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老三是我的朋友,是一个极有味的人。有的人活着就是让人讨厌的。例如我楼下一个姓易的男人,这男人个子很高,有一米八,是个怪僻的家伙,也不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成了一名教师。他刚入我们学校时,我们都称他为易哥,都以为他是条汉子。这是因为他身材高大,长一张马脸。通常高大且长一张马脸的男人都是侠客一类的好汉,于是我们也这样看易哥,相信他是一个通达人情、不多事但绝不怕事的男人,就像荧光屏上的那类让人竖大拇指的角色。最开始我们以为他的沉默是彼此不熟,还因为高傲所致。但久而久之,我们发现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类人,而是一个怪僻的家伙,只能说我们学校里又多了一个乏味的人。于是我们就改称他为老易,这是说不把他做朋友看,且不打算交往了。
       在我们黄家镇中学,有趣的事情很少,乏味的事情却比比皆是。例如校长为了表示他是校长,总是绷着脸,这就让人很乏味。又例如总务主任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以示自己是主任,这也让人乏味。还例如校办公室黄主任常常开会时站在门口,手拿一支钢笔,登记谁谁谁迟到了几分钟,或谁谁谁早退---这与每月的奖金直接挂钩。这也够叫人气愤和乏味的。当然,还有更叫人伤心和乏味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的朋友老三生于一九五四年,属马。个儿不高,也不矮,长一张方方的面孔,当然你也可以称这种脸型为国字脸。今年四十五,已秃了顶,头发于是就稀薄了许多。他有一个儿子,不像他那么老实,从小就十分捣蛋,天生的捣蛋鬼。老三于十多年前看上了一位姑娘,而那位姑娘也看中了他,两人匆匆结婚了。
       我说两人匆匆结婚了是因为老三当时不顾我的反对。他相信爱情。那时候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只有年轻人才拥有,中年人的理想基本上都破灭了,老年人只剩下回忆了。老三那时候年轻,当然就被理想支撑着。
       老三当年确实年轻,二十几岁,虎头虎脑,而且酷受文学。文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很好的烧饼,又香又热,大家都想啃几口,以示自己的文学造诣非同一般。现在的人对文学不那么关心了。但假如你是处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假如你身边有一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发表了散文或小说,你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就像你现在对一个大款一样,甚至还超过了你此刻对大款的态度。当年文学是一切,因为人人都读刊物,爱文学。这很好解释,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更不要说卡拉OK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人都安于现状,在工厂工作不存在下岗的问题,在政府部门或学校工作也不存在开除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一份薪水拿,且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茶余饭后,自然就捧一本文学刊物看,且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没有人再关心文学了,茶余饭后有电视看,电视不好看有报纸或很时髦的杂志看,如果什么都不想看,还可以和几个朋友坐下来打麻将、打牌或聊天谈生意或放开喉咙唱卡拉OK等等等等,反正打发时间的方式有的是,再也用不着为打发剩余的时间犯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三仍坚持爱文学,仍然订阅《小说月报》---他是黄家镇四五万人里惟一一个订阅《小说月报》的读者了,期期都看,每一篇文章都要读一遍,最后发出一番感慨:现在的小说比以前写得更好了;或者说:现在的小说愈看愈没味了。他对我说:我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不懂文学的人。
       老三认为他是懂文学的人。
       我现在又想说说老易这个畜牲,我说他是个畜牲是有根据的。人首先是畜牲,才是人,这是根据之一;其次,他的乖张行为也类似于一只老鼠。比如他独来独往,与任何人都不打交道,却非常阴险地同他楼上的人斗争。这种行径不太光明磊落,也有点像畜牲。说到他阴险我颇有些证据。老易与我住一栋楼且住一个单元。我住五楼,他住三楼,我们中间夹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姓罗,中等个儿,长一张圆圆脸,生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天生一副刁民相。但美术老师是个极好的人,天性十分善良,虽然外貌凶猛。有的人长得凶,骨子里却温顺不堪。罗老师还是个极有事业心的人,不甘心一生就这么毁掉,常常把大量的时间投放到搞创作和搞装修设计上,变着法儿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中学里当一名美术老师是没什么油水可捞的,美术课属于副科,领导既没要求,学生也很马虎,从来就没有补课的好事发生在美术老师身上。所以教这门课的老师就只能把挣外水的心事摆到校外。不然,他就是我们说的"死狗子"。所谓死狗子就是拿点呆工资生活的人。
       我和这位美术老师倒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油画。他的油画既参加过市级美展,也参加过省美展,还在省里获了奖。如果要说才干,在黄家镇中学,他恐怕是最有才干的老师。但因为他是美术老师,他的才能被人忽略了。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一概对他视而不见。这可能是因为他有一把络腮胡子所致。那一脸土匪样的胡子把他那张英俊的脸蛋涂抹得一塌糊涂。假如你望上去像个土匪,领导就对你没好印象了,觉得你这样的人不好驾驭。美术老师觉得,他吃亏就吃在他这张脸上。
       罗老师常常照着镜子看自己的脸,总是困惑无比,其中一条就是:我为什么生一张这样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是多么不逗人喜欢啊。
       罗老师同老易的矛盾是渐渐积累的,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深的矛盾。罗老师是白水县城人,在县城街上长大,而老易生在黄家镇,长在黄家镇,两人在进入镇中学前素不相识。一个是大学毕业时分来的美术教师;一个是在黄家镇管辖的另一所村小学的戴帽中学里工作了十多年,通过一些关系才调入镇中学的。两人一开始并没矛盾,矛盾总是要有基础的。老易住三楼,罗老师住四楼。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假如是罗老师住三楼,老易住四楼,也就不可能有后面发生的事情,偏偏学校不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就有后面的故事。罗老师是学美术的,在住进这套两居室前,一开始便大兴土木---为他的新居装修。装修当然要用电锤、电刨,还当然要磕磕碰碰,噪声自然就难免。而老易是个九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的人。这是在那所戴帽的农村中学里养成的习惯。在老易成长的道路上,一开始是黑灯瞎火的,晚上只有青蛙和蛐蛐叫,而要把黑夜的漫长时间挥霍掉,在黑乎乎的乡村学校里惟一的方式就是睡觉。所以老易养成了早睡的习惯,而他老婆也睡得很早。罗老师却急于想把装修搞完,一开始就早晚不分地干着,让那些装修的民工吃过晚饭接着又干,而民工也想早点干完,所以常常晚上要闹腾到十一点多钟。
       矛盾来了。
       老易于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敲开了罗老师的房门,当时罗老师正指挥两个民工吊客厅的顶。罗老师见来者是楼下的易老师,就客气地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齿。什么事?
