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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妹妹的女儿房》（《小说月报·原创版》二○○五年二期）这样一部中篇小说中，上海作家周宛润写的是五妹妹的奋斗史。五妹妹，一个普通的没有遗产的市民，她的奋斗目标亦只是在她生活的城市里立足，生存，繁衍后代。
       我们先来看五妹妹是怎样失去她的遗产的——
       失去第一份遗产，是在革命中。五妹妹及姐姐们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祖父罗老先生本是一名有产者：“在花园的藤架上套了一个环，把自己和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花园洋房一道客客气气地还给劳动人民。”五妹妹的父亲二十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以一等运输兵资格参加志愿军，回国后，留在北京为首长开车。他的妻子因不习惯北方水土，带了孩子回到上海，过着夫妻两地分居、一年一度聚首的生活。直到一九六○年，父亲复员回到上海，在市建筑队工作。组织上按照一个复员的驾驶兵的标准，为他们一家分配了一大一小两间住房，一家人终于得以安居。
       祖父的老房子，位于上海西区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小说中说：“当上海发展为远东第一城，一九○八年上海的第一条有轨电车就通到静安寺，从此沪西这一带成为上海富商贵人云集的高档住宅区。”由此看来，祖父是上海近现代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可算作市民里的中坚，但在第三代降生时，已经失去了这地位。现在，他们的家移到上海城东南面的老城厢，老城厢是这城市最具本土性的区域，它是上海建城后最早的市民居住区，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人文与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开埠后，外国资本基本是绕老城区而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走上颓势，衰落了。从罗家居住的环境也可以看出这个区域的陈旧破败——居处所在弄堂叫“药局弄”，地面是卵石路，上海话叫“台硌路”，也有写成“蛋鸽路”。房屋的格式为石窟门，黑漆铁门内是一个极浅的天井，客堂间也很浅，为公用部位，楼梯下黑暗的三角间里装一只抽水马桶，为厕所。三楼朝南的一大间，加上楼梯转角处一小间，俗称亭子间的，就是罗家的住房，在那间朝南房间里，还套有一个小小的盥洗室，大约是当年房东为提高租金，在旧房的基础上，添加的新设施。此时，房东姓李的一家，则住在三楼的朝南厢房和朝东的过街楼。这样的格式，在石窟门房子里，也算作老旧的一种。小说中特别写道，推出窗，就可看见四周簇拥着大片的屋顶，覆盖着红、黑或灰的屋瓦，表明着稠密的居住人口。
       虽然从这城市的中产阶层跌落到较为底层的市井，但未出生的五妹妹还有着一个完整的家，有父母可依恃。不幸的是，正当五妹妹出生前夕，父亲在一个雾天，出了车祸，死了。母亲被这突然的打击震得失了魂，连哭都不会了。就在此时，老城厢里密集的邻里关系发挥出拯救的作用，昔日的房东，现在的邻居李家伯伯照脸给她一个大巴掌，把她打醒——市井社会是一个不让人沉沦的地方，它有一种绵软的互相牵制的力量，里面包含着同情，也包含着互相干预，甚至互相侵扰，它是以一种近期目标来解除人的虚无感，就像李家伯伯听说新寡的女人魂不守舍时说的：“这哪儿成！五个孩子怎么办!”说完就去打耳光了。当然，在它不让人沉沦的同时，它也不让人升华。——五妹妹就是在一场大悲恸中落了地，母亲到一年之后，方才想起替她报户口。这里有一个细节含着些寓意，就是五妹妹上面的四个姐姐，按着班辈以花木起名为红梅、红兰、红竹、红菊，到了五妹妹，“梅兰竹菊”四君子都用完了，父亲又不在了，母亲大恸道：“我哪里晓得梅兰竹菊后面还有啥呀！”慌忙中，五妹妹就叫了“罗五妹”，于是，五妹妹在没了父亲之后，连这么点名义上的传承都中断了。这是五妹妹失去的第二份遗产。
