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突然就像在安第斯山脉上，爆发了一次持续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地震；又像在加勒比海面上，旋起了一股巨大的、秋风扫落叶般的飓风，形成了有史以来最为雄壮的文学奇观。史称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关于这段历史，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曾在其撰写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有过详细的描写。中国读者接触这些作品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从那时起，阅读的热情一直持续了二十年。
其实并不需要读很多东西，就能判断书的好坏。何况，人们总是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几本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书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巴尔加斯·略萨的《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以及当时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我还记得智利小说家邦巴尔的小说《雾》、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阴森可怕的差事》、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被侵占的住宅》和《一朵黄花》、另一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海盗》。其中《一朵黄花》的写法极像《一件小事》，但手法之高妙却远远超过《一件小事》。《阴森可怕的差事》也是我心仪的一篇小说，这个不到一万字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人物个人的活动，但却将一个国家的生活和动荡写得栩栩如生。与他的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时间之战》对时间采用逆向的写法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彻底改变我们文学观念的却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蓝德大妈的葬礼》，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死亡与罗盘》，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如《佩德罗·巴拉莫》。
之后，由于中国翻译家们的努力，震动世界的文学“爆炸”作品《百年孤独》、《绿房子》、《酒吧长谈》、《污秽的夜鸟》、《跳房子》等一部接着一部出现，令人目不暇接。还有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请听清风倾诉》等，也占了一席之地。其中，《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被多少人学习和引用，几乎成为一段文学的佳话。《绿房子》和《酒吧长谈》的共时性叙述，时空交叉的手法，难度极高，至今无人能及。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尔克斯居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还能写出《一场事先张扬的人命案》那样一个叙述极其紧凑、相当引人入胜的故事，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这实在令人吃惊。
再以后，这些伟大作家的访谈录和言论开始在中国出现。比较著名的是《番石榴飘香》、《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作家们的作家》、《批评的激情》以及《文学“爆炸”亲历记》。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科塔萨尔的小说《曼努艾尔之歌》一九七四年在法国获奖后，马尔克斯采访了他，于是我们从他俩的交谈中得知，这是最早一部描写恐怖主义的作品。而科塔萨尔对小说的看法也极其精彩，他甚至认为，“短篇小说和诗歌的源泉是一个，它们产生于一种意外的惊异，产生于一种改变意识的‘正常’规律的替代行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批评的激情》当然也十分引人入胜，但他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长诗《太阳石》外，主要是他的描写墨西哥人性格的散文，那真像解剖刀一样，将墨西哥人的爱好和喜剧般的性格展现给了我们。
这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博尔赫斯的一篇千字小文，他以极其平淡的第三者的口气，谈到了两个博尔赫斯；而且他愿意绕到桌子的对面，参与对自己的盘问；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哪一个。就连这样的小文章、小评论，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这真使人叹为观止。我还读过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一部作品，那是写一个印第安人起义首领的，它通篇都是片断，而它的前半部简直就是一部有点像《
论语》那样的格言，于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当然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了起义首领。这部作品当时让我一下就看呆了，当然这是在二十年前。我那时也看过法国的玛格利特·杜拉斯所写的片断的文字（不是指那部充满诱惑色彩的《印度之歌》），很美，但比较起来，总觉得拉丁美洲当代作家的作品更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正所谓来自异国的“番石榴飘香”。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现代文学以全方位的了解。连一些次要的作品和名气较小的作家我们也能耳熟能详。特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学“爆炸”是怎么回事。说到底这些作家一直在抗争之中，与本国的文学制度抗争，与自己的家庭抗争，与整个社会风气抗争，这最后一点殊为不易，因为你不知道阻力最终会来自何方。但由于这些在各自国家挣扎的人都属于西班牙语系，他们血液里的热情和奔放，使得他们很容易地走在一起，团结和互相帮助。在这里，团结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词，更不是我们这里的一些套话。最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学“爆炸”。
就像马孔多（《百年孤独》里的地名）总有衰落的一天，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也随着一代作家的老去而归于平静。就像现在，整个文学都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拉丁美洲文学和政治的神话也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比如，尼加拉瓜左翼的桑地诺阵线取得政权后，它的总统、副总统、文化部长什么的都是诗人；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竞选总统差点成功，但最终败给了藤森）。因此，当我重新捧读《文学“爆炸”亲历记》时自是感慨万千,而阅读的注意力和方向也不一样。原先比较注意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范围和优秀群体的构成，现在似乎更多的是注意它们的形成和再形成。就是说，他们还能再次辉煌吗？似乎拉丁美洲或世界上一切都已经被他们写尽，就像科塔萨尔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在创作严肃作品的同时，还一直在玩文字游戏，如换字游戏，如图画诗，而这些无疑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我们将失去很多诗意的东西。文学，说到底，不就是日常的言行吗，不就是我们很容易遗失和放弃的那部分，不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到的那部分。嗯，它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一样被追捧或被歧视、奴役。它比我们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过多的烦恼，而且比我们活得长多了。
所有这些话或回忆、或感想，都来自于一本叫《蓝》（中文被译成《达里奥散文选》）的书，它的作者即大名鼎鼎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鲁文·达里奥（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这可能是我最晚看到的一本书。它的奇异的想象和浓厚的东方情调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它由于来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所以它描写的生活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到很陌生，甚至感到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但它字里行间跳跃着火一样的热情，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那么多的拉丁美洲后来者。实际上，鲁文·达里奥是在美洲写出了具有欧洲口味的东西，而鲁文·达里奥以后的作家又从欧洲视野返回到美洲本土，比如古巴的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一九○四——一九八○）是又一位先驱，之所以这么说，是他首先否定了欧洲，发现并返回了美洲本土。他的《时间之战》和《消逝的脚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可谓写尽美洲的神奇。而他的小说《追击》，采用的竟然是《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他与鲁文·达里奥构成了一段历史——文学“爆炸”前的历史。