       老易没笑,脸上是黑的,因为他是上楼来提意见的。你看见过提意见的人笑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休息。他不说他,而说人家。
       就完了就完了,罗老师说,看了下手上的表。对不起。
       这几天,我根本就没法睡好觉。老易又说,把头一甩。你们也要顾及一下楼上楼下吧。
       罗老师脸上没有了笑容。假如你正在兴头上装修,楼下的人跑上来提意见,你脸上也不会有笑容了。罗老师说:好好好,就完了。
       一个人要讲公德。老易说,不能只顾自己。
       罗老师扭开了脸,这时他想回敬一句,却忍住了。
       从此,罗老师就不理老易了,因为罗老师被老易弄得不舒服。你一旦不舒服,你也就不想佯装笑脸理让你不舒服的人。
       二十年前,老三曾经爱过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就住在我小时候长大的巷子里。我们那条巷叫做光裕里。光裕里有一处大院,曾经是黄家镇最大的地主的住宅,大地主于一九四九年跑到台湾去了,但大院还在。大院里有两棵玉兰树,一到春天就开很大很大一朵的玉兰花,满树的白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好看得要死"。玉兰花一掉,到了夏天玉兰树上就结满了玉兰籽。我们叫玉兰籽为"瓢羹粒粒"。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年代,瓢羹粒粒成了我们食用的东西。一到玉兰籽熟了,我们这些孩子就爬上树用竹篙把玉兰籽打下来,然后放到锅里去炒,放点油放点盐什么的,当豆子吃。
       老三家里很穷。这很好解释,因为老三有六兄妹。老三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老三。老三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所以老三就非常注意那些瓢羹粒粒,经过大院时常常走进去看看,看那些瓢羹粒粒熟了没有,看瓢羹粒粒被人打掉吃了没有。
       搞瓢羹粒粒吃不?老三会对我说,做出口水都要流出来的模样诱惑我。
       我们那时候都很小,也很穷,身上从来就没有一分钱,所以就特别想吃东西。现在的小孩子身上都有钱,这是因为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还因为一家只能生一个小孩,父母们负担没那么重。所以,现在的孩子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玉兰籽,因为什么零食孩子们都吃得不爱了。我们那个时候不但吃玉兰籽,还把凉薯、黄瓜、藕做零食吃,甚至红薯和盐蛋也是我们的零食。我就记得老三拿着盐蛋在街上边走边吃的情形。那是农历五月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家家户户吃粽子和盐蛋,以此纪念那个名叫屈原的投河者。要不是屈原投了河,我们还没有盐蛋吃呢。老三对我说。
       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那个名叫屈原的老祖先不跳进汨罗江,后人就不会用吃粽子和盐蛋的方式纪念他。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的子孙们把这一天变成了节日。于是我们才有幸吃到了粽子和盐蛋。老三在家里舍不得吃盐蛋,他在吃饭时把盐蛋节约下来,吃完饭他就拿着盐蛋到外面来吃。这并非是炫耀他家里有盐蛋吃,而是纯粹拿盐蛋当零食吃。他把蛋白吃掉,拈着油渍渍的蛋黄,用舌头舔着吃。那模样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那时候老三只有十岁。我八岁。
       瓢羹粒粒也是老三爱吃的。他带我常常上大院里摘瓢羹粒粒,然后把瓢羹粒粒放到脸盆里洗洗,在锅里放点油,把瓢羹粒粒倒进锅里,再放点盐,炒着吃。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大院里有一个姑娘,我们黄家镇称姑娘为妹子,就同称男孩为伢子一样。那个妹子姓孙,父亲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说一口普通话。孙妹子既说黄家镇话,也说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孙妹子长得白白净净,还很苗条,看上去弱不禁风。我们那时候叫孙妹子林黛玉,可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审美能力。孙妹子经常瞧着我和老三摘瓢羹粒粒,因为有棵玉兰树就在她家的窗前,说准确点就在她的闺房前。孙妹子就趴在窗户上看我们爬到树上摘瓢羹粒粒,或者看着我们用棍子打。孙妹子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和一双妩媚的眼睛。有的女孩子天生妩媚,可能就是说孙妹子这样的女孩了。
       你们会掉下来的,孙妹子指出说。不会,老三很自信道。
       天啊,孙妹子叫道,爬那么高。她简直是很佩服地瞧着爬得老高老高的老三。
       这孩子是谁?孙妹子的母亲会问孙妹子。
       孙妹子会在我们面前摇头说:不知道。孙妹子会笑。她的笑容也很好看。
       孙妹子比我高一届,比老三又矮一届,与我们同在迎春路小学上学。后来上初中时,我们碰见还彼此一笑,主要是她先笑。但进入高中后,孙妹子看见我就不笑了。我长大了,她也长大了,似懂非懂地懂得一些男女有别的事情了。
       二
       我和罗老师是在镇中学相识的。我小的时候是在镇街上与老三和孙妹子一起长大的,而罗老师是在县城街上长大的。镇中学成了我们相识并逐渐要好的地方。罗老师教美术,我教语文,住楼上楼下,十年前又都是年轻人,所以成好朋友是有基础的。
       罗老师。
       何老师。后来我们又将称呼改为罗兄和何兄,这就是走向亲近的称呼了。开始我们彼此都有点清高,这是当老师的德性。假如你是一位教师,你也会做出一点清高的样子来。但人一旦混熟了,你就用不着再装清高了。清高是给不熟的人看的,在朋友面前如果你还清高,那就要上医院去检查了。
       罗老师在镇中学受到了校长的排挤,校长看他不顺眼,这是罗老师有点像土匪。我在镇中学也不逗领导喜欢,这是因为我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叫他"校长老兄",且是当着几个体育老师的面叫他。这不能怪我,因为我叫惯了老兄,一下改不过来。况且我叫老兄的出发点是想跟他套近乎,表示我们很友好。然而错的是我。校长不想与下极亲密无间,他喜欢与老师保持距离,从而好驾驭老师。假如你叫他校长老兄,我也叫他校长老兄,大家都叫他老兄老兄的,那么他还有什么威信呢?他一失去威信,指挥就不灵了。我一声"校长老兄"开罪了校长,从此他一看见我就把脸拉下来,甚至都不看我,让我懂得距离的重要性。
       他妈的,老子不干了。罗老师骂道。他妈的,老子也觉得没意思。我也说。刘校长这人水平太差了,罗老师说,怎么都是一些这样的人当校长。
       刘校长装腔作势的,硬要别个怕他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真是好笑。我说。他包庇老易他们。
       是的,他是包庇人。罗老师赞同我的话说。他拉一批打一批。
       这是当领导的伎俩。低劣的伎俩,罗老师蔑视道。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没有道理不成为好朋友。罗老师喜欢打麻将,我也喜欢打麻将。罗老师打麻将输的时候比赢的时候多,我打麻将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多。但我们几个老师玩得不大,所以输也没有杀伤力,赢也赢不到哪里去。主要是玩。想想吧,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工作、吃饭、睡觉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看书看电视虽然也可以打发时间,但看多了就乏味,甚至枯燥。打牌时间过得挺快,一个晚上很快就挥霍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睡得很好。第二天照样上班。我是个麻将鬼,这是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假如你感到前途渺茫,你也会成为一个麻将鬼。这很好解释,因为打麻将让你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罗老师是半个麻将鬼,因为他还有一部分事业要干。他对艺术的痴迷到了"不可悔改"的地步。如今这年头谁还去画画?况且他还是画赔本生意的油画,就是说他要自己买画布,请木匠做画框,还要把我叫下去钉画绷---把油画布拉抻钉到画框上,然后他便面对画绷痴痴迷迷地画着。一个月下来,那画绷上就有了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有两株枯树,或屋顶上生着两棵枯草,或屋角栖息着一只乌鸦。他的四壁上挂满了破败不堪的房屋画。他在画房屋系列。他很想有朝一日跑到省城办一个个人画展,从而一举成名。他有成名的欲望。一个人有了成名的欲望就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这是有一个成名后的梦想在诱惑他。
       画卵呢,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候打击一下他的积极性说。
       我喜欢画画。他嘿嘿笑着说。你想成为大画家?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打麻将去。走,三缺一。我说。
       他于是就放下画笔,洗了手,上我家打麻将。