       第三份遗产是五妹妹的婚房。五妹妹一落地，便是这城市的底层市民，几乎是赤贫。母亲在里弄的工场间做工，这是城市工业中最低级最落后的生产单位，厂房散设在民房中，以手工或简单的机器加工附件为主，所以成员多是家庭妇女和城市闲散人口，集体核算经济，收入便相当低。母亲就以这一份微薄的工资抚养五个女儿。接着，“文革”开始，大女儿、二女儿相继离家插队落户，再然后，“文革”结束，三姐考上大学，搬去学校住，家中只剩下母亲和四姐、五妹妹。五妹妹是母亲最怜惜的孩子，因是遗腹女，又因是父亲所期望是个儿子的孩子，所以，母亲立愿这个女儿是要留在身边的，说:“我就把你当儿子，你要在家里结婚，生孩子，那个时候，妈就高高兴兴地睡到亭子间里去!”这个允诺也是五妹妹仅剩的遗产了。有了妈这句话，她便可放心，将来她是有一间婚房的。小说里这样写:“每天吃过晚饭，她就端了一把竹椅坐在天井里望着天，甜蜜地想:和谁结婚生小孩呢？”在上海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住房是最紧缺的。可是，五妹妹还没等到结婚的年龄，她的婚房就落空了。四姐姐红菊中学时代就恋爱了，对象正是隔壁李家伯伯的儿子李军，两个小儿女偷尝禁果，结果怀了孕，只能匆忙嫁出，问题是两家谁出婚房。在上海市井做不做上门女婿没有成见，出让一间婚房却是大事，两家都意在对方出房，僵持着，到底女孩子家拖不起，母亲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将唯一的一间像样的房间给了红菊。于是，五妹妹的婚房住进了四姐姐一对新人，她只能和母亲一起蜷缩在小亭子间里，而很快，连这么一点立锥之地她也要失去了。
       第四份失去的遗产——这就要稍微回溯一点情节，她五岁的时候，曾经不经意撞开李家的门，不想李军正站在澡盆里洗澡。在居住密集的旧式住房里，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一回情形有所不同。五妹妹方长成，李军则已是发育中的少年，不由地，五妹妹情窦初开，以后，她想着“和谁结婚生小孩”的那个“谁”，就是李军了。现在，李军突然要结婚生孩子，却不是和她，而是和四姐姐，五妹妹当然是受伤的，而且心生怨怼。不久，就发生了摩擦，在如此恶劣的情绪之下，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化成一场事故，红菊流产了，李军小夫妇俩与五妹妹结下深仇大恨。五妹妹不敢住在家中，只得住到同学吴桂芳家里。就此，五妹妹失去了她的全部遗产，彻底成了个一无所有的人，她怎么办呢？只有白手起家，就这样，五妹妹走上了她的奋斗的人生。
       五妹妹的奋斗人生，目标总体是房子，这一目标几乎贯穿了她半辈子的奋斗。
       吴桂芳的母亲是菜场里卖肉的，家境富裕，在这个阶层里，所谓富裕不过是吴桂芳有一间从天井搭出来的披屋做闺房，她可经常吃猪油渣。但她的母亲却也是一个粗疏笨拙的女人，将日子过得很混乱。吴桂芳周身上下很邋遢，也承继母亲愚顽的秉性。精灵乖觉的五妹妹所以与吴桂芳做上朋友，一是有猪油渣吃，同时，卖肉的女职工也是五妹妹的母亲是需要巴结的，那时候肉制品都是配给，部位、品质、分量的高低全凭操刀人的感情趋向；二也是缺乏心机的吴桂芳宜于相处。凡思路细密的人大约都需要一个简单的人做伴，再加上像五妹妹这样，聪敏是聪敏，可没有父亲，家道单薄，内心亦有一种软弱和自卑，吴桂芳的呆笨粗糙在某一方面是可平衡她的心理的。于是，这时候，五妹妹就住在了吴桂芳家中。然而，寄居的日子却将这种平衡关系颠覆了，这主要体现在吴桂芳的母亲的态度上，她变成了五妹妹的房东。尽管极力地压缩自己，不在她家吃饭却还交搭伙费，尽少在她家出现宁可在街上闲逛，却还是要领受她的闲言碎语。吴桂芳是纯朴的，她真心地欢迎五妹妹来住，可她的智能又实在不能给予五妹妹安慰。况且，这一家粗鲁的生活也让五妹妹度日如年，这样，她就不得已为自己考虑存身之处了。在她那个阶层，以她所受的教育，她能够想象，也可能实现的出路，就是一个男人。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她心里是模糊的，只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必须有房子。
       于是，五妹妹开始了相亲的道路，她所见的第一个人家中有三进宅院，听起来颇可观，事实上呢？那是郊区乡下，农人的住舍，可不是三进宅院！这是房子。人呢？初次见面，倒也说不上来什么，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对方长辈按习俗端出两碗水濮鸡蛋款待来客，那人呼噜呼噜吃完自己的一碗，等五妹妹他们出门，回过头看见他已经开始埋头吃她的那一碗。这个细节当然说明不了什么，可却是令人扫兴的。这也就是小说的细节了，微妙。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叫阿三，是王革生的工友。王革生是谁？是吴桂芳的男朋友。和阿三的见面，是在王革生的家中，这是一个极富意味的细节，带有预兆的性质。这时候，五妹妹还没看到阿三的房子，先看到了阿三这个人，初步印象还是不错的，瘦高个儿，白净脸，形状甚至有几分斯文。这个阿三邀请五妹妹去他的宿舍，开门见山介绍自己，说他目前虽然没房子，但像他这样的大龄青年，一打结婚申请，立即分房。五妹妹对他的爽快也很欣赏，可阿三却鲁莽地动起手来，于是，四姐姐的教训立刻唤醒了她。她想到她要是弄大了肚子，“姆妈也没有房子给我啦！”经过这两次相亲之后，五妹妹懂了，房子要有，人也要有。这是生活给她的教育。五妹妹是这样一种人，她是能够在生活中受教育的，这就是进取心。现在，事情往哪里发展呢？
