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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镇火车站，在张广才岭东部的山脚下。是一个小站。许多快车都不在这儿停，看见它时，它已经飞快地行驶过去了。敬过礼的站长回到屋里之后，小站又恢复了宁静。小站只是这条线上的一个乘降点，停车一分钟，上下火车的旅客总是不多。
       酒镇不大。镇上只有一条弯曲的街。街面上铺着一块块厚厚的、大小形状不同的青石板，青石板已经被几代人踩得像碧玉一样晶莹。
       因为小镇在郁郁葱葱的张广才岭脚下，因此镇上的房子都是一些木板房。日久天长，木板房都变成了黑颜色，高高低低的，顺着街的两边排开。其中有杂货店，有酒馆，有客栈和几十户人家。而且家家都有一个后院。院子里除了种的蔬菜和果树，再就是一垛垛劈好的烧柴。只有在小站附近，才有几幢黄色的铁路砖房，却又分明地与小镇拉开了一段距离。
       小镇的背后不远，是葡萄河。河并不宽，却有很大一片布满着大大小小河卵石的河滩，天暖时，上面覆着一片开着紫色小棒花的青草。是个放牧的好地方。
       小镇就夹在这条铁道线和那条河的中间。
       到了冬天，这儿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大雪，家家的房顶上都覆盖着厚厚的雪被。张广才岭像雪山一样，只有山顶上黑灰色的枯树林，朦朦胧胧地勾勒着山与山的轮廓。
       这样的好景致，便常有城里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这里写生。
       这里的雪很厚很深，一夜的大雪之后，清早起来，被大雪挡住推不开门，是经常的事。遇到这样的日子，镇上的年轻人照例被父母哥嫂派出去，清理街上的雪，一直扫到青石板为止。
       小镇上原来有一家葡萄酒厂。其实就是一个做果酒的作坊，只有七八个父辈在那干活儿。酒真的不错。都是山上的野葡萄酿成的。
       张广才岭有数不清的野果，其中如云如涛的就是野生的青葡萄和紫葡萄。除此之外，还有草莓、树莓和紫莓等等。镇上人家，把它们采回来，做成果酱，再就是送给酒厂酿酒了。
       只是前几年由于果酒销路不佳，酒厂倒闭了。在倒闭之前，也是挣扎过一阵子的，酿过都柿酒、草梅酒、紫梅酒和黑豆蜜酒。结果都不行。实在是比不过城市大工厂酿的那种样子很豪华的果酒。城里没人愿意要这种土里土气的、用圆木桶装的散装果酒。
       原想着，酒厂别黄，实在不行了，酿了自己喝。到了，还是黄了算了。葡萄酒厂散伙的那天，不少爷们儿都喝醉了。女人们看着男人们的那种痛苦的样子，也偷偷地用手背抹眼泪。
       现在，那个空了的果酒作坊成了小孩儿玩的地方。偶尔，也能看到几个老人把木酒桶立起来当桌子，围在那儿打扑克。阳光从天棚的板缝中一层一层地射下来，射在这些老人的身上。
       我离开酒镇以后，一直在城里做事。但每年都要回酒镇一两次。我还有个快八十岁的老姑姑住在那儿。每次回去，我都去看看她，捎一些城里的东西给她。我并不经常住在她那里，免得老人家忙乎个不停。老人家能坐在你的床前看着你睡，一坐就是一宿。真是没有办法。
       我住在酒镇的那个小客栈里。虽说设施简陋，但干干净净，一切都很方便。房价也不贵。
       小客栈的伙食挺好。热汤热水，好几种用野菜腌的小咸菜儿都非常可口。长时间不吃，还想。如果想离开客栈出去改善一下也方便，街对过就有一家小酒馆。酒都是当地的土烧，真正的玉米酒。而且熏、酱、卤，下酒的小菜很全。馄饨和葡萄河的小酥鱼儿都做得香得很，很地道，也很拿手。如果是老熟人，又赶上个好日子，九九重阳，或者立春、立秋，或者端午节，老板娘会拿出陈酿多年的葡萄酒给你喝。
       说到端午节，这可是小镇最热闹的节日。家家的木板房前都是挂着彩色的葫芦灯和五彩的纸穗，门前插着艾蒿，木房子里的地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青草。到了晚上，一街的纸灯笼都亮了起来，家家在门口摆上了小木桌，上面放着棕子、果酱、蜂蜜，陈酿的果酒，上好的茶，上好的旱烟。镇上人家开始相互走动，或者跳胡人舞，或者踢毽子。果酒作坊门前更是热闹。酿酒的工人在作坊前，摆上一个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杯子。有几桶的上好葡萄酒免费供大家喝。还放鞭炮。简直就是酒的节日一样。
       那些城里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到这里来写生一般都住在镇上那家小客栈里。他们也经常到小酒馆去喝酒，讲城里的故事。这些城里的大学生都喜欢伞和鸭舌帽。他们在山上，或者小镇的某处写生的时候，总是把各种颜色的伞支开，戴着鸭舌帽在画板上画。