       老三是不可能把孙妹子掘到手的,就好像我们的体格不可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老三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孙妹子是一只高贵的狗。这样说似乎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但这样说也比较客观。在光裕里那条灰暗的巷子里,住着一位镇领导,那便是孙妹子的父亲---说一口普通话的南下干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我们黄家镇,很少有人有自行车。那辆自行车经常于早晨或黄昏时响着车铃穿街过巷,让我们急忙闪到一旁待这辆自行车匆匆驶过,都看见了这辆自行车的后雨板上印着永久两个漂亮的字体,也都晓得骑在车上的人是孙镇长。我还记得孙镇长是个秃了顶的男人,生一张圆圆脸,中等个儿,常常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自行车的龙头上经常挂着一只黑公文包。我们那时候都晓得孙妹子的父亲一发话,就得抓人。因为他是分管治安的镇长。当年,镇街上的流子一见到孙镇长就东躲西藏,都很怕他,尤其怕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孙妹子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又怎么会看上老三的爱情?老三呢,时常往大院里跑,借着各种由头找大院里的同龄人玩。大院里有一个与老三同龄的人,小名叫四毛。老三就是去找那个四毛玩。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要玩也就是坐在一起聊天。想想那个年代,也真是乏味透顶。书没书看,电视没电视看,麻将也不敢打,最多就是下下象棋或军棋,把棋盘砸得嗑嗑响。老三那时候爱吹笛子,他的笛子还真吹得好,吹《我是一个兵》还真吹出了味儿。所以他常常到四毛家里吹笛子,把笛子吹得呜呜地叫。四毛不吹笛子,四毛的哥哥也不吹笛子,他们打着哈欠,睨着老三吹,吹完后评价两声,也算是对他的肯定。
       老三吹笛子不是给他们听的,而是给孙妹子听。那时候的夏天,大家都喜欢把竹铺搬到坪里,晚上点根蚊香,一把蒲扇握在手上,乘凉、聊天、睡觉。那时候空调这个东西还没进入家庭,对付炎热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办法。老三坐在竹铺上吹笛子,眼睛不是望着四毛---四毛是个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年轻人,而是望着玉兰树下的那个竹铺,那只竹铺上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她就是孙妹子。她坐在她家的竹铺上乘凉,她的身旁不是坐着她姐姐,就是坐着她母亲,有时候坐着她那个镇长父亲。孙妹子的父亲当年在我们眼里就同国家领导人一样,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老三就像一只叫着的癞蛤蟆,而孙妹子却是一只天鹅。癞蛤蟆又怎么可能吃到天鹅肉呢?
       你这是单相思。当他拐弯抹角地向我吐露他的心事后,我对他说。
       老三说:我觉得她看着我的目光有点那个。
       哪个?我硬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你这是自作多情,我想当然地说。然而老三仍一如既往地去大院玩,穿得很干净,将白网球鞋上的脏渍用白粉笔涂掉,拿着笛子,像一个文艺码子。文艺码子是当年的专用术语,专指县剧团的演员。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世界上最吃香的人就是搞文艺的。那时候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是工人生产的,也不是农民种田种出来的,而是剧团的演员演出来的。《白毛女》里的白毛女和大春,《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和洪长青,《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和杨子荣等等,都是演员演的。所以,当年搞文艺的人很香,在众人眼里全是吃香喝辣的角色。十六七岁的老三那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搞文艺的人,就像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改头换面成经理或外商一样。
       但孙妹子对他的良苦用心一点也没放在眼里,因为孙妹子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吹笛子的老三竟敢爱上她。在孙妹子眼里,老三根本就不算一个人。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老喜欢盯着她看,让她觉得讨厌。孙妹子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了,穿戴也很漂亮,且有一个镇长爸爸,她又怎么会看上一个穿着一套灰色文工团服,脚上一双白球鞋,手上攥着一支笛子的老三?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讨厌,老盯着她看,一双眼睛贼溜溜的。有一天,她终于对老三发话了,语句很冷淡,分量却很重。
       老三爱了孙妹子五年,也许是十年,最后被孙妹子一句话打发了。那天傍晚,老三守在大院门外,他决定约孙妹子一起去看场电影,他已经买了两张镇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时候我们排遣苦闷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影。镇电影院是我们最爱光顾的场所。只要有什么新片子上映,我们就会涌到电影院前抢购电影票,常常在售票窗口前与什么人大打出手,令电影院的负责人大伤脑筋。电影是朝鲜影片,名叫《摘苹果的时候》。老三觉得他应该摘苹果了。事先,老三还跑来跟我商量,问我他约孙妹子看电影可以不。我说这是他的事。老三急不可待地瞪着我,渴望我支持他。他说:我天天想着她,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很可怜他,同时又觉得他的爱情很伟大。我说:那你就去约她看电影么。
       老三火烧眉毛的模样看着我,你是说真的?你说可以我就去,你说不可以我就不去。
       听上去,好像我操纵着他的爱情似的。我很感动,我说:那你就大胆约她看电影。
       老三支支吾吾了半天,又问我:你说她会跟我去看电影吗?你判断一下。
       我想应该会,我说,这是看电影,又不是干错事。
       老三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信心了。但还是信心不足。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五分的硬币,他要让硬币来决定他的命运。他对自己说:国就是她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粮就是她不愿意去。五分的硬币上,有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是稻谷图形。他把硬币使劲摇了摇,抛到空中,看到硬币落下滚到一边不动了,他忙盯着看,一见是国徽,马上就舒眉展眼,狂喜不已。国,国,你看,国。他对我嚷叫说。有希望,有希望。
       罗老师的妻子也很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在我的记忆和眼里,我觉得罗老师的妻子比孙妹子还漂亮一些儿。我只能说是一些儿,不能说是一倍儿。孙妹子在我情窦初开的记忆里是我视野里最漂亮的姑娘,那时候学校里还有几个姑娘也漂亮,但都不及孙妹子。我一开始就感到诧异,虽不能说罗老师相貌丑陋,但至少也是相貌平平,中等偏矮个儿,一脸胡子,凭什么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有些事情会让你一目了然,有些事情会让你不以为然,还有些事情会让你困惑。我一直就想问罗老师,问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漂亮老婆,但一直没开口问,因为这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丝儿妒忌。当然这种嫉妒并没化成仇恨。
       有一天---什么事情都有个有一天---罗老师生日,叫几个玩得好的老师上他家吃饭,我也是其中一个。吃饭吃到一半时,大家因喝了点酒,就开起了玩笑。首先,几个人都承认罗夫人的菜做得好吃,不是恭维,而是真的做得好吃。比如炒肚片、爆炒腰花。还比如炒豆壳和凉拌海带等等。罗夫人十分谦虚,而罗老师却分外得意,因为几个人都在赞美他老婆。
       你是怎么追上你老婆的?一个老师非常好奇地问罗老师。
       哦,这个这个,嘿嘿嘿。罗老师笑笑。我也关心这个话题,马上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说:你要老实交代,你是下什么钩子钩到唐丽丽的。罗老师名叫罗平,而他妻子名叫唐丽丽。
       罗平又嘿嘿嘿笑着。我也记不得了,主要是我胆子大,而别人胆子小。
       哪个胆子小?我趁机问。追她的那些伢子。罗平说。我们都笑了。罗平又说:当时我们班上就有三个追求她的男同学,我是其中一个。体育系还有五六个,还有音乐系的一个年轻教师也追求她,给她写爱情信。
       我们大笑。
       罗平高兴了,又说:还有中南工大的一个学生也追求过她,给她写爱情信,信里还夹着爱情诗。那个人家里还是部队里的高级干部,父亲好像是军区后勤部长。
       他越说越玄,但我相信。我说:我相信,我相信。
       罗平的妻子是个极为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的身边拥有一打男人追求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很多男人都想占有漂亮女人,任何男人都以自己的妻子漂亮为荣。这是常识。罗平说的话,我相信。我问罗老师:那你是怎样追到唐丽丽的?