虽然我将鲁文·达里奥的《蓝》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的作用并列，但我对《蓝》的空洞、轻浮和华丽印象深刻。他对形式的追求影响了一代代人，看来形式主义非常适合于拉丁美洲这块潮湿的、历史悠久的、留下太多土著的和殖民时期遗物的热带大陆。但当问题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时，我觉得我们似乎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地方参悟不透，不知道该爱还是该恨。当别的地方已经将文学作为一种娱乐时，这里却似乎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权力，一种权力阴影下产生的产物。伪作太多，可能直到现在，我们连《蓝》这样的作品都没有。
我在这里说伪作太多，是指伪现实主义的东西到处充斥。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真实。关于对现实的表现，《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的读物提供了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的万花筒般的标本，事实上《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作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卡彭铁尔这样的先驱人物，他们汲取了外来的精华，却又敢于抛弃这些，而返回到本土。可能我的评判标准粗糙了些，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的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可以“精致”二字评价。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形势不容乐观。如曾经引起过争议的《废都》，本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废人的题材，但却因一头带哲理的牛的出现而使小说的废话太多，因此，它成为一部商业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曾经蛮有影响的《白鹿原》，其前半部倒是气势磅礴，有点史诗的味道，可惜它的后半部功力似不到，因而难以给出一个较高的分数；马原八十年代的众多中篇小说如《虚构》很有创造力，本来照此发展下去完全可称之为杰作，但他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完全破坏了这种感觉，比较可惜；王朔的小说其语言的意义非凡，他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很有趣，有黑色幽默的成分，或许他的意义会在以后显示出来。我想，只有格非的《相遇》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许还有刘震云、莫言的一些作品十分真实，可给出好分数。但是，我还是要说，很可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描述是低于现实的，甚至不如不需要很多想象力的纪实作品，不像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百年孤独》那样被认同，也不像略萨的《城市与狗》那样血气方刚，一出版就被禁止了。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卡彭铁尔时期，我们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手法和技艺也学得丝毫不差，但我们的作品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在哪里呢？其实谁都明白。我想说的是气魄和深度，说深度或许不需要解释，因为就思想或认识来说，现在远远低于上世纪上半叶鲁迅的那支笔。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不亚于黑夜里的一声响雷，他的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性格的观察，和对阿Q这个人物的描绘，至今都无人能出其右。说气魄可能不那么好理解，但是，我想只要提一下魔幻现实主义，就可不言自明。他们的那种史诗般的气魄和对本土的深刻认识、对历史的深深挖掘，是我们不能比拟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像卡彭铁尔那样，回到本土，回到一块无限负重的大陆的现实和历史中。更不要说像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弗那样，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的现实之中，写活了一段历史和一块地域，最终成为盖世之作。
也许在诗歌领域要好一些，但就作品的想象力和结构的复杂性来说，也不是那么乐观。与比较扎实的、犹如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相比，现在的诗歌更飘忽、更扑朔迷离，也更冷、更冷漠，看不出它们与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可能得说它只对作者自己有一些意义。因此它的功能的退化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有一点还是要说清楚，那就是诗歌是无法做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诗歌最多也就是催发一下魔幻现实主义的诞生。诗歌这种非散文的特殊文本，具有抽象画的文本意图，却没有写实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说文学“爆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领域有过那么一两次，但好景不长。最终，它还是败给了商业社会。
实际上，当文学变成了人学，变成了人的关系学，所谓话语权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同时大话和空洞逐步占了上风；而当文学变得可有可无，所谓的终极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很愿意将文学夸大成永恒的事业，开始奢谈“斯德哥尔摩”了。但是，当我们的文本和认识低于现实，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挽救。一块神秘的大陆，依然没有人去揭开它的面纱。文学本是虚构的事业，可是现在我们连虚构也把握不了，看来虚构不仅仅是才华，很可能它是知识，是真知灼见，是真正的信马由缰和方法。当卡彭铁尔从巴黎返回古巴时，他背弃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抛弃了满脑子的欧洲意象，但却没有放弃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他的杰作《追击》和《时间之战》，其实是对超现实主义的发扬光大和升华。正是应用了超现实主义的视点和手法，他才能得以对拉丁美洲再次发现。当然，如果要以低于现实论，症结显然不是在文学本身，而是更为广阔的知识结构或整个知识界。或许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我想到的是，如果以从《蓝》到《百年孤独》做比，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我们能乐观起来吗？这里，我很愿意引用《追击》和《时间之战》译者陈众议评论卡彭铁尔的一段话，作为我对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展望和我对巴罗克主义写法的钟爱。他说:“在卡彭铁尔看来，美洲是一块有待认识的处女地、伊甸园、名副其实的新大陆。它神奇的本原（神奇的印第安人、神奇的黑人和神奇的——也可以说是想入非非的伊比利亚冒险家），它现实的结构（多种族、多民族、多血统、多文化、多宗教的混合、远古和现代、最发达——如美国——和最落后——如印第安部落——的并存）以及它光怪陆离、妙不可言的自然（连同其一切变形和共生），使美洲成为一个亦真亦幻、扑朔迷离、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巴罗克世界。于是便有了阐发神奇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也就有了指指点点、企图描绘美洲繁复而又奇特的共生现象的新巴罗克主义。”
二○○五年十二月十日——三十一日
（《文学“爆炸”亲历记》，［智利］何塞·多诺索著，段若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3.80元；《达里奥散文选》，［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著，刘玉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二○○五年版，23.80元；《百年孤独》［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