的一条小街上。这时候正是午后,阳光白晃晃的很刺眼。小街两边有一些樟树和法国梧桐,徐梅把小三轮车停在一棵树阴下,牵着大灰站在那儿。大灰没站两分钟就蹲下去,接着又想往下趴。徐梅把它踢起来,对它说,你别这么懒呀,装装样子也好呀。旁边一个摆西瓜摊的男人笑了起来,他说它真胖,连耳朵缝里都是肉,能听得进你的话吗?
徐梅一直站到夕阳西下。她的眼窝里浮着一圈黑晕,却没有显出丝毫困倦。她不断地把大灰踢起来。她对大灰说,快啦,晚上给你买牛肉吃行不行啊?她说完了这句话就看见了李红卫和刘金娣。他们从她旁边一条巷子里走出来。顶多十分钟之后---不错,顶多十分钟---徐梅就把那个叫李红卫的人捅了。过程很简单,开始只是那个黄昏的重复,李红卫充当一面墙,刘金娣钻进了一辆的士。徐梅隔着李红卫喊着,金娣呀,你怎么见了我就跑呀!金娣---;又叫大灰,大灰你死了吗!大灰这条滚瓜溜圆的畜牲,不配做一条狗,它缺乏起码的忠诚和责任感。它本来还勉强塌着腰站在那儿,现在徐梅没工夫踢它,它便舒舒服服地在一片树阴里趴下了。李红卫根本不把一条又懒又胖的狗放在眼里,他似乎有些诚恳地对徐梅说,伯母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你现在别找阿玲不行吗?徐梅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冲不过去。李红卫无法逾越。李红卫轻轻一推她又回到了原地。她站在那儿看着他的手。她忽然扑过去捞起一只手,张口就咬住了手腕。李红卫像刘义被咬住了脚跟那样叫着,一边叫一边甩,徐梅挂在这只手腕上飘来晃去,李红卫只好飞起一脚。徐梅飘到西瓜摊上去了。用板凳架起来的西瓜摊稀里哗啦地倒了,一把刀滑落在徐梅手边。这是谁给她的刀呢?而且是一把尖刀,跟平常的西瓜刀不一样,简直就是为他们两人准备的。没有谁安排这一切,如果有,安排者就是我们自己。于是一切都在转眼间结束25 特别推荐
了,徐梅抓起刀弓着身体弹了出去,虽然有点飘忽,但一个愤怒已极的人的力量不容小看。而李红卫还捏着手腕扭头看着刘金娣乘坐的的士留下来的烟尘。
这天晚上徐梅没有回家。对于徐梅回不回家我早习以为常,现在我需要静一静,我不看书也不做习题,只是完成了今天的日记,很简单,仅仅一句话:明天开始搏杀。
我差一点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年夏天,或许更早一些时候,我发现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她肯定比我大,至于大多少,我一直都在猜测,但始终没有答案。现在可以看出来我所说的爱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暗恋。我暗恋的女孩就在我们那条巷子里。南方城市中的巷子总是给人一种古老幽深的感觉,而且大多是用青色扁砖垒砌的墙壁,有时候还可以看见锈成一坨红渣似的墙疤钉。这样的小巷本应是五四青年们发生爱情的地方,而一个世纪末少年似乎只需要在酒吧或咖啡厅里寻找爱情,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的爱情(或者暗恋)不可避免地在小巷里发生了。
女孩就在巷子中间的杂货店里。她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我不想给自己寻找借口,说自己孤独、缺乏关爱等等,虽然那些日子对于我来说糟糕透顶。暗恋一个人没有任何原因,只能是被吸引,即使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也只能说是需要安慰。她就像一颗红透了的西红柿那么成熟,她如果也去做丰乳广告的话绝对比我二姐刘银娣更具有煽动性。一个才刚满十八岁的人难道不需要这样的安慰吗?
我说这件事情对于我重要是因为她把她的BP机递给过我。那个早晨我的情况特别糟糕,我感到了一种惶恐和实实在在的孤独,虽然我告诉自己这样很危险,但它说来就来,如同一个强盗,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女班主任的暗示现在成了一句很明白的话:你完了。我一边出门一边对自己说,完了完了。我的想法是突然出现的,在经过她的店门口时,卷铁门刚拦起来,我站在那里,开始只是想买一包葵花子,我在她手上买过很多葵花子,那个夏天我迷上了吃葵花子,我想这谁都可以理解。我当时的样子肯定很傻,我的目光从柜台移到她的胸脯,瞟了一下她的脸,又落回了柜台。我听见她在小声笑着,她说你是要葵花子吗?我点点头,但马上又坚决地摇头。我心跳如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的,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在考场外面等我?
她又笑起来。她说你家里人不会去吗?你妈是不是那个头发灰灰的卖水果的?她不会去吗?
我什么也没有再说,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转身离开了柜台。她把我叫住了。她说喂,我有一个办法,她从柜台里跑出来,给了我一只中文机,静静地看着我说,你打震动吧,放在口袋里,这样行吗?这样也行是不是?我点点头,又咬咬牙。我咬牙干什么?进入考场之后不久,BP机就震动起来,她说,我为你祝福。我的鼻子猛然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确实有点不像话。我悄悄地再一次看BP机时,一位监考老师把BP机拿过去看了看,犹豫片刻,又把它还给我,用耳语般的声音问,谁?我说,我妈。我居然会说我妈!
那天考场四周全是人,一个考生后面跟着一群,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我甚至在人群中看见了我大舅南霸天,但他显然不是为我而来,我大约有一个表妹也参加这一届高考。他们都将等在这儿。尽管骄阳似火,灰尘簌簌飘落,空气中充满沤味,像发酵一样,但无人会从这儿走开。后来我知道刘义也在这儿,跟所有人一样眯着眼睛闭紧嘴巴,一张肿胀的脸上全是汗水,怀里抱着一只冰瓶。那只冰瓶比我年龄还大。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谁看见他了?我这么说似乎有点不应该。不过,我为你祝福---难道我不该记一辈子吗?我永远心存感激。
还有谁在为我祝福呢?
〔责任编辑 那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