       罗平的妻子唐丽丽是学游泳的,当然身材就很好。你看见过游泳运动员又肥又胖的吗?我没看见过。唐丽丽现在当然不游泳了,夏天里也难得游一次泳。她大学毕业后到县体校教书,后来又调进了县电视台做文体栏目的节目主持人。不久又被一个搞电视的导演看中了。那个导演三十多岁,有一点才,在省内有一些名气,拍了一部曾获得国家奖的电视剧,为此评了一级导演。一级导演来我们县城拍什么电视,在看本县的电视节目时一眼就看中了她。一级导演觉得她适合演他将执导的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就找到了她,并吹嘘说可以把她捧红。后来那部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果然是她。但一级导演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拍的那部片子很臭,没人看。虽然也在省电视台播了,但没人对唐丽丽有印象。这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漂亮女人都会演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导出好戏来。唐丽丽看了在荧光屏上哭哭笑笑的自己,深感自己不是演员的料子,所以就放弃了当女明星的梦想。唐丽丽现在仍在县电视台干,仍主持那档节目,拿比罗平多三倍的薪水一月。这让罗平觉得很有压力。好在罗平在艺术上有些追求,造诣也在一般人之上,书也读得好,且常常有些大作发表在报纸或美术刊物上,两人才算扯平。
       罗平说:当年好多男人追求她,遇到她的冷脸就退却了。我没有。我第一次对她说我爱她时,是一天晚上,她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我拦住了她。我说我为她睡不着觉……
       真有这事?一个同事抢着问,看着唐丽丽。
       唐丽丽咧嘴一笑,说:我忘记了。罗平很得意,说:唐丽丽当时对我说:那你去看校医吧,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第二次向她表白时,她说她有男朋友了。我第三次约她时,她跟着我在湘江边上走了很长时间,这一次她同意了。所以我说,男人不要在女人面前气馁。
       二十年前的老三,面对爱情却没有罗平的胆量,更没有罗平的自信。老三不像罗平,生性要自卑得多,这是他生于资本家家庭。老三的父亲在四九年前,在镇街上开了一家卖咸鱼和腊肉的店子,为此雇了两个店员。然而在划成分的五十年代初,由于资本家的名额多了,而在黄家镇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却没几个,情急中就把其中一顶资本家的帽子安插在老三父亲头上。为此还做了不少工作,说大家都清楚他不是资本家,但称你是资本家总比说你是小商小贩要好听些儿,就这样定了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却很不好戴。解放初期这顶帽子并没什么重量,但在"文革"中这顶帽子却沉甸甸的,压得他一家人抬不起头来。我们读中学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成为了资本家。这就正应了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老话。"文革"中,老三的父亲没少挨红卫兵的批斗,因为他竟敢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老三一家人的身份自然就比工人或干部家庭的子女低一个等级,这就养成了他自卑的性格。二十年前的那天傍晚,老三掷了五分的硬币后,便信心十足地走到大院门外等着孙妹子。他穿着灰色的假文工团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穿上了他哥哥的黑皮鞋,手上攥着两张电影票,心潮澎湃地在大院门外走过来又走过去,等着孙妹子迈出大院的木门。那是两扇很厚的木门,常常是开一扇关一扇。对于老三来说,春天就在里面,走进去就是了。但是他不敢走进去,他当然就错过了春天。
       孙妹子走了出来,不是走出来会他,而是将去什么地方。那是六月份,天气不算太热。老三迎了上去,很激动,因为他面对的是他的热恋的姑娘。
       喂,孙、孙、孙……他没有说出她的全名,便红着脸说:看电影去罢?我有两张电影票,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孙妹子不屑地横他一眼,只是瞟他一眼,说道:你没病吧?
       一句话就把老三的满腔热情堵住了,就好像黄继光挺胸堵敌人的机枪口一样堵住了。老三站在那里傻傻地看着她,满肚子甜言蜜语都被堵在喉咙里了,犹如机枪卡壳了似的。孙妹子见他瞪着她,忙转身走开了,走的时候脸上还笑了下。那也许是一种感到他模样好笑的笑容,也许是一种不屑于和他约会的笑容。老三愣愣地盯着孙妹子的背影,一脸羞红,好像自己被当众剥光了裤子。接着,他迅速逃离了那儿。从此他再也不敢走进大院半步了。
       这就是老三的初恋。一个流产的初恋。
       五
       老三和周萍过了三年幸福生活。他们养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名叫旺旺。儿子出生后,老三的负担加重了,周萍仍没工作,而老三一下子得养活三口人,光靠那点工资是很难养活三口人的。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些工人由于在厂里怄了气,或者与厂领导关系闹僵了,率先离开了工厂。他们开始了自己办厂的生涯。老三所在的工厂就有两名工人由于在提级上受到厂领导刁难,与厂长吵了两架后就索性停薪留职,利用迎宾路小学的几间破房子办起了一家模具厂。老三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就去那家模具厂打工,常常要干到深更半夜。
       八十年代中期,县城跳舞的风刮到了我们镇。于是镇上的年轻人就纷纷喜欢上了跳交谊舞。先是这家工厂、那家单位把会议室改成了舞厅,对本单位的职工开放。后来有几家舞厅索性对外营业,自然就出现了舞厅爆满的情况。跳舞的人成群结队。于是街上也相应有了几家舞厅,有两家舞厅还装修得很漂亮,走进去跳舞的年轻人自然就络绎不绝。
       一些能跳几步慢三或伦巴的男女开始邀周萍跳舞了。他们觉得周萍应该学会跳舞,他们说跳舞很好玩,跟着旋律起伏真是愉快极了,一个下午一闪就过去了,一个晚上不晓得讯就过去了。不晓得讯是镇上的土话,也可以说讯都不晓得,两者都是表示很快的意思。周萍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很漫长,用我们的话说叫做"不得完",就是不得它结束的意思。时间在她身上变慢了,对于一个无聊的人来说,时间会在她身上放慢速度。老三的一天都是不晓得讯就过去了,但周萍却不得一天完。周萍生了孩子后,身体迅速就得到了恢复,这是她为了保持体形不愿意奶孩子的缘故。她看见人家一对对地去跳舞,心里就痒痒的,好像别人得了路一样。得路也是我们镇上的土话,有占了便宜的意思。
       有一天下午,周萍午睡醒来,懒懒地站在门口,见街上的两个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便问她们到哪里去,因为她心里痒痒的也想出去玩玩了。一个女人对她说:跳舞去,去吗?