       每逢下雨的日子，打着伞走在石板路上的，肯定是城里来的大学生。
       小镇先前并没有打伞的习惯，下雨都是披着蓑衣。自从这些大学生来了之后，几乎家家都有雨伞和戴鸭舌帽的孩子了。这些东西都是大学生临走时送给他们做纪念的。
       酒馆的老板娘是个寡妇，不过眉宇间，仍看得出她年轻时是挺活泼的女人。过去她没少成为大学生笔下的肖像。只是现在老了，几场雪下来，就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可是风韵依旧，善气盈人，甚至还有一点大城市女人的气质，做事、说话非常爽快。
       她有一个儿子，叫德子。葡萄酒厂黄以前在那儿学徒。下了班，便帮着母亲照顾一下酒馆的生意，烧烧水，堂前灶后干点什么。或者倚在柜台那儿，出神地听大学生讲城里的故事。
       德子的头上总是戴着大学生送给他的那顶鸭舌帽。
       德子早早地学会了卷旱烟。老板娘第一次看见儿子在灶前拙劣地卷旱烟，便无力地倚在门框那儿看着，甜甜地叹了气，她现在才知道儿子长成大人了。
       她悄悄地退了出来，在镜子那儿照了一下自己，的确，双鬓染霜了。
       酒馆的布置，照说是很别致的。除了原有的楸子木的老式柜台和几张方桌之外，再就是那些穷大学生到这里换酒喝的画。
       这些画都挂在木板壁上。画上还有作者风趣或者自嘲的留言。
       小镇常常停电，因此小酒馆常年预备些蜡烛。那些大学生喜欢对着蜡烛轻声地说话。
       其实，这些城里的大学生除了在落雪和落叶的日子到小镇上来之外，再就是端午节他们一准来这里。葡萄酒作坊的酒不花钱，随便喝。他们了解到这一点。那儿是他们狂欢的地方，喝醉酒的地方。
       可是，葡萄酒厂说黄就黄了。剩下的葡萄酒，老街坊们分一分，做个纪念。屈指算来，这个葡萄酒作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呢。
       德子自从葡萄酒厂黄了之后，情绪低落下来。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孩子。
       端午节照例过，只是没有往日大学生参加的那种狂热的场面了。大学生在的时候，镇上的人还有点烦他们，嫌他们喝醉了酒没个人样。可他们一不来，反而想念他们了。
       小站一列一列的火车过去，下车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少数几个倒卖山货的贩子。
       酿果酒的事，有还是有，只是家里用缸酿了。纯粹的自家用了。
       我回酒镇的时候，常去葡萄河钓鱼。常看见德子也在那儿戴着那顶鸭舌帽钓鱼。
       他见了我的面，就一个字：“叔。”就完了。
       我点点头，笑一笑。有时候，掏出烟要扔给他，他摆手不要。
       或许是酒镇太小了，镇上的老人都知道，年轻时我同德子的母亲有过那么一段指腹为婚的故事。可是我考上城里的学校后，加上又不经常回来，这件事也就淡了，很少人提了。
       当时我还想，无论如何，这种旧风俗是当不得真的。
       记得头一年我从城里的学校放暑假回来，在酒镇的石板路上撞见过她一次。那天正好下雨，酒镇上的木板房都被淋透了。路上的行人极少，只有三两个打伞的大学生。我刚下了火车，没想到这儿下这么大的雨，那么高的张广才岭也挡不住雨云过来。
       那时候，德子的姥爷还活着，一老一女支撑着那个小酒馆儿。我从酒馆门前路过的时候，她看见了我，便很快追了出来，递给我一把伞，说，爸爸让我给你的。说着，红着脸跑了。
       我淡淡地笑了笑。把伞接过来。其实，我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浇透了，再打这把伞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人家一片好心，又是她爸爸的旨意，就不好不礼貌了。
       小镇不大，但是规矩却是不能马虎的。
       从那以后，姑姑再没提过指腹为婚这件事。沉默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啊。
       小镇上的人并不笨啊。
       几年以后再次回到酒镇是个北风呼号、大雪纷飞的冬天。
       我顶着西北风再次路过那个酒馆的时候，她正好挺着大肚子出来倒水。碰见了我，她的脸腾的红了，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似的。
       她说，你回来啦?