       吴桂芳交上王革生这个男朋友，可称得上一段马路奇缘。王革生的自行车撞倒了吴桂芳，被吴桂芳母亲赖上，先是索赔医药费，后就是索要这个人了。王革生对这门硬赖上身的亲事感到很无奈，可他是一个轻浮没有责任感的青年，对女性也没有任何认识，只是觉得吴桂芳太肥，但也正是她的肥硕开蒙了他——“他第一次觉得他需要一个女人了。”当有一天，他在马路上遇见五妹妹，邀请五妹妹坐在他自行车后架上，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五妹妹，你比吴桂芳轻多了。”这句话写得很好——一个懵懂的青年受到异性真正的吸引，而且能够做比较了。但王革生依然不是那种有主动性格的人，他甚至连自觉性也没有，事情要有转机还是得靠有主见的五妹妹。就在王革生与吴桂芳闹别扭的当口，五妹妹机敏而果断地插进一脚。五妹妹这么做似有些太厉害了，可是，王革生与吴桂芳不是很不般配吗？吴桂芳一点认不清形势，处境本来就不安全了，还要任性，这就怨不得五妹妹了。五妹妹处境艰难，她必须抓住机会，而且，她也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
       现在，五妹妹人有了，房子也有了。在她与阿三相亲的时候，就已见识过王革生的房子了，那是在棚户区一条名叫“篾竹街”的弄堂里。棚户区是上世纪初失业的农民来到上海，充实中国早期工业的产业大军，所仓促建起的居住区。最初可能只是一些简陋的窝棚，然后再用水泥板修建。小说中这样描绘：“一走进那些弄堂里只看见凌乱低矮的住房成片，千家万户的样子，像是一条大河延伸开来无数条的支流。”而王革生的家，就在一片平房上耸立起一座二层小楼。这是早逝的父母留给他们兄弟的产业。当时，五妹妹就很受震动，小说中写:“五妹妹四处地瞧着，眼睛都发绿了。”不料想，她成了这小楼的一半的女主人。五妹妹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些积累，“从无到有”的阶段是完成了。在这所房子里，五妹妹，还有王革生将在其中创造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精神将如何成长？这也是我器重这篇小说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小市民在追求他们的物质目标的时候，还在发展精神，这就是我们不可小视这些小人物的地方。
       有一个情节特别令我感动，那就是五妹妹怀孕害喜，情绪恶劣，她没有食欲，偏偏王革生很献殷勤地送上一碗猪油渣，是他亲手所做，也知道这是五妹妹的最爱。他真是开始成熟了，懂得照顾人，可惜照顾得不是地方。五妹妹顺手将猪油渣打翻，冲突就这么激烈起来，眼看着事态要恶化，千钧一发之际，小说这么写——“他们对看了一会儿，忽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道歉：‘对不起！’”——这就是理性，使事态、生活不再下滑。接下来还有，五妹妹忽然肃穆地沉默下来，王革生一直注视着老婆，小说中写：“他非常紧张，他完全地琢磨不透女人。”——王革生从女人身上在受教育，也因为这是五妹妹，而不是吴桂芳，是他在意的女人，有着不容忽视的性格，所以他必得集中注意力，学习了解她。当他伏身在妻子小腹，感受到胎儿的活动，他大惊亦大喜，而五妹妹则想起了当初对待四姐和李军的刻薄，感到羞愧难当。这一对轻浮又自私的男女，终于要为人父母了。
       没有遗产的五妹妹，此时有了房子——当然，房子比药局弄又下了一格台阶，这也是人生，就是在妥协中进取——也有了丈夫，又有了孩子，人生有了基本的富足，就要向下一阶段进取，那就是“更上一层楼”——
       要说房子的目标在前一阶段，仅是栖身之所，后一阶段则是相当宏伟的，那就是为女儿们砌一座“皇宫”。双胞胎女儿，一个姓父亲的姓，叫王安妮，一个姓母亲的姓，罗安妮。两个都叫安妮，来自五妹妹唯一知道的英国王室成员“安妮公主”，也是一个市民所能想象的最高尚生活。双胞胎女儿渐渐长大，这座与兄嫂一家合住的小楼就显然不够了。说是小楼，其实不过是直筒的上下各一间，再合用一个灶间兼饭厅。且不说父母与女儿同居一室的不便，只起居方面也十分窘迫，两张大床占去了房间大部分面积，小孩子只能在床上写作业。于是，他们又开始为住房奋斗。如何奋斗？向单位争取分房。