       我不晓得跳舞,周萍说。我教你跳就是了,又不是跳芭蕾。那女人回答她说。
       周萍去了,也像她们一样打扮了一番,然后三个女人进了镇电影院的舞池。那两个女人一个叫黄妹子,一个叫刘妹子,很早就出来跳舞了,她们对跳舞情有独钟,因为她们热爱舞场的这种气氛,喜欢听圆号、小号和黑管吹奏舞曲,喜欢跟着慢三或快三舞曲翩翩起舞。她们觉得这是人间的一大享受,假如碰到一个男士会跳的话,那就更是人间的享受了。她们认识很多跳舞的男士,她们一走进去就有男士邀她们跳舞,很快又有男士走过来邀周萍跳舞。周萍不会跳,但那些男士极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地教她跳,马上又带她跳,要她踩着节拍跳。周萍很快就学会了跳慢三,马上又学会了跳伦巴。周萍很兴奋,这个男士刚刚走开,另一个男士就跑上来邀她跳,她简直应接不暇。一个下午真是不晓得讯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又是不晓得讯就过去了,第三天下午还是不晓得讯就过去了……
       舞场里的女人跳舞都穿得很时髦很漂亮,周萍立即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落伍了。光裕里的那两个沉迷于舞场的女人,开始为她的衣着操起心来。她们给她设计时装,判断她穿什么式样的衣服好看,给她当参谋。于是周萍上裁缝店做了两套时髦衣服,穿在身上觉得自己靓丽多了。在她怀旺旺的时候,某些男人的目光离开了她,现在这些目光又回来了,盯着她看,又觉得她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了。
       哪里去?我不准你去。老三见她晚上也要出去跳舞,就阻止她去。
       我已经同黄妹子和刘妹子约好了。周萍对老三说。
       跟哪个约好了都不能去,老三说,你要在屋里带崽。
       黄妹子和刘妹子来邀她,被老三断然拒之门外。她不去,老三对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吧。他又回了句:你们以后不要来叫她了,招呼我发宝气就是的。
       黄妹子吐了下舌头,表示不理解。刘妹子却说了句:鬼相样子。
       周萍从屋里冲了出来,我要去,她说。老三大声吼叫:你敢去,你去了就莫回来了。
       那天晚上周萍果然就没回来。她跳完舞,在街上缓缓走着,走到油义巷里敲开了母亲的房门。第二天一早,老三跑到油义巷岳母家去寻她,她睡在床上还没起床。
       罗平于那天早晨起来,觉得自己手的握力很大,他试着用手握着椅子把,椅子把似乎都被他拧得叽叽响。罗平觉得老易这狗娘养的是太欠揍了。他觉得他该干一件鱼死网破的事情,不是鱼死便是网破。他想他今天要打这狗娘养的老易一顿,让他进医院去躺一个月,或者躺半年也行。他二十多年没打过架了。回想起来,他只是在小学打过架,而且吃亏的是他。那个跟他打架的同学是个留级生,一拳把他的左眼睛打出血了。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打过架了。在大学里时,他曾同一个男同学于体育课中打篮球发生了争吵,但只是摆开了准备打架的架势,并没真的打架,同学拉开了他们。唐丽丽见他攥着椅子,站在窗前仰望天空,天空上有一抹橘红,那是朝霞的光辉。唐丽丽说:我要走了。
       唐丽丽要赶到县城上班。县城距黄家镇七公里,每天都有公共汽车和私营中巴开来开去,倒也方便。唐丽丽在电视台上班的时间相对松散多了,八点钟去上班也是去,九点钟去上班也是去,十点钟到台里露面也没有人说她。这是大家都这样,也就约定俗成了。
       唐丽丽又说:银丝卷我已蒸好了,快去洗脸漱口吧。
       我就来。他仍然望着天空。唐丽丽走过来,对他温柔地一笑,算了,别想那么多,就当楼下住了个神经。她不屑道。有什么办法?等我们台里的宿舍建好了,就搬到我们台里去住。
       身为漂亮女人的唐丽丽有着正常的性欲,对丈夫有着正常的性要求,与丈夫做爱,她每次都积极配合,这是她自己也有对高潮的渴求。但她昨天晚上没有进入高潮,正当她的快感向高潮的方向突飞猛进时,地板上突然嘭地一响,这破坏了她做爱的情绪,于是高潮感觉跑掉了,变得麻木了,且烦躁的模样看着窗外暗幽幽的苍穹。而他亦如此,只是勉强完事,却没有那种完事后舒筋展骨的美好感觉,有的是迎面扑来的烦恼。他觉得他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了。你们台里的房子什么时候能建好?他问唐丽丽。
       县电视台确实在建宿舍,建在县城边上的鱼场旁,是一栋六层楼的建筑,现已建到了五楼,年底就可以交付使用。唐丽丽可望分到一套两居室。年底,我问了。唐丽丽回答说。
       还要等到年底?他感到时间还很漫长。唐丽丽说:年底能住进去就不错了。
       我要搞他一顿,罗平回答,我不搞他一顿我不是人。
       唐丽丽晓得他是指老易,就说:算了。他是个很无聊的人,他就是要逗你跟他斗。
       我会跟他斗的,罗平尖声说,我要搞宝他,反正年底就搬到你们台里去住了。
       唐丽丽有很多烦恼,其烦恼的主要来源便是楼下的老易。她心里一百个不屑于用正眼看楼下老易,又一百个恨老易。她没想到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讨厌的男人。她甚至想让她哥哥叫上几个流子冲进老易家来一番打砸抢。但她又晓得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搬家,搬到这个讨厌的男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她跟丈夫一样烦恼,但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想丈夫的话。她说:洗脸漱口去吧,莫站在这里七想八想了。
       我们光裕里和油义巷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就是健毛。一九八六年,健毛买了一辆玉河土狗子。于是你就可以看见他时常蹲在门口修车,而左近就飘扬着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我那时还住在光裕里,当时学校里我住的这幢楼还没建。那时候健毛还没结婚,但有一个姑娘与他同居。那个姑娘住在离光裕里不远的迎春路小学里,叫福妹子。福妹子个儿高挑,生一张看上去不讨厌的脸蛋,但长相只是一般。福妹子原来也是在镇街上玩的妹子,在镇街上玩的妹子当然就不能叫做淑女,品行上是要打点折扣的。福妹子喜欢健毛也就在情理之中。但健毛心里仍装着住在油义巷的周萍,尽管周萍同老三结了婚且生了孩子,这丝毫也不影响他想搞这个女人。健毛发了点财,他包了一个土方工程,叫他的几个弟兄一并去做那个工程,赚了点钱,当然就买了这辆常常要他蹲在门口修的玉河摩托车。你除了看见他常常在门口修这辆矮塌塌的铁马,还偶尔能看见他推着这辆铁马在街上走,那是玉河在他胯下成了死狗子,他不得不推回家去。但更多的时候你是看见健毛乱骑着这辆铁马在街上乱飙,时而在你面前猛地刹住,忽然又扬长而去,抛下一线散乱的黑烟让你羡慕。
       最羡慕他的当然是周萍了。在周萍同老三结婚时,健毛还只是在街上打流的流子,现在健毛成了包工头,骑着铁马到处谈生意接工程,这让周萍觉得他真潇洒。她没想到健毛会有这么大的出息,现在晓得了,然而她却是老三的老婆了。有一天,她去镇百货商店扯了块花布做衬衣,回来的路上,健毛将铁马停在她身旁。上来喽,健毛说,我搭你回去。
       玉河的车身很短,要坐只能紧挨在一起。她可以走回去,因为并不远,走个四五分钟就到了。但她还是选择了坐摩托车,这纯粹是出于好玩的心理。他开得很快,但又猛地一刹,她的身体撞在他身上。她吓得抱住了他。健毛觉得这很有意思,于是说:我带你兜兜风吧。健毛骑着摩托车带她沿着迎春路骑到头,又拐上迎宾路,又把迎宾路骑到头,然后上了去县城的公路,见上岭就冲,下岭反而骑得更快,简直像开飞机样地俯冲下去。周萍吓得要死,紧紧地抱着他。健毛觉得这种感觉真好。健毛说:好玩吗?