       我说，哎。
       她说，听说你在文联工作了。
       我说，是。
       她说，噢，真好。
       我友好地笑了笑。顶着西北风走了。
       姑姑说，她结婚了。结婚前，到我这儿来了一趟，哭了。我说，傻姑娘，结婚是大喜事，哭什么。我还送给她一个银镯子。这种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但女孩子出门子戴着它，是个安慰。
       我笑着说，姑姑，你可真够厉害的了。其实，明明是您不同意嘛。
       姑姑说，我可从未说过反悔的话。
       我问，她男人是哪儿的?
       姑姑说，果酒作坊的，常给她家的酒馆送酒，人不错，有老有少的。
       这事儿虽说没什么，可我心里却不太平静。
       姑姑后来跟我说，你呀，那天一整天没说话……不过，话说回来，你到底也是个男人嘛。
       听姑姑说，她生下孩子不久，男人进山采野葡萄，再就没回来。
       姑姑说，她真可怜。她男人出殡的时候，抬的是一个空棺材。我也出去了，站在街上，送他一程。
       那家小酒馆平时我是极少去的，除非看到里面的客人很多，我才进去。找一僻静的地方坐下来。
       老板娘从来对我很照顾。我能从给我的酒菜上感觉出来。
       只是一晃，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切都过去了。
       算账的时候，她说，不要钱呢，你下次就不来了，得，就按照老熟人的办法，打八折吧。
       我住的小客栈是个木结构的小二楼，从二楼的窗子那儿，可以看到小酒馆的生意。
       客人少的时候，老板娘便坐在门前，洗衣服，跟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
       我感觉她知道我在客栈二楼的窗子那儿看她。
       一天我正在城里的家里看电视，这时，我已经再次独身了。德子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是的，我记得在葡萄河钓鱼的时候，我是给过他一张名片的。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现在在一家工厂打更。
       哪家工厂，城里的么?
       他说，对。
       然后，他说给我捎来了两瓶葡萄酒，是他母亲自己酿的。可是不知到我这儿来的路怎么走。
       我说，我过去罢。
       放下电话，我叫了辆的士去了。
       我没想到，德子已经在城里打工半年多了。要不是他母亲派他来送酒，他还不来找我呢。
       我请他去吃了一顿饭，爷儿俩喝了点烧酒，也吃了不少烤羊肉串。德子也多少变化了，很男人了，头上还戴着那顶鸭舌帽。我看着这孩子的确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临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点钱，说，拿着吧。
       他倒爽快，收下了。
       我想，老实孩子就是老实孩子，一点客气也不会。
       我说，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说过之后，就同他分手了。
       那时都快半夜了。他说没事，有工友替他值班。
       他母亲送给我的那两瓶葡萄酒，我一直没喝。只是常看着它。
       半年之后的一天，我接到公安局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让我马上去一趟。
       我问，什么事?
       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也是受人委托。你来吧。
       在公安局，那位朋友把德子杀人的经过告诉了我。并说，后天上午就执行判决了。
       我很震惊。我说，那孩子很老实啊。
       朋友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说，我想见见他。
       朋友说，知道。请跟我来。
       德子关押在一个单人的牢房里。手上、脚上戴着死囚的镣铐。见我进来，把头低下，再就没抬起来。我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
       我的那位朋友对他说，你不是要求你叔把你的骨灰带回家乡吗?怎么不说话了?哑巴了!
       相持了一会儿，见他仍然没有讲话的意思，我只好告辞走了。我临出牢门的时候，德子头也不抬地说，叔，帮我照顾一下我妈，别告诉她我的事……
       我想了想说，好吧。
       回去以后，我把他母亲捎给我的葡萄酒，让那个公安的朋友给德子送去一瓶。
       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德子抱着那瓶酒，立刻就痛哭起来……只是一切都晚了。
       对德子执行死刑的那天，我也去了。朋友安排我坐在他的警车里。这辆警车正好在押送德子的囚车后面。
       ……
       德子走下囚车时的样子还是挺老实的样子。法警过去，把他头上戴着的那顶鸭舌帽摘下来，扔在了地上。
       枪响的时候，我看见德子软软地倒在草地上。
       我再次回到酒镇，正是深秋。张广才岭到了这个时节才最好看。冷霜把山野的树叶打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漫山地融在一起，非常绚丽。
       我抱着骨灰盒子，还有那顶鸭舌帽，从小站下了车。
       我看见德子的母亲已经在落满枯叶的站台那儿等着我呢。
       〔责任编辑　赵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