       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企还未改制，还掌有一部分福利性质的房屋。商品房方才起步，但普通工薪阶层何以企及？所以，企业里分房小组是人人都要巴结的。五妹妹单位的分房小组组长姓葛，人称葛主任，她必要和葛主任通曲款，怎么个通法？葛主任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几乎找不到一处软肋。经多方打听，五妹妹终于得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葛主任的儿子需要一套原装的进口家电，而五妹妹的三姐留学在美国。说到三姐红竹去美国的一幕，也很有意趣。红竹去美国，母亲卖掉了她的结婚戒指，这是她的有产者婆家留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也应计算在五妹妹失去的遗产里面。邻居，也是亲家公李家伯伯帮着去中国银行兑了外汇，再从自家的私房钱里拿了些，凑足一千美元。吴桂芳的母亲，竟也不记五妹妹抢了她家女婿的前嫌，很纯朴地送来一只火腿……在上海的市井中，美国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地方，好莱坞电影，“二战”后的美国货，到了改革开放时候的美国梦传说，都在向人们刻画着一个时髦的国度。可它又是那么不可企及的遥远，在他们身边，倘若不是出了个红竹，大约再不可能有谁真的去到那里。现在，红竹要去了，这无疑是将这国度拉近，变成可以想象的了。好，现在，五妹妹要和红竹联系了。这一段写得令人感慨。为了抢时间——因为葛主任的儿子两个月后就要结婚——这套家电必须及时登场，所以她必须和红竹通电话。全家一并出动，到电信局去打国际长途。母亲向女儿再三强调一分钟十块钱的话费之昂贵，以致王安妮吓得出不了声，白白花去十块钱，而无论是王安妮还是罗安妮都再不肯上场了，只得王革生上。总算电话通了，又说上了话，红竹却出门打工去了。要和现代化接上轨是多么不容易啊！结果是，进口家电买到了，葛主任也帮忙了，可事情还是黄了，理由很简单，僧多粥少，五妹妹家又不是最困难的。
       接下来，五妹妹的奋斗越来越变得茫然，住房走向市场化，高楼起来了，几乎将篾竹弄埋起来，但怎么有他们的份！他们眼看着国企改制，关停并转，两人都先后下岗，连日常生计都成了问题，谈何买房呢！可五妹妹不，她就是有这个心气。有一个细节很动人。就是在此暗淡时刻，五妹妹捧回一大摞时尚家居杂志，全家一起看杂志，按着图片上的画面憧憬未来的生活，而一旦算起来，买房的日子遥遥无期。此时，王革生说了一句：“别算了，努力挣钱就是了。”生活的挫伤使这个男人变得实际，当然，多少也有些颓唐。可是，理性依然制约着他们，不让下滑。两人合计开了一间小汽配店，做生意有想不到的无穷麻烦，小说写：“夫妻俩几乎天天吵架，吵完了再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三个字几乎就是他们理性的象征了，事态千钧一发的时候，就靠它来挽回。他们都是这城市里卑微的市民，他们的奋斗也是微如草芥，蚂蚁搬家式的，不可不谓艰苦卓绝。就在他们一步一挪地向买房接近时，幸运终于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的棚户区开始改造，要动迁入新房子了。表面看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但从整体宏观着眼，却也正是这城市最广大普遍的阶层牺牲与奋斗之下，推进了生活。新房子在浦东，当年五妹妹第一次相亲所到过的地方，如今，村落与农田已为大桥、地铁、高楼住宅、工业区代替。五妹妹登上高楼，眺望新上海，无限感慨。从愚园路到药局弄，再到篾竹弄，又到这里，浦东，昔日的乡村，五妹妹离开城市的中心越来越远，可五妹妹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子，这就是城市的扩展。中等阶层在扩大，上层的跌落下来，下层的挣上去，在逐渐庞大的中层群落里，实现着平等的观念，这就是市民阶级的含义。
       小说最后的一段意味深长。五妹妹替两个安妮去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虽然赶在了下班之前，可机关里已是曲终人散的景象，职员们都去洗澡，五妹妹只能坐在走廊里等。她坐在走廊的深处，远远看见走廊外面地上的光，忽然一警醒，觉着这地方似曾相识。等办好手续出来方才想起，那是她祖父的老宅子，她在父亲的一张照片上看见过。她不由地回过头，借口找一件遗忘的东西，在门房老头的监视下顺原路匆匆走了一个来回，什么也没有看见，便走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和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历史的关系，再是辉煌，也是过去，属于我们的是握在手里的现在，这也是上海城市强悍坚韧的市民心。
       二○○六年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