       心都被你吓出来了,周萍说。健毛笑笑,他要的就是她的心。我喜欢你坐在我背后抱着我,健毛说。
       周萍脸红了,因为她没想到健毛会说这种话。她说:健毛,我是有夫之妇了。
       那又怎么样?健毛说,有夫之妇可以变成没有夫之妇。
       周萍没说话。健毛又说:老三这人我最看不起了,他从小就怕死了我。
       周萍说:健毛,我们回去吧。我还要带你玩一玩,因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健毛,回去吧。你太猛了,我不敢坐你的摩托车了。
       健毛叹口气,将摩托车掉头,一脸挑衅的样子把周萍送到老三家门前。老三看见了,脸上很不高兴。周萍却觉得这没什么。她说:这有什么?他顺路带我回来。
       别人带,我无所谓。他带,就不行。老三红着两只眼睛说,要吵架的样子。
       周萍说:你心眼太小了。
       老三不服气,我心眼小,不错,但我这是出于爱你关心你。要是我不爱你,不关心你,随便你跟哪个去跳舞,随便你坐哪个的摩托车。那这个家不就散了?
       散就散。周萍说,你以为我蛮稀罕。那天是他们两夫妻因健毛而第一次吵架,吵架的结果是那天晚上谁也不理谁。
       学校里紧挨办公楼有一处工地,原来这儿是一栋三层楼的红砖旧教学楼,现在把这个教学楼拆了,准备建一栋体育馆。因为黄家镇中学被定为县里的重点中学,在硬件上就得有所突破,不然就达不到重点中学的规模。工地上扔着很多钢筋、水泥、砖头和树木。罗平是美术教师,那天上午他第四节有课。一、二节课时,他曾去教学楼找过老易,想跟他理论,但他没找到老易。上第三节课时,他回了家,回家拿备课夹、粉笔盒和范画。他再次出门时,就在那处工地前碰见了老易,当时第三节课还没下,操坪上和林阴道上也就没几个人。老易见他迎面走来,便把头低了下去,装作没看见他。罗平怒火万丈,想想这些天里,他什么都依他的做了,椅子凳子都钉了橡皮,塑料拖鞋也依他的意见改成了布拖鞋,并且在家里走路也十分小心,生怕这狗娘养的又心生意见,然而他还要破坏他内心的宁静!他喝住了他。
       喂,你站住。他吼住他,昨天晚上我实在没害你,你为什么又要搞!
       老易看他一眼,想走开。罗平骂道:我捅你的娘。
       老易觉得自己的娘很重要,不能随便给人捅,就猛地来了个狮子回头,抓住罗平的这句话警告说:你莫骂人啊。我就不是好欺负的。
       你是一筒哈卵。罗平大声骂他说。哈卵就是蠢卵的意思。这是骂人骂得很猛的话,确实不应该出自身为美术教师的罗平之嘴。老易从来就没把自己视为哈卵,当然也没有人把自己视为哈卵。老易走前两步,仗着自己个儿高,冲罗平火道:骂人打嘴,打了无鬼。你有胆子再骂一句。
       那一瞬间,罗平的脑壳里充满了毒素,那些毒素是因恨激发的。那个片刻,罗平就是想同老易打架,有一个恶狠狠的念头充斥着他的脑海,那就是揍一顿老易。罗平指着他的鼻子进一步骂道:你是一筒乡里哈卵。
       老易还是不敢打人,但他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一把逮住罗平的胳膊,走,我们到校长办公室去。那情形,好像他是抓着一个捣蛋的学生。走,我们到校长办公室评理去。
       罗平踹了老易肚子一脚,老易给了罗平一耳光。罗平将粉笔盒砸在老易脸上,老易的鼻子顿时出血了,因为那只粉笔盒是白铁皮盒,且是砸在老易的鼻梁上。老易摸了下酸疼的鼻子,见到血从鼻孔里淌了出来,就道:哎呀,你不但骂人,还敢打人啊。说着,他对着罗平的胸膛就是一拳。罗平一转身,见地上有一根三米长的螺纹钢,便拾起这根螺纹钢,举了起来。老易没跑开,他以为罗平只是吓唬他,大声说:你敢打。
       罗平对我说那一瞬间他脑海里一片白雾,思维受潮而短了路,根本就没考虑后果。他手一抡,一铁棍朝老易的脑壳上劈去,老易惨叫一声便软软地倒下了。罗平见老易倒下了才感到懊悔,思维这时候又恢复了,就仿佛停电了又来电了一样。他感到了后怕,忙把铁棍一丢,瞧了眼走过来的同事,捡起备课夹和范画,上课去了。
       健毛半年后丢掉了那辆时常要修的玉河,买了辆雅马哈100,日本车。他更威武了,一辆摩托车在光裕里油义巷里擂来飙去。那时候改革开放还不久,全国人民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法制一类的东西还没跟上来,一切都是乱搞的。健毛在那个乱搞的时代里自然就成了乱搞的英雄。这话也许应该是这样说,在八十年代初至中期,知识分子还没下海,还站在岸上观看,权衡利弊得失。而像健毛一类的人却像海鸥一样在海面上拍打着翅膀,击起了一些浪花。他们永远也到不了海洋的深处,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就没什么眼光,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当前的利益。事实证明,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当年发了财的那些社会流子、劳改犯们如今一片汪洋都不见了。知识分子一下海,他们就不堪一击了。培根先生说:知识就是力量。如今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真正体现出其价值了。丢开商海不说,看看海湾战争,看看科索沃地区战争,不就是在打高科技吗?那些经博士、教授和研究员研制出来的飞机、导弹,精密到了那种程度,在远隔数百上千里的海上发射,想炸哪栋楼就炸哪栋楼,这不令人可怕么?
       健毛在那个年代做土方工程,接一个又一个的业务,自然就比一般坚守单位的工人和干部发得快。他当然就是光裕里和油义巷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他的身边就有了一些光裕里和油义巷里的年轻人,他们都尊称他:健毛哥。
       健毛有一天中午坐在门口抽烟,看见周萍和黄妹子、刘妹子一并走来,都穿着大摆裙和束腰的衬衣,花枝招展的。健毛就朗声道:到哪里去喽,你们?
       跳舞去,黄妹子尖声说。去不?健毛瞥一眼周萍,见她低着头不说话,一脸有心事的样子,就感觉很惬意地一笑:去。你们到哪里去跳舞?
       电影院,刘妹子说。健毛自然去了。健毛只跟周萍跳,把周萍抱得紧紧的。健毛在一支舞曲完毕时,很用劲地亲了周萍的脸蛋一下。周萍说:别这样,我已经有老公了。
       健毛斩钉截铁道:随你有什么,我都喜欢你。你就是有八个老公了,我也爱你。我还在八岁的时候就爱上你了。我爱你都爱了二十年了。
       健毛有资格说这句话,他们是彼此看着对方长大的。周萍没说什么,但脸却红得像桃子。
       跳完舞,健毛就用摩托车驮着周萍先一步跑了。他不是要回家,而是驮着周萍向县城奔去。周萍害怕了,扬言要跳车。但健毛没有听她的恫吓,他晓得她不敢跳。他骑着摩托车直奔到山上的一片橘树林前,将车停了。我们在这里吹吹风吧,他说。
       山风吹拂着他们,很凉爽。四周没有人,只有无限美丽的夕阳。夕阳将红灿灿的光辉涂抹在周萍的脸蛋上,使周萍显得异常俏丽。你真美,他盯着她说。
       一只鸟从两人头上飞过,发出吱的一声。他猛地抱住了她。这里没有人,只有树木和花草,再就是飞来飞去的鸟儿。他可以恣意地亲她。她起先还反抗他,想推开他的吻抱,但随后就不反抗了,她的身体软了,软在他的怀里。她娇声说:你真坏。
       他说:我就是要坏。
       橘树上的蜜橘此刻还只有板栗大一个,但橘树释放出来的那股清香却把两人熏醉了。
       六罗平因那个瞬间的恶念而改变了他的一生。人生有很多个瞬间会产生恶念,产生杀人的念头,产生轻生的念头,产生抢劫、偷盗或强奸的念头等等。这些都是恶念,假如你挨一挨,也许这个恶念就过去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自己。恶念是你脑海里的一只狂犬,假如你放纵它,它就要伤人,反过来又伤了你自己。就像我们说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一样。假如那天上午罗平没碰见老易,也许老易就不会挨那一铁棍,就不会死。但老易命扫,偏偏就在那个时刻出现,而罗平在那一瞬间脑海里充满了要打他的恶念。那个恶念一旦付诸行动,就导致他走向了深渊。
       罗平并没想到他那一铁棍要了老易的命,他只是觉得他那一铁棍打下去时有蛮重,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上完课,他走出教室,向宿舍走去时,他看见一大堆老师和学生站在办公楼前说话,议论着什么,见他走来就都抹下了脸,只有一两个年轻老师对他笑了下。他估计他们是在议论他,他很高傲的样子向前走去。他没看见老易。回到家里,他有些不安,明白自己闯了祸。他深觉自己太冲动了,现在后悔也是空的了。他站在窗前望过去,办公楼前仍然站着那堆人。他不晓得老易已被学校里的那辆卡车送往了镇医院,而就在他站在窗前偷偷俯瞰办公楼前的那堆人时,老易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学校里报了案,中午时派出所就来了两个民警。他们直奔罗平家,罗平当时正在吃面,我也在他家吃面,因为罗平打了人,我来询问情况,罗平就留我吃面。他感觉自己犯了错误,所以更需要声援。罗平正咬着一口面时,两个民警出现在门前,当时门是开着的,只把纱门带关了。其中一个高个儿民警把纱门拉开了,拉长脸瞪着我和罗平。
       哪个是罗平?高个儿民警问。
       罗平说:我是罗平。
       高个儿民警严肃着脸扫一眼罗平,跟我走吧。
       什么事?罗平脸色白了,瞅着民警。到派出所去,另一个矮个儿民警厉声说。罗平一脸凄惨地看我一眼,起身,步入厨房抹了下嘴巴,走出来,看着两个民警。高个儿民警说:你妻子呢?
       她在县电视台上班。高个儿民警又说:那你自己把你的换洗衣服、毯子和被子都带上。快点。
       罗平走进卧室,匆匆收拾着东西。我也走进去帮他收拾衣物,罗平一脸软弱和凄惨,目光惊恐不安。我完了,我完蛋了。他对我说,呜呜呜哭了,哭得很难看。我完了,我并不想这样,我好后悔的,呜呜呜我真的好后悔……
       我十分同情他,我也很难过。我说:莫哭了,罗平。
       罗平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呜呜呜,涕泪横流。我我好害害害怕,好后后悔……
       矮个儿民警瞪着他说:现在哭已经晚了,哭也不解决问题。走吧,走吧。
       两个民警把罗平带出了这间对于他来说等于是地狱一般的房间,下了楼。楼下有一辆警车,他被两个民警押进了警车。警车在众目睽睽下开走了。
       周萍与健毛的暧昧关系,慢慢地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我们都晓得《增广贤文》里面的那句名言: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不做,也就不会有事情发生。健毛与周萍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当然就会有二次。周萍看不起老三,健毛也不把老三放在眼里,事情当然就朝着健毛铺展的轨道上前进。开始有人留意他们了,进而发现了他们的奸情。于是就有仗义疏财的人将此事告诉了老三。住在光裕里一号的五伢子,另一个在街上玩的年轻人看见周萍在健毛家出出进进,终于看不过去了。你堂客要不得,五伢子对老三说,你要盯紧点。
       老三没工夫盯紧周萍。白天他要上班,厂里实行上班翻牌子下班也翻牌子的管理制度,没有一点弹性。晚上,他要赚外快,常常干到深更半夜。已经有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了,他也不是完全不信,也不是完全相信。但有一天,老三半夜干完活儿回家,洗了个澡,就想同周萍做爱。周萍已睡了,身上盖着薄被,蜷缩着身体。那是一九八八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门前的法国梧桐树上长满了新鲜的绿叶,四月的春风带着一些冷意。他光着身体钻进被子,解开了妻子的睡衣,脸伏到妻子软绵绵的身上。然而他在妻子的乳房上嗅到了一种口水的臭气。这种口水的臭气并不是很浓,淡淡的,但他的鼻子凑上去时却能嗅到。这两天他并没碰周萍的身体,怎么周萍的身上会有一种口水的臭味呢?他又一本正经地闻了闻,就像一只狗嗅骨头的气味一样。周萍醒了,迷迷糊糊地说:睡觉,别动我,我要睡觉。
       他凝视着妻子的脸蛋,妻子的脸蛋很安详,还很恬静。但他瞧着妻子的脸蛋却想起了那些风言风语。那些风言风语此刻犹如大浪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他一脸伤心,感到自己的好心喂了狗。他愤怒地把她摇醒了,指着她的乳房道:你乳房上怎么有一种口臭气?
       妻子醒了,你发神经吧你?
       我发神经?你自己当然闻不到,这是一种口水留下的臭味。
       妻子说:你有点宝,就是口水臭味也是你的口水臭味。
       老三也拿不准,但从此心里却有了些儿怀疑。于是就有了那一天。那是距他发现妻子乳房上有口水臭气的半年后的一天,吃过晚饭,他丢下碗筷,对妻子郑重其事地说:今天可能要忙一通晚,因为江西的老吴明天要来提货,厂里人手太少了,只好加通晚班做。
       周萍看着他。他又说:你莫睡觉睡得同死猪一样,要注意帮旺旺盖好被子。
       然后他出了门,他没有到厂里去,而是溜到距自己家不远的一株老槐树下候着,密切注视着家里的动静。他在这株槐树下站了一个小时,正犹豫着是不是真的去厂里时,他看见周萍从家里走了出来,随手关了门,左右看了看,便朝油义巷走去。他尾随其后,跟踪着。他看见她走进了油义巷,快步向健毛家走去。我操他娘,他心里骂道,果然如此。他看见健毛开门,随后又把门关了。他在外面站了五分钟,这五分钟让他做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假如他多站五分钟,也许这个决定又会取消,但在他人生的那个瞬间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健毛这狗娘养的。他迅速跑回家,奔入厨房,拿起了钉板上的菜刀---这是一把因剁骨头而有了两处缺口的菜刀,菜刀油渍渍的,还粘着辣椒籽---他提着菜刀奔了出去,径直向健毛家跑去。他能听见自己悲壮的脚步声,那不是奔向光明地带,而是奔向监狱生涯。他敲门,健毛在门里粗声问:哪个?他没回答,而是进一步敲门。他听见妻子说莫开门,他又听见健毛迟疑了下说:怕么子怕。我未必还怕个什么人,长这么大?健毛朝死神拉开了门。死神就是我的朋友老三。健毛觑老三一眼,一点也不惊慌。他看见老三手握菜刀,还很镇静地冷笑了下。你还拿菜刀?健毛不屑地瞟一眼老三,你以为你拿着菜刀就吓得住我?
       老三紧攥着菜刀,愤怒地瞪着健毛。健毛很不屑地将头低下,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砍喽,朝这里砍。他对老三说。
       在健毛眼里,老三是绝不敢砍的。假如是街上的五伢子---那个靠打架而在黄家镇出了大名的五伢子,他就绝不会伸出脖子,但站在他面前的是老三,一个为人本分的工人,他便把脖子伸长了给他砍。他谅老三不敢砍。但那一瞬间,老三的脑海有一只疯狗,那只疯狗吞食了他的理智,使他的头脑停顿在恶念上,就仿佛我们身在飞快奔驰的过山车上一样,身体不由自己控制。老三手中的刀一抡,砍了下去。老三是做工的,力气自然就很大,又加上很愤怒,力气就更大,一刀砍下去颈椎便被砍断了,血溅了老三一身。老三傻了,害怕得全身痉挛,两腿也软了,傻傻地瞧着倒在地上的健毛。他自己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那一刀就砍了下去,仿佛鬼使神差。血从健毛的脖子处不停地朝外涌,迅速在地上漫溢开来,流到了周萍的脚下,周萍尖叫一声,从老三面前跑了出去。
       这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距今有十年了。我的同事罗平杀人是一九九三年九月,是老三一刀剁下去结果了健毛的五年后的事。我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是因为两件事情很类似。在老三杀人时我还不认识罗平,罗平那时候大学还没毕业。在罗平杀人时,老三在监狱里服刑。两人从未打过照面,也不知道彼此,只是罗平一铁棍把易老师打死后,我蓦地就联想到了老三。罗平因杀人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没有判死刑是因为罗平没有劣迹记录,再则并非是身藏凶器蓄意杀人。铁棍不是匕首,不是手枪,不能算凶器,而且也不是事先就提着铁棍,而是临时拾起铁棍打人,且只是一铁棍劈下去就罢手了,并非一铁棍又一铁棍地猛打死者,所以不能定罪为蓄意杀人,只能视为误杀,也就不能叫做罪大恶极。在对一个杀人犯定罪时,这一切都是供办案警察和法官参考和权衡的。
       罗平被判刑后,唐丽丽便从我楼下搬走了,从此我就再也没看见过她。她和罗平离婚及与她的上司结婚一事,我是后来听说的。我并没再见到过这个温柔善良的漂亮女人。罗平现在还在监狱里服刑,现在还只服了五年刑,还有十年,等到他刑满释放,他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这个人已经废了,毁在老易手上。正如我的朋友老三毁在健毛手上一样。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两人的妻子很漂亮,就给他们招来了祸患,所谓红颜祸水什么的。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理论,这是把罪恶归结到女人身上的论调。我认为人生有很多可怕的瞬间,那些瞬间里会充满恶念,把握好那些瞬间,去掉恶念,你就不会陷入泥淖。许许多多的劳改犯、经济犯罪或刑事犯罪分子,都是没把握好那些瞬间。我的朋友老三和罗平,都是在那些瞬间失控了,从而走上了一条通向监狱的路。我还认为阳世上总有一些人爱惹是生非,热衷于干一些挑衅的事情,与生俱来的好嫉妒和好斗促使他们成为这种让人讨厌的人。健毛就是这种人,老易亦如此。我的朋友老三和罗平就栽在这样的人身上。
       一九九九年春节,我家里来了一位出乎我意料的客人,他就是老三。老三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也被县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之所以没判死刑是因为健毛勾引他老婆,健毛品德败坏是街上有目共睹的,而老三从未有过不良记录。且杀人的情节也不是那么恶劣,并非一刀两刀地砍,只是一刀下去,并且是健毛伸长脖子赌他剁,所以在量刑上也就没判他死刑或无期。但在一九九九年时,老三还只是坐了十年零三个月牢,离他刑满释放的时间还有四年零八个月。所以我压根儿没想到敲门的是他。
       老三是你,你怎么出来了?我很惊讶且很高兴。
       老三对我嘿嘿嘿笑着。闲聊中,老三告诉我,他在白水劳改农场干得很出色,经常立功,尤其在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救灾中,他救了两个小女孩,还救了场领导的父亲,鉴于他在这次抗洪救灾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人生的自由。过年前,场领导突然通知他,他这一次减了三年刑,他可以回家过春节了。此前,他因不断地朝减刑方向努力,累计起来,他已陆陆续续减了一年零八个月刑,加上这三年,也就是四年零八个月。
       镇迎春路和迎宾路都拓宽了,从前坑坑洼洼的柏油马路变成了一劳永逸的水泥马路。路的两旁,这十年增加了好多栋七层或八层楼的房屋,例如工商银行大厦、太空酒店和怡人大酒店等等。一栋栋房子都漂漂亮亮的,大街上不像过去那么灰暗。我就跟一个乡下人一样感到欣喜和陌生。这几天,我天天在街上乱窜,我在劳改农场的这十年,镇上变化真大。老三说。
       是的是的,这十年变化确实很大。我说。街上还有茶楼茶室,还有好多人唱卡拉OK,一点也不像我记忆里的样子了。老三说。
       是的是的。从前怡人大酒店那一带是橘园,而橘园那边是荒山坡。现在那边都是房屋,一栋一栋。我说。荒山坡被夷为了平地,一个房地产商在那里建了一栋栋五层楼的商品房。镇上过去只有两三万人口,现在我怀疑有五万人口了。真是人越来越多了。
       老三现在仍住在光裕里。老三的儿子在老三服刑时由奶奶带着,现在已读初中了,据老三说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拔尖的。老三还谈到了周萍,他听别人说周萍吸毒、卖淫,而且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周萍彻底变成了一个要不得的却又没人要的龌龊的女人,一个毁了他,更是毁了自己的女人。
       我跟她见了一面,她来看儿子。老三告诉我。我在厨房的窗口看见了她。她快四十岁了,还打扮得妖里妖气,跟一些社会上的贼和嫖客混在一起,这样的女人彻底没救了。
       那没救了。我也这样看。
       老三现在在镇上的一家现代装修公司做技术工人,经常接受老板的派遣,上门去干活儿,为一些人家的厨房和厕所搞设计。老三是那种生性就很聪明和很努力的人,做事也很有点子,不是那种只晓得做呆事的人,自然深受老板器重。老板给他一千元一月。看来对社会有用的人,终究有用,对社会没用的人,终究是这个社会制度及法律的危害者。
       老三又结了婚,这一次他没有大办,因为都是二道货。那是个比他小几岁的女人,长得普普通通,带着一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自己有一份正式工作---是镇幼儿园搞饭的老师。老三非常爱她,把自己这十年里积累的爱情都泼到了她身上。老三仍然是那种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男人,十年的监狱生活并没使他变得灰心丧气。他仍然订阅《小说月报》,仍然爱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关心时事,仍然是一个在生活中愿意努力体现其价值的男人。
       〔责任编辑 杨 泥〕